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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淡然最后有演变成日记或周记的趋势，再无往常、事无巨细都要在信里和丁大力嗑唠的那种两小无猜。
这样也好……
丁大力是这么想的，心里面，不可避免又带有某种失落，只能够安慰自己，以他成年人的心态，与小孩子通信，又何尝不是一种负担。
就在两个月的暑假时间即将过去的时候，执政的党派最新一次代表大会在京城召开。这次会议，有几个地方值得关注。
其一是章程的修改，离退休制度正式写入章程；其二是确立顾问制度，成立了顾问委员会；其三则是确立了纪委的独立性，明确了各级纪委是党委的“同级纪委”，而不再是党委下设的工作机构，在制度上加强了纪检工作的力度。
执政的代表会议离丁大力太过遥远，几乎影响不了他的生活，非要说有，那就是县委书记柳非的老大哥，省委书记处书记金春明，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顾问委员会的委员，算是在真正的退休之前一步迈入到正省部级行列，但同时，却也宣告彻底地淡出了江南省的政坛。丁大力掐指算了一下，到了江南省的执政代表会议，恐怕费老爷子也要退居二线。只是不知道这一退，提了一级之后，是顾问的主任呢，还是人大主任抑或是参政主席。
执政的代表会议开完之后，紧接着就是地方各级党委学习、领会、贯通会议精神。同时，为了让广大社员们了解到党的政策，县委还规定，建立党员分工联系社员农户制度。每个党员都要联系几户社员，经常把党的指示和方针、政策传达给自己的联系户，同时又要经常向组织反映联系户的思想要求和对党的工作意见。这是一项在农村党组织中的党员活动日制度，与以往的公社一级干部深入到生产队第一线蹲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是，公社党委班子每一个成员都行动起来，本来已经为丁三坡所冷处理的下基层蹲点，在这个时期又开始热火朝天大干起来。
新学期开学，除了执政代表会议之外，与丁大力的生活联系更密切的无疑当属中心校校舍的修和建。
经过丁三坡两个月的艰苦跋涉，以及县领导的重视，中心校的校舍维修和新建终于启动。然而，已经错过了暑假里校舍修建的黄金时期，现在新学期开学，如何不影响教学秩序倒是成了难题。后来，经过公社领导与小学里协商，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全日制小学临时性改成半日制。
所谓的半日制，也即是一间教室承担两个平行班的教学任务。以丁大力他们二（1）班为例，第一周的时候，每天上午，教室由二（1）班上课，二（2）班则放假不上学；到了下午，二（1）班放学回家，换成二（2）班的学生背书包到二（1）班上课的教室里上课。这是在特殊时期不得不为之的办法，课务安排方面只能优先保证语文、算术以及体育课，用丁三坡的话来说，只能先让孩子们苦一段时间。然而，所谓的苦，或许在孩子们看来并不见得如此。丁大力曾对他老爸的说法嗤之以鼻，他说：“苦不苦，到学校里随随便便找一个小学生，问问他们，每天只上半天课，到底是受苦还是享福……”
对于丁大力、以及中心小学全体学生来说，半天上学半天“放羊”，这是一种难以言状的幸福。而丁三坡，却因为公社的经济建设全面展开而忙得团团转。
悠闲的二年级生活持续了二个多月。期间，县委召开了两次较为重大的会议：一次是全县教育系统思想政治工作会议，阐明了教育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等一系列问题。丁三坡作为重视教育的干部代表，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另一次则是今后工作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计划生育。为把为把计划生育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县委书记、县长柳非同时宣布，当前计划生育工作要与整党、整风工作结合起来。这个说法就有点敲打的意思在里面了。整党、整风工作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部署，预计即将在明年展开，到时候，计划生育没有搞好的党政干部，可能直接面临党纪政纪处置。
两项会议之后，丁三坡也召开了全公社党员干部大会，着重指出，要把重大国策的教育和当前计划生育工作当做头等大事抓起来。至于说怎么抓……对不起，公社当然要与上级县委保持高度一致，该处置的，到时候绝不会手软就是了……
到了十一月底秋粮入库、天气转凉，沈南县农村悄悄地出现了一大批专业户。
所谓专业户，后世的词条说明，就是在农村生产过程中，特别专注于某种生产活动、主要是养殖业的农户。实际上，专业户一词早在去年即已经为上层所关注，包括某些包产到户较早的省区，农民承包了土地，再行转包给其他社员，接手的社员所承包土地较多的也是专业户一种。沈南县生产责任制改革力度虽然一直较大，但由于开展包产到户较晚，农村劳动力的劳动在去年底以前远没有达到“劳动自主”的地步，所以，能投入家庭全部劳动力、专注于养殖业的专业户也相对较少。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年。由于沈南县今年的生产责任制改革形式主要就是“家庭式大田包干到户”，种植模式尽管还是经由上级指导统一安排，但在劳动力出工方面也不再进行统一点名。这样的话，就为农户腾出手进行专业户养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在沈南县全部二十二家公社里，专业户数量较为突出的要数立荣公社与卢园公社。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两家公社在年初的时候就已经与丁三坡在私底下达成了协议。据传言，卢园公社书记于建国在某次会议上指着生产队干部的鼻子大骂，说你们都是群草包，外公社养殖场不肯卖雏鸭，难道你们就不会私底下给点好处？这种事情还要我来教你们？啊？心领神会的生产队干部回去一传达，好嘛，全县各家公社的集体养殖场，新产出的雏鸭都可以在一夜之间“死光光”，而实际上，都是在开年初被钻营而来的两家公社社员抢购一空。
与后世四十天就能催肥上市的饲料鸭不同，说句好笑地话，煲老鸭汤的所谓老鸭，鸭龄满半年的，养殖户已经算得上很厚道了，真正三年以上鸭龄的真正老鸭，一般都是养殖户自己买药材煲汤自己吃，即便是相熟之人上门求购，养殖户愿意转让的也很少很少。
这一时期的鸭禽养殖就相当于后世的有机鸭，十四周之内不产蛋，农户饲养的时候，大约三个半月之后，才开始陆陆续续产蛋，也即是意味着开始有了收入。到了夏天开始人工换羽，羽绒出售又是一笔收入。然后是秋天产蛋高峰期，有的农户家里整劳动力五六口的，一年光是鸭蛋收入就可以达到八九千块钱。而这个时候，有关沈南县的专业户问题才逐渐进入了县委领导的视线之内。
第二百二十一章 专业户问题
前几年，沈南县调拨地区中心县以及省城临海市的禽蛋最多只不过三千吨堪堪出头，而在今年，还没到年底，这一调拨数字就已经超过四千吨。县领导当然喜出望外，郊区为城市服务，多调拨肉禽类副食品供应，不正是最佳服务体现么。基于此，专业户的出现，县领导也是乐见其成的。然而，专业户的出现，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比如专业户请帮工，或者以带学徒为名变相请帮工，这么一来，所谓专业户，就已经几乎游走在资本家的边缘，一步不慎就有可能滑入遭打击的深渊。
天昌公社的长毛兔养殖也存在这方面的隐忧。兔子的繁殖能力特别强，再加上农科所技术人员指导，哪怕是幼兔按五、三、二比例分配，只要饲养得法，数量很容易增加。农户之间私底下的交易，虽说有投机倒把之嫌，但这种事情想要完全禁止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只要有人收购，价格合适的话，总有人愿意卖。这样一来，养兔专业户的出现也在所难免。
为此，丁大力曾与丁三坡说起过这个问题，为避免不必要的政治风险，最好在专业户请帮工方面打好预防针，大方向上，请帮工、带学徒，一律开方便之门不予禁止，但是，希望在数量上有一条红线，具体归纳起来，就是可以请一至两个帮工、带三到五个学徒，总数分别控制在三和八之内。这两个数字，看似平常，但却是关键的保命数字——五十年代的改造运动，有三名雇工就要进行公私合营；而资本论中，资本家至少得雇工八个的论述，使得“八”这一数字充满了危险性。
丁三坡虽说奇怪儿子怎么会如此精准地掐到了帮工与学徒的数字命脉，不过，奇怪也就奇怪在一时，重要的还是要和专业户打预防针。不过，立荣公社与卢园公社毕竟不在他管辖之内，这两家公社的专业户，尤其是鸭禽养殖户，大多因他而起，若是被卷入风暴，他又如何能够安心。
为此，丁三坡到了县委找到书记柳非，把自己有关专业户雇工与带学徒数字的想法与柳非做了交流。柳非当时就拍案叫绝。实际上，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他。一方面，社员扩大养殖、增加收入，他是欣喜的；但另一方面，若是社员踩了雇工数字的红线，以至于他不得不加以处理，却又心有不忍。当丁三坡向他交了底之后，柳非马上行动起来，指示县委办的一班笔杆子在国家方针政策中翻翻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到依据性的相关法规文件。
功夫不负有心人。笔杆子到底是笔杆子，一番查找，还真有相关文件。这是一份去年七月政务院为解决城镇待业青年所推出的一项“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规定中，也有雇工方面的说法，“……必要时，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请一至两个帮手；技术性较强或者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两三个最多不超过五个学徒。请帮手、带学徒，都要订立合同，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期限和报酬等。合同要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鉴证。”
县委办的笔杆子如获至宝，将该规定原文呈交给柳非。柳非也同样如获至宝，尽管这一规定只限定城镇户口待业青年自谋出路，但是，其意义并不单纯仅仅在此，而是个体经济雇工政策的里程碑，就好像是一堵墙上面开了一扇门，这扇门，城镇户口待业青年可以进出，那么，为什么农村社员就不可以呢？
柳非的胆色越来越壮，他把全县一百多户专业户召集起来，专门开了一个恳谈会。
在会上，柳非正式提出了可以请一两个帮工，可以带三五个学徒。另外，在此基础上，柳非还扩大了口子，提出了可以议价销售、可以长途贩运。这样的说法，对于柳非来说是很有危险性的，如果要扣帽子，强行认定其“歪曲地理解和执行党的政策”，那么，在严打经济领域犯罪余波犹在的背景之下，柳非可能会承担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
恳谈会结束之后，专业户们固然是欢欣鼓舞，而丁三坡却忧心忡忡，就连回到家吃晚饭都神思不属，好几次把筷子夹的菜掉在桌上。
丁大力就问丁三坡，到底发生了什么。丁三坡把柳非在和专业户座谈期间的话摘要复述了一遍，然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可以议价销售、可以长途贩运”这两点完全不必要加入进去。
丁大力则认为丁三坡的担忧是无意义的。他说：“议价销售和长途贩运要看是什么人组织，如果是专业户的个体行为，应该没有问题……我估计，柳老头的老大哥在政策方面和他交过底，他才敢这么说……怕就怕二道贩子从专业户手里低价收购再长途贩运议价出手，这才是最要命的，闹不好就会牵连到柳老头，那些二道贩子完全可以声称是柳书记开的口子，你看，柳非他跳动黄河里也洗不清了。”
“那可怎么办？”丁三坡担心的也正是被二道贩子钻了空子。
“这些事情你瞎操心也没用，我觉着吧，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最好的时代，国家的许多大政方针的改变，往往都是自下而上推动的。不记得伟人曾经说过么？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推动力！你所要做的，就是顺势而为。如果还嫌不够操心，那就想想大学第一年你与费伯伯的那篇调查稿子？对比三年前，你有何感想？”
听了丁大力的话，丁三坡倒是有些安慰。仔细地想了想，也的确有点道理。不说别的，就说三年前，他与费要强在报纸上联合发表调查报告，当时可以说是承担了很大政治风险的。一晃三年过去了，你看，全国范围内都要求生产责任制改革。江南省甚至提出到了年底，包产到户率要达到多少多少……这三年，一路走来，政策修修补补，不正是中央在人民加以选择的基础上逐渐逐渐在完善么？
“算你说得有点道理。”丁三坡的心事放了下来，不再去想这个问题。
“什么叫算？你也不想想，专业户想要长途贩运行么？国家政策可是严厉禁止个人买交通工具跑运输的……还有啊，在沈南县境内搞议价销售，柳老头又怎么会去管他们？”
“臭小子，这是和你爸说话的态度？”丁三坡恼羞成怒，站起来要削儿子。丁大力当然不会让他如愿，早一溜烟躲到自己房间里去了。
阳历1982年渐渐地接近了尾声。十二月初的时候，前后历时两年之久修改、讨论的国家基本大法，经全国最高权力机关会议通过，是为八二宪法。该法有几个特征与丁三坡与丁大力父子息息相关，值得引起注意。
一个是宪法有提到乡镇设人民政府，这一条实际上就是“政社分设”，中央领导在作宪法修正草案报告的时候就曾做如下说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权。人民公社将只是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组织形式。这种改变将有利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也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个过程又不是一蹴而就的，该领导同时又指出：“……至于政社分开的具体实施，这是一件细致的工作，各地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要草率行事。”
第二百二十二章 全民专业户
如果说政社分设有点石破天惊，那么，后一个就显得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了。
另一个是有关个体经济的表述。首先，宪法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样的表述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对于个体经济的界定，却没有形成太大的突破。“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这一条，按丁大力的理解，估计就是对于1978年年底那次全会公报所提到的个体经济，在法律层面上进行肯定。
随着国家最根本大法的修订，沈南县委也下发了一份有关专业户发展意见的文件。该文主要是从规章制度方面，对柳非在与专业户交流的时候的一些说法加以规范与完善。
文件中，首先对当前涌现出来的一大批专业户、重点户作了充分的肯定。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必须继续解放思想，统一认识，以积极的态度、满腔的热情，加以正确的引导，大力地扶持。实际上，在当前形势之下，只要不对专业户进行打击，就是最好的扶持。当然，这种话不可能出现在文件里。
县委文件还确定了扶植专业户“长期不变”的思想，充分发挥本地优势，广开致富门路；促进多种形式、多层次的联合合作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掘人力资源，做到人尽其才，鼓励专业户、重点户既要艰苦奋斗，又要钻研技术。
以上种种都是官样文章，政策的放宽才是最重要、社员农户最关心的。
县委文件里也有进一步放宽政策的指示，最主要的是实现“四个允许”，即允许专业户、重点户在生产队同意下将承包的口粮田、责任田自愿转包给劳力强的社员农户；允许专业户、重点户在生产需要的情况下，经过批准，雇请三至五个学徒或帮手；允许专业户、重点户在完成国家征购、派购任务，按照合同交足集体后，将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继续卖给国家，也可向市场出售；允许专业户、重点户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完成国家征购、派购任务后，把自己的产品长途运销（除粮食及其制品外）。
你看，有关政策方面，柳非讲话中的粗糙之处，在这里都修补完善了，最主要是学徒与帮手的数目，被压缩到了三至五个。这也是政策破冰期所必须的小心翼翼之举，但是，在县委文件中能够如此提出也殊为不易（中央文件最晚在八四年也将会对农村专业户学徒与帮手的数目加以追加承认）。
县委文件还指出，县级机关要大力支持，为发展专业户、重点户大开绿灯。专业户、重点户的劳动成果，必须受国家法律的保护。对有较大贡献的专业户、重点户，党委与政府要表扬奖励。农村党员、干部要带头劳动致富，带头当专业户、重点户。各级党政组织要把发展专业户、重点户外作为农村工作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