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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怀远等人的纠缠在大陆新闻界和文化艺术界引起强烈反应，不久即有上海约五十八名作家和评论家联名发表呼吁信，反对干涉作家的自由创作权。
《中国青年报》也发表文章，指出这是中国大陆文学创作第一次涉嫌诽谤案。文中还引述一名作家的话说：「写报导会被人控告，写事实的纪录也会被人控告，现在写小说也惹来官司，将来还有什麽可以写的？」
好在当时的大陆政治形势毕竟已经多少有些宽松，所以对杨怀远的这种无理取闹，支持者甚寡。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看了五十八位上海作家及评论家的联名信後，指示道：暂不受理，暂不报导，双方多作自我批评，以团结为重。
上海徐汇区法院，放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正式通知杨怀远，以「此事难以成立」的理由要求杨怀远撤诉。
几个月後，大陆爆发八九学运，张士敏热情地投身其中，把写上自己斗大名字的布条像披授带一样斜挎在肩，与王若望等上海知识界人士走上上海街头，声援北京学生运动。
「六四」镇压以後，政治形势突变，张士敏「参与动乱」和「诽谤劳模」约两项「罪行」被新帐旧帐一起算。
中共左派理论家的当家人邓力群专门调看了张士敏「积极参与动乱」的录影带，然後打电话给上海市委一个负责人说：「查一查张士敏在动乱中的表现，再把他诬陷、诽谤杨怀远同志的事联成起来，研究一下解决办法。我们党培养一个劳模很不容易，不能诳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毁了。」
江泽民此时已经成了中共总书记，对张士敏的问题也变了嘴脸，亲笔批示：「保护劳模，严肃处理。」
总书记一句话，上海司法部门即在「伸张正义」，「维护法律尊严」的幌子上将张士敏判刑六个月，缓刑半年。同时还限令张士敏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发表或出版《荣誉的十字架》，并追缴他出书所得稿酬四千元及赔偿杨怀远经济损失一千六百余元。
坚持原则
在这种恶劣的政冶气候下，朱熔基还是表现出了非常开明的一面。法院判决後的第四天，朱熔基在给政法干部作报告时非常生气地指贵说：「此事我作过批示，要妥善解决，杨怀远不听。那是他的事。你们法院 根据什麽这样判？你们说要保护劳模，难道知识分子就不要保护？将一本小说判罪，上海开了个很不好的先例。」
当张士敏知道此事後，非常感动，给朱熔基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几天後，朱立刻回信鼓励他道：「挫折对人的成长并非坏事。」
大概是朱熔基从这件事，联想到自己当年因言获罪的历史经历。虽然他当时以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身份，竟然无法制止一场悲剧的发生，但在那种政治气候下，他敢於给张士敏回一封慰问信，的确是非常难得了。
上述内容前半部分有当时上海《文汇报》关於杨怀远起诉张士敏的报导为证，後半部分则是张士敏出国以後，对采访他的台湾《联合报》系记者的亲口叙述，所以应该是有可信度的。
上海文化界透露说，这场官司在上海文化界被称为「千古奇冤」，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又一桩「现代文字狱」。但身为上海市党政第一把手的朱熔基，对此事的真正态度，至少在少数知情的知识分子中间普获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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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朱熔基的各个方面给予肯定者不乏其人，但也有人认为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外的评论，把朱熔基的种种好处说得过分。例如两名自认对朱熔基了解甚多的上海记者，对朱熔基的评价就几乎是完全相反。
其中一位记者感慨朱熔基在上海出席公众活动，总是独自一身，但另一位记者立刻反驳说：在上海的公众演出场合或高级干部的休养地，我就好几次见到朱熔基太太和女儿。
这位记者举例说：无论是大刮廉政风暴也好，还是整顿干部队伍也好，朱熔基的这一切都是做给上海老百姓看的，与其说他是「一心只为民作主」，还不如说他最精通中共政权里「为官之道」更准确。他每到周末都要带著妻子，大学放假时还要把女儿带去郊区一所专为接待中央和外省市高级领导人的宾馆度假，每次都付十五块钱。可是他们一家在那里两天的全部开销一百五十块钱也不止。
这位记者还说：朱熔基到上海去以後，专门主持了一项工程就是改建这座宾馆。目的是让中央领导和外省市对他有用的领导人，到上海後有一个舒服的居住和旅游环境。朱熔基妙就妙在让人把这个特殊场所的内部搞得实在已经不能再豪华了，足可以同大陆的任何一间高级宾馆的内部设施相媲美，但外部结构郡搞得非常普通。这样，没有资格进到里面的老百姓，不可能知道这座建筑其实是「金玉其里，砖瓦其外」，自然就不会有牢骚了。
讨好两头的为官之道
这位记者又透露说：我早就从上海市政府的秘书们中听说，别看朱熔基在公众场合里对干部腐败表现得嫉恶如仇：别看朱熔基在上海得罪了那麽多奸、懒、馋、滑，甚至只干坏事不干好事的中层干部，但是他敢於得罪的人都是有选择的。他为官的标准就是「讨好两头，得罪中间」。
所谓「讨好两头」是指上讨好中央，尤其是讨好中央的政治元老，下讨好普通老百姓。所谓「得罪中间」则是指得罪上海市的中层干部。虽然得罪这些人，也会给他造成一些人事关系上的紧张，但不得罪这些人，工作无法推动，更无法讨好对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痛恨到了忍无可忍地步的上海老百姓。
所以，在这个得罪人的问题上，朱熔基是充分权衡了利弊得失的。任何一件他顶料到利小弊大的事情他是决不会去做的。「得罪中间」，他也是只得罪那些没有什麽背景或背景不重要的人物。比如上海的一些资格较老的老干部，只要是能「通天」的，朱熔基就从来不敢得罪 ，虽然他们已经表面上不再有实权了。
这位记者说：朱熔基在上海期间，在给自己留後路和给自己铺平继续上升之路的问题上玩得最漂亮的一手，就是千捧百吹讨好中央那批政治元老。
本来，中央那批政治元老中，陈云和李先念因为非常看中上海，所以每年必去，邓小平和杨尚昆无论是为了个人休假，还是为了政治上的争权也是年年不缺。因而朱熔基与江泽民在这个问题上，一向是争相主管这项既烦杂又很可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朱熔基比江泽民棋高一筹的是，他一到上海，即排好了一个非常精确的中央老同志轮流到上海活动日程表。除了上述几个老人之外，平时对去上海活动不那麽热心的彭真、王震等，他都特地加以安排。
朱熔基还高明的一招，就是借横向经济联合之名，邀请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到上海「传经送宝」。这些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当然乐得上海方面给他们安排如此妥贴的高级旅游活动。於是，各地的所谓「学习代表团」、「参观团」纷至沓来，路费自己出，在上海一切吃住游玩活动则全部由上海市政府提供。
当然，朱熔基搞这一套对上海经济还是有好处的，毕竟在宴席桌上才好谈问题，再加那麽热情的招待，那麽高级的宾馆和游船，各地的领导人自然是「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软」。
一石二鸟的手法
於是，内蒙和山西的煤炭、新疆和青海的羊毛、河南的茶叶、山东的水果……，过去由於各地搞经济封锁而卡了上海脖子的产品都被朱熔基要到了。同时，朱熔基也要到了将来在全国人大会上出任国家领导人的选票。朱熔基既然设计好了自己下一步的政治前途，那麽就必须提前打通各省市自治区的地头蛇们那道关。
《文汇报》还曾有一则报导说：朱熔基在当上市长以後，提出今後市政府召开的任何会议严禁送礼发包，可以不参加的剪彩、礼庆活动，干部应尽可能不去，但「可以请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多出面」，这样一来，上海老干部中那些「通天」人物，心里当然非常舒服。
两位记者对朱熔基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据一位中共高干说，「讨好两头，得罪中间」确实是朱熔基为官的一大特点，但这只能说明他为官的精明。既然要在中共内部当官，既然要想政治前途无量，讨好中共元老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政治制度使然：至於讨好各省市自治区的地头蛇，既然能够起到「一石两乌」的作用又何乐而不为？
这位人士评价朱熔基说：如果他想在中国大陆干一番事业，不论是否私心极重，仅仅想出人头地，都必须懂得为官之道，不然，事业难成，个人也含在复杂的人事关系面前一再碰壁。到头来，个人灰头土脸不说，事业也将一事无成。
总的说来，朱熔基其人还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他就是真的花了上海人民的血汗，连一座豪华宾馆提供政要挥霍，虽然多少有为自己之处，但多半还是为了上海人的利益。
这位人士的评价，替朱熔基道出了他的难言之隐。在中共政权下为官，要百分之百地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当年为中共政权立下赫赫战功的彭德怀元帅，曾经想过要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但最後的下场，是被毛泽东先从政治上打倒，再从肉体上消灭。彭德怀如此下场的根本原因是什麽？共产党说是「路线斗争」打错了对象，其实，至少毛泽东记恨彭德怀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公然在政治局会上反对组织「中南海文工团」。
「我不反对毛主席和局总理跳舞，虽然我自己从来不跳舞。但是跳舞就跳舞吧，干麻一定要为陪中央首长跳舞就组织一个中南海文工团，尽弄些年轻漂亮的姑娘成天关在这里。这哪是共产党的做法？老百姓知道了是要骂娘的。」彭德怀提出这种意见，毛泽东能不恨他？
张闻天为什麽倒霉？当然也是政治原因，但至少还有一条别的原因，那就是在延安的时候，张闻天斗胆把建议毛泽东不要同江青搞在一起的「基层干部意见」，当面传达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没有说什麽，几天後却宣布同江青结婚。
周恩来等人都被邀去捧场，唯独当时党的总书记张闻天，没有接到请帖。几十年後，那位请张闻天向毛泽东进谏的干部，虽已官至省长，却因一项莫须有的罪名被投入大狱，并遭活活打死。
朱熔基要想在中国大陆的政坛上站住脚，要想实现他有朝一日从上海回北京，从地方诸候变成京城宰相的野心或抱负，就绝不能学习彭德怀，也不能学习张闻天。所以，朱熔基纵替邓小平 老同志修竣一座甚至几座上海行宫，或玩弄一些政治手法，只要不害人，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
第六章 敞开大门振兴上海
朱熔基到上海工作的一九八八年，是上海向中央实行财政、外贸双承包的第一年，也是实施所谓「沿海发展战略」的第一年。上面放权，又减免税利，这自然是朱熔基到上海工作不久就见出明显起色的关键原因，但也必须承认朱熔基的工作能力和实干精神，为「重振上海雄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朱熔基在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施政报告时宣布：一九八八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完成六百一十二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国民收入完成五百三十三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点八；工业总产值突破一千亿元，完成一千零八十二点七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点五；农业获得丰收，总产值完成二十六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三十外贸出口创历史最好水平，达到四十六亿美元；地方财政收入超额完成，达到一百五十三点三亿元，完成了上缴中央财政一百零五亿元的包干任务，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九件实事全部完成。
当这句「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九件实事全部完成」的话音一落，会场内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大会实况通过电视媒介同时传播进上海的千家万户，老百姓们自然也露出会心的一笑。在现场采访的记者说：上海历届市长的政府工作报告，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长时间的掌声，看来朱熔基真的是成功了。
克服天灾人祸
一九八八年上海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传染性「甲型肝炎」，一时间整个中国大陆谈肝色变，上海市更是人心惶惶。事後统计，虽然关於病人、死亡的人数没有当初估计的那样严重，仍造成第一线生产工作减员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当年夏天，上海市持续高温，酷暑难耐，严重影响工业生产：当年秋天，上海又遇上了百年末遇的干旱，直接影响了朱熔基下了一番力气的「菜篮子工程」；另外，因为全国性的严重通货膨胀，诱发了整个上海市的抢购风潮；按著便是储蓄下降及随之而来的能源、物资供应不足状况的明显加剧，煤炭库存处於警戒线以下，年底又电力吃紧，以至企业普遍开工不足，部分企业甚至被迫停产。
种种不利因素使得本来就难得一笑的朱熔基脸上，更是日日布满愁容。尤其是甲性肝炎爆发期间和高温酷暑阶段，朱熔基经常是整日整夜地不得休息。他的妻于劳安当时普担忧地对他说：上海甲肝没病死人，倒是把市长快累死了。
所以，在这种种对上海工农业生产非常不利的恶劣条件，集中发生在一九八八年的情况下，上海的工农业生产能够获得成长，上海老百姓自然感到满意。
邓小平九零年在上海过春节时曾说：「我的一大失误是在搞沿海、特区开发时，没有把上海带上。」现实的中国政治，因邓的一句话给上海发展带来了最大的契机。
邓的讲话引来朱熔基等上海领导人的积极争取。於是，自九零年开始，以李鹏为首的中共国务院不得不在经济发展政策趋向问题上向上海倾斜，并通过一系列政策性优惠予上海，包括开发上海浦东区，在这一地区实行经济开发区和经济特区的政策。
曾在朱熔基身边工作的人回忆说：开发上海浦东的动议，在朱熔基临去上海之前已经是持续了四年的「老生常谈」了，赵紫阳当总理和总书记期间，不知听过多少回经济专家，关於开发上海浦东的各种设想的汇报和规划。而上海的前几任市长，包括汪道涵、江泽民，都对浦东开发作过不少设想。
朱熔基到上海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原先对於开发上海浦东的事情并不甚积极，甚至没有江泽民积极。原因就是他从上层的政治斗争角度，考虑到了陈云没有吐口，从下面的经济规模角度，考虑到了当务之急是要给上海老百姓「雪中送炭」，而开发浦东那是「锦上添花」，眼下没钱置「锦」，「添花」就更谈不上了。
因缘际会
从中共公开的报刊资料查对，开发浦东也确实是在九零年四月才正式喊出来的口号，朱熔基在八八年上任的施政演说及八九年的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实从来没有提过关於浦东开发的半个字。
使人感到费解的是，一九九零年正是李鹏等人叫喊继续治理整顿最凶的时间，而李鹏等人所设计的「治理整顿」，不但包括经济上的全面紧缩，特别还包括向地方收权一项，怎麽又突然想起了摘一个大干快上的浦东开发？
因为开发浦东势必要向上海方面实行所谓「政策倾斜」，而中央财政的收入长期以来都是以上海为大头的，因此，倾斜的结果会让中央财政直接受损。
当然，开发浦东的远景设想之一，是希望藉此带动整个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进而扩大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远景设想之二，可能还有希望上海通过开发浦东以重振昔日经济重镇之雄风，并因此带动全国的经济发展。
但是，中共元老中的计划派人士，尢其是陈云这样的人，怎麽会轻易在开发浦东的问题上向邓小平让步呢？
中共高层的一位人士说：陈云在改革开放政策取得明显经济效益、同时深得大陆人心的「大气候」下，完全不调整自己战略方针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上海方面，在朱熔基上任当了市长以後，因为实行了有限度的改革，加上中央放权，经济确实开始有了起色。
那麽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如果继续坚持不搞浦东开发，只会在与邓小平下一场的较量中陷於被动。所以陈云很可能是考虑到与其在开发浦东的问题上，长期处於与邓小平等改革派领导人，实行政策性对抗的被动措施，还不如网开一面，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於是才想到了「先发制人」这一招。
当时，陈云曾召朱熔基谈话说：你在上海搞改革我支持，现在我继续支持你开发浦东。改革开放搞了这麽多年，广东等地是最大的受益者，关键原因就是它们有特区，有特区才享有政策性优惠，所以上海在这些年里才显得落伍了。长期让上海落在後面当然不行，所以浦东开发势在必行，开发浦东最重要的是钱，最重要的是要有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我让陈元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