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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兔子一样快——毫无骨气”的人，“但现在他们却成了社会栋梁，所以我们必须欢迎！”①
①宋庆龄致美国理查德·杨。
＇痛悼挚友＇
2月15日，一位同这些人截然不同的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因患胰腺癌在瑞士病逝，宋庆龄为此极度悲痛。
她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说①，她写东西通常是很快的，但在听到斯诺噩耗后她为了写给斯诺遗孀的唁电，通宵未睡。唁电写道：
①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张珏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痛悉我们最诚挚的朋友不幸逝世。在我们抗日战争期间，他坚定地支持了我们反对国内法西斯反动派和日本军事侵略的斗争。我们的坚强友谊也象征着中美两国人民在正义事业中互相支持。我确信，你和你们的子女将继续完成他的遗志，促进我们两国伟大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你可以感到宽慰的是：对埃德加·斯诺的记忆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将永远长青。”①
①《人民日报》，1972年2月17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334页。
洛易斯·惠勒·斯诺在她纪念斯诺的书中谈到这个唁电时说：“她在一生中永远是勇敢无畏的，她从万里之外发来的唁电也给了我勇气。”①
①同注29。
在反动势力面前勇敢无畏——这是宋庆龄认为最优良的品质之一。三十六年前，主要通过她的推荐和帮助，斯诺访问了延安，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一篇纪念斯诺的专文中，她称赞斯诺“勇敢地到了‘大河彼岸’的地方，去了解在新根据地的中国革命。”①
①《纪念埃德加·斯诺》，英文稿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2年第6期，中文稿承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提供。斯诺最后著作之一的书名是：《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
她满怀热情地回顾她同斯诺相识四十多年来的历程。斯诺作为一位年轻的记者，“如饥似渴地寻求真理和知识”，首先来到上海，然后又深入到中国的红色区域。他在这次采访中所写成的书（《西行漫记》）“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这对他来说是最恰当的铭词。”在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创建保卫中国同盟，他“曾给予很大的帮助”。他“也是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或称‘工合’运动的一位热情的发起人。”本世纪中叶美国麦卡锡主义横行，他备受政治迫害。“然而，任何事情都改变不了他要消除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鸿沟的决心。”
虽然当时埃德加·斯诺并不知道，正是他于1970年12月同毛主席所进行的长谈——当时中国人民的领袖谈到为了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有必要同尼克松总统对话，导致了中美两国人民中断了二十多年的友好往来的大门的打开，而这就是埃德加·斯诺毕生所致力的事业的一个目标……
“……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埃德加·斯诺这位致力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动家。太平洋两岸的子孙后代将会感谢他……”
在当时的一封信①里，宋庆龄写到斯诺的遗孀洛易斯遵照斯诺的遗嘱正把他的骨灰的一部分带到中国，并且称赞洛易斯“她多么能为别人着想！”——因为中国政府提出愿意负担她的路费，她就宁愿坐火车而不乘飞机以节约开支。护送斯诺骨灰来华的还有他的挚友、1936年同去陕北的马海德医生。马海德是随同一个由毛泽东派去治疗斯诺的医疗小组前往瑞士的。在北京，斯诺的骨灰被安葬在前燕京大学——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园的一部分——美丽的未名湖畔，年轻时的斯诺曾在燕大教新闻学并鼓励青年学生的抗日活动。
①宋庆龄致“亲爱的邻居”。
斯诺去世还不到一个月，宋庆龄又悼念了另一位同她的过去有密切关系的美国人，她的朋友、同志和经常的通信对象格雷斯·格兰尼奇，她在加利福尼亚的一次撞车事故中不幸丧生，开车的是她的丈夫马克斯，也受了重伤，但幸存下来。在一篇悼念文章①中，宋庆龄回顾了在战前危机四伏的上海，同格兰尼奇夫妇出版《中国呼声》的情形，以及在分离三十多年以后最近在北京重逢的景象——在美国乒乓球队1971年夏访华把道路开辟之后、在尼克松首次访华之前，中国方面邀请第一批美国老朋友访华，格兰尼奇夫妇也在其中。
①《哀悼中国的又一位朋友》，英文稿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2年第9期，中文稿承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提供。
“他们重访中国的愿望终于在去年秋天实现了——这时格雷斯已74岁，马克斯（他们的朋友都叫他‘曼尼’）已75岁了！……他们一直都保持着对中国情况的了解，而且在他们退休以后还特别地把自己对中国的知识和了解转达给……青年人。
“……1971年10月5日周总理接见所有在京的美国人时，格雷斯·格兰尼奇就坐在总理的旁边。这次离开中国时，格雷斯和曼尼都满怀豪情，情绪高昂……
“很难以相信充满活力的格雷斯会这么突然逝世……她很早以前就相信中国革命最终会取得胜利，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也是这样认为。当她有机会亲眼看到这个成功的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时，她为这些成就感到光荣和自豪。她对于能够给美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介绍最近在中国的经历，感到如愿以偿……”
影响更为广泛的是1972年9月何香凝的去世，享寿95岁。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在中国革命者中是同宋庆龄相识最早、相知最深的。这位伟大、英勇的中国女性亲身参加了孙中山同宋庆龄的婚礼、在孙中山弥留时同宋庆龄一起守护在他身边，她是国民党中极少几位能始终忠于孙中山思想的元老之一。几十年来，她同宋庆龄共同从事革命工作、妇女运动、国民党左派的活动以及抗日救国运动，最后一同参加人民政府。
在一篇以史诗般历史长卷为背景的纪念文章①中，宋庆龄叙述了何香凝一生经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饱受外国侵凌掠夺的旧中国，这位出身于香港富有家庭的年轻妇女，心慕太平天国爱国将士，变卖掉首饰来资助她的丈夫廖仲恺去日本留学。她随着丈夫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队伍，并受到了最大的信任——策划反清武装起义的最机密的会议都是在他们的住所举行的。后来，这位坚强的妻子、母亲和战士（她还是一位有才华的画家）追随孙中山实行进步的、依靠群众的新政策。在她的丈夫廖仲恺为国民党右派暗杀之后，她把子女都教养成革命者并参加了共产党。
①《何香凝——一位坚定的革命者》，英文稿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3年第1期，中文稿承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提供。
解放后，她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何香凝的一生是异常丰富和有益于人民的，她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这是宋庆龄对她这位至友——她们两人的命运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最后褒奖。
在这一年年初，陈毅元帅逝世。这位刚强的军人、才华横溢的诗人，在红军时期就是一位高级指挥员，抗日战争时期是威震东南的新四军军长，解放战争时期是第三野战军司令员。接着他又出任解放后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后调任外交部长、副总理。他为人直率，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因而招来“四人帮”的嫉恨，在最后患病时得不到适当的医疗。同年10月10日，毛泽东亲自出席了他的追悼会。这一罕见的行动被普遍认为是表示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受到了许多冤枉。宋庆龄也参加了这一追悼会，这是她自己坚持要去的。
1972年，总的说来，气氛有较快的缓和。宋庆龄开始接待更多的外国来访者，包括《纽约时报》主编索尔兹伯里①（在此之前几个月他们已开始通信）。索尔兹伯里发现她虽年近八旬，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漂亮……充满活力……光彩照人，非常机敏，脸上几乎没有皱纹”，而且虽听说她有病，“看起来气色很好……难得那样健康”。索尔兹伯里在宋的寓所还遇到了廖承志，“文化大革命”中被捕后刚释放出来。像许多其他释放出来的人一样，他很快又身任要职——参加与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谈判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廖承志是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儿子，是宋庆龄看着长大的，后来曾是宋在工作上的有力帮手。他的获释当然使她非常快乐。
①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着《前往北京及北京以外》（英文版），第280页以后。
对本书作者和他的已故前妻邱茉莉来说，1973年是他们在经过了长达五年的“审查”之后重新恢复自由、恢复正常活动、回到宋庆龄周围友好圈内的一年。本书作者夫妇、还有其他几位外籍或外国血统人士的清白无辜及恢复自由（均在1968年被捕），是由周恩来总理在3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际妇女节招待会上宣布的。这个消息最早是由一位在场的外国友人告诉宋庆龄的，那时她在上海，还没有得到官方有关此事的通报。她回信给那位友人①：
①宋庆龄致“亲爱的邻居”（瑞士血统的奥尔加·李夫人），1973年3月25日。宋庆龄逝世多年后，承李夫人允许本书作者抄录了这些信件。
“……听到有关8日的庆祝活动……以及聪明的总理的消息，真叫人高兴。（在这些人中）我只认识爱泼斯坦夫妇，当初听说他们‘背叛’了我们，我就不相信……我还没有给他们写信，我想等等有关他们的罪行或我们的误断的权威方面消息。”
宋庆龄从上海回到北京之后就给本书作者和邱茉莉写信：
“亲爱的朋友：……但愿以后先审查后判断（我自己也碰到过一些没有料想到的不愉快的事情，以后再谈）。此刻先向你们送去我的问候和友爱。
你们的始终如一的，
SCL（宋庆龄英文名字的缩写）”①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和邱茉莉，1973年6月25日。在9月份的一封信里①，她再次流露出深厚的友情：“在前几年里，我几乎时时在想念你们”。接着她又像以往那样轻松地开玩笑说：“你们的信封上那几个中文字很漂亮，我猜想一定是邱茉莉教授的大笔！”（60年代她高兴地同意邱荣莉去一所大学旁听中文课）
①同上，1973年9月1日。
以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没有中断过。两年后，她在1975年5月28日给本书作者的信中，嘱托在她身后为她写传（详见本书序言）。
＇恢复同国外的交往＇
在这十年里宋庆龄同外国（特别是美国）友人接触的不寻常的情况也很能说明问题。
美国记者和作家文森特·希恩20年代曾在武汉、莫斯科和柏林同宋庆龄有很多接触并经常采访她。1966年6月，正当“文革”风暴酝酿之时，希恩写信给她，要求她协助安排他参加当年11月的孙中山诞辰百年纪念活动，并且这样就能重新见到她（他们上次的短暂见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上海）。
8月间，她复信说：①
①宋庆龄自北京致美国纽约文森特·希恩，1966年8月18日。此信及在本书其他各处所引用的宋致希恩的信均由希恩遗孀黛安娜·福布斯—罗伯逊提供复印件，附此致谢。
“我已……尽了我的最大努力，争取你能来参加百年纪念。但碰到了障碍，使我们不能重聚，使你——我的好朋友——不能来看看中国在解放后所取得的进步。
“……只要美国政府坚持占领中国的台湾和其他岛屿并对我们实行敌视政策（……它提出在各个领域进行交换访问……只不过用以掩盖其敌意行动），我看美国人要得到中国的入境签证是不可能的。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真使人极感遗憾。
“向你致热烈的问候，希望很快有一天形势会改变……使你能重访中国。”
七年之后，“文革”最狂暴的阶段过去、尼克松1972年访华后中美关系有所改变并使互访成为可能，希恩和他的夫人黛安娜写信告诉她，他们即将到达上海。她为不能在上海会见他们道歉，因为她在北京，并正患皮炎。但她保证他们在上海将受到很好的接待。“我做到使他们（当地主管单位）了解，你在1927年后给我们多大帮助。”这是她在一张短简中写的，这张短简他们一到上海就收到了。①
①宋庆龄致希恩夫妇，1973年6月3日。
一年后，希恩在纽约西奈山医院接受癌症治疗。她给他写了一封使他高兴和快慰的信①，开头热情地称呼他“我的亲爱的朋友杰米（希恩的绰号）”。她另外给黛安娜写了一封信：②
①宋庆龄致美国文森特·希恩，1974年10月27日。
②宋庆龄致美国黛安娜·希恩，1974年12月25日。
“我一直不知道杰米病得这样重……这消息使我十分震惊……我在想念着你们，虽然我无法飞去看你们。”
接着，在1975年4月给黛安娜的信中，她鼓励这位新寡的夫人投入工作：
“你越早动手写你的书（黛安娜曾告诉宋，她打算写作），对你的精神就越有好处。真的，你一定要写一写你的中国之行，乘现在印象还很新鲜的时候。”①
①同上，1975年4月29日。
对宋庆龄来说，她的朋友——不论已故的或尚健在的——是那些对她的祖国和她的事业（中国和中国革命）持积极态度的人。早在60年代初，当时中国由于外来的敌对压力、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如“大跃进”）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她自己在这段时间里身体不好（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当我们的革命斗争极端艰苦时……生活高度紧张的后遗症”），她在给埃德加·斯诺的一封信①中说：
①宋庆龄致斯诺，北京，1960年11月3日。
“……但如果我必须重头再做一遍的话，我仍会按同样的路子生活，因为落后的东西自己是不会消失的，而必须用剧烈的斗争去清除”
她接着用一种提意见的方式补充道；
“……你已亲自见到我们新生活的许多情况，还有我国人民现在为自己和别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劲头。……要把这些情况告诉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公众。我知道你会碰到某些问题和困难
“既要写目前，也要写远景。生命是短暂的，但历史是恒久的。而历史肯定地是在走向人民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
以这样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她在70年代重新见到30和40年代的朋友——当年都还年轻、而今都上了年纪——时，她很快活，甚至很轻松。
在这些朋友中有一位就是思想进步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他了解中国，看清楚中国将选择什么样的前途，并且敦促美国在处理它同中国的关系时要着眼于未来的中国而不是过去的中国。就因为这些，他成了牺牲品，被赶出国务院。但现在他的远见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尊敬。1951年他曾重访中国，1975年再度来访——这一次是同前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抗战时期由罗斯福总统和史迪威将军派遣）的老组员一起来的。他在北京时，正好曼尼·格兰尼奇也在，宋庆龄风趣地谈到他们：“我已经见到过谢伟思了。他的头发全白了，三十年的时间当然要把一个小伙子变成一个老头子。女人也一样……不过曼尼·格兰尼奇正相反，看上去比过去还更年轻，脸色红红的，两眼炯炯有神，走路也不再有点驼背了。也许他的新夫人对他照顾得很周到，她名叫伯莎。”①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北京，1975年5月6日。
她也很高兴地同另一位重庆时期的老朋友。美籍日本人有吉幸治重逢。（关于这位码头工人出身的工会组织者和有才能的作家以及他和宋庆龄的关系，在第十八章中已经叙述。）有吉不懈地为促进美中人民的友好联系而努力，成为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创始人之一。70年代初，他已患胰腺癌（同斯诺一样的病），仍奋力工作，再度来华访问并会见宋庆龄。1976年，他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在比较新一点的朋友中，有的在1972年中美恢复交往后同宋的关系变得更亲密起来，其中就有杰出的耳外科医生萨缨尔·罗森和他的夫人海伦。罗森夫妇都是进步人士、都是美中友协创始人并且成为开展美中医学交流的主要人物。宋同他们最初结识是在60年代，尼克松访华后他们频繁访华，所以她常能见到他们并保持通信关系。罗森医生年纪比有吉大得多，也在70年代后期去世。宋庆龄对这两位友人的去世都表示了诚挚的哀悼。
美中友协的发展，特别是在美国许多地方（包括她念过书的南方）建立起分支机构，使宋庆龄感到很高兴，但同时又为这个组织内部的严重分裂而苦恼——常常两边都是她的朋友和相识的人，如罗森夫妇和韩丁（威廉·欣顿）是一派而有吉幸治则是另一派。这些情况反映出美国“新左派”中存在着同样的分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文革”时期中国的“派仗”的影响。当有人问起宋庆龄的意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