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里所说的“僧见底斡”当然是意大利文sensitivo的音译，所谓“知时草”也就是今天我们知道的含羞草。看来含羞草被带进中国是在十八世纪中叶，因为乾隆御题诗是在公元一七五三年，含羞草进入我国也应该是前此不久的事。乾隆虽是个封建皇帝，但还有些科学头脑，观察事物也很仔细；含羞草早晚眠起时间不同，“在午前为时五分，午后为时十分”，这方面他都注意到的。
乾隆甲午御咏额摩鸟诗
《国朝院画录》又提到乾隆所写有关额摩鸟的一首诗后的按语，原文详细描写了这种鸟的形状，观察十分细致，因原文太长，这里只引前面一段：“西洋人所记额摩鸟图说云，额摩鸟古今图籍未载，西洋旧无此种，于其国一千五百九十七年，当明万历二十五年丁酉，红毛国人始得自嘎拉巴海岛，携来西洋，云即彼国亦罕觏也，后六年，红毛国人复于嘎拉巴得二鸟，皆不能蓄。当朝康熙十年辛亥，有胜老楞佐海岛头目，自印度国估舶购得，献之佛朗机亚国王，畜之四年死，国王命工详图其状……”下面在描写这种鸟的形状后，又说，“此鸟在嘎拉巴名额摩，在佛朗机名格素尔”，这所描写的当然就是产于印度洋一带的食火鸡（casuaris）。这段记载说明是在公元一五九七年荷兰人才从印尼的苏拉威西岛得到这种鸟。苏拉威西岛原名Celebes或Kalabat，这里的嘎拉巴即其译音。后来到了康熙十年即一六七一年，又有马达加斯加岛人买到这种鸟，送给欧洲人。这里的胜老楞佐海岛是San Laurenzo的译音，这也就是马达加斯加的旧名。这段记载详细地说明了印度洋的食火鸡是怎样从东方传到欧洲去的。
明代记载中的罗马史诗传说
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里关于吕宋（菲律宾）部分有一段关于西班牙人如何侵占该地的记载：“有佛朗机者，自称干系蜡国，从大西来，亦与吕宋互市，酋私相语曰，彼可取而代也，因上黄金，为吕宋王寿，乞地如牛皮大，盖屋，王信而许之，佛朗机乃取牛皮，翦而相续之，以为四围，乞地称是，王难之，然重失信远夷，竟予地，月征税如所部法，佛朗机既得地，筑城营室，列铳置刀盾甚具，久之，围吕宋，杀其王，逐其民入山，而吕宋遂为佛朗机有矣。”这一段里关于西班牙人如何施展巧计，先说要一张牛皮大的一块小地，然后把一张牛皮剪成细条，围起一大片地方，在那里筑起城堡的这个故事是很有趣的。这个故事首先出现在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ius）的史诗《埃尼阿纪（Aeneid）》里；这部史诗共十二卷，叙述从特罗（Troy）城逃出的英雄埃尼阿（Aene－as）如何到了意大利，重建城邦（Lavinium），这就是后日罗马的起源。手头没有原书，只记得这个用牛皮围地的故事是在史诗的后半，即在埃尼阿与当地英雄突尔努斯（Turnus）发生冲突之时。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熟悉这段古罗马史诗里的故事是不足为奇的，维吉尔也是家喻户晓的古代诗人；也许西班牙殖民者初来菲律宾时，确实重复使用了这个计策来骗当地人，但更可能是并无此事，他们不过在后来的当地传说里引用了维吉尔的史诗里的故事而已。
明代记载中的西班牙斗牛风俗
在张燮的《东西洋考》里同一条下，还提到在吕宋的西班牙人的斗牛风俗，也有些趣味：“先是吕宋国王兄弟，勇甚，既为佛朗机所戕，辄祟于国，国人每值死日，夷僧为牛厌之，牛者，栅木为场，置牛数十头于中，环射之，牛叫掷死，以此逐鬼云。”我们知道斗牛的风俗起源很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就有人斗牛的表演。在西班牙斗牛的风俗至少可以远到十一世纪，所以这里所说，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斗牛是因为他们杀了吕宋国王兄弟，才用斗牛方式来驱鬼，显然是弄错了。这里所说的，把几十头牛放 在一起杀掉，也与真正斗牛做法不同，不过虽然传闻在细节上有误，当时西班牙人把斗牛的习俗带到了菲律宾，这一点还是很可能的。
欧洲十四行诗的起源问题
西方有不少学者研究十四行诗的起源问题，结论都是说弄不清楚；一般定论都说最早的欧洲十四行诗发现在意大利。公元十三世纪有一位西西里岛的诗人披埃洛·德勒·维奈（Piero delleVigne），他死在公元一二四九年；他写的十四行诗是至今所知欧洲最早的；此后又有意大利的诗人阿瑞索（Arezzo）的贵同尼（Gui－ttone），他死在公元一二九四年，才定下规矩，即每首诗必须由一个八行诗组（octave）和一个六行诗组（sestet）合成，前面的八行又可分为两个四行诗组（quatrain），但在前八行和后六行之间，音乐上一般要有个顿挫。十四行诗后来传到法国和英国等地；英国后来流行的十四行诗是一个变体，每首诗由三个四行诗组和末尾同韵的两行合成；这些在这里就不必细说了。这里有趣的是，为什么十四行诗这种诗体要首先在十三世纪的意大利出现？当时西欧文化还远比近东一带文化落后，很多东西都是从近东的东罗马和大食文化传过去的。十四行诗这种诗体在希腊诗里找不到，会不会是从大食即阿拉伯人那里传过去的呢？当时大食势力在地中海非常强大，西西里岛就曾经在大食人统制之下，所以如果意大利诗人是从大食人留下的歌谣学到这种诗体，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反问：为什么正在受到近东文化影响的意大利诗人自己不能创造一种新诗体呢？而且在古代阿拉伯诗歌中不是至今也还没有人发现十四行诗这种歌谣形式吗？这个反驳是有力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大食帝国的另一边，就是说在东方的中国，我们也发现了更早的十四行诗，那样这件事又如何解释呢？
唐代的大诗人李白所写的一首诗《花间一壶酒》，我们是很熟习的；这首诗就是一首很完整的十四行诗：开头是一个八行诗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用的是一个韵。然后是一个间隔，下面是一个六行诗组：“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用的是另一个尾韵。前面的八行诗组又可以分为两个四行诗组。这和意大利的十四行诗规律都是完全符合的。当然李白的诗集里还有别的十四行诗，如古风里嘲鲁儒和秦始皇的那两首，但《花间一壶酒》是最典型的一首。
李白的时代比起十三世纪的意大利诗人要早好几百年，但这整个时代都是大食帝国兴盛的时代；大食人所建立的庞大帝国和共同文化在东方与唐帝国接壤，在西方则靠近地中海的西欧国家，尤其是意大利。我们当然不能肯定十四行诗这种歌谣形式是从我国经过阿拉伯人传到西方去的，但是至少这是一个有趣的假设。今天世界上研究中古时代大食人文学诗歌的学者还不多，许多过去的东西还有待发现；也许将来我们能找到这方面的更多线索。
杨宪益
《中国哲学》第二辑
集刊《中国哲学》第二辑将在三联书店出版。卷首刊载郭沫若论名学的题词。论著有：谭戒甫遗著《中国古代文字的哲学观》、余敦康的《论管仲学派》、钟肇鹏的《论谶纬神学和阶级斗争》、李泽厚的《魏晋风度》、谭家健的《略论魏晋时期的无君论思潮》、丁守和的《恽代英革命思想的发展》、吕的《楞严百伪》、喻松青的《罗教初探》、王尧的《西藏喇嘛教的形成》等。资料有：顾颉刚的《我是怎样编写的》（上）、贺麟的《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在京部分历史、哲学史工作者座谈历史上哲学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报道等。
郭沫若——中国新史学的开创者（上）
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逝世已经一周年了。郭老是诗人、剧作家、学者。他的成就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开创性的。如果说，郭老的《女神》开辟了中国诗歌的一个新时代，那末，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划出了中国历史学的一个新时期，哺育了整整一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
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到《奴隶制时代》
郭老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是从1928年2月亡命日本后开始的。
1927年4月，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叛变和共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的投降而失败了。革命转入了低潮。“中国往何处去？”这个问题重新提了出来。这是一个革命的实践问题，但它要求理论给予回答。于是，在文化思想界开展了两个问题的争论：一个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它要求明确革命的任务，革命由哪一个阶级来领导的问题。一个是中国社会史问题。它要求回答的是：中国是不是经历过马克思主义指示的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将到达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当时社会有一股思潮，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企图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
郭老亡命日本，离开了“武器的批判”，可是他并没有离开革命，而是转入文化战线，拿起了“批判的武器”。正如周恩来同志后来指出的，“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我要说的话》，1941年）郭老幼年和少年时代，曾经熟读先秦的典籍，这是他研究中国古代史一个有利条件。但更重要的，是郭老为了回答敌人的挑战，研究历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作了充分准备。他研究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些经典著作，使他掌握了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的结构及其矛盾运动的规律，意识形态产生、变化的规律，一句话，他掌握了科学的批判的武器。
郭老的研究是从相传我国最早的几部文献《易》、《尚书》、《诗经》着手的。他在1928年8月写成了《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10月又写成了《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这两篇文章，如郭老后来在后者的《序说》中说的：
“在《易经》和《易传》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国社会的两个变革的时期：便是《易经》是由原始公社制变为奴隶制时的产物，《易传》是由奴隶制变成封建制时的产物。第一个变革是在殷周之际达到完成，第二个变革的完成，是在东周以后。
“这两个变革的痕迹在《诗经》和《书经》中表现得更加鲜明，……”
就是说，从《易》、《诗》、《书》里，他发现奴隶制社会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这便是西周时代。
郭老写完了这两篇文章，并没有接着写下去。他踌躇起来了。他感到单凭文献研究古代社会，是很成问题的。第一，这些文献中有的写作年代，就不是如传统的说法那样的早；第二，文献传抄刊刻，不少讹误、窜改。他在写《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时，便感到“古文《尚书》除今文所有的二十八篇之外都是伪作”，“但在今文《尚书》的二十八篇中依然包含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据以为研究材料之前，材料的可据性的研究当然是先决问题”（该文《序说》）。他知道，在欧洲，研究古代的历史，更可靠的依据是地下发掘的材料；可是，在当时，中国虽有一些发掘，而这些发掘，不是西方文化骗子为了寻宝，就是本国的学阀为了搜奇，他们都没有注意地层的关系和地下同出器物的关系，因而还不能说是真正的科学发掘。怎么办呢？传统的文献既不能作为研究的全部依据，郭老的注意自然转向考古材料了。
据郭老在《我是中国人》（《沫若文集》第8卷）中回忆，1929年夏天，他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阅读了当时出版的几乎所有的甲骨文、殷周青铜器图录的铭文和考释，攻下了某些资产阶级学者以为高不可攀、神秘莫测的古文字关。他把古代史的研究与古文字的研究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先后写出了《释祖妣》、《释臣宰》、《释岁》、《释支干》等十七篇考释甲骨文字的文章（后汇编为《甲骨文字研究》一书）。这些文章，由于作者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有广博渊深的民族学、民俗学等知识，多所创获。例如《释祖妣》，据甲骨文的字形，祖是男根，妣是女阴，结合着民族学和民俗学研究，郭老发现，殷人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也有过生殖器崇拜。这正是原始社会的孑遗。《释臣宰》，认为臣是竖目的形状，表示俯首听命；宰从辛，即头上有黥。这些人都是奴隶，从而证明了殷末已有奴隶的存在。
差不多同时，郭老还读了北平地质研究所关于周口店北京人的材料和安德生在甘肃、河南等地的彩陶遗迹的报告以及所有关于中国境内的考古学上的发现记载。为了学习科学的考古方法，还翻译了德国米·海里斯的《第十九世纪考古学的发现》（重版名《美术考古一世纪》）。
在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基础之上，郭老继续向殷周的社会探索。1929年9月，写出《卜辞中的古代社会》，论证了在殷代末期奴隶的来源、用途和开始作为私有财产的存在。但，当时郭老还不认为殷代是奴隶制社会。接着，在11月，又写出《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在这篇文章中，郭老从大量铭文，得知庶人、民人、臣仆等，都当作财产来赏赐。进一步证明，“周代的奴隶，正是一种主要财产！”周代（西周）是奴隶制社会。同时，反证了周代不是封建社会。
郭老写这四篇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文章，都是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公式来展开论述的。后来，郭老自己认为，他研究的方法是正确的，但由于材料的时代没弄清楚，有的结论便不免错误。
1928年10月，郭老还写了《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文章撮述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要点（当时，恩格斯的这一重要著作还没有中文译本），并扼要地论述了自己对中国历史分期的观点，这就是1，西周以前，原始公社制；2，西周时代，奴隶制；3，春秋以后，封建制；4，最近百年，资本制。后来，郭老在把上述几篇文章编为文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时，这篇文章就作为该书的导论。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于1930年出版，它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奴隶制社会，从而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是普遍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同样能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这是郭老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第一部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它给了后来的新史学家以深刻的启示。它是一块高大的里程碑，耸立在中国史学史上，划分出了中国历史学的一个崭新的时代。过去，优秀的封建史学家或资产阶级史学家，尽管企图合理地解释历史，可是，他们笔下的历史现象，仍然是混沌一团，因果颠倒。《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第一次使中国历史的研究走上了科学的道路。这部著作从初版到现在整整半个世纪了，仍然没有减弱生命的活力和思想的光芒。
当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如象作者在1953年写的《新版引言》中说的，它是“草创时期的东西，它在中国古代的社会机构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判上虽然贡献了一些新的见解，但主要由于材料的时代性未能划分清楚，却轻率地提出了好些错误的结论。这些本质上的错误，二十几年来我在逐步地加以清算”。的确，郭老是勇于探索，严于解剖自己的。他的自我清算，最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写于1944年7月，上距写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已经十六、七年。在三十年代，郭老结合着历史，对甲骨文和金文又作了更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两周金文辞大系》（1932年1月）、《金文丛考》（1932年5月）、《卜辞通纂》（1933年5月）、《古代铭刻汇考》（1933年5月）及《续编》（1934年）、《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935年）。对古代的文献，郭老也 作了深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