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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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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归座了。

梁漱溟曾说,妇女不是创造者,是创造创造者。陈淑芬便发脾气道:“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梁只是笑笑。

陈淑芬晚年患歇斯底里症,于1979年去世。梁漱溟曾将两任太太进行比较,对发妻黄靖贤更是怀念,耄耋之年写了《纪念先妻黄靖贤》,认为“只有她配做自己的妻子”。

梁漱溟的弟子胡应汉结婚,梁书赠条幅曰:“男女居室,西人言爱,中国主敬,敬则爱斯久矣。”此大概可看作梁漱溟的婚姻观吧。

【息焉】

1988年4月13日,梁漱溟到良乡扫墓,这日大风,气候反常。回到寓所后,梁即感身体不适。这月25日,他呼吸困难,病情加重,被送到协和医院,经检查为尿毒症。家人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梁漱溟。

5月,梁漱溟接受一位台湾女记者的采访时,女记者问:“对台湾青年有什么话要说?”梁说:“要注意中国传统文化……要读我的《中国文化要义》。”当问及对中国未来有什么期望时,他说:“要顺应世界潮流。”11日他把长子梁培宽呼至床侧,说:“人的寿命有限度。大夫说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我的命已经完了,寿数就这样了。有时候吃点药,吃点合口味的东西,就可以了,不必延长寿命。”梁培宽问他还有什么要交待的,他坦然说道:“火化。”

6月23日,梁漱溟忽然大口吐血,心律反常,情况危急。医生马上进行急救。梁的心跳1分钟170次,继而急促下降。医生问:“梁老,你感觉怎么样?”梁断断续续讲完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然后闭上了双眼,安然离世。

这日上午,李渊庭因小腿浮肿紫青,无法出门,只能让妻儿前去医院看望老师。10时左右,李妻得知梁漱溟情况不好,忙赶赴医院。李妻走后,李迷迷糊糊入睡,睡梦中只见梁漱溟手持一物向他走来,他用手一接,便惊醒了。醒来后,李无限哀痛,知道梁已离开了。下午两点多,李妻回家,一问,果然梁已于上午11时35分辞世。

梁漱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举行,灵堂入口大门上悬挂的是梁培宽次子梁钦宁拟就的挽联:“百年沧桑救国救民;千秋功罪后人评说。”横批是:“中国的脊梁。”梁钦宁张贴时,工作人员阻止,但他执意张贴。

【缅怀】

梁漱溟去世后,冯友兰在《群言》杂志发表《以发扬儒学为己任,为同情农夫而执言——悼念梁漱溟先生》一文悼念,并作挽联云:“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启功挽梁漱溟:“绍先德不朽芳徽,初无意,作之君作之师,甘心自附独行传;愍众生多般苦谛,任有时,呼为牛呼为马,辣手唯留兼爱篇。”

梁漱溟光头,常年为国事奔走,马歇尔、司徒雷登见其形与神,不止一次称他为“中国的圣雄甘地”。

叶笃义回忆,梁漱溟去世前,有从台湾来的一人到医院看望梁,时梁已经病入膏肓。来人知道无法与其进行对话,便在梁病榻前,请同行之人为他和梁合了一张影,然后拿出录音机,喃喃说道:“我是一个刚刚由台湾来的人。我在台湾时候就对梁先生的著作有所接触。来到北京,我首先提出要求见见梁先生,我今天见到了梁先生是我莫大的荣幸。我要求见的是一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随风倒的如×××式的人物。……”说完,他鞠躬告退。此来访者为台湾著名学者韦政通先生。

梁漱溟去世,《人民日报》刊发《一代宗师诲人不倦,一生磊落宁折不弯》一文纪念。

学者李零撰文道:“我崇拜知识,不崇拜知识分子。我见过的知识分子,好人有,但很多不是东西。……(梁漱溟)他老人家前后如一,表里如一,人格非常高尚。我佩服的是这种人。”

牟宗三说:“(梁漱溟)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复兴者,不但身体力行地宣传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更可以说是接续了清代断绝了三百年的文化。”

九、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曾化名蔡振、周子馀,浙江绍兴山阴县(今绍兴)人,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中法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

〔关键词:君子、厚德、介直、治学、杏坛、办学、教育、兼收、自由、非难、忧国、挂冠、明论、逸闻、婚姻、永蛰、仰止〕

【君子】

冯友兰回忆,蔡元培刚从德国回来的时候,为约束自己而定下了三个原则: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当时被称为“三不主义”。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到前清驻德公使孙宝琦家中拜访,告别时,孙将其送至门口,见门前无车,便对蔡说:“你现在不可再徒步了。”蔡唯唯,但第二次拜访时依旧如故,孙遂购买了一部新马车送给蔡。此后,蔡再来访,仍是徒步,孙知其有车无马,便又将自己的马给他送去。1922年,当北京的大街小巷已经跑起了小汽车时,蔡还坐在这辆外观已经斑驳的马车里,按时到北大去上班。到1929年,蔡的座驾虽已换成汽车,却只是一辆立体而不流线的“落伍”到几乎没人坐的汽车。

为整顿北大校风,蔡元培于1918年1月发起组织“进德会”:甲种会员为三戒,不嫖,不赌,不纳妾;乙种会员在甲种的三戒基础上加上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为五戒;丙种会员在乙种的基础上再加上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为八戒。因蔡本人嗜酒,只能是乙种会员。

傅斯年回忆,其在北大上学时,有一个长着一副小官僚面孔的同学,平日为同学们所厌恶,于是有同学在西斋(宿舍)墙上贴了一张“讨伐”此生的告示。同学们争相模仿,以至于告示贴满了整面墙。几天后,蔡元培在全校大会上演说,最后提及此事,大意是说:诸位在墙壁上攻击某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某君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正当的办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做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端。此后,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逐渐减少,几至绝迹。

蔡元培第二次到德国时,由在德的傅斯年等人陪同照料。一个在莱比锡的学生发电报给蔡,说要前来看望。此生出了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某人,一面却向某人要钱,傅等人认为他此行必是前来要钱,而蔡正是穷困之时,所以主张去电谢绝。蔡沉吟后说道:“《论语》上有几句话,‘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无聊吗?”于是,傅斯年又知道读《论语》是要这样读的。

“五四”游行中,32名学生被捕,其中北大学生20人。当晚,蔡元培赶到北大第三院大礼堂时,正在商讨营救方法却苦无对策的学生见到他,有的大声欢呼,有的竟放声大哭起来。蔡并没有责备学生,而是表示由他来营救被捕学生并处理善后事宜,让学生明天照常上课。学生均表示听从。接着,蔡马上赶到段祺瑞最敬重的孙宝琦家中,请其出面说项。孙因此事闹得太大,颇为犹豫。蔡便呆坐在孙家会客室,一直坐到深夜十二点多。孙氏无奈,只能答应一试。

在蔡元培的努力下,5月7日,被捕学生终于获释。蔡与北大全体师生在汉花园广场迎接被释放的学生。见面后,大家的情绪颇为激动,一些学生更是大哭起来。蔡安慰大家,让大家不要哭,话未说完自己也禁不住潸然泪下。获释学生许德珩回忆说:“当大队群众伴着出狱的学生走进汉花园的广场时,先生是那样沉毅而慈祥的,含着眼泪,强作笑容来勉励学生,安慰学生。”

蔡元培反对以罢课方式索要经费。1920年冬,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期间,由于北洋政府长期欠薪,北平各校教员向政府请愿反遭警卫殴打后,宣布罢教。北洋政府补发欠薪后,各校才开始复课。蔡元培回国后,听说此事后,大为不满,召集北大教职员痛切地说:“学校教育青年,教职员应为学生模范,岂可因索薪罢教,贻误后生?如果认为政府太坏,不能合作,尽可自动辞职,另谋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政府惊觉反省。岂可既不离职,又不尽教学责任,贻误青年?”他坚决要求教职员们将罢教期间所得的薪水交出归公,教职员均照办。

1922年4月9日,北京的国立八校教职员召开会议,又提议以罢课方式要求北洋政府拨付教育经费。胡適日记载:“前天(九日)联席会议主张延长春假,——实则罢课之别名,——蔡先生亲自出席,为很激烈的演说,坚执不肯延长,并说:如果教职员坚执此议,他便要辞职,但此次辞职,不是对政府,是对教职员。联席会议的人虽然很不满意,——因为蔡先生还说了许多很爽直的话——但不能抵抗。于是昨日五校一律开课,而联席会议的各代表一齐辞职。”

傅斯年回忆,“五四”前,蔡元培支持新文化运动,改革北大,引起北洋政府的不满。某日,蔡与其两位“谋客”(按:应指汤尔和、沈尹默)商量应对之策时,他们劝蔡解聘陈独秀,并制约一下胡適,以保存北大,保存北方读书人。蔡听罢一言不发,最后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蔡元培少年得志,但对其乡前辈名士李慈铭(越缦)非常尊敬。蔡曾在李家教过李慈铭的儿子李孝赉,可是蔡不以师宾自居,对李慈铭以师礼相待,执弟子之礼。李慈铭去世后,蔡于1919年用全浙公会的名义发起募集刊印费用,为其刊印《越缦堂日记》。

李孝赉去世后,李家家境每况愈下,无奈只得将越缦堂藏书130余箱、两万余册,抵押给他人,得款数千元,每月支付重息。蔡元培知道此事后,与北京图书馆联系,买下全部越缦堂藏书。后北图中人辑录李慈铭在藏书中批校的文字,编成《越缦堂读书记》、《越缦堂读史札记》等书。

刘师培曾是同盟会员,但后来投靠清廷,叛变革命,攻击革命党,并出卖陶成章、陈其美等旧日同志,后又襄助袁世凯称帝。民国建立后,刘被关押在四川狱中,蔡元培极力为刘辩护:“刘申叔,弟与交契颇久,其人确是老实,确是书呆!”刘疾病缠身,生活困顿,蔡聘其至北大任教。

汪精卫对蔡元培说:“君在昔为名太史,于今为教育家,世以蔡、汪并列,自惭形秽。”蔡谦逊道:“敝屣利禄,我与你固志同道合。论学术精力,我远不如君。”

段锡朋回忆,蔡元培听他人演讲时,端正安详,眼不动,口不动,头身手足,亦都不动,极为专注。

九一八事变后,马相伯、赵凤昌等老先生发表通电,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立即抗日。程沧波问蔡元培:“人家说南京临时政府是在赵凤昌家里成立的,此人究竟如何?”蔡说:“我们党对不起他。”程不解,蔡说:“害得后来袁世凯要为难他呀。”程由此觉得蔡为人非常注重恕道。

1932年,陈独秀被捕,关押在南京监狱。蔡元培与宋庆龄等人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立即释放陈。之后,蔡还安排刘海粟到狱中探望陈,让刘转告陈,在狱中从事一些学术研究,不要虚度岁月,他们会设法进行营救。陈独秀听罢很是激动。蔡元培还为陈在狱中出版的《独秀文存》第9版作序。

1938年2月9日,蔡元培70大寿,各界名流在上海国际饭店为其大摆寿宴。蔡在答辞中说:“诸位来为我祝寿,总不外要我再做几件事。我到了70岁,就觉得过去69年都错了,要我再活几年,无非要我再做几年错事。”

蔡元培自奉甚俭。民国成立后,有人得知其就任教育总长,上门恭贺。蔡身穿短袄,出门迎接,贺客见他满手肥皂沫,一边招呼,一边抹手,贺客倒不自在起来,蔡氏会意,微笑说:“没关系,没关系,今天因为无事,随便洗洗衣服,请里面坐罢!”

北伐胜利后,蔡元培任国府委员,但家中陈设极为简陋,客堂沿墙摆放了四张靠背椅子,当中放一张方桌,四个方凳,再无其他。在上海,他也只是住在普通的里弄,1931年才搬入一栋破旧的洋楼。

蔡元培于吃穿素不挑剔,蔡夫人说蔡元培好侍候,“稀饭也吃,干饭也吃,焦饭也吃”。他常穿西服,但西服的料子却是极为廉价的料子。

段锡朋忆及,一次他碰上给校长蔡元培送饭的伙计,于是好奇地打开菜篮一看,里面一盘木须炒肉、一盘醋溜白菜和几个馒头,简单若此。

1922年,蔡元培出国考察教育,他到纽约前,纽约的北大同学会组织一个专门接待蔡的接待委员会,陪同蔡考察。冯友兰回忆,他们到码头上迎接蔡,他仍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没有带秘书,也没有带随从人员,不惊动中国驻美的外交人员,如同一个老留学生一样独来独往,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一个小旅馆内,和留学生在一起。

1935年,蒋梦麟、胡適、王星拱、丁西林、赵畸、罗家伦准备给蔡元培买一所房子,作为蔡70大寿的贺礼,让他用于藏书和居住。然后,随着抗战爆发,淞沪沦陷,此事最终未成。

蔡元培一生身居高位,却一贫如洗,他去世后,有自香港回重庆的人对王世杰说:“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医药费1000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衣衾棺木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

【厚德】

清季士大夫出行必以轿,蔡元培竭力反对,谓:“以人舁人,非人道;且以两人或三四人代一人之步,亦太不经济。”某次,某名流设宴于邸,以轿接蔡,蔡坚不肯乘,使空轿还,而己则徒步往。及至,已肴残酒阑,主人责轿役,蔡元培立为解释。蔡元培亦不坐人力车,谓:“目睹人力车夫伛偻喘汗之状,实太不忍。”

“苏报案”发生后,章太炎、邹容被捕,蔡元培逃到青岛避难,得以幸免。蔡从青岛返沪后,每月必到狱中轮流探望章、邹二人(当时监狱规定每次只能探望一人)。邹容病逝后,蔡与其他革命党人将其葬于华泾。邹容墓前纪念塔修建落成时,蔡做了一次极富感染力的演讲,据说陈其美就是因为听了此次演讲,回家变卖家产,投身革命的。

任教育总长后,蔡元培在报纸上读到胡玉缙的文章,对其颇为欣赏,便让教育部承政厅写信邀请胡到教育部任职。当时民国刚成立,写信之人沿袭清朝官场用语,开头便写“奉总长谕”。胡收到信后大加不满,写信向蔡抗议,认为“谕”是承袭了清朝的陋习。蔡接到信后,马上复函向胡道歉。胡见蔡的复函言辞恳切,这才同意到教育部任职。

蔡元培到北大之前,北大的教员学生都是大人老爷,校工们见了他们都要恭敬地行礼。蔡第一次到北大时,校工们排队向校长恭敬行礼,蔡见后急忙脱下礼帽,恭恭敬敬地鞠躬还礼。校工和学生大为惊讶。此后,蔡每日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行礼,他也脱帽鞠躬。

北大规定,新生入校,必须有一名京官为其担保。1919年,一位马姓湖南学生考入北大,但他在京无亲友,更谈不上认识京官了。他便写信向蔡元培抗议,要求北大取消这一规定。蔡马上回信说,国外大学确无此制度,但北大是教授治校,取消这一规定必须教授会决议通讨。在取消这一规定前,他愿为马担保。于是马顺利入北大求学。

有人嘲笑蔡元培的字如同鸡爪,蔡笑道:“余学黄山谷书,惜未得其长,而短处辄不能自掩耳!”

1915年夏,许德珩只身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英文门。许是年已25岁,家中无力供他上学,经济困窘。两年后,蔡元培出长北大。此时,许生活实在没有着落,只好去找校长。他向蔡陈述了自己的困境,蔡问道:“会外文不?”答曰:“会一点英文。”蔡从书架上拿出一本英文的《多桑蒙古史》,随手挑到一节叫他翻译。他当即下就写,翻译的中文贴切通顺,加上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蔡看了比较满意,当即介绍许到国史编纂处做课余翻译,月薪10块银元。从此,许德珩不但可以吃饱穿暖,而且每月还能寄点钱给乡下的寡母。多年后,许德珩还时常对子女孙辈说:“正是我山穷水尽的时候,我师蔡先生援人以手,给了我课余翻译的机会,对我真是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冯友兰回忆,其弟冯景兰在北大上预科时,想报考河南省公费留学生,需要北大出具的肄业证明。由于时间紧张,冯友兰写好证明信,直接到校长办公室找蔡元培,冯走上前去,蔡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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