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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然于心”，即“得成竹于胸中”（11）的阶段。这个“成竹”，当然不是对自然竹的简单表象，而已是主客观统一的形象思维的产物，是存在于作者头脑中的艺术半成品。这一点，在苏轼以前的宋人中没有人讲到过。第三阶段，是“了然于口与手”、“达之于口与手”的阶段，即用语言文字将头脑中的物象物理表达出来而成为文章。这三个阶段都要毫无缺憾地完成才是苏轼所说的“辞至于达，足矣，不可以有加矣”（12）的“文”。这样来谈文，也是此前宋人中没有一个能窥见的。苏轼对“文”所悬的标准甚高，正是反对浮艳与艰涩两条战线作战的需要。因此，他还就丰富的创作经验，对“辞达”的问题从三方面加以剖析申说。第一，“了然于心”的人，不见得能“了然于口”，因此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是不成立的，只有“德之发于口者也”（13）。而要能发之于口，必须下功夫钻研学习：“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14）。这就明确提出，只有勤学苦练，才能解决“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的矛盾。第二，怎样才算“了然”，了然的标准就是“随物践形”（15）。客观的物象物理能具体呈现于胸中，才算“了然于心”；胸中之物象物理能准确地表现在文中，才算了然于口与手。第三，从了然于心到了然于口与手的推移，是“不能不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的过程，如“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16）。对于这个创作中的兴会问题，东坡曾以画家孙知微在成都大慈寺作壁画时的创作状态（17）为例，予以形象的表现。又曾将其父苏淘《仲兄字文甫说》中风水“相激成文”的观点括为一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18）这里实际上已涉及创作过程中主体的修养和客体的感触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了。论文而不局限于儒家之道，求“物固有是理”而了然于心，再到充满勃郁之后而了然于口与手，所以苏轼说“吾所为文必与道俱”。这样的创作境界是那些空言载道及“以艰深文浅陋”者流无法体会的。
苏轼创作包罗宏富，正是他上述理论的绝好证明。他一生于散文用力勤，作品数量大，体裁多。由于他积极从政，洞悉历史，为人正直，品德优良，对当时社会的各种重大问题，都敢于直说自己的意见，故其政论和史论大都雄辩滔滔，气势纵横，结构多变，语言明快畅达而尤长于形象地说理，明显地继承了《战国策》、《孟子》、《庄子》及贾谊、陆贽的优点。苏轼行文，比韩愈平易，比欧阳修条畅。而他的思想特点是主儒术而不为所迁，杂佛老而不为所溺；立身行事，勤于政事，肯定人生，积极乐观，胸次广阔。因而，他的其他样式的散文，如书信、记、序跋、随笔等等，大都是叙述、描写、抒情错杂并用，随意挥洒，笔酣墨畅，兼有魏晋文风的自由通脱而又自是唐宋文的明白简练。诗情画意，触处皆是；覃思妙理，一出自然。确如他自己所谓“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19）。明人王圣俞在选辑《苏长公小品》时说：“文至东坡真是不须作文，只随笔记录便是文”（20）。总之，苏轼散文吸取了前代传统的重要优点，体现了唐宋古文运动的积极成果，把散文的文学性、实用性、通俗性都推进一大步，不能不说是对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巨大贡献。
苏轼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均以散文著称。苏洵文字雄奇坚劲，议政议军，很有战国纵横家的色彩。苏辙文章不如乃兄才华横溢，然亦做到“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21），在宋代散文中也是能够独自树立的。
宋代古文运动，至苏轼而告胜利完成。和欧阳修一样，苏轼也比较注意奖引后进，为青年人开路。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无咎以及陈师道、李等，都是北宋后期文坛知名之士。他们的成就虽不全在散文，然而他们的理论都毫无例外地深受苏轼影响。他们的散文创作，也都是沿着欧、苏的道路前进的。
（本文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宋文选》一书的前言的一节。该书由四川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前言的执笔者是张志烈同志。）
① 苏轼：《上欧阳内翰书》。
② 苏轼：《答王痒书》。
③ 苏轼：《答刘沔书》。
④ 苏轼：《答谢民师书》。
⑤ 苏轼：《答谢民师书》。
⑥ 苏轼：《答俞括书》。
⑦ 苏轼：《日喻》。
⑧ 苏轼：《送钱塘聪师阅复叙》。
⑨ 苏轼：《上曾丞相书》。
⑩ 苏辙：《墨竹赋》。
（11） 苏轼：《谷偃竹记》。
（12） 苏轼：《答王痒书》。
（13） 苏轼：《范文正公集叙》。
（14） 苏轼：《谷偃竹记》。
（15） 苏轼：《文说》、《书蒲永升画后》。
（16） 苏轼：《江行唱和集叙》。
（17） 苏轼：《书蒲永升画后》：“始，知微欲于大慈寺寿宁院壁作湖滩水石四堵，营度经岁，终不肯下笔。一日，仓皇入寺，索笔墨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
（18） 苏轼：《琴诗》。
（19） 苏轼：《文说》。
（20） 见其批《书天观壁》语。
（21） 苏轼：《答张文潜书》。
美国朋友的一封来信
美国玛丽·马尔兹·米诺去年送给北京图书馆一部和她的妹妹合著的《美国印第安人的手工艺》。北京图书馆回赠了《中国沙漠治理图片集》（科学出版社英文版）。今年米诺寄来一封谢信，信中说：
“我们出生在纳布拉斯加州，这个州西部的土地同你们那本书中的几幅图片的景致十分相似。我们管它叫‘沙丘’，是一片风吹积成的固定沙丘，牧草稀疏。纳布拉斯加州西部的斯考兹布罗夫市镇附近有风蚀石，跟你们书中那张黑白照片所呈现的‘风蚀柱’极为相似。在纳布拉斯加州，人们管这类柱石叫作‘烟囱石’，是一种指引我们的先驱们的车队朝西部行进的明显标志。
“书中的图片极为精美，我特别对于那些显示中国在改造利用沙漠荒地方面所取得的惊人成就的图片感到兴趣。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去访问那些地方。
“一些防护林带必定象纳布拉斯加州某些乡村道路两旁所安置的挡雪栅那样起相似的作用。那些挡雪栅是用铁丝把笔直的窄条板缚结起来的，一般高四，设置在路边上。冬天常起暴风雪，这种挡雪栅即可抵住暴风雪，或使它减速。这也可以使雪堆积在挡雪栅前面，而使道路畅通无阻，免于积雪。
“我不知道风沙冲击防护林带会出现什么情况。风沙自行消散，还是堆积在防护林带边缘？我过去一直不知道中国在改造利用沙漠方面已经取得这样大的进展。我曾看到过山峦上的梯田图片。鉴于世界上有那么多广垠的沙漠地区，仅仅这一点看来就是对于将来世界的粮食供应和和平作出了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梅
郭沫若——中国新史学的开创者（下）
历史人物的翻案
郭老关于历史人物的评论，专集有《历史人物》、《李白与杜甫》。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一些历史人物的翻案文章。
一切剥削阶级的历史学家，由于他们的唯心史观和剥削阶级的偏见，也由于他们的政治需要，总不能客观地、历史地来评判历史人物的功过，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而且常常把历史颠倒了。郭老是无产阶级的史学家。他对于历史人物，总是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阶级斗争中去考察，拨开种种历史的假象和迷雾，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我们且举几个著名的例子。
殷纣王。过去的史家说，他征逐于酒池肉林，通宵达旦，作长夜之饮。说他行炮烙之刑，残酷得很。说他连年征战，穷兵黩武。总之，殷纣王被认为是十恶不赦的暴君。“助纣为虐”，已经是大家惯用的成语。可是郭老研究殷代的历史，从文献和卜辞中发现殷纣王帝辛和他的父亲帝乙，曾大规模地经略东南，把殷代高度发达的文化浸润到淮河下游。后来，“在今江苏西北部的宋国，长江流域的徐、楚，都是殷的遗民或其同盟民族所垦辟出的殖民地”。郭老在1935年写的《驳·殷末的东南经略》中论述了这段历史后说：“象殷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末经营东南，“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翦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当然，历史现象常常是矛盾的、复杂的，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所以郭老在另一个地方指出：“殷人之所以致败，主要是帝乙、帝辛经略东南夷的征战上流血过多”，“殷纣王用俘虏兵对敌，卒致‘前徒倒戈’，遭了失败。”“其次大约殷人好酒，生活腐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吧。”（《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后来，郭老在《今昔蒲剑·论古代文学》和1959年写的《观圆形殉葬坑》诗，还一再论及殷纣王的功绩。他在诗中说：“秦始皇帝收其功，其功宏伟古无侔。但如溯流探其源，实由殷辛开其初。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须。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
秦始皇。郭老骂过秦始皇。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象上文撮述的，郭老主要分析了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思想，说他是“一位极端的秘密主义者、极权主义、实行万世一系的人”。1942年写的剧本《高渐离》，对秦始皇的专制、独裁、暴虐，更是淋漓尽致地加以痛斥，甚至“过分毁蔑”。郭老笔下的秦始皇，就是当时的法西斯独裁者蒋介石。这在当时，是对蒋介石的一种斗争方式，用心是良苦的。解放以后，郭老对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和地位，就充分给予肯定了。1951年，他在《由说到悲剧精神》中便对秦始皇作出了全面的、历史的评价，既肯定了“秦始皇的统一中国是他对于历史有贡献的地方”，又指出他的暴虐，“失掉了人民的支持，故仅仅十三年秦朝便垮台了。”他在1956年7月写的《高渐离·校后记之二》中还说：“我写这剧本时是有暗射的用意的，存心用秦始皇来暗射蒋介石。因而对于秦始皇的处理很不公正。秦始皇是一位对民族发展有贡献的历史人物，蒋介石哪能和他相比！”在前引1959年写的诗中，盛赞秦始皇“其功宏伟古无侔”，同年写的《替曹操翻案》，也呼吁要为秦始皇翻案。1961年的《读札记》专门写了一节《论秦始皇》，驳斥袁枚的污蔑。郭老说：“以焚书而言，其用意在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其焚书最多者实为楚霸王，”“何能归罪于秦始皇耶？”“秦始皇毁兵器而为钟，不更有偃武修文，卖刀买牛之意耶？”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其中《秦始皇统一文字》一节，一再称述秦始皇用政权力量改革文字的“功绩”。这篇文章发表于1973年，那时，“四人帮”煽动极“左”的虚无主义思潮的余波未息，帝王将相，不给以科学分析，一概否定，一概要从历史上抹去。郭老坚持原则，对秦始皇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这在当时是极不平凡的。然而，事情仅隔一年，1974年，“四人帮”大搞“批儒评法”，影射史学，借此妄图打倒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并为自己树碑立传。他们吹捧法家秦始皇，不许人讲一句秦始皇的地主阶级的本质，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又借郭老在抗战期间曾写过骂秦始皇的文章来攻击污蔑郭老，最终把矛头指向周总理。他们对解放后郭老写的大量科学地评价秦始皇的诗文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他们的险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曹操。在旧中国，曹操是个大白脸，妇儒皆知。他的名字几乎成了奸狡的同义语。可是历史上的曹操，倒是一个大政治家、大诗人。他对于促进历史的发展，民族的融合，文学的革新和繁荣，都有过很大的贡献。早在1943年，郭老在《论曹植》（《历史人物》）中，对于钟嵘的《诗品》把曹操列于下品，就认为是“分明的不公平”。1959年，郭老写的史剧《蔡文姬》，就根本改变了过去舞台上的曹操的奸雄形象，而根据历史事实，塑造了一个有远大抱负，胸襟开阔，爱惜人才，诗情横溢的政治家、诗人的形象。同时写了著名的《替曹操翻案》一文，文章分析了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反面教员的原因，主要是渗透了封建意识的正统观念的《三国演义》和根据《三国演义》改编的三国戏造成的。文中论述了曹操屯田、统一北方的功绩，提出了如标题所示的一些引起热烈争论的问题，如“曹操虽然打了黄巾，但受到了黄巾起义的影响”，“曹操平定乌桓是反侵略性的战争，得到人民的支持”，“曹操杀人问题，应该根据历史事实重新考虑”。接着，又写了《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文，进一步论述了关于曹操镇压黄巾军的问题。1962年，在《读札记》中也写了《评曹操》一节，对袁枚否定曹操的为人，又作了辩解。今天，对郭老提出的上述问题，有的史学家尽管还有不同的看法，但对曹操的历史功绩基本上都作了肯定。曹操的冤案是翻过来了。
武则天。也是一个被冤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人物。封建史家骂她，无非是说她淫荡。她改元当皇帝，从封建正统的观点看来，是篡权；而且女性当皇帝，自然更是乾坤颠倒，牝鸡司晨了。这还了得！郭老在替曹操翻了案以后的第二年，1960年，又写了史剧《武则天》，为这位长期受到唾骂的杰出的女政治家翻案。他在剧中提到了武则天的特出的政治措施，如广言路，杜谗口；不拘资历，不问门第，锐意选拔人才；任何人可以荐人，也可以自荐；重视农桑，维护均田制；打击豪强，抑制兼并等。他的《我怎样写？》申论了武则天作为政治家在政治主张、为人等方面的不平凡，并为武则天的政敌和封建史家加给她的罪，名辩诬。郭老为武则天翻案是有充分历史根据的，我们只要看他摘录出的关于武后的七则重要史料（《武则天》附录二），便知道了。此外，郭老还写过《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根据》（1961年5月28日《光明日报》）、《关于武则天的两个问题》（1962年9月26日《光明日报》），对武则天的生世等作了考证。
还须提到的是，“四人帮”的江青作女皇梦，曾自比武则天。有些文章批江青，也否定了武则天。我们觉得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武则天的评价是完全可以讨论的。只是，批反革命江青的政治野心是一回事，评价历史人物武则天又是一回事，不好相混；否则，就将有离开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危险。
李自成。1944年郭老写的李自成农民起义推翻明王朝的《甲申三百年祭》，是一篇用马克思主义系统地研究农民起义的论著。它曾经引起轩然大波。它热情地歌颂了波澜壮阔的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它深刻总结了李自成农民军击败了明官军，进入城市以后，胜利冲昏了头脑，脱离群众，腐化享乐，终于被满洲贵族勾结汉奸陷于灭亡的沉痛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同志对郭老的历史著作曾给予高度评价，他在这年写给郭老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毛主席还希望郭老为文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可惜郭老一直没能写出来。
革命的学风和文风
郭老的学风和文风，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郭老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蒋介石破坏统一团结，企图向日本侵略者妥协投降。郭老写了史论《屈原研究》，史剧《屈原》，揭露大搞分裂、破坏团结的阴谋。他还写了《钓鱼城访古》，表彰了民族英雄张珏抗击蒙古的事迹，又写了史论《夏完淳》和史剧《南冠草》来歌颂民族英雄夏完淳的抗清斗争。《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沉痛的经验教训，对于抗日战争即将转入反攻，夺取全面胜利的我党我军，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因此，党中央曾通知全党，认真阅读这篇文章，吸取教益。郭老在解放后写的不少历史研究文章，也是为政治服务的。例如在《试探》一文中，郭老热情地赞扬了唐代新疆少数民族坎曼尔用汉文写的诗篇，并借以驳斥了苏修关于中国西界从来没有超出过甘肃和四川的胡言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