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成为伟大的小说，直可代表人生，非仅指在20世纪初叶在北京居住的某两家的生活。包括无涯的人生，就是伟大的小说。”
【风靡】
1936年8月，林语堂接受赛珍珠邀请去美国。途中，他们乘坐的轮船在夏威夷停泊了一天。林本打算带着妻女好好游览一番，还没下船，就看见岸上二十多人，打着大块的横幅，上面写着“欢迎林语堂”。林家一行甫一露面，欢迎者蜂拥上来，给他们献上鲜花编成的花环。林氏夫妇脖子上各被套了七八个，三个女儿也接受了十来个。记者的镁光灯闪成一片，晃得林睁不开眼。来不及细想，他们就被簇拥着拉去吃午饭，接下来是乘坐透明底的船参观海底世界，晚上则是夏威夷传统的大餐和观看土著人表演传统的草裙舞，林玩得很尽兴。临别前，他和类似头领的先生握手，感激对方的款待，然后有些羞赧地问他们是做什么的。那位先生一脸错愕，忙自我介绍：“我们都是南洋的华侨，仰慕林先生的文名，所以特意安排了这样一个欢迎仪式。”林赶紧致谢。他们回到船上，发现有人送过来一只螃蟹，足有一尺宽。由于廖翠凤和女儿们吃不惯生鱼，饿了一天肚子，嚷着让林语堂把螃蟹剥开。林用小钳子斯斯文文地折腾了半天，横竖打不开，于是干脆把螃蟹放在衣柜口，用力把衣柜门撞上，螃蟹碎了，门钮也坏了。一家人就着冷螃蟹，终于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
1938年，由《纽约时报》主办的一年一度“全国图书展览会”上，举行了一次“林语堂比赛”，组织者选出十位当代名人，要求参赛者根据《生活的艺术》中所设计的“准科学公式”为十位名人打分，答案与林语堂事先所做的答案最接近者获得一等奖。
美国一位书评家读完《生活的艺术》后说：“读完这本书之后，令我想跑到唐人街，每遇见一个中国人便向他深鞠躬。”
巴西有一位贵妇人钦慕林语堂，恰好有人赠给她一匹名马，于是为马取名为林语堂。后来，这匹马参加比赛，巴西各报，都以大幅标题登出“林语堂参加竞赛”。比赛结束，这匹马没有获得名次，于是当日晚报的标题就成了“林语堂名落孙山”，而夺魁的马反倒没有消息。有人将此事告诉林语堂，林微微一笑，说：“并不幽默。”
一次，林家全家在小河上划船，来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崇拜者，竟站在岸上，把衣服脱得精光，一丝不挂跳下河，追着林语堂乘的船游过来，吓得他们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
林语堂一生曾三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生活的艺术》不仅成为全美畅销书冠军，在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更稳居榜首达五十二周，美国印行超过四十版，并被译成法、德、意、荷、丹麦、瑞典、西班牙、葡萄牙等十几种文字，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上书”。
1939年，《京华烟云》出版后，被“每月读书会”选为12月的特别推荐书目，美国《时代周刊》说：“《京华烟云》很可能是现代中国小说之经典之作。”40年代，《京华烟云》在美国多次再版，销量达25万册。
1953年3月，台湾传媒大幅报道林语堂将为搜集写作题材访台。到了预告之日，接机团浩浩荡荡在机场等待大师，最后却是乌龙一场。隔天即有亲国民政府的报纸撰文称这是“幽默的预告”，甚至指幽默大师来也只是贩卖“幽默噱头”，因此“不来也罢”。
【教学】
林语堂到东吴大学法学院兼授英文课，开学第一天，上课铃响了好久，他才来了，夹了一个皮包，装得鼓鼓的，感觉快把皮包撑破了。学生们以为林带了一包有关讲课的资料，谁知，他打开皮包，里面竟是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但学生们并不敢真吃，只是望着他。林开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开宗明义，大讲其吃花生之道：“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接着他将话锋一转：“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学生们哄堂大笑。林微笑着招呼学生：“请吃！请吃！”教室里响起一片剥花生壳的声音。林宣布下课，夹起皮包飘然而去。此后，每逢林语堂讲课时，总是座无虚席。
学生薛光前回忆，林语堂从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上课用的课本也不固定，大多是从报章杂志上选来的，谓之“新闻文选”，生动有趣，实用易懂。他也不逐句讲解，而是挑几个似同而异的单词比较。比如他举中文的“笑”为例，引出英文的“大笑”、“微笑”、“假笑”、“痴笑”、“苦笑”等以做比较。学生触类旁通，受益无穷，大感兴趣。他上课从不正襟危坐，有时坐在讲台上，有时坐在椅子上，将双脚放在讲台上，笑语连篇，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学生们也都情绪轻松，乐之不倦。
林语堂从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考试，而是“相面打分”。他记忆力极强，几节课下来，便能记住全班学生的名字，课堂上随时点指学生回答问题，因此，每位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程度，他都了然于胸。到学期结束前，林便坐在讲台上，拿出学生名册，一一唱名，被点到的学生，依次站起，他如相面先生一般，略向站起的学生看一眼，便定下分数。如果没有把握，他就让学生到讲台前，略为谈上几句，然后定分。薛光前说：“林教授打下的分数，其公正程度，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计分的方法，所以在同学们心中，无不佩服。”
【幽默】
第一个将英文单词“Humour”译成中文的是王国维，翻译为“欧穆亚”，此后，“humour”出现多种译法，李青崖意译为“语妙”，陈望道译为“油滑”，易培基译为“优骂”，唐桐侯译为“谐稽”，林语堂译为“幽默”。最终是林的译法普及开来，林也被称作“幽默大师”。
在上海，林语堂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杂志，提倡幽默文学。他说：“人生在世，还不时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
林语堂认为，中国人除了正经话只有笑话，所以，他提倡：“在高谈学理的书中或是大主笔的社论中不妨夹些不关紧要的玩意儿的话，以免生活太干燥无聊。”
林语堂说：“幽默也有雅俗不同，愈幽而愈雅，愈露而愈俗。幽默固不必皆幽隽典雅，然以艺术论，自是幽隽较显露者为佳。”
林语堂在《一夕话》中写道：“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
林语堂的幽默感大概来源于父亲。林父是个牧师，一次下午布道，教堂里的男人困得打瞌睡，女人则在聊天，无人听讲。林父在讲坛上向前弯着身子说：“诸位姊妹如果说话的声音不这么大，这边的弟兄们可以睡得更安稳一点儿了。”
童年时，林语堂和二姐看了林纾翻译的小说，便一起口编长篇小说，讲述一位法国侦探“库尔摩斯”的故事，骗母亲取乐。等母亲发觉孩子们在逗她，才喊道：“根本没有这种事，你们说来逗我乐的。”到厦门上学后，林语堂则和哥哥一起捉弄母亲。一次，他们从厦门回家时，打算由一个人扮成乞丐，到门口向母亲讨水喝，其他人则从背后扑到她身上，吓她一跳。
林语堂在杭州玉泉买一铜雀瓦，付款后对摊主说这是假的。摊主严词诘问：“你为什么要买假古董？”林回答：“我就是专门收藏假古董的。”
法国的公园或街上，常有男女热情拥吻。林语堂见了，便笑嘻嘻地用法语大声叫喊：“1、2、3、4、5、6……”数他们亲吻的时间能维持多久。
一次，林语堂赴美国纽约夜总会，因着长袍、衔烟斗，某美国绅士误以为他是唐人街洗衣店的老板，故问他开什么店。林怒答：“我是林语堂。”然而对方追问：“那么，做点什么买卖？”林幽默答道：“我出卖《吾国与吾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面对法西斯的威胁，林语堂竟异想天开，想以幽默来防止战争。他说：“派遣五六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幽默家，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给予他们全权代表的权力，那么世界便有救了。”
辜鸿铭论男子多妻，曾以一个茶壶可配四个茶杯做比。林语堂以《金瓶梅》中潘金莲之语“哪有一只碗里放了两把羹匙还不冲撞的吗”加以反驳，可谓旗鼓相当。
林语堂有时发刻薄之言：“不管怎样，无论怎样混法，能混过这上下五千年，总是了不起的，说明我们的生命力很顽强。”
林语堂又言：“文人不敢骂武人，所以自相骂以出气，这与向来妓女骂妓女，因为不敢骂嫖客一样道理。”
【介直】
林父富有正义感，一次，他遇到一个税吏向一个卖柴的穷人收取高额的税便上前干涉，与税吏发生争执，二人恶语相向，几乎打起来，最后林父说要告到县里去，税吏才被迫减低税款。林语堂受父亲的影响，亦不向恶势力低头，他说自己“永远不骑墙而坐”，“不知道怎么趋时尚，看风头”。
林语堂说：“我从未有写过一行讨当局喜欢或是求当局爱慕的文章。我也从来没说过讨哪个人喜欢的话；连那个想法也压根儿没有。”
白璧德和施伯因干（J。E。Springam）派关于文学批评的主张正好相反，一次，林语堂为施氏辩护，与老师白璧德争论起来。廖翠凤听说后，非常担心，皱着眉头对林说：“啊唷，小心点唷！”
1924年，林语堂加入语丝社，他选择《语丝》而不是同为欧美留学回来的胡適等人的《现代评论》，是因为“喜欢语丝之放逸，乃天性使然”，而胡適那一派是士大夫派，是能写政论文章、能做官的人。
诗人泰戈尔访华，受到中国文坛的热烈追捧，也受到一些人的激烈抨击。林语堂却说：“我觉得泰戈尔于我的精神生活毫无关系，不曾觉得他有什么意味，他带给我何等的冲动。”他还批评泰戈尔作为一位亡国诗人，不仅不公开批判灭其国家的英国政府，反而“格外受亡其国之优待”。
1925年年底，李大钊领导的“首都革命”爆发，林语堂和群众一起，拿着棍子、石头等简单防御工具，与警察展开了肉搏战。林早年苦练的棒球技术发挥了威力，他投起石头来，又准又狠。围观的群众不断叫好，源源不断地给他补充“枪弹”。搏斗中，林的眉头被击中，鲜血直往外冒，周围的人劝他回家休息，林坚决不肯。廖翠凤看见林语堂满身是血地回来了，很是心疼，她不许林再上街。可她刚怀上了第二胎，行动不便，一不留神，林又偷偷地带了一袋石头出门了。以后，只要一提起“用旗杆和砖石与警察相斗”的经历，林语堂就会眉飞色舞地讲起来，言辞之间，满是骄傲和自豪。
五卅惨案后，林语堂上了军方的黑名单。廖翠凤生完次女回到家中，居然发现林还在案桌上写要命的文章。接着，她又在阁楼上发现了一个自制的绳梯，奋笔疾书的林头都没抬地说，那是必要时用来跳墙逃走的。廖翠凤急了：“要走大家走！我一手抱一个（孩子），一手拖一个（孩子），怎么跳墙！”
1927年，林语堂被陈友仁所感动，到汉口的革命政府担任外交部秘书长，地位仅次于部长陈友仁，但半年后林即离开了武汉。这六个月，是林语堂一生中唯一的官场生涯。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林自认为是“吃植物的”，于是决定再不做政治家。他曾言：“对我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林语堂说，如果让他去当市长，今天上台，必定也在今天下台。林憎恨小政客，他说：“我不能容忍小政客的那副尊容。在一个机构里有这种人，我是无法与他们斗下去，我一定先开溜。”
《人世间》停刊，林语堂又创办杂志《西北风》。他说：“用西北风并无什么深意，浅一些说，我们认为西北风的尖锐，能使人兴奋；不若东南风，使人感到软绵绵的。”
林语堂在美国留学期间受过胡適的支助。后来胡適任民权同盟北平分会的会长，撰文反对“释放一切政治犯”的主张。林语堂认为他违背了民权同盟的章程，不顾与胡適的私人交情，坚决赞成将他开除出会。
晚年，林语堂选择到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台湾定居，蒋介石对他礼遇有加，宋美龄在林语堂夫妇八十双寿时，写文章赞誉林是一位“十足完美的文明人”，但他始终不愿入仕途，婉辞考试院副院长的职位。
【纯厚】
不到二十岁的女兵谢冰莹和两个同学冒昧到中央日报社副刊见林语堂和孙伏园，林、孙二人热情接待。之后，孙伏园将谢冰莹的信刊登在副刊上，林将其翻译成英文。谢到上海后，林鼓励其写《从军日记》，引领谢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多年后，谢忆及林，仍心存感激。
林语堂的女儿说：“父亲心目中无恶人，信赖任何人。”在上海时，林语堂雇了一个小瘪三在家里当差，他雇用那个小瘪三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此人聪明。此人会修理电铃，接保险丝，悬挂镜框，补抽水马桶的浮球，甚至还会修理打字机。林很喜欢他，甚至爱屋及乌地将小瘪三用英语、国语、上海话、厦门话骂人的本领看成语言天赋，并愿意为他出学费，让他去读英语夜校。幸好，此人不成器，没有去读。后来，林家里又雇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佣。此人与女佣相好后，同睡在林氏夫妇床上，林语堂说服夫人原谅了他们。最后二人串通好偷林家的银器到外面去卖，林依然对二人深信不疑，直到二人在外面因偷东西被捕入狱，自己招供之后，林语堂才醒悟过来。
又一次，林语堂夫妇带着孩子们到无锡游玩，本打算第二天回来，但临时改变了行程，当晚就回了上海。到家后，他们发现，厨子和家中的洗衣妇睡在他们床上。林夫人廖翠凤气坏了，执意要赶走二人，林语堂又大发慈悲，他替厨师求情，理由是“他烧的八宝鸭实在好吃”。洗衣妇却没有脸面再留下来，离开了。林语堂还提议，将厨子在乡下的妻子接到上海，顶替了洗衣妇的职务。
郁达夫说：“林语堂实在是一位天性纯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绅士，他决不疑心人有意说出的不关紧要的谎言。”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之初，外人并不知晓二人的关系。一次，林语堂与郁达夫拜访鲁迅后，林问郁，鲁和许到底有没有关系？郁当时已知二人关系，却摇摇头，说：“我可真看不出什么来。”林自然信以为真，直到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快出生时，他才恍然大悟。郁达夫告诉他真相后，他“满脸泛着好好先生的微笑”说：“你这个人真坏！”
三四十年代的美国，流行着黄种人就是工人的偏见。一次，林语堂亲自到华尔道夫大饭店给编辑送稿子，女儿在附近的餐馆等他。过了半天他才过来，问他为什么这么久？他有些好笑地说：“看门的不让我进大门，说送货的要走后门，我只好绕个大圈子。”
林语堂的女儿们学钢琴，老师是一位老小姐。她戴着一顶假发，眼睛有点突出，林的女儿们背后便叫她“突目金鱼”。据说她一次坐黄包车经过白渡桥，一阵大风把她的假发吹掉了，林的女儿们听了哈哈大笑。林语堂说：“不要笑她，老小姐最可怜，现在男女谈自由恋爱，不肯让父母亲为他们做媒，所以才有老小姐。从前，不管一个女人长得怎样，都嫁得出去。”
1938年，林语堂到法国旅行，向法国一家事务所捐款4220法郎，认养了6名中国孤儿。
徐訏回忆，胡適曾批评林语堂的某本书是拾人牙慧，但林对胡却从未有轻侮的评语。有人说他的英文高于胡適，他也从不承认。
林语堂的学生何容说林天真，对人很真诚，他总是说某某人我很看重他，或我很佩服他，但这某某人却对别人说，林先生就是那么回事。比如，林语堂说很佩服老舍，老舍却当面批评林，说林的功劳就是让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至于文艺，说到此处，老舍便摇摇头。
林语堂曾在赠给赵世洵的书上题了一首英文诗，回到纽约后，他发现诗写错了，又特地另外题写一本，寄给了赵。
【真稚】
林语堂说：“山影响了我对人生的看法。……我是农家的儿子，以此自诩。在山里长大，使我心思和偏好都简朴，令我建树一种立身处世的超然观念，而不流为政治的、文艺的、学院的和其他种种式式的骗子。童年时与自然接近，足为我一生在智识与道德上的后盾，使我鄙视社会中的伪善和人情的势利。”
在寻源书院、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林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