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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写的东西越堆越高的时候，我想到了发表。我无数次把那些誊写得工工整整的文字，装在信封投进邮箱，无数次地期待邮递员给我带来好消息，可是好消息从来没有从邮差的手中光临。
冬天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向同屋的一位姐妹借了一套新衣服，抱着用大白纸写的所谓的小说、散文进了一家日报社。看门的大爷问我找谁，我说找管副刊的。大爷帮我打了个电话，然后他告诉我，管副刊的不在。他还让“管副刊的”办公室的人传话说，外面有人找，让那个“管副刊的”回来后下来一趟。于是我就坐在门卫处等，等到要下班时，终于有一个人进了门，他说他就是副刊部的。
他把我带进了他的办公室，问了一些问题，翻了翻我带来的稿子，然后从中挑选一些留了下来，说看后会给我答复。然后我就出了门。
我在出门的时候频频回头，我记得我父亲第一次从家里带些花生来看我，被我们工厂的门卫挡在门外，从早上六点等到八点还不让进，而那个寒冷的星期天的早上我在床上睡懒觉，起来后看到因在寒风中站得过久而脸色发僵的父亲时，我疯子般地冲进门卫室的情景，我的眼泪开始涌了出来。很多年后，我想起日报社那个看门的大爷让我见到了那位“管副刊的”编辑时，就充满了感激。
转年一个春天的中午，我记得这一天是一九九三年三月三日，我吃过饭回车间，发现一个办公室里围满了人。我刚一上楼，车间里的人全部朝我看，有的人喊出了声音。尽管来城市一年之久，我仍然听不懂常州的方言。我的心跳加快，我以为我做的衣服在哪个环节发生了错误。这样的事比较常见，因为每一批活的款式和做工都有所不同，操作起来，也有区别，一旦发现工序有误，不仅要返工，而且要罚款。我紧张极了，傻呆呆地希望有人来告诉我，我在哪个环节犯了错误。终于，我们的车间主任用不熟练的普通话告诉我说，报纸上有你的文章。我赶紧冲过去，我看到那张日报上加有“编者按”的散文《慈父的女儿》登在头条。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变成了铅字，印在了报纸上。
车间里仅有的一张报纸，从一工段传到四工段，从中午传到晚上，已经破烂不堪。我被来自全国各地的同龄女孩围着，她们用热烈而羡慕的眼睛看着我，似乎也看到了她们自己的希望。
妇产科主任的慈悲（一）
天气很好，或者天气阴霾，都不能阻止妇产科主任看报的习惯，妇产科主任除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外，在文学界也是德高望重。报上的一篇文章使她想起了去世多年的父亲。她父亲开过纱厂，在当地也算显贵，因而她有机会深造，因而有较好的职业及颇丰的收入。虽然下过乡，支过边，品味过生活的起落，可是生活曾有过的挫折或者岁月的磨炼，没能将她的慈善的本质泯灭。反而使她对社会多了一份达观和慈悲，我就是她慈悲的最佳见证。
也许是《慈父的女儿》中的描述，勾起了她心中的思父情结，她不免多看几眼编者按，编者按里介绍这个作者是个打工妹，十八岁的外乡人，妇产科主任一念之间，动了恻隐之心。
她通过报社打电话到厂里，要我去一趟。
那个晚上，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穿过大半个城市的喧嚣，敲开了那扇真正属于城市的门。那门里果然是我期望看到的那样，女主人衣着华贵，戴金边眼镜，谈吐文雅。快六十岁的年龄，还有着白皙的皮肤，端来我没有见识过的点心，精致的茶杯。我小心翼翼接好，生怕笨拙的手将它攥裂。落座时，柔软的沙发对屁股轻柔地爱抚，仿佛劝其不必紧张，放松一下。先生也很儒雅，弹了钢琴，唱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没见过城市的气派，没见过真正的上等人。在城市生活一年多，也不过是在城市的肛门边转了几个圈。那天晚上我激动万分，亲眼目睹城市的姿态，我激动得面红耳赤，尽管我不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但是我意识到对于我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外乡姑娘来说，这种接见出于慈悲和欣赏。于是尽量毕恭毕敬、渲染贫穷、渲染勤奋，隐藏着背叛祖宗的念头，说到动情之处，鼻子发酸。那时我多土啊，当然这种土，在某些时候帮了我的大忙，它让我显出淳朴、厚道，深得信任。
临行之时，已是星光灿烂，从未见过的爽朗的夜。妇产科主任从走廊上拖出来一辆旧自行车，让我骑回去，我飞快地行舞街头，感到前途一片光明。
因为妇产科主任乐善好施的本性，因为妇产科主任一句不读书太可惜的叹息，因为妇产科主任决意对我塑造的信心，从此以后我骑着自行车拜访的次数越来越多。一旦梦想蠢蠢欲动，自信飞扬，人的脸皮厚一点也就自然而然。我尽挑我自己爱吃的东西给她买，两个月工资算什么。我太了解我父亲，肯定站在我同一立场，写封信告诉他我遇上的好事，走上千里路赶来道谢也不会让他皱一下眉。妇产科主任不稀罕我的礼物，却稀罕我的诚意，“施人滴水回报涌泉的故事”源远流传。妇产科主任的慈悲萌发，在我眼里她就是带着眼镜的观音菩萨，让我诚意膜拜。
尽管一踏进那道门槛，我必须先洗一次脚，换两双新袜子，刷三次牙，鼓五番勇气，除了只有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我还欠缺对城市人个性的了解，我很想表现得更好一些，让人瞧得起一些，所以我屏着气，忍受着我不习惯闻的香水味，说一些装腔作势的话，渲染着自己的艰辛。我大放厥词，我把虚伪当作追求理想的手段，这个念头会让我变得豪迈，出了大门我就长长吁气，让夜风怜悯地给自己爱抚。虽然不管我怎样努力，在阅历丰富的妇产科主任面前，都是拙劣的小把戏，这只能使我以更快的速度暴露着自己。但这妨碍不了我的攀附的决心。
我的拙劣的小小的险恶没有遭来抛弃的命运，妇产科主任面对这株长满旁枝的树苗，没有连根铲除，而是准备用自己的热情来修理。
这就是我在城市生活中的命运的转折点。
妇产科主任很快将我的作用发挥到我打工的厂里，她请厂长给我调换了宿舍，只要她一个电话，我可以随时从缝纫机上下来，到她家改善伙食，或是聆听教诲。她常常用凛然的、不可违背的眼神纠正我的言行举止，当然这常常使我难堪不快，但我似乎又是演戏的天才，恰如其分地表现笨拙，好让她有题材，包括交给她的文章，留一些偏见或不成熟的见解，让她有发挥的余地。她常常是站着对我说话，而我则坐着。她是那种讲话必须借助手势和工具的人，一支钢笔，一本书，甚至抹布在手，都对她的言语有所提高。
“你必须脱下这身牛仔，女孩子应该斯斯文文的。”我正想说点什么，她立刻严厉地阻止我，“别辩驳，你只有二十岁，眼下我对你负有一点责任，我将让你从体力劳动的境地摆脱出来，修正是艰难的，但你以后会明白我的苦心。”
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感激她，在我看来，修正是抽象的，而管束却是具体的，她高估了我的承受能力，以为我的心灵跟肩膀一样厚实，又以为我只要懂得良苦用心就能按她的意图行事，可是她忽略了我那因为自卑而过分扩张的自尊和乡下人的敏感。我一方面感激她，而另一方面变得非常害怕见她。
但是不管怎样，她拿着我的文章四处奔波，号召社会关心有上进心的外来人员。市文联主席也召见了我，我所在的服装厂附近的一所大学里的院长最先被我的身世感动，然后又被我的文章感动，于是同意破格录取。然后我所在的服装厂也答应出资助学。虽然领导层的意见不一，可是年轻的厂长终于力排众异，拍了板。
此后，我的信心大增，我的文章也频频见诸报端。凭借这些，我终于在一九九三年九月，顺利地进入了本市的一所高校。妇产科主任的慈悲使我的人生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妇产科主任的慈悲（二）
车间里有一个男孩，做得一手细活，是二工段的顶梁柱。像我这样的女孩子，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做不好工作是不奇怪的。好在他天生好心肠，做完了自己的就加班加点地帮我。偶尔他有一天实在有事先走，走到门口，我就会急切地喊他。他就会叹一口气，折回来，而我当然不会先走，用记账的本子写文章。在成全我的理想上面，他是帮了大忙，难怪后来一直有人开我们的玩笑，哥唉，哥唉，早就好起来了。事实呢，我对做精细活的男人根本不感兴趣，甚至厌恶，枉费了他数万米的长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就不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但后来，妇产科主任坚定地说：我早料定我不会走眼。
我在她的信赖中备感羞愧。但是，羞愧也没有阻止我接受教育的决心。
妇产科主任一步步将我从打工的车间转移到了教育学院的课堂。
当得知我能上大学，就像打了一针兴奋剂，我整个生命的活力似乎都因为兴奋而调动起来了，一种对新生活的热情使我面部表情焕然一新。我唱着歌干活，生冷的食堂饭菜也不能使我抱怨，要加班就加班吧，以后想加反而没机会呢。
因此，我常常微笑，微笑使我看上去既妩媚又健康，走起路来轻轻飘飘，很自在，也很放松。
我梦游般地进了高等学校的中文系的课堂。大学校园坐落在与服装厂同一条街道的小巷子里，楼房是同样式样的楼房，可是它顽强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印象深刻，因为它是我心中的福地，它默不作声，它闪闪发光。菁菁校园，莘莘学子，那幽静的剥落石灰的房子，那古董一样穿中山装的教授，那宽大的足球场，连食堂卖饭的姑娘都文质彬彬。
第一次坐进课堂时，我恍然若梦，就像一只干巴巴的海绵使劲而贪婪地吸食着讲师的声音和黑板上的字。而我的同学们度过了长长的黑色七月，对于他们来说，这已是天堂的顶部。他们在操场上、在娱乐室、在学校的小丛林里或是在校门口的小吃店里跳跃或者微笑。只有我，傻乎乎地坐在课堂的教室里。不久，也就是开学后的第二个月的一个下午，我就由于学习疲劳过度，加上营养不良，晕倒在课堂上。同学们七手八脚地把我搬上了三轮车送进医院，我们的班长和生活委员一个骑，一个在后面推。到了医院，一个去挂号，一个去找地方停车，他们让我在门口等一会儿。我想，完了，马上要交住院押金了！可是我的口袋里只有十几块钱。我一不做二不休，支撑着爬起来，躲到了柱子后面。一会儿，我迷迷糊糊地看见我的周围围满了人，原来我已经倒在了地上。我的同学们到现在还不知道我为什么没倒在原来扶我坐下的台阶上，而是倒在柱子后面。没有人来问我要住院押金。我在医院住了五天，我的脸色恢复得很快，所有的化验结果表明，我只是贫血和营养不良。我每天都在考虑要不要写信给我的爸爸，还是再去卖一回血。
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的爸爸，让我的同学帮我寄出去，可是到今天他都没有收到，也没有见到电影里或书本里出现的医生催讨医药费的情形。我的同学们轮换来看我，我不敢看他们的脸，我知道我不是他们真正的同学，无论在生活环境和入学条件上，我们都有很大的差距。但他们小心地照顾着我的身体和我的自尊。直到我能走路时，自己跑到医生那里打听费用的事，他们只笼统地告诉我已经有人交了。我去问我的同学，也只知道交了。出院以后，我仍然不敢看他们的脸，我不知道我欠谁的，我也不想知道具体欠谁的，我想我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这反而让我从来没有说出“谢谢”这两个字。
另一个使我不能融入这个环境的原因是我刚刚从服装厂出来，服装厂的工作环境不是我的同学们可以想像得出来的。每天在轰隆隆的机器的运作中工作，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要提高嗓门喊，久而久之，我们说话就习惯提高音量，我们自己听不见，就误以为所有的人也听不见。初进学校不久的一次上课，老师喊我回答问题，我站起来，本能地用服装厂的声音说：老师，我不会。
顿时，课堂上发出女生们的一声集体惊呼，她们以为我要和谁吵架，当所有的目光朝我射来时，我才意识到我在课堂上投了一枚炸弹。尽管我刻意降低自己说话的音量，我仍然用了近一年的时间调整，这一段经历造成了我和同学之间一道明显的障碍。
在服装厂和我相处的姑娘们大多数没有什么文化，所以我们之间说话一向都是直来直去，很少刻意含蓄的，为此我有意牺牲了诗人的语气，是为了不让大家觉得我难以相处或高人一等。当然我自己本来也就是一个没有心思的人。可是到了大学，当大家都含糊其辞地说话时，别人都能听出里面的真谛，只有我，怎么也分不清哪一句是客气，哪一句是真情实意。
一个学期下来，所有的教师的教学方式都接触以后，空气似乎也变得污浊起来，单调而枯燥的讲课使人昏昏欲睡。教学的方式、黑板的高低、讲台的大小跟我的小学、中学的那些地方几乎如出一辙，但这并不妨碍我把多年前的戏重演一番。工工整整的笔记，按各个教师不同，要求把文章或肢解，或背熟，或发挥，或编撰结局，就像那倒霉的阿Q，我们揣摸他每一个动作，把他的形象一点一点刻在黑板上，模仿研究，麻木的阿Q受得了，并且还为被抬举而受宠若惊呢，但我们却实在受不了。然而我不会，肯定不会发出异样的声音，逃课，不参与等等之类的事。相反，我表现积极，踊跃发言。大学头一年，我仍旧两耳不闻窗外事。为了能使自己脱胎换骨，几乎是卧薪尝胆，除了白天几节课，我整个业余时间都泡在图书馆，我知道知识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对图书馆的迷恋越多就跟这个新的集体联系越少，我几乎跟外边的世界彻底疏远，我是充实的但又是孤独的，我的同学们大多对我表现出冷淡和生疏，当然有时他们也表露出敬佩，但这种敬佩却又带有明显的距离。
这曾使我陷入更深的自卑。我服装厂的同事来看我，一方面让我亲切、高兴；另一方面又使我加倍地自卑。因为我和她们亲热而自卑，又因为自卑而鄙视自己，你瞧，我自己多忘本呀！
我的神经常常承受不住持续的阴影，装满思想——自己和别人的思想而过于疲倦，同时，沉闷的清贫的环境和饮食都使我觉得乏力。但那些形态各异的教授和讲师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教现代文学的老师一到教室，闭着眼睛就讲，自得其乐，下边学生溜号也好，交头接耳也好，看武侠小说也好，哪怕男女生摸摸手接个吻他都会全然不知。
教西方文学的是个绝对的文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若有哪位学生以为可以像对伍教授那样做小动作，他一支粉笔头飞过去，不偏不倚，叫你头上长包。
语法老师就过于锋芒了，比较不适合那里的格调，倒与我相当投机。他从不因我衣着破旧，举止的木讷轻视我。相反，格外喜欢和我交流，那种师生之间的交谈别具一番滋味。
大学生活，为我后来从事创作做了必要的准备，即便那些书在服装厂的集体宿舍也能读下来，但感觉和效果不能同日而语。就像同样是水果蔬菜，做法不一，营养也就大不一样。
当我用这种眼光看我的姐妹们梦寐以求的地方时，我知道我的生活和我的思想注定已经脱离了原有的轨迹，我看到了许多不能理解的现象，也看到了自己无根的本质。
素昧平生的妇产科主任为我铺好了从服装厂到大学校门的路，为此，我终生对她心怀感激。
上海之行（二）
我觉得无比忧伤，而且没有尽头了。
就在我噼里啪啦诅咒宣泄的时候，他却在加班加点地进入生意场，他从来不说他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这种人与事、这种节奏、这种风气、这种发展的方向，他的样子不再干净，而是满脸灰尘和疲倦，他回来就睡，不再和我温存，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一个劲儿地追问，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你到哪里去玩了？你写了些什么？他什么也不问，倒头就睡。待到第二天我睁开眼的时候，桌子上有一张纸条，写着他今天要去推销的具体地点和回来的时间，但大多数他都不守时，他说五点回来总要到七点，说七点那就有可能是深夜十一点。
他——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却叫我发现了人的可怕和不可信任。当一个人，一个男人想要去专注于某件事，执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