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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令人兴奋的胜利，乌云正在笼罩上来。
武汉出发的北伐军仍在取得胜利，但其精锐部队（包括那些革命思想最昂扬、有共产党人参加的部队）在前方伤亡很大。越来越多的恶兆显示，后方有些将军正明目张胆地想要重复蒋介石那样的叛变。
5月19和21日，在农民运动最为高涨、有些地方已从地主手里夺取了政权的湖南省①，当地国民党军团长许克祥用上海“四·一二”屠杀同样的手段把农民运动镇压下去。
①格雷厄姆·格林在他的文艺性回忆录《逃避的道路》（企鹅丛书）（英文，1981年）中赞颂了他的朋友格里格，见该书第18—22页。
由于同样的阶级根源，在“有名的国民党左派”高级政坛人物（包括汪精卫）中，机会主义正在增长。这些人一方面被对方的军事优势所吓倒——用鲍罗廷所作的生动比喻——就像兔子遇到了蟒蛇。另一方面，他们更怕工农群众。作为他们的主要支柱的工农群众正在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并要求把他们在那些漂亮言辞中许诺的改善措施兑现。看来已经临近的革命胜利果实应该归谁？这就是矛盾冲突的核心——这种矛盾冲突存在于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之间，也存在于蒋介石、汪精卫和人民群众之间。
在武汉的领导人中间，只有极少数在危险的漩涡中毫不动摇，决不违反自己所持的原则和贫苦人民的期望——宋庆龄是其中之一。“左派国民党中唯一的男子汉”。这是鲍罗廷对她的赞誉。虽然带一点大男子主义的色彩。在那里的所有革命的国民党人中，现在只剩下两位妇女了——周恩来这样谈到她和何香凝。当然并不止她们，而是还有其他人，主要的有邓演达，军队政工首长；在当时的文职官员中还有活泼的陈友仁。但是他们的队伍正在缩小。大多数人开始诬蔑整个工农运动是“外国（指苏联）制造出来”的、群众运动“太过分了，把许多爱国和反帝分子都吓退了”。
到了6月，武汉的反动浪潮高涨，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工人纠察队起源于伟大的省港大罢工，此后在国民党左派的首都广州和武汉一直是一支很大的力量。）最后，7月间，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宣布“分共”及遣返俄国顾问。他们像早些时候蒋介石所做的那样，彻底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进行大屠杀。
（六）义正、词严、掷地有声的“七·一四”声明
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宋庆龄无情地剥去他们所最舍不得的伪装“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她在一篇声明①中首先明确指出：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书中有令人难忘的描述，见该书《反动派统治下的“赤色”湖南》、《永丰的革命》、《革命的片断》等
“归根结底，一切革命都必须是社会的革命，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否则便不成其为革命，只有改换政府而已。
“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指导我们，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交给我们。目前存亡攸关的是民生主义，它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
在分析了工农阶级作为中国革命力量基础并历述贫农家庭出身的孙中山革命思想产生的根源之后，她接着写道：
“现在更有人非难农工运动为新近的外国产物。这是谎话。二三十年前孙中山在言论思想中就表示要用革命来改善中国农民的地位。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曾向李鸿章建议社会与经济的改革。在1911年，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文章，登在日内瓦《社会主义者》报上，其中他说，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基础就是土地革命。这就是他一生中的巨大目标之一。凡是他所计划的，都是改善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法。
“1915年我们在日本的时候，他还要廖仲恺对农民和工人问题作更深刻的研究。
“孙中山奋斗了四十年，但是直到最近几年，这些人民革命的计划才开始获得成果。我清楚地记得1924年7月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在广州开会。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必然成为中国新力量的中国人民来参加革命。这些农民来自广东各县，许多人赤着脚走了好些里路来到广州。他们衣衫褴褛，有的还带着箩筐和扁担。我深深地受了感动。
“孙中山也很受感动。我们回到家里之后，他对我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并且又告诉我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在自救中所必须起的作用。
“这些年来，他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但是现在人们又讲什么新近的外来影响了。当俄国还在沙皇铁蹄之下的时候，孙中山就已经倡导中国土地革命了。难道他是外国阴谋的工具吗？”
这是对那些背叛者的致命回击！
这篇声明发表在1927年7月14日的《国民网》报上。这是由雷娜·普罗梅负责编印的该报最后一期，但被没收。此后，这篇义正辞严的声明就以传单的形式散发。
毫无疑问，武汉的反革命行动能同上海一样轻而易举地实现，其主要原因是当时共产党领导的软弱以及来自共产国际的意见相互矛盾。同国民党联盟无疑有利于进步——逐步消灭北洋军阀的势力，同时也就给帝国主义以打击，并为群众运动的发展开辟道路。但由此产生了过多的幻想。对胜利说得过多，对危险的讯号不加重视，对同国民党的联盟依赖过久。认为武汉的政客和军人不会重演蒋介石那样的彻底背叛，这种自欺欺人的想法导致上海悲剧的重演。武汉地区的血腥屠杀甚至比蒋介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地的叛徒们对群众运动遗留下来的任何东西是如此痛恨、要给“下等人”一个教训的欲望是如此强烈，他们竟在街上把数以百计的人力车夫滥行枪杀，仅仅因为在革命中他们胆敢成立了一个工会。国短头发的姑娘被抓起来杀掉，“罪证”只有一条：留短头发最初是由革命的妇女兴起来的，但谁知道谁是带头的、谁是随从的，干脆都杀掉最保险！文森特·希恩写了这样一件使人毛骨悚然的真人真事。他认识的一个受过教育、有理想的姑娘就是这样被杀的妇女之一，她被开膛破肚，把肠子绕到她身上，然后让她死去。
（七）1924——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
据维什尼亚科娃一阿基姆娃的记述，在6月底，“当国民党同共产党分裂的可能性正在变成现实的时候，宋庆龄显然决定要去莫斯科。”她写道，就在这个时候，鲍罗廷建议她去教宋庆龄俄文，这是宋曾要求过的。但她没有来得及开始上课，因为两周时间内他们都离开了武汉。
去苏联的事可能是鲍罗廷向宋庆龄建议的，也可能是宋请鲍安排的。在早些时候，她曾解释道，这是因为孙中山过云曾想去访问苏联。（据另外的材料，有一段时期，孙中山看到他有被逐出广州的可能，曾考虑了几个去向，后来选定苏联。）
据一位苏联人的回忆录，在宋庆龄方面，她也可能曾在鲍罗廷被迫离华时救过他的命。原苏联派来中国的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写道，“鲍罗廷从武汉上了牯岭（庐山主峰），宋子文来看他，建议他从上海走。宋庆龄劝他绝不要听宋子文的话，从而救了他。”①鲍罗廷后来是走的陆路，取道洛阳，最后经蒙古返回苏联。就在他离开武汉的当天——7月16日——晚上，他的寓所和宋庆龄的寓所被军队闯入搜索。
①《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于汉口），载《为新中国奋斗》，第3—7页。
章克曾同鲍罗廷等人一道进行这次通过戈壁沙漠的汽车长途旅行。他记述了鲍罗廷在途中的一次很有意义的谈话。有一天，在休息时因为蚊子太多无法睡觉，又无事可做，只有聊天。鲍罗廷认为自己在中国所犯的最大错误，“是在这样长的时间里相信蒋介石。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他看起来是这样听话、这样顺从、这样谦虚！”①
①切列潘诺夫著书，第590页。
人们真该提防那些貌似恭顺的家伙！
在这里，毛泽东有一段关于鲍罗廷的话倒是很有趣的。约10年后，在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谈到鲍罗廷的立场前后不一、有时还表现出软弱。①
①1988年秋在北京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斯诺问毛泽东，他认为对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以南京为首都的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整个胜利，谁应负最大的责任。“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
“他认为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责任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毛泽东解释说，鲍罗廷完全改变了他的立场，他在1926年是赞成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的，可是到了1927年又竭力反对，对于自己的摇摆没有提出任何合乎逻辑的根据。‘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毛泽东说，‘他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
当然，矛盾在于：一方面要求保持所有上层的联合，因为没有这样的联合就不可能进行北伐，而北伐又为群众运动开辟了场地，另一方面又有必要保护和发展城乡劳动人民的运动，因为这是革命的基础，而劳动人民的福利和进步又是革命的目的。在中国的条件下，这个矛盾不能解决，除非被压迫的贫苦大众以及代表他们的共产党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而这个条件在当时还不具备。由此看来，当时革命方面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是没有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展这样的武装力量。
必须想到，那个“鲍罗廷”当然不仅仅是鲍罗廷本人，他还代表他的上级。而他的影响力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个“顾问”，他对中国的情况不够了解——也不可能有足够了解——不能要求他任何时候都会作出正确的判断。而中国共产党尽管发展迅速——从1924年的约500人发展到1927年的50，000人——它终究只有六年历史，很不成熟。
所以，很难论辩说，如果不犯错误，革命在1925—1927年就能获得彻底的胜利。当然，使革命力量有更大发展、使更多的革命成果得以保持而革命的损失则大大减少，这是能够做得到的。
后来，毛泽东这样总结道：
“1924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1924年至1925年，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在1926年至1927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但是到了1927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这个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被看成了仇敌，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这样，背信弃义地向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的袭击；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
接着，毛泽东以对革命的忠诚和信念写下了以下的名言：
“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①
①埃德加·斯诺着《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下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38页。
宋庆龄就是这些不屈服者中的一个。他们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她虽然不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她的心是同那些在战场上的人在一起的。她将在她所担负的那一部分战线上奋力战斗。在将要来临的黑暗的日子里，许多人将注视着她所屹立的地方，从而汲取新的勇气。章（参看注15）。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九章 赴莫斯科：1927年8月
第九章 赴莫斯科：1927年8月
武汉政府1927年7月叛变革命之后，宋庆龄经过同鲍罗廷、陈友仁和邓演达商量，决定去莫斯科。
这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是“出逃”。她可以安安静静地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家里，她的亲属早就这样劝过她。如果出国，她也可以选择某个西方国家，宋家的人会非常乐意负担她的全部费用。
相反，她却选择了苏联。这是有意地、鲜明地反抗那些借国民党之名、行背反孙中山三大政策之实的那些人。她作出这一选择的精神决定了她以后的整个人生，也为此后中国革命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并在22年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胜利作出了贡献。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不久前在国民党得势的地区以及稍后武汉政府控制的地区都是公开宣布的。但现在在中国，三大政策的谈论只能在地下或者在发生新的革命起义的小块僻远地区进行了。
苏联已成为唯一的地方，从那里可以大声宣扬三大政策，给那些在溅满鲜血的中国土地上重新组织起来的劫余的革命力量以鼓励和宣传。此外，由于三大政策是孙中山革命一生的总结，而那些背叛者又自称是孙的继承人，所以使人们看到孙中山的年轻的遗孀和最亲密的伴侣站在捍卫孙中山遗教的队伍前列，将像一道政治上的闪电，使人震动。
在那些严酷的、充满暴风骤雨的日子里，这位年轻妇女承受着比武汉时期还不知大多少倍的压力。来自国民党旗帜篡夺者的威胁利诱连续不断。来自亲人们的压力中有她所爱的母亲的凄惶之泪。但她一回到上海，就毫不含糊地说明了她的立场。在7月30日合众社记者古尔德再次访问她时，她一举戳穿了南京蒋介石新政府所散布的她可能在这个政府中任职的谣传（同时也是一个试探气球）。她尖锐地指出，“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之前，余决不参加任何活动；于革命事业不纳入中山主义轨道内时，余决不担任任何党务。余非叛徒，亦非骑墙，且与南京政府毫无关系也”。①
①《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5—1036页。
8月1日，在江西省会南昌的北伐军部队起来反对南京和武汉的革命叛徒。领导这次起义的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人组成的核心，包括久战沙场的朱德、贺龙、叶挺和刘伯承。为了重申共产党和仍然忠于革命的国民党人之间的联盟，在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包括了宋庆龄、何香凝和邓演达，还有郭沫若等左翼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将领张发奎（本来期望他会支持，但未实现）。虽然起义因遭受挫折而失败，但它创建了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从而改变了历史。（8月1日现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在上海，不少人企图用恫吓或诱骗使宋庆龄宣布不参加南昌的革命委员会。前不久还是武汉国民党领袖的汪精卫也写了一封信——现存上海宋庆龄故居——明显地对她施加压力，要她同共产党分手。但她统统加以拒绝。
她签署了8月间由22位国民党中央机构前高层领导人联名发表的声明。签名人中包括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和邓颖超。声明痛斥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孙中山遗教的叛徒”、“投向帝国主义的逃兵”和“新军阀”。
（一）决定性的行动
高潮是她在8月22日发表的《赴莫斯科前的声明》①。她在声明一开始就指出；
①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63页。
“中国如果要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现代各国的斗争中生存下去，就必须彻底改变半封建的生活情况，并以一个新的现代化国家代替那存在了一千年以上的中世纪制度。这一工作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来完成。因为国内军阀的腐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外夹攻，不允许我们有那样漫长的时间来采取逐渐改进的办法。”
把现代化作为中国的主要目标，这在今天仍然有效，而“必须用革命的方法”为中国的现代化铺平道路，则已为历史所证实。
从一般真理，她进而谈到具体任务和政策：“为了铸造一个合适的革命工具，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冬在革命的基础上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