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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张恨水在重庆《新民报》任编辑，当时《新民报》的办报方针为“居中偏左，遇礁则避”，他们宣传抗日，同情共产党，与中共的《新华日报》关系交好，相互交流稿件。当时陈立夫便因张恨水给《新华日报》写稿，痛斥国民党宣传部的人道：“像张恨水这样有影响的作家，怎么也被《新华日报》拉去了？！”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杀害新四军指战员的“平江惨案”发生后，张恨水收到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发来的讣告，提笔写下挽联：“抗战无愧君且死，同情有泪我何言。”
同年12月，张恨水的《八十一梦》在《新民报》开始连载，张通过一个个光怪陆离的荒唐故事，嘲讽孔祥熙等人，将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黑暗。不久，素无交情的同乡张治中差人请来张恨水，对张恨水说：“恨水兄，有个朋友，一向敬重你，希望你把《八十一梦》的版权给他，稿费他可以多出几倍，合作成功他能在政府给你挂个相当于部长的职位，拿干薪，你还写你的小说。”张恨水装作不解，问道：“我的《八十一梦》还未做完，半纸残稿能行吗？”张治中答：“人家要的就是你那没有做完的梦！”随即劝张恨水见好就收，否则他可能会被送到息烽去“休息”。张恨水无奈，只能停止了《八十一梦》的写作。
次年，张恨水的长篇小说《水浒新传》开始在上海《新闻报》连载，描写梁山好汉抗金，与汉奸卖国贼斗争的故事，该书是借古讽今，表达了对八路军的敬佩。毛泽东曾对赵超构说，《水浒新传》这本小说写得好，梁山泊英雄抗金，我们八路军抗日。
一次，张恨水在重庆海棠溪汽车站遇到国民党中央政治教官罗敦伟，罗说：“恨老，你的小说写得好，为人也好，总之一切都不能错，我只是感到你有一个缺陷……”张不解，罗继续说：“你不是国民党员。”张大笑，说：“我这个人全身都是缺陷，别人还骂我是鸳鸯蝴蝶派。可是我有一个优点，不是国民党员！”
但张恨水亦与共产党保持距离，八路军办事处曾对他表示，愿意支持他写敌后游击队抗战的小说，给他提供资料，但他始终没有动笔。
【性情】
张恨水很引以为荣的是，“自家在北平的大宅子，是用稿费换来的”，“全家三十多口人，靠一支笔，日子倒过得不错”。院子里种着花木，“隔着大玻璃，观赏着院子里的雪和月，真够人玩味”。
张恨水说：“我是个推磨的驴子，每日总得工作。除了生病或旅行，我没有工作，就比不吃饭都难受。我是个贱命，我不欢迎假期，我也不需要长时间的休息。”
张恨水自言：“予生平有三事不能，一饮酒，二博弈，三猜谜。亦有三事，习之愈久而愈不称意，一书法，二英语，三胡琴。”
有人说张恨水的小说是“风花雪月，鸳鸯蝴蝶”，张从不辩驳。友人当面问起，他也只是淡淡地反问道：“鸳鸯和蝴蝶……和人的关系、感情都处得不坏，几曾见过人要扑杀鸳鸯蝴蝶？又听说过鸳鸯蝴蝶伤害人？”
有人非难张恨水的作品，张从来保持缄默，他认为打笔仗是最无聊的事。他也不允许儿女们替他说话，他对儿女说：“事实胜于雄辩，只要书在就会说话。”最后他又幽默地补充一句：“不管是捧我的，还是骂我的，都是在为我做义务广告！”
张恨水给读者回信，不管多忙，都是他亲自用毛笔书写，这是他对读者的尊重。《啼笑因缘》连载后，因读者来信太多了，他无法一一回信，只好在报上来个总答复。
张恨水的儿子张伍回忆，他同学的母亲曾对他说，她读《啼笑因缘》的时候，正在北平女师大念书，同学们都想知道张恨水是什么样子，于是联名写信给张恨水，希望能得到他的相片。这位同学的母亲笑言道：“没想到你父亲在信中说，你们喜欢看我的书，我感到荣幸，但是你们看了我的照片后，就会不喜欢我的书了，所以还是不登我的照片为好。”
在重庆时，一次张恨水去银行取款，银行小姐看了他的名字，非常讶异地凝视着他，又对旁边的小姐耳语，竟惹来了好几位小姐的注视，看得张恨水很不好意思，出银行后他说：“人的面孔被人当小说看，实在是件很难堪的事！”
张伍回忆父亲张恨水：“父亲从不穿便服，从我记事起，永远是一袭长衫。在家里也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跟我们吃一样的饭菜。虽然父亲在小说里塑造的人物个个都鲜活如生，但生活中的父亲却木讷、不善表达，父亲毕生都很低调，不喜欢抛头露面，即使在当时已经大红大紫了。”
张恨水的自述《写作生涯回忆》是谈其的创作的一部回忆录，但他“文字里除了必要，不提到我的生活和家庭，罗曼史更无须提及”。
1932年《金粉世家》出版时，张恨水在序言中接连四次重复了同一句话：“人生宇宙间，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
在重庆，张恨水常自己背着平价米徒步几十里。一次，他背着米走到半路，在一个茶摊休息。摆摊的是一个东北男子，张与其闲聊中得知，男子曾任国军排长，曾在武汉汀泗桥头的抗战中立下军功，后因负伤退伍，辗转流落到四川卖茶为生。张恨水对其肃然起敬，临别时，赠给抗战英雄20元茶钱。
张恨水成名后，高官政要以与之结交为荣。据说，蒋介石、宋美龄曾前往拜访，张客气接待，却让仆人送之门外。张从来坚持“君子不党”，他一生未入任何党派，也不担任公职，奉行“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的人生守则，他曾自言：“写字就是营生罢了，如同摆摊之类的小本生意，平淡如斯，实在如斯。”
抗战期间，有人请张恨水的好友张友鸾出任重庆社会局主任秘书，张友鸾为此征求好友们的意见。张恨水并不同意好友做官，但张友鸾家中六个孩子，生活艰难，他实在开不了口。回家后，张恨水为未能对好友直言而内疚，他左思右想，赶到张友鸾家中，画了一幅画，画上有几棵松树，并附七绝一首：“托迹华巅不计年，两三松树老疑仙。莫教坠入闲樵斧，一束柴薪值几钱。”张友鸾遂打消了出仕的念头。这幅画，张友鸾于“文革”中送给了张恨水的儿子张伍。
张恨水生前很少向人谈起他在重庆与毛泽东单独谈话的内容。他只在《我的创作和生活》一文中简单地写道：“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还蒙召见，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鼓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还牢记在心。”当他的女儿张明明多年以后问起这次谈话的内容时，他也只是简单地答道：“主席说的是关于写爱情的问题。”
1948年底，张恨水突患脑溢血，丧失写作能力。经周恩来特批，聘其为文化部顾问，按月发给600斤大米。1954年，张恨水病情刚好转，便辞去文化部的职务，专事写作，以此谋生。女儿张正回忆，此时的张恨水已经步履蹒跚，口齿不清，每日“伏案写作，夜深人静，只有窗前一丛毛竹的影子和他默默相对”。
张恨水脑溢血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说话含糊清楚，流着口水，左半边偏瘫，行动极不方便。但是他毅力惊人，恢复速度极快，一个月出院，两个月后牙牙学语，记忆力恢复。半年后，他让妻子买了许多小学生练字用的大字本，每天在大字本上像小学生般地练习楷书。他还慢慢练习走路，出门访友、看电影，不到一年便开始写诗。医生说，张能恢复得这样好，“实在罕见”。
1954年，全国文艺界大规模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亲友劝张恨水表态，他未写一字，说：“我不知道俞平伯错在什么地方，我写什么文章，凑什么热闹呢？”次年，全国大批胡风，亲友再次劝他表态，他说：“我不喜欢胡风的文章，我看不懂，但是让我去批判他，我不知该去批他什么，还是少说为佳吧！”
老舍说：“恨水兄是个真正的文人：说话，他有一句说一句，心直口快。他敢直言无隐，因为他自己心里没有毛病。……恨水兄是个真正的职业写家：有一次，我到南温泉去看他，他告诉我：‘我每天必须写出三千到四千字来！’……恨水兄是个没有习气的文人：他不赌钱，不喝酒，不穿奇装异服，不留长头发。他比谁都写的多，比谁都更要有资格自称为文人，可是他并不用装饰与习气给自己提出金字招牌。闲着的时候，他只坐坐茶馆，或画山水与花卉。”
罗承烈说：“恨水先生一生埋头写作，从无他骛。他安贫乐道，不做官，不经商，然而在他的小说中，我们知道他对于做官，经商，以及一切人情世故，那是最透达无比的。但是他尽管透达人情，而并不为习俗所染。他处处昭示青年以做人之道，痛恨浮华，摒绝虚伪。重友谊，尚侠任，自奉廉而对人厚，性情豪迈，勇于负责，所有一般‘文人无行’的恶习，我在恨水先生的言行中是丝毫找不出来的。这一点人格上的修养，实在值得敬佩和效法！”
【姻缘】
张恨水的妻子徐文淑，原名徐大毛，其父为私塾先生，但徐并不识字。1912年，张父去世后，母亲戴氏带着子女们回到老家安徽潜山，为了拴住儿子的心，戴氏决定给18岁的张恨水找个媳妇。
媒婆介绍徐家长女后，戴氏趁着徐家牌楼戏台唱戏，前去相儿媳。这日，戴氏在媒婆的陪同下，来到徐家楼，媒婆一指，戴氏只见两个姑娘并肩而坐，其中一个眉清目秀，模样可爱。戴氏很是满意，于是两家很快定下婚期。但戴氏和张恨水万万没有想到，媒婆指给戴氏的其实是徐家的小女儿，另一个相貌平常的姑娘才是徐家长女。
张恨水本不满母亲包办婚姻，但他不忍拒绝母亲，只能同意。转眼到了成亲之日，张府上下，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张恨水像木偶一样穿上了新衣，与新人拜了堂。等进入洞房，秤杆子挑开红头盖，张恨水才发现，眼前的新娘相貌平平，身材矮胖，与母亲口中的女子大相径庭，他大受屈辱，后来写下了小说《青衫泪》。但为了母亲，他勉强接受了徐大毛。
婚后，张恨水的妹妹其范为大嫂更名徐文淑，并教她读书习字。徐文淑曾产下一女，但不幸夭折。
结婚不到半年，张恨水便出外谋事。及至1926年，徐文淑随全家迁居北平时，张恨水已经娶了胡秋霞，并有了一个女儿。徐文淑没有怨言，和胡秋霞相处融洽。
张恨水的母亲心疼儿媳，总希望徐文淑能有个孩子，老有所依。1927年，徐又生下一子，不幸天折。从此，徐文淑认为是自己苦命，基本过着单身生活。1928年，胡秋霞生下儿子张小水，下地不哭，是徐文淑抱在怀里救活的。从此，徐视张小水如同己出，而张恨水的孩子们都叫徐“大妈”。
抗战爆发后，张恨水将徐文淑与胡秋霞安顿在安徽老家。1946年，胡秋霞与子女返回北平，徐文淑独自留在潜山照顾婆母，张恨水给她购置了土地、房屋。到土改时，徐因为有地，被划成地主，只能离开潜山县，住在安庆市的一座小楼中里，深居简出。张每月给她汇寄50元生活费，徐常开心地对人说：“我嫁了个摇钱树呢。”1955年，张恨水曾去看望她。
1958年10月的一天，徐文淑上街去给张小水寄信时中风，跌倒在地。路人过来搀她，她指指腰兜。人们从兜里的信上找到了她家的地址，并把她送入医院。不久，她便与世长辞。临终前，她留下遗言，将两枚金戒指分别送给胡秋霞和周南，以作纪念。
1919年，张恨水到北京后，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生活很是辛苦。当时张已经三十岁，客居北京，举目无亲，内心非常苦闷。
一次，张恨水到“贫民习艺所”（一个救济院性质的慈善机构）去采访，那里收容了许多无家可归的小女孩。女孩大了，院方还负责为她们介绍婆家。院方把女孩们的照片挂在办公室里，在许多照片里，张恨水选中了一个女孩，交了一笔押金和自己的照片，等着院方通知。当时一个商人也看中了这个女孩，也交了押金和照片，在两张照片中，女孩选择了张恨水。
女孩姓胡，出生在重庆的一个江边小镇，父亲是一个靠挑水过活的穷人。四五岁时她被拐卖到上海，给一个杨姓人家当了丫鬟。杨家搬到北平，她也来到北平。一次，她不堪忍受毒打从杨家逃了出来，在巡警的指点下来到贫民习艺所。
张恨水从王勃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取“秋霞”二字为女孩取名胡秋霞。他先将胡秋霞寄养在一对老夫妇家中，两人培养出感情后，才办了婚礼。
胡秋霞悉心照料张恨水的生活，使张可以安心工作，这之后，张恨水迎来了他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张也手把手地教她读书识字，到《春明外史》连载时，胡秋霞已经可以看小说了。
张恨水名噪京城后，杨家人慕名前来攀亲，认了胡秋霞做养女，说这样可以提高她的出身门第，方不辱没大作家张恨水；又带了许多金银首饰，送给他俩刚出生的女儿；还接胡秋霞回家，说是回娘家走走亲戚。
后来，张恨水根据胡秋霞的生活经历，创作了长篇小说《落霞孤鹜》。小说出版后，立即被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看中，于1931年拍成了电影，由胡蝶主演。张还将杨家人认胡秋霞做女儿一事写进了另一部小说《金粉世家》，见第九十八回“院宇见榛芜大家中落，主翁成骨肉小婢高攀”。
胡秋霞只是粗通文墨，她与张恨水之间缺少张恨水向往的那种才子佳人式的浪漫。而杨家经常让胡秋霞去打牌，有时胡还喝得酩酊大醉回家，张恨水很是失落。
1928年，张恨水遇到了一位美国留学归来的才女，二人互生爱慕。才女提出，如果张恨水想和她结婚，必须先和胡秋霞、徐文淑离婚。张恨水觉得一旦离婚，胡、徐将失去生活的依靠，于是他毅然挥剑斩断情丝。
接下来，张恨水遇到了其一生的爱人周南。胡秋霞很是愤怒，她闹过，想过离婚，撕碎了以前所有的照片。有一天，胡秋霞趁张恨水不在家，打上周南家门，把玻璃都砸掉了。但在婆母和家人的劝说下，为了三个幼小的儿女，她最终还是妥协了，常常借酒浇愁。
胡秋霞对钱看得很淡，张恨水给她的私房钱，她从不会自己享受，张恨水办《南京人报》时，她毅然拿出2000元大洋帮助张购买印刷设备。
抗战时期，张恨水在重庆，胡秋霞和家里人被留在了安徽老家。由于战争，张恨水寄钱只能寄到金寨，每次胡秋霞都要赶两百多里山路冒着危险把一家人的活命钱取回来。张恨水老家的人对胡秋霞的评价是，很像一个侠女，“爱劳动，胆子大，心眼好”。
抗战胜利后，张恨水将胡秋霞母子接到北平，刚开始住在张恨水单位的宿舍里。1948年，她生下女儿张正后，为了更好地照顾胡秋霞，张恨水将她接回了家，和周南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次年，张脑溢血，还在哺乳中的胡秋霞与家人轮流照顾丈夫。等张病好一些，她就搬到别处居住。张恨水每月来看他们，来了便乐呵呵地带着他们上小馆子。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胡秋霞剩下粮食给儿孙吃，自己却常常饿得浮肿。她去张恨水和周南的住处串门，总是带上一些吃的，生怕自己去吃饭使得他们不够吃而为难。
周南病逝后，胡秋霞和张恨水也没有一起生活。她常常去探望张恨水，到张恨水离世前，次数明显增多。
晚年的胡秋霞虽然有儿孙相伴，但寂寞依旧，苦酒伴随了她整个后半生。她指着袅袅的檀香清烟对女儿说：“那就是我的伴……”1983年，胡秋霞也告别人间。
1931年，张恨水与北平春明女中学生周淑云结婚，婚后，他根据《诗经·国风》第一章“周南”二字，为周淑云改名“周南”。
周淑云祖籍云南，出身于一个破落官僚家庭。父亲早故，只有母亲和一个弱智弟弟。因此，她成了母亲唯一的希望。这身世与张恨水《啼笑因缘》中沈凤喜较相似。而她正是看了《啼笑因缘》，开始倾慕张恨水的才华。
张、周二人相遇是在春明女中的一次赈灾游园会上，组织者在这次游园会中安排了一场京剧演出，演出的剧目是传统名剧《玉堂春》中的《女起解》一折，张恨水被邀请出演押差崇公道这一角色。而扮演苏三的就是周淑云。两人一见钟情，周淑云明确表示自己不在乎名分和地位。很快，17岁的周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