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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弘一法师的学生曹聚仁：“像你们弘一法师这样的老师，足以为训呢？还是不足以为训呢？”曹答道：“像他这样忠于自己的信仰，实践躬行，他是‘人师’，足以为训的。他的师友以及门弟子，不一定要弃俗出家，但一念发愿，有悲天悯人之意，这便是‘成佛’的路子。李师兼伯夷之情与柳下惠之和，他是我一生所见的最完整人格的人。我们每天听一些政治人物，如威尔逊，如约翰逊之流，说的都是假话，要想如弘一法师这样句句踏实的人，实在太少了……”
夏丏尊评价弘一法师：“综师一生，为翩翩之佳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者，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卒以倾心西极，吉祥善逝。”
林语堂高度评价李叔同：“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他的浪漫才情使他即便出世，也选择在了杭州这个风花雪月、侠骨柔情的地方，使那些看惯‘湖山此地，风月斯人’的杭州人生平添了一分新的骄傲。”
鲁迅评价弘一法师的书法：“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得李师手书，幸甚！”
1942年春，郭沫若向弘一法师请求书法，得弘一书幅：“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书幅末署款：“沫若居士澄览”，后郭沫若写信向弘一法师表达敬意：“手书奉悉……澄览大师言甚是。文事要在乎人，有旧学根柢固佳，然仅有学问而无人的修养，终不得事也。古文云：士先器而后文艺，殆见到之言耳。”
周总理曾嘱咐曹禺道：“你们将来如要编写《中国话剧史》，不要忘记天津的李叔同，即出家后的弘一法师。他是传播西洋绘画、音乐、戏剧到中国来的先驱。”
80年代初，刘海粟在《大师》一文中说：“近代人中，我只佩服李叔同一人……李叔同画画、书法、音乐、诗词样样都高明……我却比他少了一样——演戏！”
张爱玲曾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六、马一浮
〔马一浮（1883～1967），幼名福田，又名耕馀，后更名浮，字一浮，又字一佛，号湛翁、被褐，晚号蠲叟、蠲戏老人。绍兴长塘（今属上虞）人。现代著名国学大师、理学大师。〕
〔关键词：热血、沉潜、学说、立场、教诲、书院、新儒、浮生、伤恋、佛缘、性情、仙风、逸事、颖悟、茶趣、仰止、长辞、评说〕
【热血】
1903年，清政府任命亲王溥伦为团长，率团赴美参加1904年的第十二届世博会，马一浮任万国博览会中国馆秘书，他在1903年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美人定华商赴会例，既到会所，则不得出会场一步，且西人之上等俱乐部概不许入。出会场者，即按例收捕，送返中国，当处以流罪，其他尚来知如何。盖彼固以绝对之野蛮国待我，皆我之败种，我之腐臭政府自取之。以失国际上之位置，比于亡国。彼曹犹昧昧不觉，得西人之一顾一笑，且以为莫大之荣幸也，岂不哀哉！”
同年，马一浮出任清政府驻美国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秘书，到美国的圣路易斯工作了一年。马一浮到美国后，听到国外对中国蔑视的言论，非常气愤，他在《北米居留记》中写道：“1903年10月25日。闻此间圣路易大学与东圣路易大学，皆以分割中国之当否为问题，令诸生演说。东圣路易大学学生主张分割，而圣路易大学学生颇反对之。嗟呼！人之欲分之者，皆熟计深论，攘臂而呼。我国人之全部之大半者，懵然不觉也。哀哉！”
在美国时，马一浮十分赞成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曾写下了不少反清斗争的诗文。留日期间，他与好友马君武、谢无量一起翻译作品，向革命党机关报《民报》投稿。
辛亥革命后不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面对时局，马一浮深感“救国有志，回天无力”，于是决定杜门读书，精研国学，以期从学术上找寻一条救国救民之路。
抗战爆发后，马一浮南下避难，写信给丰子恺，并附上《将避兵桐庐留别杭州诸友》一诗，丰读后大为感慨：“这封信和这首诗，带来了一种芬芳的空气，把硫黄气、炸药气、厉气、杀气都消解了，数月来不得呼吸精神的空气而坐以待毙的我，至此方得抽一口大气。”“这信和诗，有一种伟大的力，把我的心渐渐地从故乡拉开了。”“我决定向空气新鲜的方向走。”于是，丰子恺带着全家南下，避居桐庐。
抗战期间，因生计所迫，马一浮打破“平生杜门”，“未尝聚讲”的守则，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出山讲学，先后与江西泰和、广西宜山，为浙大学生开设“国学讲座”。谈到此次讲座，马一浮说：“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
1938年4月，马一浮在江西泰和为浙大学生开设了两个学期的“国学讲座”。开讲时，竺可桢、梅光迪、苏步青等人都前来听讲，马一浮开口便道：“昔张横渠先生有四句话，今教诸生立志，特为拈出，希望竖起脊梁，猛著精彩，依此立志，方能堂堂正正做一个人。”
接着，马一浮逐一解说张载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马一浮的讲座推陈出新，层层深入，又返本归源，时而雷霆万钧，当头棒喝，时而春风化雨，循循善诱，在座师生无不叹服。
但时值战乱年代，马一浮的国学讲座并不受广大学生欢迎，他曾致书熊十力说：“弟每赴讲，学生来听者不过十余人，诸教授来听者数亦相等。察其在座时，亦颇凝神谛听，但听过便了。无机会勘辩其领会深浅如何。以云兴趣，殊无可言。”所以，当国民党当局邀请他入川主持书院时，他虽担忧国人对国学的热情，却又欣然前往。
竺可桢以“求是”为校训，请马一浮为浙江大学写校歌。他根据浙大的特点和校训，创作了“大不自多”校歌。
1939年夏，马一浮在四川嘉定乌尤寺创办“复性书院”，讲明义理，选刻古书，培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人才。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81岁的马一浮听到广播后，兴奋得彻夜不寐，一口气写下了《喜闻核试验成功》等三首诗庆贺。
【沉潜】
在美国期间，马一浮没有进美国学校学习，而是边工作边按自己的喜好需要买书、读书、译书。汤彦森、丁敬涵记载：“从当时的日记看，（马一浮）每隔三四天就要去书店购一次书，购回以后常不顾酷暑严寒，夜以继日地口读手译。所读的书包括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及语法修辞、历史等方面的著作。……在广泛的阅读中，对卢梭、马克思的著作尤为喜爱。得到卢梭《民约论》说‘胜获十万金’，病中得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胜服仙药十剂，予病若失矣’。”
1904年，马一浮又到日本游历，他向一位日本人学习日文和德文，同时阅读《资本论》和《浮士德》等著作。
在国外的两年，使马一浮逐渐认识到，西方思想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希望用西学来解救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回国后，他和谢无量一起隐居在镇江焦山海西庵，潜心研究学问，对游历西方所学的西学理论和西方文艺进行了总结。
在镇江隐居期间，马一浮翻译了《堂吉诃德》，以《稽先生传》为名，发表在《独立周报》上。
1905年年底，马一浮回到杭州，住在西湖畔的广化寺。他每天到文澜阁读书，如是三年，足不出户，潜心国学，尽阅《四库全书》。
马一浮的从侄马镜泉说：“文澜阁的书有三万六千多册，据我了解，他看了三年，看了三万多册肯定是有的。他当时单身一人，读书人也要吃饭的，但有时兴致上来的时候不能够离开了，他采取啥办法呢？文火炖豆腐。旧社会的炉子外头包紫铜，里面放个油灯，放东西在上面烧，到一定辰光，上面的东西就熟了。他就用这种炉子炖豆腐，既研究了学问，又解决了吃饭问题。”
青年时期，马一浮与马君武、马叙伦交游，三人风华正茂，“各自负以天下为任”。不久，马一浮“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从1912年起，他便住在杭州，孑然一身，身居陋巷，潜心研究中国文化，直到抗战爆发后被迫南迁。
马一浮在杭州隐居熟读的二十多年中，蔡元培、陈百齐曾邀请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亦邀请他到浙大任教，均被他一一谢绝。他一心读书，基本不发表文章，不刊行著作，《独立周报》向他约稿，也被他拒绝。除友人偶尔过访外，他亦少移教他人，仅会过访少数的佛界方外友人。
赴南洋考察时，马一浮见当地华侨以儒学为国教，不废经学，不禁感慨万千，作《新加坡道南学堂记》。回国后，他愈发埋首国学，并开始涉及佛教。
丰子恺将马一浮称为“今世的颜子（渊）”。1933年，丰子恺去拜访马一浮，“先生照旧孑然一身地隐居在那陋巷的老屋里，两眼照旧描着坚致有力的线而炯炯发光，谈笑声照旧愉快”。
抗战胜利后，马一浮回到了杭州的陋巷，重新隐居林下，仅主持智林图书馆，继续选刻古书。
新中国成立后，马一浮担任过浙江省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但当地政府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不以俗务打搅，让他在杭州家中专心著书立说，颐养天年。
1957年，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华时，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到杭州蒋庄拜访马一浮。周向伏罗希洛夫介绍说：“马一浮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是我国唯一的理学家。”伏氏问马一浮：“您在研究什么？”马答道：“读书。”伏氏又问：“现在做什么？”答：“读书。”伏氏想请他出去走走，他仅答以：“恕不奉陪。”
马镜泉回忆，晚年，马一浮除了会友，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读书。他常说：“读书要心定。”这也正是他自己读书的写照。马一浮每天必作诗，有时一天作两首，枕头边常年放着手电筒，晚上一旦诗兴大发，他便马上打开手电，靠在床头记录下来。
【学说】
马一浮认为：“国学者，六艺之学也。”此处之“六艺”指“六经”，即诗、书、礼、乐一、易、春秋。马一浮更喜欢用“六艺”这一名称，并用它广义地指六类或六个部门的文化学术或教化。
马一浮认为，“六艺”也可统摄西方的一切学术，“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他认为，西方学术文化无非统摄于真一、善、美三种价值，这也都包含于六艺之中。而六艺包含此三种价值，“《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马一浮认为：“全部人类之心灵，其所表现者不能离乎六艺也；全部人类之生活，其所演变者不能外乎六艺也。”
对中国传统文化，马一浮推崇备至，他说：“今人舍弃自己无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绪余以为宝，自居于下劣而奉西洋人为神圣，岂非至愚而可哀！”
马一浮说：“天地一日不毁，此心一日不亡，六艺之道亦一日不绝。人类如欲拔出黑暗而趋光明之途，舍此无由也。”又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
马一浮认为，《论语》大义“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说：“《论语》有三大问目：一问仁，一问政，一问孝。凡答问仁者，皆诗教义也；答问政者，皆书教义也；答问孝者，皆礼乐义也。”“易为礼乐之原，言礼乐则易在其中”；“春秋为诗书之用，言诗书则春秋在其中”。他认为，《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章为“明生死之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为“于迁流中见不迁，于变易中见不易”；“予欲无言”章为“显性体本寂而神用不穷”等，为“易教之大义”。“正名”则为“春秋大用”之要。
马一浮主张，学术不仅要破除理学中程朱陆王的门户之见，而且主张破除儒佛、儒道、佛道，以及儒、佛、道内部的门户之争，将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他认为，斤斤计较于门户之争的人，都因为他的“局而不通之过也”。他对于儒释道，做到了“圆融无碍”，他能“随意拈取老、庄、释典以阐扬儒家宗旨，不惟不陷于牵强附会，且能严格判别实理玄言，不致流荡而无归宿”。
马一浮提出的教育宗旨是“复性”。“复性”是由唐代李翱提出。马一浮曾用“复性”来命名其创办的书院——复性书院。
马一浮认为，要挽救国家，作为儒生只有通过研究、弘扬儒术去实现。1905年底，马一浮曾在致其舅父何稚逸的信中说道：“窃惟王迹中迈，九洲云拢。群鹿竞逐，黔首愁苦。将欲雍容决策，咄嗟树义，却虎狼于西土，驱狐鼠于中原，使功高泰山，国重九鼎，斯非常之烈，魁桀之事，非介夫素士所能预……甥虽不敏，窃有志于二宗。欲为儒宗著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纪羲画以降文艺之盛衰。将以汇纳众流，昭苏群惑。悬艺海之北辰，示儒术之总龟，振斯道于陵夷，继危害于将绝。体制草创，篇帙未具，并力缀辑，皓首为期。贮以铁函，藏诸石匮，亦经甘樵苏之弃，未敢希国门之悬耳。”
马一浮十分重视读书的方法，他曾撰《读书法》，论述和总结了读书的方法和经验。他说：“欲读书，先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若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以定心读书，事半功倍。随事察识，语语销归自性。然后读得一书，自有一书之用，不是泛泛读过。”
马一浮认为，读书之道应该从四个方面去努力：“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通，则曲畅旁通而无门户之见。精，则幽徽洞彻而无肤廓之言。密，则条理谨严而无疏略之玻专，则宗趣明确而无泛滥之失。不局，不杂，知类也。不烦，不固，知要也。类者，辨其流别，博之事也。要者，综其指归，约之事也。读书之道，尽于此矣。”
马一浮说：“佛家视生死为一大事，儒家则以为生死同一昼夜，同一寒暑，同一呼吸，却是平常事。”
【立场】
马一浮对新式的学校教育颇有成见，他说：“当今学校，不如过去的书院。教师为生计而教，学生为出路而学。学校等于商号，计时授课，铃响辄止。”
1912年，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部总长后，颁布命令，大中小学一概不再读经。当时马一浮被委任为教育部秘书长，他到南京后，得知蔡废除六经之事，非常不满，要求蔡收回成命。但蔡坚持己见，于是与其意见相左的马，在就职后不到三周，便辞了职。马对蔡元培说：“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回西湖。”
事后，马一浮回忆道：“南京临时政府收罗人望，以蔡孑民长教育。蔡君邀余做秘书长，余至而废止读经、男女同学之部令已下，不能收回，与语亦不剩又劝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蔡君河汉吾言，但云时间尚早，遂成搁置，而余亦去”。
马一浮反对现代学校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现代学校将学术分科细化。他认为，中国现代学校学术分科很多，学者往往执着于某一褊狭的领域，抓不住一个根本的东西，不能融会贯通。他说：“古人论学主通，今人论学贵别，今之所谓专家者，得之于别而失之于通。因此读书之道，不能为分歧多变的现象所迷惑，要从中抓住一个根本的东西。”而马一浮认为，这个根本的东西，就是“六艺”。
20世纪40年代，白话文在中国普及已久，时人不再学四书五经。马一浮备感惆怅，叹息道：“日日学大众语亦是苦事，故在祖国而有居夷之感。”
【教诲】
抗战期间，马一浮在浙大开国学讲座，校长竺可桢常去听讲。据《竺可桢日记》中曾记载：“《诗》、《书》为至善，《礼》、《乐》为至美，《易》《春秋》为至真。以《易》为自然科学之源，而《春秋》为社会科学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