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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高青子的恋情发生时，张兆和刚生下长子龙朱，颇受打击。当时亲友们曾居中劝解，而且有人张罗着给高青子介绍对象，希望他们的关系就此了结。张兆和说，翻译家罗念生就是一个“对象”人选。60多年后的1997年，刘洪涛访问张兆和时，她对此事仍耿耿于怀。
沈从文最终还是留在张兆和身边，沈的这次恋情给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创作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沈的小说《八骏图》就是这场婚姻危机的明显反映。
1942年左右，高青子选择了退出沈从文的生活。沈从文写道：“因为明白这事得有个终结，就装作为了友谊的完美……带有一点悲伤，一种出于勉强的充满痛苦的笑，……就到别一地方去了。走时的神气，和事前心情的烦乱，竟与她在某一时写的一个故事完全相同。”
【乡恋】
1988年，沈从文自我评价道：“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
沈从文的湘西情结伴随他一生，他从来都说自己是个“乡下人”。他出生在湘西美丽的小城凤凰，他的许多作品都与凤凰有关。凤凰，这个历史悠久的魅力小城也因沈从文而走向世界。最终，沈从文选择了家乡作为自己的长眠之地。
沈从文不止一次和汪曾祺谈起棉花坡，谈起枫树坳——一到秋天满城落了枫树的红叶。一说起来，不胜神往。黄永玉画过一张凤凰沈家门外的小巷，屋顶墙壁颇零乱，有大朵大朵的红花，画面颜色很浓，水气泱泱。沈从文很喜欢这张画，说：“就是这样！”
20世纪50年代初，深陷政治运动旋涡中的沈从文，陷入了病态的迷狂状态。病中的沈从文不断念叨着“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
1980年，凤凰的剧团将傩堂戏《还愿》的录音带送到沈从文家中，听着家乡戏，沈泪流满面，大声说：“乡音！几十年没听到唱傩堂了，这是真正的乡音啊！”
1983年，沈从文最后一次回到故乡，提出要在早上去菜市场看看。家人提醒说，他年岁太大，怕人多挤坏了他。他却执意要去，并晃晃肩膀，说：“挤一挤那才有意思！”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穿行在水灵鲜亮的青菜之间。
家乡人知道沈从文回来了，简直不知怎样招待才好。沈从文说：“他们为我捉了一只锦鸡！”锦鸡毛羽很好看，沈还抱着它拍了张照片，后来得知这只鸡被家乡人杀掉，做成了他的盘中餐，沈得知后对张兆和说：“真煞风景！”
沈从文夫妇在峒河边游玩，看见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走下河，将衣服脱下顶在头上，蹚到对岸，走出水后，赤条条地跳了几跳，抖干净身上的水，穿上衣服走了。张兆和指着孩子打趣道：“沈公，你当年是不是那个顽皮样子？”
晚年，沈从文在家乡听古调犹存的弋阳腔傩戏，打鼓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沈从文激动地说：“这是楚声，楚声！”他动情地听着“楚声”，泪流满面。
《沈从文文集》的稿费有9000多元，沈从文决定再从存款中取出几百元，凑成一万，捐献给了家乡的母校——文昌阁小学。当时沈的工资每月仅200元。当凤凰县准备将他捐献修建的图书馆命名为“沈从文藏书楼”时，他却执意不肯。
1984年，湖南青年作家刘舰平来北京看望沈从文，沈时因病卧床，得知刘是沅陵人时，他非常高兴，刘请他有机会去沅陵看看，他连忙说：“要去的，我是要去的。”刘表示等他病好一些，就一定接他去，他忙说自己能去，并挣扎着要站起来，结果真的奇迹般站了起来。
1992年，沈从文的骨灰在家人的护送下魂归故里凤凰，他的骨灰一半撒入沱江之中，一半安葬在听涛山下。他的墓碑，采天然五彩石，状如云茹，碑身正面刻着沈从文的手迹：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为沈的姨妹张充和撰联并手书，联曰：“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表侄黄永玉在墓地旁边立碑一块，上书：“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归尘】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如往常一样，在家中接待客人，朋友吴瑞之来访，沈还谈笑风生，连续几次用右手侧举过头，抿着嘴微笑着画圆圈顺下，说这是气功师告诉他的一种锻炼方法。
下午5点，沈从文感到气闷和心绞痛，家人忙给急救站打电话，他的弟子王和王亚蓉赶到，沈看着弟子说：“心脏痛，我好冷！”他没有等到救护车的到来，就因心脏病猝发，走完了他86年的生命历程。
沈从文的丧事办得十分简单，他生前累次嘱咐家人，他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他去世后，安排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只通知亲友，不收花圈，布置了约二十多个布满鲜花的花篮，大朵的白色百合花、康乃馨、菊花、菖兰。不放哀乐，放沈从文生前喜爱的音乐，如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等。参加告别仪式的除了亲友，还有一些自发前来的读者。参加仪式的人也不戴纸制的白花，每人发给一枝半开的月季，行礼后放在遗体边。
在沈从文去世后的5月13日，中新社发了一则电讯，次日，《文艺报》仅发了一则50个字的短消息。
黄永玉说：“沈从文是因为他几十年前文学成就在国外引起反响，才引起国内注意的。他逝世的消息也是如此的缓慢，人死在北京，消息却从海外传来，国内报纸最早公布的消息是在一周之后。据说是因为对于他的估价存在困难。”
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在“中国时报”发表文章为沈鸣不平道：“他的价值是，包括鲁迅在内，没有一个中国作家比得上他，沈从文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越是知道他的伟大，我越为他一生的寂寞伤心。”
【赞誉】
因研究沈从文获得哈佛博士的美国学者金介甫回忆说：“沈有孩子心，特别的活泼可爱，拼命地写书法卷，送他几十年未见的学生和朋友。内容是旧体诗，常常是指桑骂槐，讽刺时事。”
汪曾祺说：“沈先生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有他自己的看法，认为好的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远’。照我看，这是文学功能的最正确的看法。”
季羡林说：“我觉得，在所有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鲁迅先生之外，就是从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立刻就能辨认出来，决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个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轻时当过兵，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他完全自学成家。湘西那一片有点神秘的土地，其怪异的风土人情，通过沈先生的笔而大白于天下。”
沈从文去世，巴金发来唁电说：“文艺界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消失。”
夏衍说：“沈从文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文学地位，他不单是一位乡土文学大师，应该是更高一层的作家。”
邵燕祥说：“沈从文这个又温文又野性，属于湘西又属于整个中国以至世界的作家，他的生命就寄寓在他这些既清新且斑斓的作品之中。所有这些，可以不舍昼夜地流下去，润泽当代的直到后代的无数焦渴的灵魂。”
马悦然说：“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沈从文）不离世，他将在10月获得这项奖（指诺贝尔文学奖）。他去世几天之后，台湾一个文化记者打电话来，问我是否可以确证沈从文的逝世。我立即打电话向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确证此讯。然而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从未听说过沈从文，这位于‘五四’时代就开始写作生涯的老资格作家中的佼佼者，这位卓尔不群的作家的写作生涯从此被中断了。”
马悦然曾将沈从文的作品拿给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阅读，高读后大惊：30年代的中国就有这样的文学？！
钟开莱说：“法国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在他学生的四本必读书中，三本是中国古代经典作品，一本是沈先生的小说集。法国……有的大学把沈先生的书列为必修课。”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凌宇说：“确认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地位，是还历史本来面目。鲁迅先生就认为沈从文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这对建立健康的文学批评秩序，营造良好的文学创造氛围，具有标志性意义。”
文学史家司马长风说，沈从文的作品“雄浑苍凉，物我古今兼忘于刹那”。
由钱理群、温瑞敏和吴福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中，首次以独立的一章介绍和评述了沈从文的作品。该书评价沈从文的小说，“达到了乡情风俗、人事命运、下层人物形象三者描写完美和谐、浑然一体的境地”，“沈从文的文学不属于当时中国的城市文化，也不属于革命文学，因此难以被当时的现实理解是自然的。所以他是寂寞的”。
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本）评价道：“沈从文构筑了一个富有魅力的‘湘西世界’，也因此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黄永玉说沈从文：“如果硬要在他头上加一个非常的形容词的话，他是非常非常的‘平常’。他的人格、生活、情感、欲望、工作和与人相处的方式，都在平常的状态运行。老子曰：‘上善若水’，他就像水那么平常。永远向下，向人民流动，滋养生灵，长年累月生发出水滴石穿的力量。”
五、郁达夫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幼名萌生，表字达夫，抗战期间在印度尼西亚曾化名赵廉，浙江富阳人，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
〔关键词：性情、畸零、颓唐、任侠、落魄、迷情、婚姻、忏悔、逸事、嗜好、求学、教学、文章、忧国、抗日、非命、评说〕
【性情】
郁达夫从不隐藏自己，对于他大胆的自我暴露似的“真”，郭沫若曾经这样形容：“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
在《沉沦》中，达夫捶胸顿足地大声呼喊：“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实意地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温梓川回忆，一次，郁达夫家中来了客人，说着说着，话题转到了子宫帽上，郁达夫绘声绘色说得淋漓尽致，一点也不忌讳座中还有女客。王映霞实在听不下去，悻悻地说：“达夫！你不说这个不行吗？”
陈翔鹤说：“对于性的事情，他一向都十分公开，好像是对谈吃饭喝茶一样地随便，有时纵然是到‘妓寮’里去过一次，也从不曾对人隐秘过。但他对于女性的，无论在言谈间或行为上，也绝无丝毫轻辱或玩弄的态度，当然更说不上蹂躏了。每当他一说起女人或性的行为来，就好像她们可怜，他也可怜，一切人都可怜似的。有时到一提起他自己荒唐的行为来，就从他平坦苍白的脸面上马上现出悲哀的表情，在他小小的不大有光的眼内也神经质地滢滢然地转动着泪珠。”
陈翔鹤回忆，郁达夫一次说：“成仿吾三十岁了，还是个童男呢，你说奇怪不奇怪？”言下大有拖成下水之意。
一次，郁达夫问陈翔鹤：“你已经二十多岁了，还不曾有过一次性的经验，可是真的？”陈回答是，他又问：“那你为什么不去试试呢？你又不是拿不出钱来。”陈回答，他不会拿钱去向妓女求爱，这是一桩罪过。郁听罢兴奋地拍着陈的肩膀说：“陈，这是对的，你有高尚的灵魂，你要保持下去。你将来一定得好好地结婚，过健全的生活。不写文章也不要紧，写什么狗屁文章，生活总得好好地过……”
静闻回忆在广州时的郁达夫：“他很清瘦。脸上没什么特征，但一看能够判断他是个聪明人。穿的是灰色长衫，连鞋子也是中国式的。他给人的印象是潇洒平易，和他的文章风格有点近似。至于他初期作品里面描写的那种色情气味，却不能够在他的状貌上找到什么印证——这点当时颇叫我感到奇异。”
小因岳夫回忆，郁达夫对英国王子与辛普森夫人相恋之事很是赞赏，曾用咏叹的语调称赞王子说：“了不起的人啊！”
1923年，正当创造社办得如火如荼时，郁达夫接到朋友来信，推荐他到北大任教。郁很高兴，但郭沫若却不希望他北上，因为他一走，创造社的几种刊物很难维持下去。郭对郁说完自己的想法后，郁却说：“最好是停办！”郭觉得可惜，问道：“到了北京不好再寄稿来吗？”郁坚决地说：“不停办我是不寄稿的。”
后来，郁达夫对陈翔鹤解释他离开创造社的原因：“大家穷在一起，从书局方面拿到的钱又不够生活。书贾又全都是些狼心狗肺的东西，实在难得同他们去鬼缠。……我们创造社真正是想替中国人开出一条文学的路子来的，可是社会不容许我们，一般混蛋东西都排斥我们。真正难说得很，还不如死了的好！”说着，便由泪滢滢转为眼泪滂沱了。
郁达夫曾说，民国建立以后，“阿猫阿狗，就都着起了西装，穿起了皮鞋，提起了手杖”。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郁达夫撰文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国民党因此要查封创造社。5月10日的一次宴会上，有人告诉郁达夫，当局“可以保证创造社不封”，但要郁“为他们帮助党务”，郁立即“托病谢绝”。是月下旬，有人设宴请郁达夫、胡適等人吃饭，席间，主人劝郁“出去做个委员”，郁断然拒绝。
郁达夫小说《二诗人》发表后，诗人王独清和马宗融觉得郁是影射自己，四处对人说，遇到郁，必痛打他一顿。郁得知后，吓得蛰居沪西小镇半年之久。
1929年，郁达夫应邀到安徽大学任教，到校刚几天，安徽教育厅长程天放攻击郁为“堕落文人”、“赤化分子”，欲对他进行迫害。郁得知消息后，立即返回了上海。王映霞竭力要求郁去与安徽大学交涉，要求他们赔偿损失，郁达夫怕生事，不愿再去安庆。结果，王映霞挺着大肚子去了安庆，要回了一学期的薪金，并带回了郁的行李。
郁达夫加入左联后，对左联的冒险做法很是不满，他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此话引起左联其他人的不满。1930年，郁达夫退出左联，他对杭州报章说：“他们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后来，他们要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之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于是，我就把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左联’名单上除下来了。”
郁达夫每在外受到侮辱，回家必向孙荃发泄，百般挑剔，辱骂孙荃是在家“坐食”的“行尸”。但随后又责怪自己，抚慰孙荃，百般解释，孙荃听了反替他抱不平，两人相拥而泣。长子龙儿未足月就出生了，他称龙儿是两人“悲哀的继承者，一看就觉得是一个神经质的薄命的相儿”，称其出生“多此一举”。后龙儿果然早夭。
为求淫乐，郁达夫卖了孙荃送的定情信物钻石戒指。事后想起孙荃，他便抱头痛哭：“我的女人，我不爱而又不得不爱的女人！我终觉对你不起！”
陈翔鹤回忆，一次，郁达夫穿了一件新的灰色花绸长衫，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草帽微微偏斜地戴在头上，足下穿着一对白帆布鞋，他拍拍身上的衣服说：“这是我的女人从家里寄来的。可怜她对我很好，我却一点也不爱她！”说完之后，仿佛有点滢滢欲泪的样子。
郁达夫给王映霞回信，多是边写边哭。收到王映霞的回信，他觉得字里行间透着“永远是朋友”的意思，于是急忙回复，写着写着，又痛哭起来。
又一次，郁达夫冒雨送王映霞回坤范女中。别时，两人依依不舍时，王映霞回过头，叮嘱一句：“你要早些睡呀！”郁达夫顿时感动地落泪，一路坐着电车哭回家。
一次，王映霞的几个同学从杭州来上海，王很高兴，到旅馆和同学做竟夕谈。郁达夫也冒着大雪赶到旅馆，晚饭后，他说要先回家照顾孩子，让王留在那里。结果他另去某处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