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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大年初一，堂嫂早起做了一些家务，眼看将到十点钟，还不见六个子女的身影。就到了儿子的床前，打开蚊帐一看：好哇！在一米五宽的大栏床上，这头三个、那头三个的交叉睡着六个孩子。数数那腿足足有十余条之多，加上那些东横西叉的手，看上去就和门坪上堆着的木柴一般壮观。堂嫂心头涌出阵阵暖意：有英雄母亲的满足感，有望子成龙的企盼感。当然，也有现实生活的压迫感。她若有所思地在心里说道：“生活就像是一盘杂锦菜啊！”
这时，她也没有忘记打开蚊帐的来意，她不无怜爱地说：“大满仔！起床了！带弟弟妹妹起床了！”
只见他的大儿子醒来睁开两眼，试图起身，又躺下去了。有点撒娇似的嘴上喃喃地说：“起不来了！起不来了！”
这时，大嫂立即变了脸色，说：“开你年羹头（新年被长辈揍的意思）！大吉利市！起来！新年大发！”
这大儿子也算是乖巧之人，看见母亲发火，立马起身，很快率领弟弟妹妹鱼贯而出，也不用洗脸，到吃饭房间吃早饭去了。
自打这年开始，堂兄家就没有轻松过。当然，原来也欠生产队的钱，但打这年以后欠得就更多了，每年少则三、四百，多则五、六百（相当于当时一个国家干部一年半的工资），都是欠着队里的粮食款，一直是队里的第一大超支户，真应了那句“起不来了”的话。直到八十年代初，生产队转为家庭承包责任制，那欠款都一风吹了，家庭经济状况才算有了改观。
第三个故事。
我小时候，上屋叔公和本屋的三叔以及外屋大伯津津乐道的叙说，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里：
据说，过去，我们国家有个皇帝企望长生不老，就请了一个道士炼丹，从此迷上了金丹。谁知皇帝越吃那玩艺儿，身体就越差，两三年下来，只剩下一把骨头，已经不像人样了。
眼看皇帝不行了，这时有个国师给皇帝出点子说：“你要用占卜的方式取个预头，看看上天是什么想法，或许能把病治好也未可知。我看这次就请个毒妇来占一下，看她嘴上吐出的是吉是凶。你看怎么样？”
皇帝允诺，并和国师商量了老半天，皇室内算得上“毒妇”的只有弟媳妇莫属。于是，就决定去招惹这位皇室中脾气最暴躁、嘴巴最损的弟媳妇，看她嘴上讲什么。
一天，皇帝看了时辰：戌时（也就是晚上七点多钟），天已经黑下来了，当时没有电灯，虽说皇家，也光明不到哪里去。皇帝利用天黑来到弟媳妇的房门口，正碰上弟媳妇出来，皇帝左手一把拉住弟媳妇的手，右手紧紧抱着她不放。弟媳妇一时没有看清楚是谁有那么大胆竟敢调戏她，只见她一边挣扎一边说：“皇帝你做啦？敢抱我！”
皇帝一听，心想：这话说得不错，我不就是皇帝吗？但又担心她再说一些不吉利的话出来，便用手捂住她的嘴，想叫她不要再说话。只见弟媳妇脸上涨得通红，冒出了一句话：“窒息死啦！窒息死啦！”皇帝立即松了手。
不多久，这个皇帝就撒手西归了。有趣的是，他确实是被窒息死的。原来，皇帝是金丹致病，元阳耗尽。在皇帝病入膏肓的时候，呼吸十分微弱，可以用气若游丝来形容。一天下午，他的老婆——也就是皇后——来探望，看见皇帝病成了这个样子已将不久于世，猛的想起当皇后的万般风景和不尽荣华，禁不住悲上心头、号啕大哭起来。那些守在皇帝身边的人看看皇后都哭了，自己不哭就是不忠，于是也跟着哭将起来。这哭声传出去还不招来三宫六院、皇亲国戚一贯人等？
不一会，皇帝宫中的人越聚越多，自然也是哭个不停。这时，皇后已经哭得晕死过去被送回后宫。后面进来添哭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大臣们都以为皇帝已经死了，开始操办起皇帝的后事来。不多久，就把他抬进棺材里。皇帝就这样米水不进地在棺材里呆了两天，只剩下有出气的劲儿，没有进气的份了。这时，盖棺材的仪式开始了，只见棺材匠用铁钉紧紧钉牢棺材的上下盖，再用石膏沾缝，以防漏气。
就这样，人们把气若游丝的皇帝放在棺材里活活地窒息死了。
村长的悼词
更新时间2008…7…12 7：53：56 字数：2610
镇里有个樟树村，坐落在全镇交通最发达的南边，全镇的人若要到县城、出广州什么的，一概要经过这个村。
说起这个村名，还有一番来历呢：村里也是住着客家人。什么是客家人呢？就是早年住在中原一带的中国人，为了躲避战乱和灭族的危险，举家、举族南迁的人们。他们一路走来，为了不与本地原住民争地闹矛盾，就寻找原住民不要的地方安居乐业，繁衍子孙。相对于原住民而言，这些后来者是客，故称之为客家人。这是南中国乃至台湾、香港、澳门客家人的共性。来这个村开疆辟土的客家人的祖先姓张，张姓在这块地方开荒造田、立稳脚跟后，人们就把这个村叫张田村，当然，村里后来发展到姓沈、吴、韩、黄、谢的人都有。也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刮起了“破四旧、立四新”运动，造反派说：“张田村这个名字是封、资、修的产物，一定要改。”改什么名好呢？
这时，人们想起了早在建国之初，为了解放台湾而修建的战备公路正从村里破村而过，也就是后来在国家地图上标明的206国道的其中一段。而路上种的樟树经历近二十年风雨，已经可供人们纳凉避雨了。张姓老者议论了一番后说：“就叫它樟树村吧，一来，‘张’与‘樟’同音，就跟‘谢’姓与‘解’姓一样，不忘祖先踏荒之苦；二来取意于祖国统一的路树，谁还敢说什么不是！”
就这样，被叫了上千年的张田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改名为樟树村。
现在的人们有一句口头语，叫做：“若要富，先修路”。这张田村已经在五十年前就由国家把路修好，生活上比别的地方富裕一点也是很自然的事。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主持村里工作的是张书记。这人不像一般的村官那样，土里土气，倒有几分知识分子气味，说话慢慢吞吞的，生怕因为讲话太快而把舌头搅坏了；而劳动也不像别村的书记那样以力气让人肃然起敬，他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每当别村的书记卷着裤腿走在田间的时候，他常常穿着一双布鞋跟村民聊天。就是这样一个人，几乎让全村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当了村书记五年后，村办公室就从张姓祠堂搬出来了，而张姓祠堂作为历史文物被保留下来，就连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刷在祠堂两边斑斑剥剥墙上的标语还忽隐忽现的能看个大概：
左边墙上写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右边墙上写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苦干加巧干，实现亩产三千斤！”
人们从张书记的小事中不难体会到他的为人。因此，他虽然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理想的农村干部，但公社党委还是颇能体察民意，不敢轻意换他。
1970年，张书记的老母亲韩三妹伯母在七十五岁高龄的时候，无病无灾地离开了人世和她日夜呵护着的子孙。这不但使张书记一家十分悲痛，也使得全村父老乡亲都十分意外。不到一日，全村的悲痛氛围就蔓延开来。
那个年代，人们都在学习和背诵毛泽东的文章“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努力按照毛主席的讲话去做。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说道：“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的人民团结起来。”因而，在当时，每个村有人死了，只要他的身份是贫、下中农，就一定要开追悼会，全村人聚在一块，敲锣打鼓送他最后一程。现在，张书记的母亲去世了，更是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讲话做的。村里的干部迅速赶到张书记的家里，与张书记的心里一样悲痛，张罗着处理他母亲的后事。
追悼会依期于第三天下午3点举行。会前，送葬的人们把韩三妹大娘灵柩抬到大堂门口，按规矩做了盖棺仪式，就等待开完追悼会把她送到对面山上下葬了。
追悼会由大队的治保主任主持，村长致悼词。
会议开始时，只见主持人以十分悲痛的语调说道：“贫、下中农同志们：韩三妹伯母的追悼会现在开始。向韩三妹伯母默哀三分钟。”
人们静静地低头注视棺材三分钟，然后，主持人说：“默哀毕。由沈村长致悼词。”
这时，双眼通红的沈村长从右下衣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纸，深沉地念道：“贫、下中农同志们：韩三妹伯母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她热爱的土地，离开了她日夜牵挂的子孙。”
村长说到这里，跪在棺材两旁的子孙就由莺吟啼唱转为嚎啕大哭。
为了让大家能听到讲话，村长不得不提高了声调继续说道：“韩三妹伯母死得好！”
说完后他用两眼的余光扫视了一下现场，只见哭者全都立即停下声来。而张书记用他那哭得像鱼泡似的双眼斜眸了主持人一下，又看了村长一眼。脸上有点不快：两条从鼻根下延伸至嘴角的法令纹更是像刀刻的一样，显得悲痛和愤怒的表情交织在一起。他想，也不知这个沈大麻子要说些什么。
这时，村长已经知道人们突然沉默的原因，只见他不慌不忙地说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固有一死，有的人死得轻于鸿毛，有的人重于泰山。而韩三妹伯母就是死得重于泰山的人。她生前勤劳朴素，相夫教子，培养出了张书记这样的栋梁之材，才使得我们村的日子越过越好。所以说，韩三妹伯母死得好！死得其所！死得有意义！死得重于泰山！”
这时，会场上又响起了哭声。
村长又说：“先人已逝，山河依旧。千百年来，无论少了谁，地球照样转。”
他顿了顿又接着说道：“同志们：现在的关键是，我们要按老人的遗言，继承她的遗志，把我们的山村建设得更好。”
最后，他右臂一挥，提高了声调说道：“韩三妹伯母千古！”就算讲完了。
村长讲完话后，接着鸣放鞭炮、敲锣打鼓，十分庄重地送老人归了西，到天堂享福去了。
完事后，张书记备了几壶水酒答谢众乡亲。同为村干部的民兵营长与村长坐在同桌，营长顾左右而言它地说：“想不到你的文采是如此的好。韩三妹伯母去世前留下什么遗言了吗？”
村长答非所问地说道：“要说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我们这些村官比县长、省长强多了。俗话说：不会做官会推理，这句话应该成为我们吃饭的基本功。”
民兵营长低头喝着水酒，没有再说什么。
五年以后，也就是1975年春天，我和这位营长在黄花陂那座为了发扬延安精神而用竹片、木条、沥青搭建而成的县党校参加武装干部集训时和六、七个同事住在同一房间，晚上因为蚊子太多无法入睡，摇着葵扇纳凉。
为了消磨时间，县武装部委任的房长要求每人讲一个故事才可以睡觉，这营长就讲了这个故事交了房长的差。我在动笔的时候想了想，觉得告诉后人也不见得是一个十分大的错误，于是就写了下来。
梦中应聘国足主教练
更新时间2008…7…12 7：56：33 字数：4895
2006年6月，世界杯足球锦标赛在德国举行。德国的夏时制时间和中国的时区相差六个小时，13日下午三点多钟，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九点多钟，代表亚洲出战的日本和澳大利亚开始了他们在德国世界锦标赛的第一场比赛。
话说深圳南山有一对从广州迁来的老夫妻，是早年在广州海珠广场西边的一德路上的一间公私合营的小面食店的私方人员兼店员。想起解放初期乃至建国后的计划经济时代，他们店的捞面是四分钱一两、七分钱二两、九分钱三两、一角三分钱四两（均要另加等额粮票），夫妻俩就这样起早贪黑地干了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后，这间面食店就由这对老夫妻完全承包了。数十年下来，赚了一些钱。现在，年龄已经70开外了，前几年就在气候宜人、风景秀丽的南山买了一套高档住宅，在深圳定居下来，安度晚年。
广州人对足球有特别的钟爱，不论男女老少，讲起足球来眉飞色舞、没完没了，那劲头，就像自己的小儿子在球场上冲锋陷阵似的。他俩虽然年事已高，但对足球的热情仍不减当年，也在第一时间观看这场日本对澳大利亚的比赛。
有人说，人们在看足球赛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总是会站在对垒的其中一方。你别说，中国人虽然与日本有很多过节，但不影响在这场比赛中成为日本队的“粉丝”。
只见这老两口泡了一壶浓浓的铁观音，躺在沙发上有滋有味地看起了比赛。老两口的心情也随着比赛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着。突然，“好——”老太婆从沙发上跳将起来，喊道：“日本1：0领先！”
稍安静下来后，她接着对老头说：“你看，日本就是比中国强，四年前的日韩世锦赛请了一个名叫特鲁西埃的法国人当教练，把他们带进了十六强。现在又请了巴西球星济科执教，球队攻势如潮，行云流水，有点桑巴舞的味道了。澳大利亚也不是世界强队，我敢打赌，日本队必赢。”
老头本来就喜欢与老伴抬杠，听了这话，懒洋洋地说：“我看未比。上届锦标赛南韩不是第四名吗？它当时的教练希丁克去了哪里了？告诉你，就是当了现在澳大利亚队的主教练！他那排兵布阵的应变能力堪称一流。”
说归说，而澳大利亚就是不进球，一个半场下来，又被老伴数落了几回。这老头子倒也沉得住气，把两眼眯成一条线，装成爱看不看的样子，实际上比谁都更关心赛事。
就这样，日本队以1：0领先了60多分钟，恼得澳大利亚的球迷只有躺在看台上打瞌睡的份儿。这时，直播画面上露出了荷兰人希丁克的尊容：他那西瓜式的脸蛋比四年前少了些许血色，多了几分富态，看上去更显得冷酷可怕。他抿着嘴巴，坚毅的意志、信念和心态都写在脸上，人们完全可以从他脸上领略到成功男人应有的风采。不多久，澳大利亚队的换人就开始了，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增加了三个进攻队员，布成了以前锋为主的怪阵。
就在日本人以为可以全取3分，思考着怎样排着整齐的队伍以日本式的鞠躬向观众致谢的时候，不可思义的事情发生了：刚上场不久的澳大利亚的4号，毫不迟疑地捅进一球：1：1。
这时，老头子睁开双眼，心情和希丁克惊人的相似。
老头子的乐乎劲还没有冷却下来，只听解说员又兴奋地说：“又进了，还是那个4号！”
“天哪！日本人就这样不经打吗？”老太婆气馁地说。
其实，老头对这“又进了”的一球，心里也有点苦，毕竟是亚洲人吗！更不幸的是，不待这老两口调整心态，澳大利亚又进了第三个球。这三个进球都是刚换上场的球员打入的。
只听播音员说：“不到八分钟，澳大利亚连进三球，彻底摧毁了日本队的意志。”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希丁克板起脸孔说道：“裁判应该感谢上帝，好在我们赢了！”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日本队进的那一球是靠两个日本队员同心协力地推开前来出击的澳大利亚守门员，而使皮球毫无阻拦地滚入了网窝而得分的。
老两口看完这场球后，心情都不好。老头子想的是：“听说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亚足联的一员，这样使得本来参赛名额就显得僧多粥少（其实是：僧不优秀而粥又不多）的亚洲足球要走向世界就更难了。”想想自己这把年纪，有生之年已经看不到13亿生源构筑的中国足球走向世界32强了，毕竟心烦。而他的老伴想的相对直观一些：“日本人靠不住，进的一球还要靠小动作，看其球知其国风，真是秉性难改呀！还是要培养自家的仔才好！我是老了，年轻人应该牢记啊！”
两位老人一声不吭地到了房间倒头便睡。不多时，老头便打起了呼噜，而老伴在进入梦乡后却哈哈大笑起来。
在梦中，她恍惚和老头来到北京，牵手走在长安街上。不多时，迎面走来一个自称是国家体育中心的领导，这领导抓住老头的手，口中说了一句：“梦里寻他千百度，得来全不费功夫。”说是老头被这位国家体育中心的领导看中，还说他这种相貌、身高、体重、经验最适合当国家足球队主教练。于是，就带他们到了大球训练基地。在基地里已经坐满了五十多个老头子，只见穿着运动服的领导给每人发了一个号码，然后，就由一架摇奖机摇出是老头的号码中了奖。这时，老太婆十分高兴，就哈哈大笑起来。这就是你刚才听到的睡梦中的笑声。
当然，笑归笑，笑完之后，老太婆就问穿运动服的领导：“这中奖能奖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