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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别的时候，弘一再一次向印光屈膝拜伏辞别。待众人走出房间，他伸手郑重而轻捷地把两扇门拉上。到了寺外，脱下身上的大袖僧衣，方正平帖地把它折好包起来。
【才情】
据说李叔同七岁就能日诵五百字，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十六岁入辅仁书院读书，同窗王锡纶回忆：“李叔同文章好，小楷又精，在通行的小格子内可以写两个字，被同学们称赞为‘双行李文涛’。”
袁希濂、许幻园等人在上海城南草堂组织了“城南文社”，李叔同十九岁时入社学习，写作俱佳，颇得许幻园赏识。许特在草堂辟一室，请李一家移居城南草堂，并亲题“李庐”二字相赠。
李叔同“二十文章惊海内”。城南文社会员某次聚会时，社中长者张蒲友出诗文各一题，文须即日完成，题曰“朱子之学出于延平，主静之旨与延平异，又与濂溪异，试详其说”；诗限三日内交迄，题为“拟宋玉小言赋”。李泼墨挥毫，一蹴而就，此文被社中公推为首。数日后诗赋呈案，李叔同再夺第一。
李叔同与蔡小香、张小楼、袁希濂、许幻园五人结拜金兰，号称“天涯五友”。许幻园夫人宋梦仙（贞）曾作有《题天涯五友图》诗五首，其中咏李叔同的一首云：“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
李叔同曾以李广平之名，入南洋公学读书。当时老师为蔡元培，同学中有邵闻泰（力子）、洪允祥（樵舲）、王莪孙、胡仁源、殷祖伊、谢沈（无量）、黄炎培、项骧、贝寿同等人。
李叔同对法学亦有所涉猎，在南洋公学读书时，他翻译了《法学门径书》、《国际私法》，由上海开明书店于1903年出版发行。
弘一大师在致许晦庐的信中谈到他的文艺观：“朽人剃染已来二十余年，于文艺不复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况乎出家离俗之侣；朽人昔尝诫人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即此义也。”
弘一法师的书法弟子黄福海在《弘一法师与我》一文中记载，1939年冬，在泉州承天寺，“我曾这样大胆地问法师：‘您虽是出了家不愿再谈艺术，但在我心目中老是认定法师是一位艺术家。……我始终从艺术观点来瞻仰法师。法师在所著《佛法十疑略释》一书中，论佛法非迷信、非宗教、非哲学等等，独未说到佛法非艺术。我可不可以这么说：佛门中的生活，也就是艺术的生活呢？’法师点点头说：‘各人的观点不同，也可以这么说。’”
郑逸梅说：“李叔同有三一之称，所谓三一，即第一个介绍西洋戏剧至中国，第一个介绍西洋油画至中国，第一个介绍西洋钢琴音乐至中国。”
【绘画】
李叔同是我国油画、广告画和木刻的先驱之一，他亦擅长木炭素描、水彩画、国画等。
1906年，李叔同入东京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科学习，是我国最早的美术留学生之一。10月4日，日本《国民新闻》发表《清国人志于洋画》一文，报道李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的情景：“喝了一杯‘涩茶’之后，他一面说明贴满壁上的黑田画伯的裸体画、美人画、山水画，中村及其他的画等，一面引我进入里面六叠的房间，得意地介绍了那就几上作画的苹果的写生。‘是潇洒的笔致啊！’我赞赏说。那位女佣听了从旁插了一句：‘那是早上刚刚一气画成的。’李君谦然地说：‘是，’露出了一排白齿，‘今后一定拜访贵社，《国民新闻》是很好的报纸。’”
李叔同是将西洋绘画思想引进中国的第一人。1912年，李任《太平洋》报文艺编辑期间，在该报副刊开辟“西洋画法”专栏，连载木炭画、石膏写生教授法，大力推广西洋美术。他在该报刊登了大量美术广告艺术作品，故亦被誉为近代广告艺术的第一人。
我国第一位开创裸体写生的美术教师亦是李叔同，他在浙一师执教的第二年，开始将人体写生的训练引入课堂。吴梦非回忆：“李叔同教我们绘画时，首先教我们写生。初用石膏模型及静物，1914年后改用人体写生。”第一次用真人做模特进行美术教学的情形被镜头真实地记录了下来，在照片中，一名全身赤裸的青年男子的背对镜头，站在桌子上，面对围坐成扇形的学生们。
李叔同常带学生们进行户外写生。当时户外写生还是新鲜事物，一次，学生李鸿梁和张联辉到运河边写生，一名警察见他们搭起三角架来画画，便起了疑心，以为是私下测绘地图的，便上前盘问道：“你们是哪里的？”张联辉以为问籍贯，答道：“东阳（浙江金华的一个县名）。”警察听是“东洋”人，如临大敌，便要带他们去警察局。李鸿梁赶紧解释，但警察仍不放过，幸好过来一位宪兵，听完两人的解释后，帮忙说服了警察。
1918年，李叔同皈依佛门时，将其油画素描水彩全部赠送给北平美术专科学校。该校校长并不欣赏李的作品，将这些珍贵画作堆在校内的雪地里，经历一冬雨雪后，教师储小石从中只抽出一张花卉作品，其余皆被毁。另一种说法称，李的油画系被盗，储收藏的这张掉在校园内，被他拾得。
20世纪30年代，内山完造曾在《弘一律师》一文中评价道：“……直至今日为止，油画的造诣尚无出他之右者。”
【音乐】
在“沪学会”补习科时，李叔同从《诗经》、《楚辞》和古诗词中选出十三篇，配上西洋和日本音乐的曲调，连同中国戏曲中两段昆曲的译谱合编成《国学唱歌集》，于1905年刊行，供学校教学所用。其中，他作词配曲的《祖国歌》传遍了全国，成为最早的著名爱国歌曲。
丰子恺回忆：“我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外患日逼的时期。……那时民间曾经有抵制美货、抵制日货、劝用国货等运动。我在小学里唱到这《祖国歌》的时候，正是劝用国货的时期。我唱到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的时候，和同学们肩了旗子排队到街上去宣传劝用国货时的情景，憬然在目。我们排队游行时唱着歌，李叔同先生的《祖国歌》正是其中之一。”
1906年，在日本的李叔同创办了我国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创刊号由他在日本编印后，寄回国内发行，其中除两幅插画和三篇文章为日本人所作外，封面设计、美术绘画、社论、乐史、乐歌、杂纂、词府各栏均由李一人以“息霜”的笔名包办。创刊号中的《我的国》一曲成为李叔同的又一首流传甚广的爱国歌曲。
李叔同一生写了90多首歌曲，他创作的《春游》、《送别》、《悲秋》、《伤春》、《晚钟》、《西湖》、《落花》等数十首乐歌，在大江南北流行数十年，久唱不衰。其中，《春游》是我国最早的合唱歌曲。
李叔同的《送别》至今流传，成为经典名曲。《送别》歌词清冷缱绻，人尽唏嘘：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李叔同在浙一师教授图画和音乐。这两门原本无足轻重的课程，一下子成为全校最为看重的功课。学校的图画教室配备了特殊的设备（开天窗、有画架），音乐课也有独立专用的音乐教师，并置有大小五六十架风琴和两架钢琴。每到下午四时以后，满校都是琴声，图画教室不断有人作画，宛如一所艺术学校。课余时间，歌声琴声悠扬。曹聚仁回忆，那段时间，连他这素来对音乐没有兴趣的人，竟也“发疯地一早起来唱音阶”。
丰子恺在《中文名歌五十曲》序言中赞颂老师道：“西洋名曲所以传唱于全世界者，因为它们都有那样优美的旋律；而李先生有深大的心灵，又兼备文才与乐才，据我所知，中国能作曲又作歌的乐家，也只有先生一人。”
【戏剧】
1902年11月，李叔同和许幻园、黄炎培等人成立了“沪学会”，开办补习科，举行演讲会，演出学生剧。李叔同曾自编自演了《文野婚姻》等四出新剧。1904年，李在上海参加京剧《（虫八）蜡庙》、《白水滩》、《黄天霸》的演出，他扮演了黄天霸、褚彪、穆玉玑等角色。
李叔同是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与曾延年、黄辅周创办春柳剧社。1907年春，春柳社为国内徐淮水灾募集赈灾款，在东京演出话剧《茶花女》。这是我国的第一部话剧，也是我国话剧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正式演出。李叔同扮演茶花女玛格丽特，曾孝谷饰杜法尔，唐肯饰亚芒，演出“全部用的是口语对话，没有朗诵，没有加唱，还没有独白、旁白”。
演出结束后，日本戏剧权威藤泽浅二郎和日本戏剧评论家松居松翁当即到后台致贺。松居松翁后来在《对于中国剧的怀疑》一文中说：“中国的徘优（演员），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当他在日本时虽仅仅是一个留学生，但他组织的‘春柳社’剧团，在乐座上演《椿姬》（即茶花女）一剧，实在非常好。不，与其说这个剧团好，宁可说就是这位饰椿姬的李君演得非常好。……尤其李君的优美婉丽，决非本国的徘优所能比拟。”他还盛赞此剧是“在中国放了新剧的烽火！”
但李叔同的表演收获的也不尽然是好评，陈丁沙在《春柳社史记》中说，李叔同的表演虽然很投入，但“他的声调并不怎么美，表情也较生硬”。
戏剧表演大师欧阳予倩，就是在观看了李叔同演的话剧《茶花女》后，惊奇地发现“戏剧原来有这样一种表现办法”，于是加入春柳社，走上了表演之路。
丰子恺这样描写老师李叔同的茶花女扮相：“鬈发，白的上衣，白的长裙拖着地面，腰身小到一把，两手举起托着后头，头向右歪侧，眉峰紧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伤命薄的神情。”
同年6月，春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一剧。该剧根据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李叔同在剧中饰演艾美柳夫人及破醉汉两个角色。此剧再次引起巨大反响，得到日本戏剧家的好评，土肥春曙说：“息霜氏的美国贵妇人，肩颈柔软地动着，颇具爱娇之态的举止，极为巧妙。”伊原青青园说：“身材细长，敷着白粉，颇具风采，其穿洋装的样子和走动的姿态俨然一副西洋妇人的派头。”日本报纸则赞叹道：“演欧美剧，日本人自愧不如。”
李叔同喜欢扮演女角，在《茶花女》中，他饰演茶花女；在《黑奴吁天录》中，他饰演了艾美柳夫人。为了扮演艾美柳夫人，他剃光了胡子，并自掏腰包，花百余元做了一套女式西服。
李叔同在演出春柳社第三次公演的剧目《天生相怜》时，有人评论他的扮相不好，春柳社里又有人与他意见不一致，他演戏的兴致便渐渐淡了下去。
【书法】
少年时，李叔同师从天津唐静岩，习写秦汉三国时代的小篆碑刻和汉隶石刻墨迹。他认为篆字是隶书、行书及楷书的基础，只有先学好了篆字才能知道中国文字一笔一画的来历。他每天至少要写五百字，打下扎实的功底后，再习写隶书，后入楷、行、草诸体。
皈依佛门后，弘一法师专心修律宗禅理，几乎搁置了所有的艺术专长，唯独不能割舍书法。他出家前的字体秀丽、挺健而潇洒；出家后则渐变为超逸、淡冶，晚年之作，愈加谨严、明净、平易、安详。书法也成为他广结佛缘、接引众生的方法之一。
叶圣陶谈及弘一晚年书法时说：“弘一法师近几年的书法，有人说近于晋人。但是，模仿的哪一家实在说不出。我不懂书法，然而极喜欢他的字。若问他的字为什么使我喜欢，我只能直觉地回答，因为它蕴藉有味。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着越有味。”
马一浮在《华严集联三百跋》中说：“今观大师书，精严净妙，乃似宣律师文字。盖大师深究律学，于南山、灵芝撰述，皆有阐明。内熏之力自然流露，非具眼者，未足以知之也。”“大师书法，得力于《张猛龙碑》。晚岁离尘，刊落锋颖，乃一味恬静，在书家当为逸品。”
李叔同的书法“朴拙圆满，浑若天成”，被世人视为珍宝，鲁迅、郭沫若、徐悲鸿都藏有李的墨宝。刘质平更是将老师的墨宝视作生命。抗战时，刘质平曾解开衣服伏在箱子上，用身体为箱内老师墨宝遮蔽风雨，为此病得奄奄一息。
【逸事】
姜丹书《弘一律师小传》记载，李叔同曾言其出生时，曾有喜鹊衔松枝入室的瑞兆。弘一法师圆寂后，有刊物报道，那被喜鹊衔来的松枝一直由李保存着，直到圆寂之时，还悬挂于禅榻旁之壁上。但李家后人却否认了喜鹊衔枝的说法，称禅房所挂为龙眼树枝，是法师用来挂帽子的。
少时，李叔同喜猫，姜丹书在《追忆大师》中写道：“上人少时，甚喜猫，故畜之颇多。在东京留学时，曾发一家电，问猫安否。”
李叔同曾为名妓李蘋香的传记作序，他认为，乐籍不但是近代文明发达的表现，而且是其动因之一：“乐籍之进步与文明之发达，关系綦切，故考其文明之程度，观于乐籍可知也。”“游其间者，精神豁爽，体务活泼，开思想之灵窍，辟脑丝之智府。”
30岁时，李叔同曾治一印，称自己为“翁”，他圆寂后，姚鹓雏作诗挽之，中有“海角惊初见，堂堂三十翁”之句。
弘一法师常抄写《地藏经》和地藏忏仪，以此功德，回向亡母。晚间就寝之时，他也常持地藏菩萨的名号入睡。1926年，他到杭州附近的某寺挂单，某日就寝时照例持地藏菩萨名号入睡。此夜有强盗持刀杖入寺抢劫，寺僧无一幸免，唯法师所居之室未经搜检，强盗用力撬门，终不能开，欲从窗入，屡击玻璃，竟不能破，历一小时许，精疲力竭。时天色将晓，强盗只能悻悻而去。而弘一法师竟不知夜间之事，次日寺中僧人称奇相告，才得知晓。他认为正是得于地藏菩萨的护佑之力。这更坚定了他对地藏菩萨的信仰，弘一曾言：“自惟剃度以来，至心皈依地藏菩萨……受恩最厚。”在驻锡庆福寺的近10年时间里，弘一法师对地藏菩萨的承事供养，从未间断过。
李鸿梁则记载，弘一法师曾谈及：他某次住乡间某寺时，强盗来寺中抢劫，一人从他居住的房间窗户用电筒向内照射，当时他躺在床上，忽然觉得桌上闹钟停止不走了。强盗并没有发现他，不久便离去了。等强盗离去后，闹钟又开始走动了。
弘一听说上海有一处讲经念佛的超尘精舍，便到处寻找，结果他发现，精舍竟然就在他当年居上海时所住的城南草堂内。弘一法师感慨：“真是奇缘！那时我真有无穷的感触啊。”
丰子恺曾请弘一法师给自己的居所起名，弘一让他在小纸片上写下自己喜欢又能互相搭配的字，然后将纸片搓成团，放在佛像的供桌上抓阄，抓到什么就是什么。丰子恺连着两次抓到“缘”字，于是为居命名“缘缘堂”。法师当即为他写了横额，以后丰无论迁居何处，此横额都挂在他的居室内。
弘一法师自号晚晴老人，著有《晚晴集》，书斋亦命名为“晚晴山房”，皆因爱李商隐诗，取自“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之句。
黄永玉回忆，未满17岁的黄永玉在福建一座山庙前盛开的玉兰树上摘花，有个老和尚在树下问他：
“嗳！你摘花干什么呀？”
“老子高兴，要摘就摘！”
“你瞧，它在树上长得好好的……”
“老子摘下来也是长得好好的！”
“你已经来了两次了。”
“是的，老子还要来第三次。”
“你下来，小心点，听你讲话不像是泉州人。”
黄永玉口咬花枝，跳下树来，老和尚邀请他到屋里坐坐，这个老和尚就是弘一法师。
屋内很简陋，弘一笑着问道：“平常你都干什么呢？”黄答道：“老子画画，唔！还会别的，会唱歌，会打拳，会写诗，还会演戏，唱京戏，嗳！还会打枪，打豺狗、野猪、野鸡……”于是二人聊了起来，谈美术知识、拉斐尔、达尔文、米开朗琪罗……知道弘一的身份后，黄永玉向法师求字。法师答应了，让他四天后来取。一周后，回到泉州的黄才得知，弘一法师圆寂了，给他留下一幅书法条幅：“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黄永玉在庙中号啕大哭。
【温厉】
李叔同在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一日，一位学生被某老师怀疑偷窃，丰子恺出面抱打不平，情急之下给了该老师一拳。被打的老师坚持要开除丰子恺，李叔同说：“学生打老师固然不对，不过老师也有错，说明老师没有把学生教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