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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听，由他决定取舍。一般他所要查找的资料，与他所说出的书籍出处竟然无大出入。对此他说：“我现在好像‘反刍’，把吃过的东西再咀嚼一遍，也增加不了什么材料。所以后面几卷分量不大，每本都写得简短，把要说的话说完就行了。”
进入80年代，冯友兰终于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了。他身体欠佳，却坚持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他说此书“不依傍别人，只写我自己”。
年过九十之后，冯友兰仍坚持每天9点钟起开始工作，由于行动不便，他坚持上午不喝水，避免上厕所。生命的最后一两年，冯更是频繁地来往于家与医院之间。1990年初，病床上的冯友兰低声对宗璞说：“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也；张横渠又说，生，吾顺事；殁，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1990年7月，冯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终于完成，同年11月，在他95周岁生日到来之前几日，魂归道山。
冯友兰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时，预料到不能及时出版，他在序中说：“在写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确是照我所见的写的。并且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王夫之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几百年后才得以出版）。”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因书中论述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思想，尤其是第七章“毛泽东和中国现代革命”，与当时的主流意见有一定出入，致使未能收入《新编》在内地出版。1992年，香港中华书局将其易名为“中国现代哲学史”，在香港出版。广东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于1999年、2009年相继出版了这部书。
【传道】
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中，有两位教授可以不用讲稿就把课讲得引人入胜，一位是哲学系的冯友兰，另一个就是经济系的陈岱孙。冯讲课极为生动，通俗易懂，他不进行逻辑分析，而是讲一些哲学史上的故事，学生有时根本不用记笔记，听得高兴的同时，也了悟了他的意思。
清华学生对冯友兰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口吃，往往一句话在黑板上已经写完，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冯念墨索里尼，必“摸索摸索摸索”许久。冯在清华开“古代哲人的人生修养方法”课，首次听讲者达四五百人，第二周减到百余人，第三周只余二三十人，四五周后竟只有四五人听讲，因为他的口才不堪卒听，一句“学而时习之”的“而”字，要“而”一分多钟，在学生中传为笑谈。
许渊冲回忆说，他在联大听过冯友兰的演讲，冯说话虽然结巴，思想却非常流畅，犹如十月怀胎受尽折磨，一朝分娩却生出了掌上明珠一样。
杨振宁说：“冯先生把他的口吃转化成一个有用的演讲办法。”因为冯口吃，所以每当口吃的时候，他都停顿一下，这样一停顿反倒给听众一个思考他接下来讲什么的机会。也因为口吃，他讲话简要而精辟。这也是很多学生喜爱听冯友兰讲座的原因。
西南联大学生汪子嵩回忆，西南联大哲学系的老师各有特点：“汤用彤矮矮胖胖，一头极短的银发，是佛学专家；冯友兰留着一头浓黑的长发、大胡子，长袍马褂，手上总拿着一个书包，包书的是一块印有太极八卦的蓝布，一副道家装扮；冯文潜瘦瘦小小，留着长到后脑的灰发，很像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当三人走在一起时，学生就戏称他们是一僧、一道、一尼。”
鹿桥（60年代在台湾发表小说《未央歌》，反映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学生生活）读联大二年级时，有一段时间感到生命空虚，了无意义，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某日，他忽然想到去拜访冯友兰，请教人生的真谛。经过冯的劝导，鹿桥改变了消极厌世的人生观，从此积极努力，发愤读书，后来成为美术史专家。
冯友兰在联大开设伦理学课程，讲课的内容主要依据他的著作《新世训》。因为联大没有能容纳全校所有大一学生的大课堂，只能在一片松树环抱的空地上讲课。他开口就说：“当年孔、孔、孔子杏坛讲学，我们今天在、在这松林里授课……”似乎有以孔子自况的意思。
抗战时期，冯友兰曾站在炸弹坑里上课。宗璞在《漫记西南联大和冯友兰先生》文中感慨地写道：“并不是没有别的教室，而是炸弹坑激励着教与学，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上昭日月。”
【言论】
1923年，冯友兰在老师杜威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人生理想值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文中，冯将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是中道。冯的说法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异曲同工，区别在于，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冯的最后指向则是儒家文化。
冯友兰说：“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求好，后者求真。”
冯友兰曾经比较他和金岳霖的异同说：“我们两个人互有短长，他的长处是能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
京师大学堂虽改授新学，但传统观念仍认为它是“太学”。因此，20世纪40年代冯友兰一再主张，北大（原京师大学堂）不论在哪里上课，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一定要在国子监举行。冯友兰还谈道：“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因为我看见，西方的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
冯友兰认为，辛亥革命实际上是“绅权和官权的斗争”，“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官和绅本来是一样的人。知识分子经过科举做了官，在他做官的地方他是官，回到他原籍他就是绅。……我现在觉得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就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
冯友兰认为，所谓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实现民主的办法就是选举，“什么东西都不能压倒个人的人权，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压倒，那就是‘多数’”，“如果没有真正的选举，那就并没有民主”。
访问苏联归来后，冯友兰得出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尚贤”。
冯友兰曾给洋人讲《庄子》。一天，他走进一个叫恒石安的外国人的办公室，没头没脑地说，你们西方人总想找个你们可以停下来作最后结论性发言的地方。然而，天下没有最后结论，天下也没有停顿。《易经》第六十四卦，也即最后一卦是，未济，“尚未完成！”
抗战期间，冯友兰每到重庆，蒋介石必请其赴宴，每次吃饭，总有二十多人。席间，蒋介石总是问一些地方官员：“你们那里现在怎么样？”如果答好，他就不再问了；如果答有问题，他就追问是什么问题，一旦回答不合其意，他就发怒，甚至当面训斥。几次后，冯总结出一条规律：善于做官的人，总是说好。他联想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帝，也不能说不聪明，但为什么总是把事情办糟，就是因为官员在他面前都不敢说真话，即所谓“瞒上不瞒下”，等到他发现被瞒了，事情已经糟到极点，无可挽回了。
1957年1月8日，冯友兰发表《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文章发表后，陈伯达对此文进行批判，并提出了许多问题。冯诉苦说，陈的“思想相当混乱，叫人不知道他所问的究竟是什么”。
冯友兰认为，学界对《论语》中的“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一语的解释并不正确。冯的老家河南一带红白事的礼数很复杂，所以除了“礼生”，还有一种人，是专门“侍候客的”，对这些礼数很是熟悉。冯认为，这种人就是“小人儒”，因为他们懂得那些礼，所以是“儒”，但身份却是仆役。他认为这才是此语的确切解释。
冯友兰曾说：“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在表面看起来，似乎很不注重哲学，但在骨子里，我们这个世界是极重视哲学的。走遍世界，在大多数国家里，都有他所提倡及禁止的哲学。在这一点我们可见现在的人是如何感觉到哲学的力量，每一种政治社会制度，都需要一种理论上的根据，必须有了理论上的根据，那一种政治社会组织，才能‘名正言顺’……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都立一种哲学，以为道统，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
冯友兰曾谈及英国人的一个优点：善于保护传统，即“旧瓶装新酒”。他认为，只要是新酒，用个旧瓶子装着，没有什么不可以，怕的是“新瓶装旧酒”，那是“换汤不换药”。
冯友兰自陈，研究中国哲学，自己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
临终前，冯友兰留下一语：“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
【执笔】
冯友兰长于文字。40年代，国民党独裁统治招致民怨沸腾，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公推冯友兰致信蒋介石，要求立宪。冯在信中写道：“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至。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是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
此篇上陈蒋介石的信函写就后，联大教授们交口称赞，雷海宗对冯友兰说：“即使你写的书都失传了，这一篇文章也可以使你不朽。”
西南联大校歌也由冯友兰执笔写就：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1939年秋至1940年春夏之交，时为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曾三度要求联大遵守教育部的规定，核定应设的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此项训令的目的是加强蒋介石政权的思想统治。联大教务会议决定致函抵抗此训令，而信函的执笔者正是冯友兰。
有人认为，冯友兰能在屡有学潮、校长迭换的清华身居要职、屹然不撼二十年，主要由于：一、头脑冷静、析理均衡、明辨是非、考虑周至。二、深通世故，处世和平中庸，而观点进步，学术上有高度安全感。三、国学根底雄厚，文言表达能力出众，初则勇于起草，继则众望所归，经常被推执笔。
1946年4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校前，决定在联大原址留碑纪念。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幕式举行，碑文由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撰文、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刻、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被称为“三绝碑”。冯友兰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被公认可与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文章比肩，被何炳棣称为融古烁今的“至文”、“不朽文章”。
冯友兰在碑文中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称“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沉痛】
北平沦陷后，师生南迁，清华园成了一片真空。冯友兰回忆：“我们参加校务会议的这几个人，还住在清华，说的是要保护学校。我在图书馆内对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中国一定会回来，要是等中国回来，这些书都散失了，那就不好，只要我人在清华一天，我们就要保护一天。……后来日本军队正式进入北京，日本人到处接管，我们就觉得，在政权已经失了以后，保管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是替日本保管，等它来接收。这就决定南迁。”“决定以后，南迁的人和留守的人，都痛哭而别。”
抗战爆发后，冯友兰、吴有训南下逃难，到郑州时，二人准备去吃黄河鲤鱼，途中遇到熊佛西，三人边吃边聊。熊喜欢养狗，说起北平有许多人逃难，狗没法带，只好抛弃了。那些狗，虽然被抛弃，可是仍守在门口，不肯离去。冯友兰叹道：“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狗，我们都是。”
晚年，冯友兰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当写到王国维与“意境”，联想到七七事变前后他的感受时，特意写下一个附记：日军占领北平后，他和留守的清华校务会议的几个人觉得清华完全不同了。某日晚上，冯友兰和吴有训一起巡察清华园，皓月当空，十分寂静，吴说：“静得怕人，我们在这里守着没有意义了。”冯忽然生出幻灭之感，他们守着清华为的是替中国守一个学术上、教育上完整的园地，北京已沦陷，他们还在守着，岂不是为日本服务了？几日后，他便和吴有训同二人南下长沙与清华会合。后来，他读清人黄仲则诗：“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觉得此句写的正是那种幻灭感，反复吟咏，更觉沉痛。
到长沙后，冯住朋友家的一小楼上，凭栏远眺，见栏下一蜡梅花，顿觉李后主的“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之句所写亡国之痛，深刻极了，沉痛极了。
在长沙临大时，一次冯友兰爬山，走到据说是朱熹和张栻聚会的“二贤祠”，作诗两首：“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洛阳文物一尘灰，汴水繁华又草莱。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一次会议上，朱自清诵此二诗，全体师生顿觉凄怆。
1946年，冯友兰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到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讲学，他将讲学的讲稿整理成《中国哲学简史》一书。谈及在美讲学的感受时，冯友兰说：“我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我想，还是得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楼赋》里的两句话：‘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相轻】
胡適在北大时，曾做过冯友兰的老师，后冯师从杜威，又成为胡的同门，但二人彼此并不欣赏。1943年，胡適评价冯友兰道：“张其保в肭露游闯龉诺目嘌д撸胗牙妓湓龉牛滴匏＜舛啻炊馕叮Ｊ氐那魇粕趺鳎ぜǖ奶纫馄拿飨浴！�1947年，冯友兰在纽约听说杨绍震夫人许亚芬的硕士论文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適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禁喜形于色：“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好，因为过……过了1927年，他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1950年，胡適对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英文版）表示不屑：“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1955年，胡適又评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胡適在60年代与朋友一次谈话中讲：“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一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3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按：此段中胡適记忆有误，冯赴美时间为1946年至1948年）
胡適甚至有言曰：“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右者。”胡適一向是温煦之人，很多人认为他对冯语带偏激更多是源于对其政治立场的攻伐。
冯友兰也曾批评胡適道：“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经常指出古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物来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公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漠然。这是不对的，因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得那样远啊！”但当别人大肆批评胡时，他又为这位同门说两句公道话：“现在批评适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书批评他。但他们的态度多欠公允，因为他们常把适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话来攻击。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冯友兰后来高度评价了胡適在哲学史上的重要性。1917年，胡適到北大任教，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原来教授此课的是陈汉章，他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而胡適将哲学史拦腰砍断，直接从周宣王讲起。冯友兰说：“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
晚年，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也公允地评价胡適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適的这部书，还有一种更广泛的影响——胡適是在哲学方面用那个指头比较早的一个成功的人。”他还说：“陈寅恪和金岳霖的两篇审查报告都把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