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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菲律宾、越南、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革命者到来。
①致本书作者的信，1966年4月。
从政治上和历史背景来说，宋庆龄同孙中山的婚姻是为同一目的奋斗的中国两代革命者的结合。他是一个年将五旬的老战士，经历过许多战斗的锻炼，也带着失败的创伤，但战斗意志毫不动摇。她是一个羽毛未丰的新手，却在渴望着投入战斗。
在文化和观念上，他们两人在当时都属于最现代化的中国人和亚洲人。这一方面是就世界意义而言，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他们是现代的爱国者。他们要使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在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在经济、教育和社会各方面赶上最发达的国家，并进而超过它们。但他们知道，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是进行革命斗争以恢复和完成中国已被严重破坏的独立并在国内消除封建主义。
孙中山当时的这种思想表现在他在1914—1916年亲笔写给詹姆斯·戴特列克的英文信中①。戴特列克是一个美国企业家，想对中国革命及其后的现代化建设投资。这些信不但说明了他心目中的先后顺序，并且指出了目标：中国摆脱所有外国控制、取得独立。
①见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图书馆1942年编印的《孙中山的十封信（1914—1916）》（共复印100本，供私人流通）。有些作者在研究这些重要信件时常常过多地注意到其中一些不切实际的细节（由百货公司控制商品流通等等）而忽视了根本的意向。
在1914年8月的信中，他表示反对为袁世凯提供任何外国贷款：“任何人支持这个头号谋杀犯都是极大的冒险。中国人民将痛恨那些经常资助他们的公敌的资本家，并且会把袁世凯可能允诺的任何条件一笔勾销。”“我要寻求那些正直的、愿意在中国革命战斗结束之后帮助进行建设的人……革命有两部份任务，一部份任务是战斗，这是易事，但另一部份建设任务却是真正的困难所在。”
他预言道，革命之后，“因为缺乏资金，所有贸易都将停顿，在中国尤其会如此，因为全国商业中心的交换手段都为外国银行（如汇丰银行）所控制……如果我们不能破除这种控制，我们就将永远不能独立，而袁世凯不过是外国银行的工具……新政府必须准备控制贸易，这样我们才能使用我们愿意用的任何种类的货币，从而排除外国银行，获得自主……”
孙中山要求戴特列克寻找外国资金和外国的“组织及经理人才”，他建议在某些企业中可以一半是外国资金、另一半是中国资金；管理人员先用外国人、再逐步换成中国人。但孙中山明确提出，前提条件和最后目标都是中国的独立。他写道，“我急于要使中国脱离这种混乱状态并再一次建立起秩序和权力。”
孙中山寄居日本，也在那里寻求支持，但他冷静地分析道，“在英日同盟的条件下，日本政府对我们的态度并不友善，但日本人民对我们、对中国是十分同情的。”
孙中山和宋庆龄都决心献身于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的双重任务。他们正是通过这共同任务而结合在一起的。后来，当有人问她为什么嫁给孙中山时，她总是提到自己为中国的改造和复兴而献身的决心，从而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体现这种精神的人。她对斯诺说，这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①一个中国友人引述她在本世纪20年代说过的话：把她同孙中山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要高于通常的爱情”。②一位外国作者恰当地总结说，她把自己的生命同孙中山的生命联结在一起，是把爱情的理想同革命的理想结合起来。③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爱情，并随着时间而增长，变得深沉且永不褪色。这可以从以下一些事实中看到：孙中山病逝后，她哀痛欲绝；孙中山所有的个人遗物和纪念品，她都细心地保存；每逢孙中山忌辰，她总是一个人坐在屋里沉思，不外出参加任何公众纪念集会。但他们之间最坚强和永不凋败的感情基础是他们共同的理想——这种共同的理想随着历史的演进不但保存下来并且有所发展。
①《斯诺文集》第一卷《复始之旅》，第104页。
②据曾在1927—1929年同她在武汉、莫斯科和柏林一起工作过的章克后来回忆，宋庆龄曾这样说。
③同注4。
他们的共同立场能够消除“代沟”，而且也确实消除了。因为中国的复兴不是一代人、而且两代人、以至几代人的事业。他们的结合一开始就面临着许多斗争：克服流亡条件下的困难，应付宋氏家庭及教会方面出于情绪和宗教原因的反对，对付政治上的敌人，解除孙中山的一些战友们关于他们的婚姻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的疑虑（尽管孙的大多数战友同意或很快接受了这桩婚事）。正是在这些斗争中，他们相互衡量并了解对方，他们的结合就是这样形成并永不削弱的。
1916年春，随着袁世凯政权的倒台，他们的流亡时期结束了。但他们的艰辛、危难和斗争的时期远未结束。不过，从此他们不是在国外、而是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着争取中国美好未来的战斗。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四章 孙中山
第四章 孙中山
为了更好地了解孙来这对夫妇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像我们前面叙述宋庆龄的身世那样回顾一下孙中山的经历，是很有帮助的。
孙中山是1866年出生的，与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同岁。到1893年庆龄出生时，他已是一个医生，结婚已经十年并已从事政治活动多年。
（一）贫农的儿子
“他对我讲过许多早年的事情。”庆龄曾经写过孙中山对他在农村渡过的贫困的童年时期生活的回忆，这段生活形成了他一生的基本观念。“他生于农民的家庭。……到15岁才有鞋子穿。……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他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
“孙中山好几次告诉我说，就在这早年还是贫农家里的贫儿的时候，他变成为一个革命的人。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①
①宋庆龄着《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载《为新中国奋斗》，第5页。文中所说的“15岁”大概是按中国的传统算法（孩子一出世就是1岁，到第二个阴历新年就是2岁）；如按西方的算法（也就是中国通常说的“实足年龄”），孙中山去夏威夷上学是13岁。
孙经常对她讲述这些过去的生活，扩大了她的视野，因为她以前所了解的只是城市富裕人家和校园的生活以及从书本上读到的东西。
她丈夫的“根”在华南农村，这在某些方面是同她父亲宋耀如相似的，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却又迥异。
孙中山的家乡广东省香山县（后改名中山县，在广州附近）是中国19世纪历史暴风雨的中心地带，而宋则来自比较闭塞落后的海南岛。宋离开中国时只有9岁，只记得一些儿时生活情景；孙离国时已有13岁，他心中留下的关于中国的印象已有社会的和政治的内容。
宋在思想成型期中曾有几年生活在比较土气的盎格鲁一撒克逊的美国人中间，孙在国外大多数年份是在海外华侨中间，这些华侨正越来越强烈地关心祖国的情况和国际地位。
重要的是，在孙中山心中，很早就萌发了叛逆的种子。
孙中山的家乡处在互相交织、又互相冲突的两个世界的交汇点。它毗邻港澳——澳门于1553年为葡萄牙占领而香港则在19世纪40年代割让给英国。孙的父亲在澳门做工时备受殖民者的轻蔑和歧视。在美国1849年开始的西部“淘金热”时期，他的两个长辈曾被骗去加利福尼亚当“契约劳工”（实际上是给外国人当奴隶）。象当时时常发生的那样，其中一个死于海上，另一个消失在美国西部一处无名的坟场中。这一打击是如此沉重，孙的家族发誓再不许任何一个族人出洋——虽然过了多年之后又有人出国了。
关于国内的压迫，孙中山从小就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在他出生的翠亨村有两个族兄，家道刚开始富裕，就忽然被清兵抓走，家中货物和财产被掠、房屋被封，人也从此没有回来（其中一个被斩首）。这使孙感觉到，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被统治者的生存权是时刻都会被剥夺的。
（二）“这孩子也许是第二个洪秀全”
对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一个曾参加太平军的亲戚给他讲述的故事。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几乎遍及全国，历时14年，直到1864年（即孙中山出生前两年）才告失败，但已使清朝统治者惊惶失措，几致倾覆。这场革命虽被清朝在外国帮助下血腥地镇压下去，但却留下了使人自豪的传统。幸存下来的太平军战士和支持革命的群众相信，他们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如耕者有其田）不是已成泡影，而是早晚会实现的，只要他们继续奋斗。
孙从小就讨厌儒家的教条和官场作风，这是在他身上很突出的一种受太平革命影响的态度（太平天国实行一种中国式的基督教）。他曾说，“死背硬记四书五经就会使人有德有才”的说法是毫无道理的，村里老年人听了都摇头。他不愿背书，却苦练武术。为什么练、去对付谁？据说他那位曾当过太平军的亲戚说过，“这孩子也许是第二个洪秀全。”洪也是广东人，太平天国革命的首领。
孙所吸收的另一个太平天国的观念是男女平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公开反对中国古老的宗法制度的十足的异端邪说。太平天国反对妇女缠足这、奴役人的习俗，反对封建婚姻的压迫制度。他们甚至招收妇女去当兵。正是本于这样的精神，少年孙中山愤怒抗议家中按照习俗强迫他姐姐缠足。多年以后，他告诉友人，当时他姐姐哀苦的声音至今还在他耳中回响。
“孙中山不仅为中国政治经济之革命家，并为妇女界之革命家。”①宋庆龄后来这样介绍孙中山。她在另外一次对女界的讲演中说明孙中山是怎样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的：
①《论中国女权运动》（1927年3月8日），载《宋庆龄选集》第16页。
“总理①说‘国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应当先努力于这个大家庭的革命工作，然后才有小家庭存在的希望。只知道做贤母良妻，不去尽国民革命天职的妇女，结果必定做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奴才的奴才’。
①指孙中山，他逝世前任中国国民党总理。——译者
“妇女本来是社会的创造者，不但不应当受男子的压迫，并且事事应当站在男子同一战线上努力。”①
①《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1927年2月12日），载同上书。
后来，孙中山把来源于太平天国革命的一些农民民主主义思想同来自西方的民主思想（他经常提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同来自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践的其他一些民主思想、最后又同某些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
※ ※ ※ ※ ※
1879年，孙中山13岁，在母亲陪伴下第一次出洋，到夏威夷他哥哥孙眉那里去。孙眉很早就去夏威夷做工，后来经商，往后又在毛伊（旧译茂宜）岛上办一个小牧场。他的打算是让弟弟先上几年外国学校（他自己没能上这样的学校），然后跟他一起经营牧场，最后把产业交给他继承。少年孙中山进了英国传教士办的意奥兰尼学校，很快学会了英文。到第二年，他就得了奖，是由当时还独立的夏威夷国王架刺鸠亲自颁给的。
虽然书念得很好，孙中山的其他表现却使他哥哥失望、甚至吃惊。他对基督教和其他“非中国”的念头的兴趣太浓厚了，而对于发展和继承毛伊岛上的家业则毫无兴趣。因此，孙眉又把这个弟弟送回家乡，让他头脑清醒一下。
但事与愿违。年轻的孙中山回乡不久就阁下大祸。他把村中一座庙宇里的神像砸了，因为他现在把它们看成是无知落后的象征。村民们大怒。按照族规，他们可以把这个大逆不道的孩子处死而不受任何法律制裁。但在孙中山的父母答应出资修复庙宇之后，大家总算免他一死，只把他逐出家乡了事。他家人惊慌之余设法把他送到香港。他在那里受了洗礼并上中央书院（中学）念书。
1884年，家乡人对他的态度缓和了一些，他短暂地回乡一行，以尽孝道——遵父母之命，同一位名叫卢慕贞的不识字的姑娘结婚。这时他同哥哥也和好了，所以婚后又去夏威夷，到1886年再回香港，攻读医学学位。
医学不是他的第一志愿。他曾经希望去上中国著名的马尾水师学堂（马尾在福建省福州附近）。但历史却作出了另外一种决定。这个学堂，连同海军基地和船坞，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被法国人完全摧毁了。（中国为建设这第一处现代化的海防设施曾高薪聘请法国的设计师和工程师，所以法国人非常清楚该瞄准哪些目标轰击。）据说，战争中伤员的痛苦促使孙转而学医。更重要的是，这次战争以及在战争中暴露出来的清政府的积弱和卑躬屈膝，使孙中山思考不仅要医人，还要医国。他和朋友及同学们开始谈论改良，还谈到革命。
孙中山后来回忆，在战败的一片灰暗中，使他看到一线光明的是香港外商船坞的中国工人的爱国行动。他们不顾扣薪、开除的危险，拒绝修理法国的船舶。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政治性罢工，它使香港的港口实际上停顿了十天。这件事使孙中山对人民产生了新的信心，并且第一次意识到中国新生的近代工人阶级（尽管它还很小）在国家的复兴和进步中所具有的潜力。
1893年，即他在香港完成医学学业的第二年（也就是宋庆龄出生的那一年），孙中山在澳门开了一个诊所。虽然他的医学知识和技术都很高超并赢得老师们的格外赞许，他在香港、澳门这两个英、葡殖民地仍然领不到正式的行医执照——一个中国人要在这里行医是难上加难的。但他已深深地为政治所吸引，所以就像宋庆龄后来所说的那样，他的行医主要只是为了“掩护他的革命活动”。
除了在香港和夏威夷的老朋友之外，孙中山同下等社会的秘密结社“三合会”进行了接触。三合会为反对清朝统治已奋斗了两百多年。它的会员中有许多华南的农民、雇工和从事内河和沿海航运的水手，所以有很大的机动灵活性和很好的广泛的通讯联络工作。自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它把仇恨从满洲人扩展到外国侵入者身上。香港的英国统治者对三合会闻风丧胆，入会者一经发现即以违反刑法治罪。
（三）从改良到革命
孙中山虽然常被称为“空想家”，对具体的改良也是很感兴趣的。他曾给家乡的县太爷送过一个改进本县农产及丝业的条陈，县衙门没有理睬他。他就在1894年跑到北方港口城市天津，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陈述加强全国经济的广泛计划。李是出名的洋务派首领，但没有见他。也许因为李看到他的信里有可取之处，也许因为想把他打发走，李下令向孙发给护照，以便出洋留学。对孙中山来说，他这样轻而易举的改良建议都被上下各级官吏所拒绝，证明这个朝廷经不起最基本的考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发动了第一次旨在推翻清廷的武装起义。对一个年轻的无名小卒来说，这是够大胆的，并且是冒掉脑袋的危险的。
如果说美国当初走向独立的第一句口号是“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那末孙中山心中正在形成的信念是“没有革命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这个信念不是像过去曾说过的那样闪电式产生的，而是逐步——虽然较快——形成的。一个有力（但非最后）的因素是中国又遭到了新的战败，这次是败在日本手里，时间是1894年，第二年又屈辱地把海岛省份台湾割让给日本。另一个因素是他越来越尖锐地感觉到他在西方所见的现代化进步同他在国内所见的落后这两者之间的强烈对比。正是要消灭这一差距的决心使孙中山最后义无返顾地从改良转变到革命。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正是这样如实估量，更能顺理成章地探讨孙中山思想发展的脉络以及他与时俱进的气质，比起把他说成为一开始就是革命者更近乎情理。”①
①林增平在他所写的《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一文中根据原始资料对形成过程作了追溯。此文载《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87年第3期，第45—66页。原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从历史上看，这同环境也是符合的。中国当时除了革命，没有其他路子可走。但认识到这一点需要时间。日本是在明治天皇治下进行现代化的、德国是在德皇威廉治下，而俄国则在更早一些时候在彼得大帝治下国力大振。这些实例对中国知识分子——正统派和立宪派都一样——是很有吸引力的。
但关键在于情况不同，特别是地理上最接近的日本。日本在19世纪末期不像中国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