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而中国得到这两个基地的好处简直是说不完。除了国际地位大增，开始有了世界性大国的样子这些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外。
还有就是，有了胡尔迪约，我们就在中东地区附近有了落脚点，可以和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连成一线，印度洋上，我们的海上石油运输线将更加畅通。与缅甸的实兑港，斯里兰卡的海港，以及周围的海上油田，一起保障中国的工业血液的充足。
全球知名认证机构挪威船级社（DNV）去年表示，鉴于中国不断增长的石油需求，今年对外需求可能达到4亿吨左右的巨量，虽然中国和俄罗斯、中亚、巴基斯坦有原油管线，但是中国未来5至6年仍然需要新建40至50艘超大型油轮（VLCC），以承担从中东和其它产油地运油的使命。
而最近国家也暗中认可了这种说法。因为强劲的国内经济发展切实的需要这些船只。
其中，这些新增需求并不包括即将于2017年和2018年交付的超大油轮。基于国家安全考虑，政府如今的进口原油的运输任务由基本都是本国船只完成，而以前有很大一部分是其它国外油轮来运输。这样一来中国在这条命脉航线上的超大型油轮将达到恐怖的120艘，安全就至关重要！
而胡尔迪约这个港口的获得，基地的建立，将与其他几个印度洋上的港口共同对印度洋上的美国、印度等敌对势力起到威慑！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获得了基斯马尤，它是一个赤道海港城市，气候条件也不错。在这里，取得如此重要权利的中国可以建立大型航天基地。而我国至今最接近赤道的只有2008年建成的海南航天基地，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空间探测最重要的发射基地。
基斯马尤地理优势更大，可以给航天发射带来巨大的好处。
首先，它和海南航天基地一样，可以水陆运输。要知道，以前中国的酒泉、太原、西昌发射场都地处内陆偏远山区或荒漠，火箭的运输只能靠铁路，需要穿越许多隧道，中国21世纪初的3。2米直径火箭勉强可以通过隧道，但是后面运载能力达到15吨以上的火箭，直径都在5米以上，这就不可能用铁路运输。
因此后来在海南建立了发射基地，火箭可以通过水陆运输，火箭的大小就不再成问题。同样基斯马尤也有这样的便利。
其次，火箭距离赤道越近，进入静止轨道就更容易，有效载荷就更多。在中国有海南发射基地前，中国相对纬度最低的西昌基地有27度，而海南是中国纬度最低的省份，只有19度，就是这样，从海南基地发射火箭，有效载荷比西昌提高了7。4％，比酒泉提高18。5％。而当时国际上1千克有效载荷的价格是2万美元，即便是使用中国当时的运载火箭，有效载荷也可以提高300多千克，就相当于600多万美元。
如今中国的火箭早就是二十吨左右，最新的可能会达到30吨，这些为建立大型空间站和进行月球探测、火星探测的火箭，哪一个不会因此大大提高有效载荷，节省几千万美金！
此外，进入太空的卫星，其运行轨道和地球静止轨道有一定的夹角，必须把这个夹角校正到0度，从海南发射这个夹角为19度，从西昌发射夹角为27度，因为卫星在进入轨道后已经和火箭脱离，这就必须用卫星上携带的燃料来校正夹角，海南基地发射的卫星仅仅在校正夹角上节省的燃料就可以比从西昌发射的卫星多运行3年多。
而从基斯马尤发射，根本就不需要这样一个功能，即使为了预防万一做了，也是消耗极其微小，而卫星则可以多工作近10年。
要知道，如今国际上现在一个转发器一年的租金是120万美元，如果是一个5吨的卫星，48个转发器的话，多运行10年，租金可以增收近5亿多美元。而中国现在的卫星、探测器、空间站、往返飞船那么多，这里面是多么大的效益，简直是太值了！”唐傲念着崇浩父亲的战略规划中的资料，是非常的感叹。
他们知道崇浩与邦特“华人会”关系良好有合作，而且这次冒险也是与对方一起，但是其中具体的一些事情除了与崇浩心灵交流的宝贝们，以及主动讲给父母的，其他人并不清楚里面的关系。只是知道他由此得到了大量“华人会”的势力和他转回来的大笔资金。
唐傲感到自己这个头儿与邦特如此好的关系，加上“华人会”促使邦特给中国送上如此大礼，实在是让人对这个秘密组织大生好感！
崇浩由于这一向都有大事在忙，反而还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如今听了才知道，大元老是多么厉害，看得多么长远。这样两个地方，中国怎么能放弃？
同时他也为自己能在打下这个地方中出力，感到太值了！
可是更厉害的还在后面。
国外有人拿航天火箭的燃料如果泄露可能会污染环境，航天基地的军事危险性，以及航天发射对渔业生产有影响说事。
例如日本的种子岛航天发射中心就曾经为航天发射对海洋渔业的影响所困扰，因而他们把卫星发射限定在特定的月份。
这些国外专家通过以上这些言论想要造舆论，逼邦特撕毁协议，拒绝给中国这个地方。
但令这些人意外的是，邦特政府主动用海南基地的例子说明，中国的新型火箭使用的是新型燃料，不会像早期长征系列的其他火箭一样造成污染。反而可以用航天基地做噱头，推动当地的旅游业。
而从军事上看，军事基地和航天基地的两个港口一南一北的分开，而航天发射基地本身并不算是一个主要的军事目标，在局部战争中航天基地没什么作用，因此它建立在基斯马尤并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危险。
至于航天发射可能对渔业产生影响。邦特认为中国考虑向公海发射火箭是有利于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火箭脱离的碎片将不会落到人口密集的陆地，虽然落在公海上可能会威胁到渔船，但是发射期间可以让渔船错开时间，因为渔船是可以移动的。
崇浩内心里佩服，心想这一定是“雷骨龙”这个狡猾的外交官在查证了相关资料后搞的。而听了唐傲介绍的其他人也是哈哈大笑。
后面唐傲又继续说道邦特积极与中国联结的狠招，简直就是直接要求把邦特变成中国的半殖民地。
邦特政府在给了中国莫大好处后，当然也就应该要求中国做一些事。他没有要求中国的军事保护，也没有谈任何军事结盟的敏感话题。而是很正大光明的请求中国全面援助邦特的各项建设和大量的粮食援助。
这本来也不算什么，自从中国在2005年结束了从1978年安置越南华侨难民时开始接受的长达26年的国际粮食援助历史后，中国就开始逐步完善了对外援助法律，并在第二年就以57万7000吨的援助总量，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世界第三大粮食援助捐赠国。当时中国政府成为世界粮食计划署宣传的解决贫困人口温饱方面的典范，至今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做得更好。
而中国主要的捐助对象就是朝鲜等周边穷国和非洲众多极度贫困的国家。
但是邦特的要求则是非常的庞大，他们请求中国在其国家的党、政、军等所有的重要部门和岗位都要聘请中国顾问参与，特别是农牧渔等产业上，基本除了直接来军队，相当于是中国可以全面影响邦特的一切权利，需要的援助人员数量达到几万人，加上家属可能差不多近10万。
这让中国也是有些左右为难。虽然是一次中国势力全面进入非洲的好机会，但是这国际名声却不好，它与中国一直强调的不寻求世界霸权的言论相矛盾，而且太急反而会让非洲其他友好国家疑惧，生出无数误会和反感。
因此中国政府反而要非常慎重的考虑。就是为这个双方讨论的时间最长。
崇浩一眼看出这是大元老以退为进的计策，实际是一种借鸡生蛋，利用祖国的力量培养自己的人员，巩固强化当地的华人势力，同时加强了和中国的紧密关系，依靠中国来对抗美国和欧洲列强的压力。
当年中国的《对外援助法》也是经过长时间的实践讨论才基本通过的。
中国周边国家也经常出现一系列自然灾害，给受害国带来比较严重的影响，中国感同身受，果断地提供了慷慨的援助。
但海啸、地震、自然灾害、金融危机、流行疾病、环境污染等事件的出现，也向中国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那就是如何持续高效、量力而行同时又能够科学地向受援国提供援助。
作为一个负责的地区大国，中国对于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稳定有着越来越大的责任，中国的睦邻、富邻、安邻政策也要求中国为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当这些国家遇到困难或自然灾害的时候，中国更应该伸出援助之手。
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中国与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国家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与这些国家历史遭遇相似，发展阶段相近，经济互补性很强，也需要相互援助、互利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对第三世界的援助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对外援助思想。其中主要体现在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与非洲国家关系五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原则。这些原则确定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思想和立场。中国的对外援助思想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之上的，是有别于西方国家以干涉别国内政为主要目的对外援助政策的。
在改革开放前的特殊年代，中国采取只对外援助而不接受援助的作法。中国唐山大地震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国谢绝了国际上所有的援助。但中国给予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以及一些非洲国家的援助是巨大的。有些产品中国人自己没有享用，而是直接援助国外。可以是说牺牲自己、帮助他国。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推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对外交往能力得到飞速的提升。在与发达国家交往的同时，中国仍然把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同时注意纠正历史上的一些错误作法，改变了政治第一政治挂帅、经济单纯为政治服务的作法，鼓励发展中国家把发展经济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力求形成与这些国家互利双赢的共同发展模式。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也开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色，创造了一些更加符合经济合作规律的新的作法。
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发展的不平衡带来的贫富分化局面的加深，南北问题十分严重，随之而来的是援助与相互援助成为国际关系中日益频繁的现象。
这就给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中国面临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援助课题，所以对于援助的方式、援助的范围、援助的数额都需要上升到科学决策的层面，这些课题解决得好坏，不仅关系到受援国的利益，也关系到中国自身的长期发展。
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外交就必须向着专业化、科学化、综合化和理性化方向发展，避免主观臆断、感情用事对外交和国家利益的损害。一个决策科学化、法制化、脚踏实地的强大中国，也才能够真正长期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和信任。
而对外援助的法制化就是理性外交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根据自己形成的有中国特色、体现大国风范同时又具有较强指导意义的科学务实的《对外援助法》。其中主要总结了三个原则来规范对外援助。
首先应该有较强的针对性。应该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相联系，援助那些可能带来持续发展的项目，而不是立足于一次性补偿。援助还应该与这些国家的市场培育相联系，鼓励他们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经济互助和贸易的展开。
其次，援助不应该仅仅停留在道义层面，也是政治行为和友好合作的体现。政府行为需要与单纯的感情情谊相区分，对外援助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与中国的经济状况相适应，不能盲目攀比。
第三，对外援助不是即兴或临时行为，虽然针对突发事件可以有应急法案，但对外援助不只是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措施，而是中国整体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是中国长期的可持续的和平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经济外交的具体实施步骤之一。它应该有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原则、法则和措施，是一个科学决策的过程，也是一个有法可依的行为。
于是理智慎重的中国根据国内的《对外援助法》与邦特这个突然跑来的小弟签订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援助协议，这其中也有国内无数眼光长远的战略家的深远谋略，邦特就是一个准备用来给大家看的新型大小国家平等合作的典范。
而中国付出足够平等的援助后，也就可以心安理得的进军邦特，全力建设那个重中之重的航天基地。要知道中国未来发展的能源可是要靠月球上的庞大资源，特别是氦3，40吨氦3可以供应如今的中国一年的能源。它是地球上极其稀少的可替代石油的资源，而月球较多，有上亿吨，足够人类使用千年。
此外还有大量其它的如铁、钛、铀、钍、钾、锰等重要矿物资源。如果仅仅依靠地球，想要在列强环视，并从早已经瓜分完的有限资源中虎口夺食，付出的代价可远比从太空获取能源高得多，这种情况下中国是不能长久养活自身这个胃口越来越大的庞大经济体！
而胡尔迪约军事基地也就既成了海上工业血液之路的保护神，将来也同时成了航天基地的保护力量，军舰、潜艇、飞机都可以就近支援。这种情况下谁来碰中国未来通天高速路，谁就是与中国死掐！
由此大元老的邦特也就合理的得到了他想要的大量人力资源和经济开发力量，把邦特中国化，在陌生土地建立华人国家的成功率就会大增，同时也安全的躲到了中国的核保护伞之下。只要不是欧美列强发动的灭国之战，强大恐怖的“骨龙军团”完全可以横扫整个非洲！
事情发展到现在，虽然是“华人会”的邦特利用了中国的仁义和渴求持续和谐发展的愿望，但是他也事实上让中国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巨大长远利益，成为一个非洲中华！
邦特、中国逐渐形成了合则两利，合则双赢的互利局面！
第十章 大战略（一）
非洲市场的开发随着大元老的深远谋略，随着国家对邦特的一揽子援助协议，已经是完全没有悬念。至少大量低端价美物廉的实用技术产品会很有市场。
加上“联合梦想”幕后老板崇浩与“华人会”的特殊关系，简直就是到非洲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机器人王国！
中国在邦特的巨大外交胜利，以及对整个非洲的投资开发战略被西方视为“能源外交”，一些国内学者则以“重商主义”形容中国在非洲外交的精髓。在这个意义上，顺便压缩台湾在非洲可怜的外交空间，只是中国非洲外交战略实践过程中附带的“红利”而已。
中国在非洲再次大展拳脚，当然引起美国和日本的关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美中经济和安全考察委员会，开了多次的听证会，邀请全美各大学的科研机构、智库、研究所等几十名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和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参加。于是隔着大洋，中美是大打舌战。
美中经济和安全考察委员会主席，带着西方殖民主义思维的沃玛尔说，“中国到底想在国际外交、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否在非洲有新殖民主义倾向。”他希望通过这样的讨论，收集中国在对外活动中折射出来的政策取向。
沃玛尔表示，该委员会还会听取有关调查机构采集的信息，比如中国在非洲、中东和拉美的活动，以了解中国在美国人十分敏感的问题上的作为。
日本拓殖大学教授，外相石原慎阴的幕僚毛原利生则指出，美中在外交上依然在进行包围和反包围的博弈。美国对中亚各国展开的首脑外交攻势，切维尼总统对印度在核利用方面再次做出的巨大妥协，最终目的都是要推动以中国为对象的新包围网。
毛原说，在美国国防部眼中，中国向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各国、中亚和非洲各国提供军事技术，表明了中国加强军事实力的目的，已不仅仅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而更主要的是为了确保能源的稳定供给。这预示着美中在能源领域的矛盾，必将进一步激化。
中国的学者则反驳，中国在非洲采取的基本上是平等互利的“重商主义”外交，一方面寻找新的原料——尤其是经济发展急需的石油能源——来满足中国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为中国产品开拓新市场。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贸易总额已经激增了10倍以上，超过1400亿美元。
而中东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反抗组织的战争，美国与伊拉克反抗组织的战争，也说明，中国不能完全依赖中东的石油，非洲和拉美都是相对可靠的新来源。
中国鼓励企业“走出去”。驻日大使王铭刚的老师，资深外交官、中国外交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