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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松林回忆，老师马寅初在南京工作时，他常送老师坐夜车回杭州，每次总看到马挟着厚厚的一本书。沈问：“马老师，您坐夜车还要看书吗？”马回答道：“我在来去火车中看看书，已成习惯。我是走马看花，把其中重点画上线，以后需要，随即可查。”沈又问：“您早成为著名学者，快成老年人了，还要这样用功吗？”马严肃说道：“正因为如此，更要加紧吸收新知识，如一旦世界上发生了重大的经济事件，别人问我是怎样的看法，有什么意见，我若答不出，岂不是把我这个所谓‘经济学家’的招牌打碎了吗？”接着又说：“任何人研究学问都要精益求精，一旦自满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叶沛婴回忆，抗战期间，马寅初在防空洞躲警报时，常站在洞口，借着洞口的一线亮光，坚持读书。某年暑假，叶曾在马家住了一个多月，他每每见马寅初翻阅中外资料，撰写文章直至深夜，叶深为感动。
20世纪50年代，已七十高龄的马寅初为了能直接阅读俄文经济理论书籍，开始学习俄语。他学习十分认真，出差路上、上下班途中，只要有时间就进行学习。无论天气冷热，晚上他坚持完成俄文作业，早上在院中大声朗读。有学生还曾看到他在景山上朗读俄语。通过三年学习，他不仅能用俄语交流，还能阅读俄文原版书报。朋友们看到他认真学习的态度，都夸他是“七十岁的小学生”。
【激烈】
抗战爆发后，马寅初考察中国的战时经济，对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大发国难财异常不满，他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来概括这班人的丑行，并将矛头直指孔、宋家族。
傅光培回忆，在一次经济会议上，马寅初拿出一张5万元的钞票，当面质问孔祥熙：“今天这张钞票能买到一刀草纸，到明天买一刀草纸就需要花一车子这样的钞票了。”孔闻言大怒。
1939年中国经济学社年会上，财政部长孔祥熙上台发言，马寅初当众质问孔经济问题，孔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下不了台。有人提议休息十分钟，才替孔解了围。趁休息时，孔溜之大吉，从此恨马寅初入骨。也有说法称，面对马寅初的质问，孔结结巴巴地说：“我是‘孔夫子’的后代，我不会贪污！”
不久，马寅初在中华职工学校进行演讲，大骂孔祥熙“贪污，发国难财”，批评蒋介石：“有人说蒋委员长是民族英雄，我认为他不够格，他只能算是他们蒋家的家族英雄，他若做民族英雄必须做到‘大义灭亲’这四个字啊……”他说：“今天我出来讲演，遗嘱已写好了，儿子也带来了，我已无所顾忌，该说的还是要说，我知道特务就在周围，你们有枪就拿出来打吧！就把我抓起来吧！”
1940年春，马寅初受陆军大学邀请给来自前线的将官班学员讲演《抗战财政问题》。在两个多小时的演讲中，马寅初痛斥四大家族。他说，现在正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并非如此，而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还要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大发超级国难财。他公开指明：“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他还说：“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马的演说引来阵阵热烈的掌声，主持人吓得不知所措，演讲结束后连感谢的话也不敢多说，赶紧把马送走了。
面对马寅初的公开声讨，蒋介石气急，说马是“嵊县强盗”（按：新中国成立前嵊县以出强盗闻名），马寅初则说自己是“嵊县强道”，即强大的道理，而蒋介石之流不是“大道为公”而是“大盗为私”。
蒋介石对马寅初十分不满，1940年12月6日，蒋派宪兵逮捕了马寅初，将他幽禁在贵州息烽军统集中营的山沟里。对外，则以“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状况，业已首途”的假新闻敷衍了事。
1941年3月30日为马寅初六十大寿，重庆各界人士为他举行了没有寿星的祝寿会。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三位最高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送来巨幅寿联，云：“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
马寅初曾对谭伯鲁等人谈及被幽禁的经历，他先被幽禁在贵州息烽八个月，后又到江西上饶住了一年。他一个人住一套平房，看守警卫及勤杂人员倒有一排人之多；吃饭时四菜一汤，可以看书，与家人通信只能谈家事，生活尚可，但完全与世隔绝。警卫人员多为农村青年，人很朴实，经常拿着课本向他请教，没有人为难他。他还谈及，在息烽时，每天下午4点他都到外边散步，每次都有一二十人随行。此地是荒野，平日没有人烟，但每天此时，他总是看到远处也有一群人跟随着一个人在散步。日子久了，他想这一定是“同路人”，便隔着五道铁丝网向对方挥手致意。但因相隔太远，他一直看不清楚到底是谁。后来有人告诉他，这人便是张学良。
警卫陈凤超奉命看管马寅初。1941年2月的某天早晨，陈见马神色有异，便问其故。马好一会儿没有开口，半天才说：“我今年六十岁了！命中来说是个关口，我家三世未有活过六十岁的人，今天我身在虎口，凶多吉少，恐不能过这个年龄。”说了流泪不止。陈忙劝慰，马才心绪稍安。这一日，息烽集中营奉上级之命为马寅初办了寿宴，马寅初也高兴得喝了少许酒，自此之后他便宽了心。马寅初与陈很是投缘，离开息烽时，特地告诉陈自己在杭州的地址，让陈去找他。新中国成立后肃反，马寅初还为陈凤超做证。
马寅初被幽禁后，各界人士一直没有停止营救行动。1942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马留学美国时的同学赫尔利向蒋介石提出释放马寅初的要求，蒋为取得美国支持，于8月20日释放了马寅初，但仍将他软禁在歌乐山家中，不许其教书、发表文章，在经济上断其生路。潘序伦回忆，当时他请马到其创办的北碚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任教，以缓解马家的经济困难，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知道后，威胁潘必须立即将马寅初免职。正好此时已是1945年5月，日本已有投降之意，故潘并未理会陈的命令。
李公朴、闻一多遇害后，在上海的马寅初应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的邀请，只身前往南京演讲，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他开口便说道：“我今年六十六岁，六十岁是本钱，我已经有六年的利息，还怕什么？我这次来，已经写好遗嘱，后事已做好安排。……兄弟是老牌的国民党员，不过，兄弟不是蒋委员长的国民党员，而是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员。把一顶‘红帽子’给我戴，兄弟不怕戴，也戴不上。”马寅初往返的路上一直有两个特务跟着马寅初，故中央大学学生一路组织护送。
1948年，马寅初在上海交大演讲时，更是公开嘲讽蒋介石是“头号大真空管”，他说：“蒋真空管就是肚里完全是空空的，顶上光光的、秃秃的，头号就是最大。”
在上海的一次经济团体联谊会上，有人说孔祥熙、宋子文收买黄金，提议没收他们的财产，马寅初说：“错在要打内战的那个人。”
马寅初曾对学生们笑谈：“以前我给蒋介石个别讲过经济学，他根本不懂什么叫通货膨胀，物价为什么会上涨这一类普通经济常识。因为蒋介石是行伍出身，只懂得立正、稍息那一套。他喊一声立正，他的部下官兵就不敢稍息。打内战他是内行，但是搞经济就是外行。这个物价就不听蒋介石的命令，他喊立正，而物价还是要向前跑。”
【识见】
马寅初的博士论文《纽约市的财政》，轰动了美国财政界和经济界，被哥伦比亚大学列为一年级新生的教材。
20世纪20年代，马寅初便开始抨击军阀和官僚，他在《中国何以如此之穷》中说：“中国的穷，穷在军阀的滥费和官僚的贪贿。”“要消除中国的贫穷就要打倒淫威的军阀。”
1927年，马寅初任浙江省政府委员、财政委员会主席等职期间，力主禁烟。他说：“今日之禁烟问题，实吾浙江之生死问题。”并说：“我在职一天，必须反对到底，决不妥协。”马寅初还收集和编写了歌谣《戒烟歌》、《戒赌歌》，命人张贴、传唱。如《戒烟歌》一：“劝我民，莫吸烟；五脏六腑都熬煎。甘之如饴真鸩毒，想一想，速死由己不在天。”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考察，马寅初认为应提倡计划生育，控制人口。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
1957年7月15日，75岁高龄的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一文，他在文中指出人口多、资源少是我国一个很严重的矛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增长率为20％，如不加以控制，50年后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他说：“人口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他倡议，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
马寅初认为，发展中国经济最关键的是两个问题：首先是人口问题，其次是农业问题。他多次说：“除了人口问题外，农业问题应及时研究，要早为之图，要花大力气，下苦功夫！”因人口论争赋闲后，马寅初曾着手编写《农书》，但遗憾此书未能问世。
【拥戴】
看穿国民党的腐败后，马寅初说：“为了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定跟共产党走的！”抗战结束后，他开始学习《资本论》，并常说：“有人骂共产党，我就拥护共产党，共产党来了，怕什么？我在杭州有四百亩土地，我全部献出来！”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9月1日，马寅初与毛泽东在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上会面。这是毛与马的初次见面。会后，毛泽东邀请马去他住处恳谈了2小时。
1949年3月，毛泽东抵达北平，马寅初去西苑机场欢迎，并参加了毛泽东当晚特设的宴会。10月1日，马寅初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目睹毛泽东将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
马寅初对毛泽东极为景仰和崇敬。他决定，如果生下孙女，便起名思润、思之（毛泽东字润之），孙子则起名思泽、思东。于是，马寅初唯一的孙女叫马思润，而次子马本初先出生的两个儿子名为马思泽、马思东。
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马寅初对毛泽东说：“要兄弟把北大办成第一流大学，就要支持我的工作。”毛笑着问：“要怎样支持？”马答道：“不要别的，兄弟点名要谁来北大讲演，就请不要拒绝！”毛欣然同意。此后，马寅初果然点名邀请了不少党政领导干部到北大讲演，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团中央书记胡耀邦。陈毅在北大演讲时，第一句话便是：“今天是马寅老掐着我的脖子让我来的。”
1951年，国庆游行的学生队伍通过天安门时，正赶上秋雨滂沱，等北大学生回到学校时，热腾腾的姜汤已经摆在桌上了。马寅初喜形于色地对学生们说：“是毛主席特意叫人打电话告知学校，备好姜汤的。你们抬的红楼模型，毛主席看到了，兄弟正好站在主席身后。毛主席回头问我：‘马老，红楼还是原来的样子吗？没损坏吗？’我说：‘一切还是原样，毛、李（大钊）工作室也对外开放了。’”
1957年3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再次阐述了人口问题。毛泽东笑着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试验。马老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马寅初听后备受鼓舞，将其调查结果写成《新人口论》一文，发表在7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
此后，毛泽东点名批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马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尽管如此，马寅初仍对毛崇敬有加，当他看到毛搞个人崇拜时，十分担忧。一次会议上，有人说《毛泽东选集》四卷一千年两千年后仍可适用，马听后，不禁“毛骨悚然”。他说：“对毛主席的这种恭维，是在搞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是毁坏毛主席的‘糖衣炮弹’。”他多次表示，毛泽东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要吸取斯大林生前被神化身后被指责的教训，不要搞个人崇拜，那样“是害了毛先生”，“我们要爱护毛主席”。
【论争】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寅初就开始关注人口问题。根据他的建议，我国于1953年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截至1953年6月1日午夜，我国人口为6亿。马寅初对此极为震惊，因为新中国成立仅仅4年，我国人口就增加了1亿多。
不久，年逾古稀的马寅初到全国各地进行人口调查，回到北京后，他惊呼“小孩子太多了！”他在一次会议上疾呼：“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得！现在不努力，将来后悔莫及。”
马寅初根据调查结果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提交1955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提案一出，便遭到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围攻和批判：“没有人还搞什么革命？还搞什么共产主义？”并武断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人口问题。”但马寅初却坚持自己的观点：“我既然发现和认识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否则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国家和人民应尽的责任。”
毛泽东一度对马寅初控制人口的主张表示赞赏。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但随着“大跃进”的发动，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观点发生了变化。
“反右”开始后，康生等人想将马寅初打成“右派”。中央统战部许涤新特向周恩来请示，周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马寅初才得以幸免。但据许涤新透露，即便有了周的指示，马仍被划入了“内定右派”的花名册。
1958年7月，康生公开点名批判马寅初，此后，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据统计，仅1958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等全国重要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就达200多篇。
马寅初要求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位领导人中的任何一位，但他的要求未获批准。只有毛泽东派人放出话来：“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对此，马公开表露：“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
1960年1月，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他在文中说：“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没什么，不过我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
毛泽东看了马寅初的《重述我的请求》，向秘书口授道：“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堪称孤胆英雄，独树一帜，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尔萨斯姓马，他也姓马，有人要捍卫他的外国祖先到底，有什么办法？看来，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软。”此后，对马寅初的批判就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一夜之间，上万张大字报贴满了北大校园，甚至连他家的院子里、书房里及卧室中，都贴满了大字报。北大校园里响起了“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
开始，马寅初认为大字报是对他善意的批评，便让秘书王克宥到校园各处抄录大字报，送给他看。但大字报越来越多，抄不胜抄，王也就不再抄录。接着，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一场接一场，马寅初不出席的批判会，他们便专门从会场接了一条电话线到马家，让他洗耳恭听。马寅初出席时，他们则让人轮番上台发言，指着他的鼻子批判。在经济系的一场批判大会上，有人竟指着他大声吼道：“对你这种人就是要带着‘食其肉而寝其皮’的阶级仇恨批判！”
1960年1月，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很快他又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并且他的申辩权被剥夺，规定他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讲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不得会见外国人士和海外亲友。至此，近8年的人口论争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