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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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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研究学者凌宇准备筹办一次规模宏大的“沈从文国际学术讨论会”,沈从文知道后,两次致信凌宇,坚决要求取消这样的活动。

晚年,沈从文引起国内外文坛的广泛关注,然而,越是备受关注,沈的态度越发地谨慎小心,沈要求他的凤凰老乡、吉首大学的青年老师刘一友转告吉首大学对他感兴趣的师生们:“不要研究我,会打烂饭碗的!”就在去世的前几天,沈还对刘说:“不要宣传我……要提防有人枪打出头鸟。”

【弃文】

1948年岁末,周定一到沈从文家看望老师,临别时,沈临写了史孝山的《出师颂》,在条幅的落款处郑重写下:“三十七年除日封笔试纸。”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沈从文与京派理论家朱光潜、沦陷区女作家张爱玲、国统区作家无名氏(卜宁)等都被排除在外,并被赶下北大的讲台。多年后,夏衍对李辉谈及沈从文被排除的原因,是沈40年代为《战国策》杂志(该杂志曾宣扬法西斯,创办该杂志的西南联大教授林同济、陈铨、雷海宗等人被称为“战国策派”)写文章,讲“三K”主义。

在“革大”学习时,沈从文很少参加集体活动,显得形只影单。当别人下棋、聊天、跳舞的时候,沈则走进厨房,和厨师们聊天。他以厨房的一位老师傅为原型写了一篇小说《老同志》,却因为受到许多条条框框的影响,失去了其往日文章的神韵,而且,一直无法发表。他写信给丁玲求助,依然未能发表。

从“革大”毕业时,沈从文原本可以重新选择工作,学习小组的组长也告诉他上级希望他继续从事写作。沈听罢很是困惑,他觉得,既然你们都否定我过去的作品,认为我思想有问题,我再写,也是徒劳无益。最终,他还是选择回到历史博物馆研究文物。

50年代,辅仁大学曾有意聘请沈从文为教授,沈权衡再三,拒绝了;有人建议他写一些历史故事,但沈怕自己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和专家学者存在差异,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再次谢绝。沈从文觉得,还是和文物在一起感到温暖,“它们不仅连接了生死,也融洽了人生”。

张兆和在华北“革大”学习时,沈从文整天在博物院工作、学习,晚上回家后,还要照顾两个孩子,等孩子入睡后,常常深夜独坐,听古典音乐唱片。某晚,马逢华陪着他听音乐,他像从梦中醒来似的说:“我这副脑子整个坏了,僵硬了,一点没有用处。只有当我沉湎在音乐里面时,才又觉得恢复了想象能力,——有时我好像又回到了从前在湖南乡下的时候。我可以听见小河里流水的响声,闻到草地上青草的腥味,听见蚱蜢振翅的小小噪音……我好像重新充满了创造力。有时候,一个晚上我能写出很多东西来,第二天再把它们撕掉。”

那晚沈从文给马逢华看了一首新写的长诗,马看后爱不忍释,觉得撕掉可惜,让沈交给他保管。沈说:“这样的东西还有什么保存的价值?我撕也不知道撕了好多。以后的文章作品,都得为工农兵服务!”

1953年,沈从文接到开明书店的通知:“你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在开明的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已全部代为焚毁。”

同年9月间,全国文代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举行,沈从文参加了大会。会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一部分代表,在介绍到沈从文时,毛泽东问过他的年龄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沈从文回忆:“当时除了兴奋感激,眼睛发潮,什么也没说。”

1956年,沈从文萌生了继续写作的想法,他在历史博物馆过得并不愉快,没有固定的办公桌,没有经费,没有助手,每天花两个小时挤公车上下班,共换八次车,黄昏过马路还担心被撞……每次去文物局看新收来的文物,都被馆中领导认为是“打小报告”去了,立刻有人来“警告”他:“凡是到局里反映馆中情况的,是‘越级’,这一点要弄清楚,免得犯错误。”正巧这时,胡乔木指示《人民日报》副刊向沈从文约稿,沈的散文《天安门前》随后刊登;接着,周扬又指示《人民文学》的主编严文井请沈出山,沈萌生了回归作家队伍的想法。但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中,过往的老朋友丁玲、萧乾、陈梦家等人一个个被揪了出来,沈从文再一次感觉到危机,加上对文物割舍不下的情感,他在写与不写之间徘徊良久,最终还是选择了文物研究。

1961年初,沈从文在北京阜外医院住院时研读了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小说,记下了自己的心得:“难的不是无可写之人,无可写的事,难的是如何得到一种较从容自由的心情……如能得到较从容工作环境,一定还可以写得出几个有分量东西的。”

1962年,作协安排沈从文等几个作家去江西老区,准备让他们长期住下去,但最终沈从文还是没有动笔,跑到景德镇去看陶瓷,并帮着参谋如何改进生产。从此,沈从文彻底不再写文学作品,除了旧体诗。

沈从文“搁笔”之后,曾经提到“跛者不忘其履”,他写道:“这个人本来如果会走路,即或因故不良于行时,在梦中或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会常常要想起过去一时健步如飞的情形,且乐于在一些新的努力中,试图恢复他的本来。”

林斤澜有次拉沈从文去参加一个会议,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从文讲话,他赶紧说:“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

人们为沈从文在文学上的“失踪”感到不平,沈从文却笑道:“那未必不是塞翁失马。”

在国外演讲时,沈从文说:“许多在日本、在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按照社会习惯来说,一个人进了历史博物馆,就等于说他本身已成为历史,也就是说等于报废了。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具体地把六千年的中华文物,有条理有系统地看一个遍。”

沈从文到美国访问,言谈风采大异于其他刚经历十年浩劫的人,有人用“此老耐寒”来形容他。此行中,沈遇上旧时学生林蒲,林好奇先生如何挨过动乱年代的风雨,沈只以低到像是自语的声音回答:“投岩麝退香,你懂吗?”

麝香是雄麝脐部的分泌物,传说雄麝在被人迫到无路可逃时,会自行举爪撕裂腹下麝香,抽身投岩而死。

【研物】

1922年,还在湘西王陈渠珍手下任司书的沈从文便负责为陈管理收藏的书籍、字画,为了做好工作,他读过《西清古鉴》、《薛氏遗器钟鼎款识》等书,对字画做过一些研究。到北平后,沈喜欢逛古董店,学到了许多文物知识。

抗战时期,初到昆明的沈从文常和在云南大学任教的施蛰存逛夜市,淘古董,在电石灯的绿光里晃动着他们的身影。一次,沈从文在一堆盆子碗盏中发现一个小小的瓷碟,瓷质洁白,很薄,画着一匹青花奔马。他很高兴地买下,对施蛰存说,这是康熙青花瓷,一定有八个一套,名为“八骏图”。施蛰存在《滇云浦雨话从文》中说:“这个康熙八骏图瓷碟,引起了从文很大的兴趣。他告诉我,他专收古瓷,古瓷之中,又专收盆子、碟子。在北平家里,已有了几十个明清两代的瓷盆。这回到昆明,却想不到也有一个大有希望的拓荒地。”

抗战结束回北平后,沈从文总拉着妻妹张充和一起去淘古董。张充和对古董不大感兴趣,她知道“沈二哥”拉她一起去的目的,一是回家合谋谎报古董的价格,以免姐姐张兆和生气;二是张充和逛得高兴了,可以大方地掏钱代他买下。

与沈从文一起买古董的还有朱光潜,到了年关,沈从文到朱家对朱夫人说:“快过年,我想邀孟实(朱光潜的字)陪我去逛逛古董店。”意思是让朱夫人给朱一些钱。朱也到沈家对张兆和如是说。后来两位夫人见了面,他们的小把戏便被戳穿了。

沈从文也常光顾旧书店。1945年10月5日,沈从文购得中华书局1936年版《漆器考》。他在此书上批注:“从枪声盈耳中购来”,“书过于简率不合用。多错误,少材料”。

1947年左右,北大开始筹备建立博物馆,沈从文表现出莫大的热情。他把自己多年来搜罗到的一些有历史或艺术价值的文物都赠送给博物馆筹备处,并积极做大量事务性工作。他还动员别人捐文物。周定一就被沈从文说服,捐了一个康熙青花小瓷杯、一枚吴三桂在云南所铸“利用通宝”铜钱。

50年代,沈从文到古玩业检查组负责文物的检查鉴定工作,演员郑榕曾和沈一起到收藏大户赵家清查。郑回忆,沈从文“身材不高,戴近视镜,讲话很快,像是和思想赛跑。一进赵家,面对琳琅满室,立即全神贯注,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当他来到四五件宋代的钧窑瓷器面前时,面色凝重起来,轻轻托起一件,反复审视,喃喃自语道:‘这……不会是真的吧?’身旁的赵老听到,立即跳了起来,大声吼叫:‘什么?你说我这瓷器不是真的?’像要扑上去和沈先生拼命……在场的人都笑了”。

1953年,有一个能读《山海经》的波兰东方博物馆主任来北京考察,在历史博物馆时,她提出要看铜镜,沈从文不查账本,直接列出300个铜镜的目录,摆出来后当场给她讲解,这位波兰专家大表惊异和钦佩。

1954年,沈从文发表了一篇关于胡子的文章,他认为,作为历史博物馆人员,必须懂得胡子这门学问,因为历代各个历史人物的胡子,各朝老年人的胡子,都各有不同,他认为根据历史文物整理出历代胡子的状貌,是很有价值和必要的,但这项研究遭到了粗暴的干涉,没有继续下去。

在博物馆,沈从文只是个小职员,上面有组长、本部主任、馆长,每天按时签到,离开办公桌也要禀告主任,印二寸大照片做资料,必先得到主任批准,然后再报另一部主任批准,才能进行。工作时间,沈从文不是写卡片就是在仓库里清理尘封已久的文物,他清理得非常投入,到了中午下班时间还浑然不觉,甚至被工作人员锁在仓库中,到下午上班才被人发现,他也不以为意。

沈从文希望能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尽管馆中房舍很多,他的要求却始终得不到满足。他热心为馆中购买文物,看见有价值的,先自己花钱买下来,馆中不要的,他就自己留下。时间长了,也分不清是他的还是馆里的,于是他的东西就稀里糊涂地归了公,包括他的《阿房宫》长卷。有人发现沈买了很多“破烂”,还以此为题举办了一场“反浪费”的展览。沈从文埋头工作也被看成“不合群”、“清高”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往往他从库房辛苦工作半天出来,“一切似乎照旧,钓鱼的钓鱼,打闹的打闹,毁人的毁人,很是悲悯”。

1958年,人艺排《蔡文姬》,请沈从文当顾问。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将全组人领进历史博物馆,捧出大量资料,引经据典,给大家讲解了几个小时,每份资料里都插有他事先做好的标签。为了介绍宋画《文姬归汉图》,他特地拿出两函台湾影印的《故宫博物院藏画集》,向大家介绍。

一次,沈从文带着王亚蓉等人到历史博物馆看一幅社会生活图《大驾卤簿图》,这幅残卷上还有两千多个人物。回来后,沈问大家:“你们看第七方队,前排人腰间的物件是什么?”大家都答不上来。于是沈将第几方队头戴什么、手执什么、身上佩戴什么,一连说了很多。王一一记下,抽空去核对,竟完全无误。

沈从文后来到咸宁干校劳动。他随身携带的30万字的《中国服饰史》初稿被扣下来,结果被弄丢了,而他居然又重新写出一本来。

20世纪70年代,沈从文和黄苗子住得很近,经常互相拜访、聊天。黄苗子不在家的时候,沈从文就把收集到的汉代或是明朝的绣花拿给黄13岁的三儿子看,说:“这个东西美极了!美极了!”

黄苗子回忆,沈从文形容新出土的楚漆器纹样,战国玉器的雕工,洛阳博物馆陈列的汉壁画……总是带着悠然神往的心情说:“真美呀!美得简直叫你不可想象。”。电子书下载

沈从文擅长鉴别古画的真伪。世人多认为展子虔的《游春图》是隋代的作品,但沈却考证应是唐代。一次,李辉问他如何辨别真伪,他说,一般人鉴定真伪,多是根据笔墨、印章的真假,他则是根据画面上人物的服饰、物件的模样来判断。譬如说,有的画里的人物穿着是唐代的,可画面上有的物件却是唐以后才有的,那就证明不是唐代的,是后人模仿的。

黄永玉回忆,日本政府曾派了三个专家向他请教,说日本某张钱币上古代皇太子的画像的服装有些问题,所以他们觉得这位皇太子不是真的皇太子,如果不是,那就要废止这张钱币。黄并不擅长这方面的知识,推荐了沈从文。

沈从文看后说:“既然这位太子在长安住过很久,人又年轻,那一定是很开心的了。青年人嘛!长安是很繁荣的,那么买点外国服饰穿戴穿戴,在迎合新潮中得到快乐那是有的,就好像现在的青年男女穿牛仔裤赶时髦一样。……敦煌壁画上有穿黑白直条窄裤子的青年,看得出是西域的进口裤子(至今意大利还有同样直纹黑白道的衣装)。不要因为服装某些地不统一就否定全局,要研究那段社会历史生活、制度的‘意外’和‘偶然’。”经过沈从文的解释,日本政府才明白了,据说这张钱币到目前还在使用。

【晚景】

“文革”初期,面对满墙大字报,沈从文对史树青说:“台湾骂我是反动文人、无聊文人、附和共产党,造反派说我是反共老手,我往哪里去呢?我怎么活呢?”

“文革”中,沈从文家共被抄了8次。其中两次是大儿子学校来人,目标是家里的那些唱片,抄家人还专程带来了学校的英语老师,将唱片一一过目,最终确定没有问题才作罢。

沈从文参加没玩没了的批斗会,批斗他时,他必须参加,批斗齐燕铭等人时,他还要陪斗。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身体实在无法支撑时,就让他坐在会场隔壁的小房间里,在他旁边安个小喇叭,听着会场里的批斗情况。他还要拔草、擦玻璃、打扫厕所,他怕自己无法支撑,便随身带上一张小卡片,写上自己的名字、单位、地址,以便自己倒下后别人能通知家人和单位。

养女沈朝慧被注销了北京户口,沈从文心急如焚,万般无奈之下,给在青岛大学曾经教过的学生江青写了一封信,请其伸出援手,但信去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而让沈啼笑皆非的是,1972年,江青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坦言自己是沈的学生,并说沈的妹妹经常邀请他到沈家,沈从文对她很是欣赏,为了训练她,让她每周写一篇小说。因为此,沈在江青倒台之后还要交待与江青的关系,他气愤地说:“这妖婆真真假假胡说一通。”

1969年,沈从文去革命历史博物馆(时历史博物馆已经与革命博物馆合并)领发还给他的东西,被告知东西已代为“消毒”。沈从文对他们焚毁书籍的行为极为气愤,多年后,还对前去探望他的杨苡说:“‘文化大革命’把我的眼睛都拔了!把我的眼睛拔了!我自己的书全都没有了!”

1971年,沈从文血压高达240/150,心脏隐隐作痛,他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要求回北京。次年,干校终于同意沈以请假的方式回京。此时,沈从文在北京的三间宿舍被强占去两间,几十年所收藏的心爱之书及家具,满堆在院子里任人践踏,日晒雨淋。沈从文怕家具和书坏掉,便送给需要的朋友们。研究梅兰芳的徐城北曾到沈处拿走了一些书。剩下的书,由黄永玉的夫人帮忙,7分钱一斤处理掉了。

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告诉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资料》还是要出版的,让他抓紧时间校订。于是沈在病中开始了紧张的修订工作。宿舍太小,他只能充分利用空间,把图录分门别类贴在墙上,又在房间里挂了五根铁丝,把图像挂在上面。他凌晨3点就起床工作,院子里的老大妈们看他房中的灯老亮着,怕他出事,便去敲门,听到里面有人应声才放下心来。一位年轻人担心他,从门缝里看去,看见他一手拿着毛巾,捂着正流血的鼻子,一手奋笔疾书。等门开了,他看见年轻人眼里的泪水,歉意地笑笑说:“有什么法子,自己可用的日子不多了!”

黄永玉回忆沈从文的这间小屋:“无一处不是书,不是图片,不是零零碎碎的纸条,任何人不能移动,乱中有致,心里明白,物我混为一体。床已经不是睡觉的床,一半堆随手应用的图书。桌子只有稍微用肘子推一推才有地方写字。夜晚,书躺在躺椅上,从文表叔就躺在躺椅上的书上。”

王亚蓉第一次去见沈从文,走进东堂子胡同那间小屋时,沈的口鼻间还有未擦干净的鼻血,十二三平方米的小屋全是书,四壁凡能伸手的地方贴满图片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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