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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又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1921年12月23日开始，孙中山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远东代表马林（本姓斯尼夫利艾特，荷兰共产党员）在桂林举行了为期5天的历史性会谈，宋庆龄参加了这次会谈。
马林曾在印度尼西亚（当时称“荷属东印度”）参与独立运动，并曾出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12位代表（由约50名成员选出），其中有来自湖南省的毛泽东和较为年长的董必武（他原系同盟会会员，孙、宋结婚时也在日本）。
1921年作为马林翻译来到桂林的还有23岁的张太雷。他是个学者的样子、风度翩翩、活泼健谈，据见过他的人说，他说起话来眼镜片后的目光四射、两道浓眉时起时落。他可能是宋庆龄会见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也是第一个对苏联有第一手知识的人。他在五四运动中是积极分子，并因此而激发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他曾在共产国际及其远东书记处（设在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工作过一段时期。
张太雷同宋庆龄的共同之处不仅在于年龄相近（他比她小5岁），还在于两人的英语都极流利。在好几年中，英语是中国同欧洲革命者（包括俄国人）之间主要的交流工具。
英国和美国在中国推广英语教学的本来目的主要在于把户国那些有钱有势的家庭在商业上、文化上和政治上同这两个国家联结在一起。但有讽刺意味的是，英语在中国却发生了同原来目的背道而驰的作用，正像中国不少有钱有势的家庭的子女却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历史总是按它自己的规律发展的。
陪同马林从上海去桂林的还有两个国民党人——陈友仁（尤金·陈）和李禄超，以便引见他们的党的领袖。有趣的是，马林去桂林是因孙中山驻沪代表张继的建议，由国民党邀请的，而张继的认识马林则由于北京大学教授、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创立者之一李大钊的介绍。由此可见，国共两党的关系那时已颇融洽。而马林则在印度尼西亚曾促成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合作，所以他是最早主张在中国也实现同样合作的人。
在宋庆龄参加的孙中山一马林会谈中，马林提出两点建议，为孙中山所接受，并从而产生了历史性的后果。第一点是国民党要改组成为一个联盟性质的政党，能够团结一切社会阶层（特别是工农）的进步力量。第二点是建立一支由革命党领导并忠于党的思想的新军并创办军官学校，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为这支新军培养军官。革命不要再依靠任何一个军阀。
同马林的会谈不是孙中山同共产国际的第一次接触。一年前，孙在上海曾同格里哥里·维金斯基（中文名字“吴庭康”）交谈。①维曾帮助陈独秀（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的前导。他是1913年从沙俄移民到美国的工人，在那里学了英语、参加了美国社会党，直到十月革命后才于1918年回国，成为一个活跃的共产党员。这个年轻的俄国人当时才29岁，同宋庆龄差不多年纪。
①据马湘着《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收入论文集《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
国民党人和早期的共产党人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关于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最初几次会议是在戴季陶的上海寓所举行的。在孙、宋结婚的时候，戴是孙的亲密信徒，也是孙氏夫妇的私人至交。（后来，他成为出名的国民党左派；再后来又一变而成极右派。）参与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还有邵力子。他曾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后来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但后来又回到蒋介石阵营中去，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再度同共产党合作。第三位是法学家和教育家董必武，他参加共产党后从不动摇，参加了红军长征，逝世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22年4月，孙中山会见的俄国人中有塞尔盖·达林——他是“青年共产国际”派来广州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达林当时年仅21岁，但已有几年革命活动的经历，并成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成员。他们会谈时，庆龄也在座。至于谈话的主题，据达林回忆，孙中山对苏联红军的组织和政治教育特别感兴趣。①
①参看《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维金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及上引威尔伯所着传记。
很明显，孙当时想得很多的是组建一支革命的军队，而不是一支只起辅助作用的军队。
（六）孙中山晚年思想的发展
在政治方面，新的观念也正在孙的心中酝酿。他在同马林会谈后不久，在桂林发表的一篇演讲中说：“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①
①达林着《中国回忆录1921—1927》第十章“与孙中山最初的几次谈话”，第99—108页。
关于革命的纲领，他正在走向以后在20年代中期提出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大政策不可避免地不仅发展了、而且是改造了本世纪初他所提出的旧三民主义。
首先是民族主义。它最初只是反对清朝统治并谋求国家的独立富强，办法是实行现代化——大致相当于“西方化”。现在，民族主义有了新的锋芒，即反对帝国主义，正如宋庆龄回忆孙中山在一次谈话中所说，“‘俄国革命成功……为中国树立了一国如何摆脱外国侵略与不公正的枷锁的榜样。’”①
①《实行三民主义改造新国家》，载《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37页。
民权主义也不再把西方看作模范，这一点从前面所引孙中山关于旧式的和新式的共和国的讲话中可以得到证明。
民生主义是社会一经济纲领，它不可能不受到苏俄的实践的影响。孙中山对于列宁在内战时期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之后采用“新经济政策”特别感兴趣。孙中山经常在思考的不仅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所受到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待遇，他同时在思考中国社会中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特别是穷人的困苦境况。他看到民族的不幸和社会的不幸是相互联结的，除非两者都被消除，要想消除其中哪一种都是不可能的。宋庆龄在一篇记述孙中山的文章中写道：“据马湘……回忆，1916年在上海时，有一次，我跟随先生步行至愚园路，他忽然指着路旁一幢幢的洋房对我说，‘你看！愚园路这一带地方，以前都是坟墓，现在都是华丽的洋房了。这些洋房都是我国军阀建筑的。他们割据地方，横征暴敛，开烟开赌，无恶不作，吸尽民脂民膏，来到这里盖起洋房，娶小老婆，打麻雀牌，饮洋酒和吃大菜，弄得工人农民都吃不饱，穿不暖。这样，中国还能不亡国？所以我们非打倒军阀不可。’
“1921年10月，孙中山到广西南宁视察时，曾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讲话。他对听众说，‘革命就是要使工人、农民以及各界人士都过好生活……你们是主人，省长是仆人。仆人必定要做到使主人满意，才是一个好省长、一个好仆人。马（君武）省长现在首先要把陆荣廷、谭浩明等（本省军阀）存在上海外国银行的现款设法取回，连同他们在省内的产业一齐拿出来分给大家，使大家有衣穿、有鞋着。’”①
①据宋庆龄着《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原注“1924年9月8日《广州公报》刊登的谈话”），载《宋庆龄选集》，第463页。
孙中山坚持不懈，但不固执，善于学习。他曾经希望在这个支离破碎的“共和国”的现有军队中找到真正的支持，但这个希望落空了。1917年，海军司令和桂系军阀曾经支持他的第一个护法政府，后来就变了。他很信任的陈炯明将军的部队曾为建立第二个护法政府扫清了道路，但时隔不久，陈同前者一样很快就背叛了孙中山。正是由于这一现实情况促使孙中山要求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
与此相仿，他在国际事务中的亲苏倾向也是由于他曾为了争取别国优待——或者只是公正对待——中国作出过许多努力，而结果总是失望。他确实赢得了不少外国人——包括一些政府官员——的同情，但没有一个外国政府曾经同情过他。即使早在1911年民国成立之前，孙中山一再试图使西方列强和日本把他和他的革命党人看作未来中国的代表，而这些国家却仍然继续支持腐朽的君主政权，并多次禁止他入境或把他驱逐出境。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他的第一件事情是在回国之前先去游说英美以求结盟。但它们却会资助“强人”袁世凯（在他为清王朝效劳时已得到它们的欢心），并且在袁世凯窃据大位之前，拒不承认民国新政府，更不要说给以贷款了。这是孙把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袁的原因之一，但即使如此，英美两国也没有急忙承认。
英国政府的算盘是要使它的承认换来一笔它从清朝统治者那里未能获取的代价。它威胁说，如果新国会中有西藏代表参加，它就不承认民国。不难看出，它是何等迫不及待地想把这片地方（约700年前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从中国分裂出去。
美国是旧世界中最老的共和国，但也迟迟不承认这个最新的共和国（它是以美国为楷模的）。它刚一承认，它的一位最杰出的宪法专家弗兰克·古德诺就被袁世凯雇用为“立宪顾问”，以帮助袁帝制自为。他禀承袁的意志，断言：“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他还用明显的外部干涉的威胁作为他这一论断的根据。他先指中国属所谓“民智低下之国”，如“率行共和制……祸乱将不可收拾”，“此诚与欧西各强国利害相关，盖其经济势力，久已膨胀……其权力所及，必将有所主张，俾其＇与国＇所用之制度，不至扰乱治安，盖必如是而后彼辈所投之资本，乃可得相当之利益也。极其主张之所至，势将破坏他国政治之独立，或且取其国之政府而代之，盖苟必如是，而后可达到其目的，则列强亦将毅然为之而有所不恤也。”①（当时，“欧西”一词包括美国在内。）
①宋庆龄着《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
从现代的观点看来，美国对孙中山（他被称为“中国的乔治·华盛顿”）的态度，正如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所说，是“对于美国不喜欢第三世界革命的民族主义的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实例。”①当然，这不是最后一个实例，因为后来还有许多美国支持“袁世凯类型”“强人”的例子：墨西哥的迪亚斯、中国的蒋介石、古巴的巴蒂斯塔、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南朝鲜和南越一个接一个的军事独裁者、智利的皮诺切特之类。日本在这一时期狂妄荒谬的行径以及凡尔赛和会在山东问题上对中国的出卖，前面都已谈过了。
①古德诺的文章转引自H．F．麦克奈尔编《中国现代史选读》（英文），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743—746页。麦克奈尔在脚注中指出，古德诺在经过10年之后仍然不把他的英文原文公布出来，说是“找不到了”，所以本书的英文是从中译文译回来的（中译文的准确性没有疑问）。＇中译文题为《共和与君主论》，见《君宪纪实》，全国请愿联合会1915年9月编印。复印件承蔡美彪见赐。——译者＇
至于取消外国在中国的租界、势力范围和治外法权（在美国威尔逊总统“民族自决权”的主张中本来已含有这样的承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中国出席和会的代表提到这些要求时，它的那些所谓“盟邦”根本不加理会。孙中山在他《实业计划》一书中曾呼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原本用于军事的经费应转而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投资。他的这一提议同样无人理睬。相反，协约国在获胜后运往中国的是剩余的军火，以有利的条件卖给各地的军阀。这些军阀能够、也愿意破坏和分裂中国，在看来永不休止的内战中为他们各自的外国“后台老板”保持或扩充其势力范围。
更有甚者，当孙中山正在努力准备北伐以扫清主要军阀时，西方列强却在支持那个阴谋在孙的“后院”破坏这次北伐的军阀——一度得孙信任却不忠不义的陈炯明。孙的计划是利用各系军阀正为争夺全国控制权而内哄的时候，以广东为基地兴师北伐。由孙任命为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却另有自己的打算——他想把这个富庶省份的统治权和财权据为己有，而绝不愿意为了任何其他事情去冒损失部队和权力的风险。他提出“广东是广东人的广东”的口号来笼络本省的人心。他起初作为反清革命党人、后来又作为革新派的行政长官，小有名气，现在他又鼓其如簧之舌，保证要把广东建成为全国的“模范省”。他讨好进步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企图使他们从支持孙中山改为支持陈炯明。他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两面派手法，使得连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也曾一度支持他，①唯一的一个苏联驻广州记者也说他的好话。②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第一任领导人陈独秀曾一度被他委任为省教育厅长。美国的杜威和英国的罗素③等来访中国的著名西方自由主义者都对他有相当深的印象。④
①布赖恩·丁·乔治着《国务院和孙逸仙：1920—1924年的美国政策和中国的革命性裂变》，载《太平洋历史研究》（英文）。加州大学出版社，1977年11月号。
②见上引达林书。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当时的领导人是陈公博。陈后因支持陈炯明被开除出党，再后在国民党当大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充当日本的傀儡，战后以卖国罪被处决。
③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贝特兰·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译者
④这个俄国人是共产党领导的西伯利亚“远东共和国”电讯社（简称“远东社”）驻广州记者斯托扬诺维奇。据达林说，斯后来改变了对陈炯明的看法。
在玩弄手段、施放烟幕的同时，陈炯明暗中与香港的英国当局及英美支持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保持接触。（吴是当时势力最大的军阀，也是孙中山北伐的主要目标。）到1921年底，陈的态度改变已趋明显，因为他停止了对北伐军的供应。接着，1922年3月21日，由孙中山任命为陈炯明参谋长的邓铿在广州火车站遇刺，两天后伤重不治。虽然刺客逃逸，人们都认为陈炯明应对邓铿之死负责，因为邓拥护北伐而陈是反对的。邓铿是曾受高级训练的职业军人，早年就走上革命的道路，在军事教育界颇负盛名①。他的被杀一定使孙中山想到其他类似的案件，如1913年宋教仁的遇刺，1916年陈其美在上海的被害以及1920年朱执信在广州策反桂系军队时被杀。
①在一本题为《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小册子（英文）（纽约《新共和》杂志出版）里，杜威称赞陈炯明道，“在我所遇见的中国官员中，他给我的印象最深……很可能成为第一流的全国性人物……他是一个既能使别人忠于他、他也忠于别人的人——就这一点来说，他就几乎是无与伦比的了。”这最后一句话实在是绝妙的讽刺，因为陈很快就对孙中山叛变了。
（七）广州脱险
后来陈炯明公然叛变，在1922年6月16日对总统府发动突然的武装攻击，孙中山和宋庆龄只是凭着他们的勇气和幸运，才幸免于难。这一经过，宋庆龄在事件之后不久就用英文写过一篇记述①。她说，当孙和她正在广东韶关（原为曲江县）北伐前线总指挥部时，陈率军潜入省城广州，纵部肆意抢掠，并断绝交通。孙察觉形势危急，即偕庆龄回穗。她写道：
①邓铿是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革命军人的老师。他的学生中有蔡廷锴（十九路军军长，1932年淞沪抗战的英雄）、邓演达（1927年前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1927年后同宋庆龄一起为捍卫孙中山的政治原则而斗争，1933年为蒋介石秘密杀害）、叶挺（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抗日战争期间任新四军军长，曾被蒋介石囚禁）。
“我们到了广州以后，中山先生即令陆军退回原防，陈虽屡次答应，却不见兵队开调。这时，陈在名义上是退隐惠州＇陈总部所在地＇。口口声声，仍是服从政府，与我们也时常往来。……陈素来的地位军力，皆由我党所界与，且与我党提携合作多年，所以毫不怀疑他有异志。”
在这里可以插叙一段情节。在兵变发生前，庆龄的姐姐霭龄带着她的小女儿洛士文（庆龄小时曾用的英文名字）来看望她和孙。庆龄对即将来临的危险一无所知，所以还要霭龄在回上海时把小洛士文留在她身边。一位同霭龄关系密切的作者在写到这件事时说，“如果霭龄真的把孩子留下，那么历史就要因此而发生变化，因为孙中山夫妇带着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