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闹苯幽康摹Ｎ逅脑硕⑿律缁峥蒲г硕彩且愿母锬谡褡褰夥诺囊拦椤？梢运倒ヒ磺形幕硕闹苯幽康模嵌阅诙皇嵌酝猓啥阅诘母母镆源锒酝獾亩懒ⅰＨ缃袷虑槿词橇窖Ｔ诘腥说闹苯用土仪致缘拇持拢衙挥凶约焊脑斓挠嗟亓恕５腥艘⑼陶鲋泄宦凼裁唇准度说龋际撬堑恼鞣韵蟆４忧笆刂辛⒌淖时臼屏Γ氲腥送骱衔鄣姆饨ú杏啵膊荒芴映稣庖怀〗倌选Ｈ褡褰袢账毡槭艿降氖巧胨赖耐病Ｔ谏胨赖淖詈蠼唤缦咧校颐且悸敲褡宓淖跃酢Ｎ颐翘炔煌蛑谝恍模沤嵊辏挚骨咳ǎㄓ腥迕鹜觥Ｎ颐侵挥凶呱习饕宓囊煌荆送庠倜挥械诙趼房勺吡恕＃�23＇
稍有常识者都能看出，这样区分“爱国主义”的“旧”与“新”，实在过于勉强。按照何干之的说法，此前的“爱国主义”，是源于敌人在国门外骚扰（这说法是否准确姑且不论），而眼下的“爱国主义”则源于敌人已打进国门。就算是这样吧，这“两种”“爱国主义”又能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呢？当然，何干之还指出，过去的“爱国主义”，是直接针对本国政府，是要求改革内政以抗强敌；而眼下的“爱国主义”，已不指向本国政府，而只是全民族精诚团结，共同御侮，因为这次“已没有自己改造的余地了”。如果真是这样，那这次的“爱国主义”就变得更简单了，简单到根本用不着以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文化运动来启发它。所以，何干之的这番说辞，无非是为了给“新启蒙运动”找到理论上的合法性而强词夺理。
“新启蒙运动”面对的最大障碍，其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运动，已有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五四”确立了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念，传播了种种新的知识、新的观察问题的方法。而且，鲁迅、胡适等“五四”启蒙老将，一直在继续着“五四”式的启蒙。二十来年间，“五四”式的启蒙尽管很艰难，但毕竟也在一点一滴地、迂回曲折地改造着人们的心智。陈伯达们要发起“新启蒙运动”，就必须对“旧启蒙运动”进行清算。“五四”之前的那些“启蒙运动”清算起来较为容易，可以尽情地否定而不必有过多的顾忌。但“五四”，情形就不同了。无论在哪种意义上，简单地、明确地否定“五四”，都是不明智之举，这会招致强烈的反感，使很多人拂袖而去。但不否定“五四”，“新启蒙运动”就没有必要展开了。陈伯达们发起“新启蒙运动”，目的就是要用“新哲学”否定和取代“旧启蒙运动”。而他们心目中的“旧启蒙运动”，主要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陈伯达们看来，“五四”是以“资本主义文化”否定和取代“封建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当然是要否定和取代的，但不应该以“资本主义文化”来否定和取代之，代替“封建主义文化”的，应该是“无产阶级文化”。“五四”虽然给“封建主义文化”以重创，但却又造成了“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流行。而“新启蒙运动”，就是要在以“新哲学”批判“封建主义文化”的同时，清算、否定和抗击在中国已流行了二十来年的“资本主义文化”。不能不清算和否定“五四”，但又不能无所顾忌地、痛快淋漓地否定和清算之，怎么办？陈伯达们采取的策略是，以“‘五四’启蒙运动”继承者的面目出现，在继承“五四精神”的旗号下，清算和否定“五四”。这一种策略，萧三从莫斯科给“左联”的信其实已经指明。
当然，陈伯达们的“新启蒙”，与“五四”式的启蒙，也并非完全没有共通之处。反儒学、反传统，对传统文化严厉审视和批判，就是二者的共通之处。尽管二者对传统文化审视和批判的眼光并不一致，用以取代传统文化的东西也形同冰炭，但毕竟二者审视和批判的姿态是相同的。陈伯达们如果说对“五四”也有所认同、有所肯定，那认同和肯定的，也仅仅是这种姿态。也正是在这种有限的意义上，陈伯达们自称为“五四”的继承者。在《哲学的国防动员》中，陈伯达列举了九项“新启蒙运动”应该进行的工作，其中第一项是“整理和批判戊戌以来的启蒙著作”。既然要批判的是戊戌“以来”的启蒙著作，那“五四”时期的启蒙著作当然也在批判之列。紧接着的第二项是“接受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号召，继续对于中国旧传统思想、旧宗教，作全面的有系统的批判”。把这两项放在一起，陈伯达对“五四”的态度就很清楚了。“五四”也是应该批判的，其值得继承处，仅仅是“打倒孔家店”这种“号召”而已，至于“打倒”的方式、用以取代的东西，则迥然不同。在《论新启蒙运动》中，陈伯达把这意思说得很分明：“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是五四以来更广阔，而又更深入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五四时代的口号，如‘打倒孔家店’，‘德赛二先生’的口号，仍为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所接受，而同时需要以新酒装进旧瓶，特别是要多面地具体地和目前的一般救亡运动相联结。这些口号的接受，也就是我们和五四时代人物合作的要点。”所以继承“五四”精神，就是把“五四”这瓶酒接过来，倒掉其中的“五四”之酒，而装进“新启蒙”之酒。说得更明白些，就是倒掉其中的“五四思想”，而装入陈伯达们所理解的“新哲学”。
如果说，陈伯达、艾思奇等人对“五四”的清算和否定还是零碎的、片断的，那何干之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则对“五四”进行了有系统的清算和否定。何干之写《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就是实践陈伯达提出的“整理和批判戊戌以来的启蒙著作”这一要求。书中第五章“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意在对“五四”进行有系统的批判。何干之这样评说“五四新文化运动”：
所以新文化运动的根本任务，是灌输民主和科学；提倡个人主义，培养新文学。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主要内容，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体，科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灵魂。个人主义，怀疑和评判的精神，是人的解放的基本条件，也是自由竞争在文化上的反映。反对旧伦理，就是反对封建思想。提倡文学改革，是以最适合于口头语的文字来做灌输新思想或评判旧思想的利器。这几种“罪案”（引按：此处借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中的说法），正确点说，文化使命，就是适应着民主运动的启蒙工作。民主、科学，人的解放，反对礼教，文学改革，谁敢说不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运动。＇24＇何干之在这里对“五四”的否定，真可谓不留情面、不要遮掩了。民主、科学、个人主义、怀疑的批判精神、人的解放——何干之这样来归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应该说是很准确的。然而，他如此归纳的目的，是要证明这些都是属于“资本主义文化”的范畴，因而是应该否定的。“新启蒙运动”的重要使命，就是铲除“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培育的这种“资本主义文化”。陈伯达还说“德赛二先生”这种“口号”仍须“接受”，而何干之分明认为，连这种“口号”也要抛弃。
陈伯达等中共理论家借救亡之势发动旨在宣传普及“左翼”思想的“新启蒙运动”，此举取得了极大成功，可以说是为党立下了巨大功劳。“风高放火天”。如果说救亡如狂风，那陈伯达等人则十分敏锐地迎风放了一把火。于是，火借风威，迅即成燎原之势。由于“新启蒙运动”以激进的救亡姿态出现，于是便获得了极大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合情性”，对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知识者有极大的吸引力。“救亡”与“左倾”于是成了同义语，要救亡就必须选择共产党，成为许多人、尤其是青年知识者的共识。被“新启蒙运动”所“启蒙”的李慎之先生在《不能忘记的“新启蒙”》一文中回忆说：“30年代的书店里，左派的书籍越来越多。”“当时上海福州路上书店林立，但是也许除了商务、中华、世界这几家大书店外，都大量出版‘进步书籍’，现在组成三联书店的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就是其中的最著名者。还有如南强书局、神州国光社等，都出版这类书。”“随着读的书越来越多，马列主义在我思想里的地位也越来越崇高。”“总而言之，‘新启蒙运动’造成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强有力的传播。”“我可以以过来人的身份证明……在抗战开始以后，‘新启蒙运动’是大大扩大了而且加深了。由于言论自由空间的扩展，无数共产党员和左翼文化人参加到启蒙的行列中来，千千万万青年知识分子（照当时延安的标准，从正式的大学毕业生到好歹念过几年书的小青年统统叫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自愿接受这样的‘新启蒙’，跨度大到现在70岁以上至90岁以下长达20岁的这个年龄段。其中许多人最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大大壮大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新启蒙’的成就表现为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以至被毛泽东称为是‘第二条战线’。”＇25＇
有许多资料可直接或间接地说明，“新启蒙运动”展开后，“左翼”书籍是如何普及。1936年10月22日，尚在陕北保安（两个多月后迁延安）的毛泽东，给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写信，布置了这样的任务：“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共价不过一百元至三百元，请剑兄经手选择，鼎兄经手购买。在十一月初先行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26＇毛泽东令从西安购这类通俗的“左翼”书籍，供干部学习，固然说明了这类书籍怎样影响了延安的干部，但也同时说明了，在国民党统治区，这类书如何多见。
其实毛泽东本人也是“新启蒙运动”的巨大受惠者。到达陕北前，毛泽东在党内一直受着留苏派的理论压迫。王明、博古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杀回国后，更是视毛泽东为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土包子”。“山沟里怎么能出马克思主义？”——面对这样的诘问，毛泽东只能哑口无言。“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夺取了军事上的话语权，后来，政治上的话语权也逐渐夺得，但在“延安整风”前，理论上的话语权一直在博古、张闻天等人手里。1937年11月，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身份到达延安，更让毛泽东感到沉重的理论压力。理论上的劣势，一直是毛泽东的软肋，当然也是他巨大的心病。到达陕北前，客观条件不容许毛泽东在理论上武装自己。到延安后，这样的客观条件可以说是充分具备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得毛泽东可以安全、安心、安稳地在延安安营扎寨；三个师派出去了，也无须多操心抗战的具体事情。时间大大地有了。而各种宣传、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又大量出现，也给毛泽东在理论上的补课提供了极大便利。几乎所有毛泽东的传记和关于毛泽东读书生活的著作，都要说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废寝忘食地攻读马列主义的理论，而这时期出现的“新启蒙”著作，无疑也在他攻读的范围之内。他写信令叶剑英、刘鼎选购这类书，说明他对这类书相当熟悉。抗战爆发后，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都到了延安，陈伯达还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从这时期他写给这些人的信可看出，他不但读他们的书，还时常向他们“讨教”、与他们切磋。例如，1937年9月，毛泽东曾给艾思奇写了这样一封信：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27＇
《哲学与生活》是艾思奇继《大众哲学》之后，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写的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1937年4月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是典型的“新启蒙”读物。毛泽东不但细读，竟然还作摘录，竟然还把摘录送请作者审阅，竟然还预约时间登门求教，可见学习态度之认真诚恳。这时候，是淞沪抗战正激烈的时候，毛泽东却有时间和心情研究这样的东西，也算是一种福气。一番“恶补”后，毛泽东推出了《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理论著作，终于在理论上也击败了留苏派，确立了思想权威的地位。所以，“新启蒙运动”其实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
2008年1月14日
＇1＇李慎之：《不能忘记的“新启蒙”》，《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
＇2＇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51—252页。
＇3＇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54页。
＇4＇《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6—547页。
＇5＇《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8页。
＇6＇《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献资料》，第二辑，第391页。
＇7＇《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献资料》，第二辑，第448页—449页。
＇8＇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310页。
＇9＇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88页。
＇10＇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290页。
＇11＇＇苏＇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36页。
＇12＇周天度、孙彩霞：《救国会史》，群言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10页。
＇13＇《清华大学校史稿》，1981年2月版，第258页。
＇14＇周天度、孙彩霞：《沈钧儒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116页。
＇15＇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第1版，第293—294页。
＇16＇萧三：《给左联的信》，陈瘦竹主编：《左翼文艺运动史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出版，1980年5月版。
＇17＇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第1版，第298—299页。
＇18＇《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81页。
＇19＇《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400页。
＇20＇《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418—419页。
＇21＇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61页。
＇22＇《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414页。
＇23＇《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414—415页。
＇24＇《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40页。
＇25＇李慎之：《不能忘记的“新启蒙”》，《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
＇2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重印，1984年1月版，第80页。
＇27＇《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重印，1984年1月版，第112页。
《敌乎？友乎？》的前因后果
1935年2月9日，鲁迅在致萧军和萧红的信中，写下了这样一番话：“前几天大家过年，报纸停刊，从袁世凯那时起，卖国就在这时候，这方法流传至今，我看是关内也在这爆竹声中葬送了。你记得去年各报上登过一篇《敌乎？友乎？》的文章吗？做的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今年就要将‘一二八’‘九一八’的纪念取消，报上登载的减少学校假期，就是这件事，不过他们说话改头换面，使大家不觉得。‘友’之敌，就是自己之‘敌’，要代‘友’讨伐的，所以我看此后的中国报，将不准对日本说一句什么话。”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这五六年的时间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面对日寇的鲸吞蚕食，面对日寇的步步进逼，采取了妥协、隐忍的政策，再二再三地逆来顺受，再三再四地忍辱含羞。甚至日本方面要求中国政府限制、取缔报刊上的反日言论和社会上的反日行动，中国政府也就果真对国内的反日言行进行弹压。这情形自然令绝大多数的国人看不懂，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