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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肇事者，学生相互抵赖，但私下皆怀疑为鲁迅发明。
寿镜吾曾出对子“独角兽”，鲁迅对以“比目鱼”，一兽一鱼，一虚一实，堪称佳对。
林贤治的《人间鲁迅》记载一事，一次，同学将漂亮的信笺分赠他人，大家都高兴地收下，唯有鲁迅拒绝不收。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些信笺是那位同学偷来的。
鲁迅从幼时就喜欢绘画，他常用一种叫荆川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把它们一个个地描下来，一如写字时候的影写。一次，祖母见他画了一半，就拿过，接着画了起来。鲁迅见后，取过画撕掉了。
鲁迅自小爱书，买来的书如有污损，一定要拿去换；书订得不好，他便自己拆开重新装订。他翻书时极其小心，舍不得弄上一点污渍或褶皱；为不弄脏书，总是从书页褶缝上方印有一条宽墨线的地方翻书。如果弟弟们在一旁看，鲁迅不许他们伸手摸书，因为生怕他们弄脏了书页。读毕，鲁迅要把书放到一只红色皮箱里码放整齐，小心收藏起来。
一次，鲁迅买回书后，发现纸有残缺或墨污，便拿去换，但换回来的又觉得不满，便再拿去换，如此反复，书店伙计烦了，调侃道：“这比姊姊的面孔还白，何必掉换。”鲁迅听罢愤然而出，再不去买书。
百草园东边有一私塾，先生姓王，绰号“矮癞胡”，打学生手心时下手极重，还设了撒尿签。而三味书屋则自由多了，想要方便时从来不用请示先生，故鲁迅等人听说王先生之事后极为愤慨。某日中午放学后，鲁迅和几个同学约好，冲进“矮癞胡”的书房（书房中的师生都已散去），撅折了撒尿签，将笔墨乱撒一地，以示惩罚。
【少年】
祖父下狱后，鲁迅兄弟三人被分别送到亲戚家避难，鲁迅寄居在大舅父家中，不免受些闲气，据他对周作人说，曾在那里被人骂作“讨饭”。
父亲生病后，鲁迅不仅要上学，还要走六七里路上街为家中采买东西。其中最轻松的差事是为父亲买水果，水果店的店主日久面熟了，便尊称他“小冷市”（少掌柜）。
父亲病重后，鲁迅作为长子，承受了巨大的精神重负。后来他在《父亲的病》里，沉痛地写下了自己出入当铺间，默默地为父亲买药、觅药中痛苦的内心体验。鲁迅在《呐喊》序文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1898年，17岁的鲁迅到南京投奔叔祖周椒生，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周椒生本人任水师学堂监督，却认为族中后人进新学堂“当兵”，有失门风。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本字，为其改名“树人”。
鲁迅到南京读书前，周家全族曾召开会议，内容对鲁迅家这一房极为不利，其他房的长辈们逼迫鲁迅签字，鲁迅说要请示祖父，拒不签字。但这件事对十五六岁的鲁迅影响不小，“至少不见得比避难时期被说是‘讨饭’更是轻微”（周作人语）。
赴南京读书是鲁迅第一次离家远行，身上怀揣母亲给他筹办的八块银元，写下了一则情深动人的《戛剑生杂记录》：“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瞑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故于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
在江南水师学堂第一学期结束时，鲁迅因成绩优异，学校发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却把奖章卖掉，换回几本书和一串红辣椒。许寿裳回忆说：“我当初曾问他何时学会吃辣，他只答道在南京读书时，后来才告诉我：因为夹裤过冬，不得已吃辣椒以御寒气，渐渐成为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为毕生之累。他发胃痛的时候，我常见他把腹部顶住方桌的角上而把上身伏在桌上，这可想见他胃痛的厉害呀！”
鲁迅后又至南京矿路学堂学习，其同学张燮和回忆，鲁迅是班上最小的学生，但每次绘图都又快又好，同学们来不及绘，下课后总请他代为补绘。每次考试，他从不温习功课，但总是最早交卷，成绩十次有九次是第一名。一次考试，他得第二，便愤中带笑地对得第一的张说：“我下回必须把你打下去！”
在矿路学堂学习期间，鲁迅曾下过矿井学习，此矿井在今天南京官塘煤矿象山矿区。毕业时，鲁迅的毕业执照由两江总督刘坤一签署，上面写着“右照给壹等学生周树人收执”。
鲁迅取得官费留学日本的资格，乘坐日轮大贞丸由南京去往日本，同船的有自费留学的陈衡恪和其弟陈寅恪。
许寿裳说，鲁迅在日本学医，一是因为中医延误了父亲的病；二是寻求放足的方法。孙伏园则回忆，据鲁迅说，他十四五岁时牙痛，告诉家中长者，结果只得到一句：“不害羞，还亏你自己说得出来！”从此他便忍痛不说，自己研究，以致日后学医。
【炽热】
许寿裳回忆，1903年，在日本的鲁迅就剪去了辫子，是当时江南班上最早的一个。是年，鲁迅写下《自题小像》赠与许寿裳，诗中最后一句激扬地写道：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在《浙江潮》第五期发表了《斯巴达之魂》，这是鲁迅第一次发表文章，文章里洋溢着高昂的热情。许寿裳后来说，这篇文章是少年作，借斯巴达的故事，来鼓励我们的尚武精神。
在日本留学时，鲁迅曾与许寿裳谈到三个相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当时他们讨论后认为，中国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
鲁迅回忆在日本留学时心态的转变：“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当然以为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与许寿裳、周作人、袁文薮等人开始积极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据增田涉回忆，苏曼殊也是《新生》的筹办人之一。为了办好《新生》，鲁迅从刊名、封面设计、书内插图等各方面都一丝不苟地做了细致的安排。第一期的插图已拟定用英国19世纪画家瓦支的一幅油画《希望》，画面上是个诗人，蒙着眼睛，抱了竖琴跪在地球上。但是《新生》最终因经济问题未能出版。
鲁迅为《河南》杂志写稿，其中以《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尤为著名，在后一篇文章中，鲁迅鲜明地提出了“立人”的主张：“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在友人蒋抑卮的经济资助下，鲁迅和周作人开始合译《域外小说集》。周作人回忆，鲁迅晚上常读书翻译到深夜。第二天早晨，房东进屋拿洋灯，整理炭盆，只见盆里插满了烟蒂，像是一个大马蜂窝。
周作人回忆说：“大概我那时候很是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付，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弗（寿裳）赶来劝开了。”
在日本，鲁迅唯独对老师藤野很是尊敬，因为藤野对中国学生很是和善，还为鲁迅修改笔记。鲁迅弃医从文时，去向藤野辞别，藤野送鲁迅照片一张，并写下“惜别”二字。多年后，鲁迅还撰文回忆老师。鲁迅去世后，有人去访问藤野，藤野已经不大记得往事，只是说确实有为鲁迅修改笔记之事，认为这很平常，觉得鲁迅在文章中将他称为“恩师”颇为奇怪，并且不承认送鲁迅照片之事，说可能是其妻送给鲁迅的。
从日本回到杭州任教的日子，鲁迅闲时常带学生踏山采制植物标本、寻访古碑、偶与同事游湖，因其潇洒无辫曾被当地人误认为是和尚。
辛亥革命爆发时，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校长。当革命的消息传来时，鲁迅十分兴奋，召集全校学生们，整队出发，在未光复的绍兴街道上游行。结果绍兴民众以为革命军已经到来，绍兴光复唾手而得。
鲁迅的远方表兄阮和森回忆：“辛亥革命之后不久，《越铎》报因为不满意浙江都督王金发而在报上骂他，王金发大怒，甚至仇视这份报纸，目标却是鲁迅，颇有见害的意思。鲁迅偏不管，每天在家吃完夜饭一定要回到学校住宿，而且不肯偷偷夜行，必定两只手各拿一个灯笼，灯笼上红红地照出大大的‘周’字，到天亮从学校回家，又总是说：‘怎么样？又回来了。’”
鲁迅回忆：“说起民元（民国元年）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许寿裳讲述他与鲁迅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时，“同寻满清驻防旗营的废址，只看见一片焦土，在瓦砾堆中，有一二年老的满洲妇女，住在没有门床的破屋里，蠕蠕而动，见了我们，其惊惧似小鼠，连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鲁迅为我讲述当年在路矿学堂读书，骑马过旗营时，老是受旗人的欺侮，言下犹有余恨”。
鲁迅从南京刚到北京任职时，心情舒展，意欲有所作为，他在日记中温暖的写道：“是日易竹帘以布幔，又购一小白泥火炉，炽炭少许置室中，时时看之，颇忘旅人之苦。”
鲁迅与钱稻孙、许寿裳合作设计中华民国国徽，执笔《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还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委托设计了北大校徽，沿用至今。
鲁迅一连几个星期，都会到周期讲演会去演说《美术略论》，有一次正逢大雨，他依然冒雨前往，但到场后发现，听众为雨所阻，一个也没来。
鲁迅敏感，绝不妥协。在他去世前两三年，他跟朋友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中国式的法西斯”，他跟人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他又悄声对朋友说：“遗憾的是，我已年过五十。”
鲁迅在生前几个月写给尤炳圻的信中，依然在认真地讨论国民性的问题：“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悲凉】
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不久，鲁迅得到了范爱农淹死的噩耗。对于这位坎坷一生的好友之死，鲁迅内心始终无法释然，他曾写下三首挽诗《哀范爱农三章》：“风雨飘摇日，吾怀范爱农……”
百无聊赖时，鲁迅便抄写碑文打发时间。据周作人说，洪宪帝制时期，袁世凯的特务到处秘密抓捕反袁之人，北京的大小文官一律受到监视。为此文官们人人设法避人耳目，觉得要有一种嗜好才能让袁放心，于是重则嫖赌蓄妾，轻则玩古董字画。鲁迅不会赌，玩古董又没钱，只能收集些石刻拓本。但看拓本一来不能打发漫长的岁月；二来没有钱天天买，于是便动手抄写。一块汉碑可以抄上半个月，用来消磨时光是再好不过的事情。“鲁迅那时自号‘俟堂’，堂，本来也就是古人的待死堂的意思。”
章衣萍曾见鲁迅抄写《六朝墓志》，问其目的，鲁迅答：“这等于吃鸦片。”而刘半农也曾就此问过：“目的安在？”鲁迅说：“这等于吃鸡肋而已。”
1917年除夕，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反复提到了自己精神上的痛楚和寂寞：
“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啊？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日本学者竹内好认为，“绍兴会馆时期”是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关键。他写道：“他还没开始文学生活。他还在会馆的一间‘闹鬼的屋子里’埋头抄古碑，没有任何动作显露于外。‘呐喊’还没爆发为‘呐喊’，只让人感受到正在酝酿着的呐喊的凝重的沉默。我想像，鲁迅是否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作回心的那种东西。我想像不出鲁迅的骨骼会在别的时期里形成。”
到了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笔下郁结了更多孤愤的气质，散文集《野草》和小说集《彷徨》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在《希望》中写道：“我的心分外的寂寞……”
鲁迅的《伤逝》从表面看是一部写爱情的小说，周作人认为其实它是在暗自咏叹失和后的兄弟之情：“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我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有时，仿佛看见那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
在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中鲁迅这样写道：“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
1933年，鲁迅在小诗《无题》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
鲁迅曾写道：“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
看过在苏联红场举行的纪念“五一”节的新闻纪录片，鲁迅对周围的人说：“这个我怕看不到的……你们将来可以看得到。”
挚友许寿裳感慨：“（鲁迅）呐喊冲锋了三十年，百战疮痍，还是醒不了沉沉的大梦，扫不清千年淤积的秽坑。所谓右的固然靠不住，自命为‘左’的也未必靠得住，青年们又何尝都靠得住。”
鲁迅早在《摩罗诗力说》中即讲到，屈原的后世模仿者“皆着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至死，社会依然。”
周作人评价其兄长时说：“大约现代文人中对于中国民族抱着那样一片黑暗的悲观的难得有第二个人了吧。”
【质直】
夏丏尊回忆鲁迅，他常常“摹拟官场的习气，引人发笑。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今天天气……哈哈哈一类的摹拟谐谑，那时从他口头已常听到”。
清末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人员复杂，良莠不齐，老百姓叫它“浑蛋汤”。鲁迅便将广和居卖的“浑蛋汤”这道菜叫作“总理衙门”。
寿洙邻回忆，鲁迅不喜谈政治，亦不喜谈法律。民国初年设立议会，高谈法治，一时学子，纷纷改习法政。鲁迅讽刺道：“此皮相尔，此作官热耳。”但其论法律的文章，却字字精当，老吏弗及。
1912年5月，鲁迅、许寿裳、蔡谷清（蔡元培的堂弟）及许的侄儿一同从绍兴北上，在上海乘轮船分配仓位时，鲁迅突发奇语：“我睡上铺，谷清是被乌龟背过的，我不愿和他同房。”原来，蔡曾自述，在北京时他到八大胡同喝花酒，忽遇骤雨，院中积水，无法出门，便让妓院中的男子背着涉水而出。于是，蔡、许二人一间，鲁迅和许的侄儿住一间。
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时，一次次长（副部长）让他批示某公文，他看过公文后，拒绝批准。次长无奈，只好作罢。
教育部同事冀贡泉回忆鲁迅说：“我和他同桌办公，感到他正是所谓‘直’、‘谅’、‘多闻’的益友……人们好几天才有一件公事办。……恰好我们两个人都喜欢读书，我们每天对面坐下各读各的书，记得好像他是经常读的一本西文书，他津津有味地看，天天如此。同事们佩服他看书有恒心。总之，他是整天看书，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
1917年张勋复辟，鲁迅闻知愤而从教育部离职，直到复辟乱平，他才回来上班。
俞芳回忆，鲁迅每次出门，总在口袋里装一小沓纸，回来后，又从口袋里掏出，扔到炉子里烧掉。俞芳觉得奇怪，便问鲁迅：“大先生，你带出去的纸，为什么要带回来烧掉呢？”鲁迅没有正面回答，而是问道：“你们有常识课吗？老师给你们讲过随地吐痰的害处吗？”俞芳答：“讲过，随地吐痰是不道德、不文明的行为。”鲁迅说：“对呀，把痰吐在事先准备好的纸里，带回来烧掉，消灭细菌，这样做好不好？”俞芳这才明白，原来鲁迅的这些纸是用来吐痰的，为了不传播病菌，他又带回家来烧掉。
俞芳还回忆说，当时北京常有假银币，许多人收到了，总是“假进假出”，当成真的再花出去。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