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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人，对不起女伴们的关心。
最会利用现代人的这种心理的是那些影视导演，弗朗西斯卡与罗波特在《廊桥遗梦》中尽情施展他们的浪漫爱情，他们的一言一语，一着一式都是冲着观众的眼泪而来的，当他们在银幕上大把大把地赚着观众们的眼泪时导演、制作人们正在幕后大把大把地数着钞票。
在电影院里、电视机前、小说书中寻寻觅觅，借别人的故事来感动自己，浪漫在这个过程中成了一种用金钱就可以买到的商品，成了一种休闲方式，少年维特们再也不用为真实存在的绿蒂痛苦自戕，〃骑士侠客们〃也不必为了得到〃杜尔西内娅〃的亲睐，冒险历奇，骑士和诗人悄然隐退，剩下来的是导演和制作人将浪漫用复印机复印以后批发给现代人，现代人享受着这些批发的浪漫就象在肯德鸡、麦当劳店里吃快餐一样地津津有味。
导演们的功绩在于使人们可以不遭遇浪漫而又能细细地品味浪漫，所以浪漫成了人们可以细细品味的休闲食品，人们也不再需要亲蹈爱与恨的深渊，忍受爱火的锻炼，情海的冲刷，导演们已经将它们制作成了一碟碟精美的小菜，你只要准备一方手帕就行了。
写到这里，我得深化一下本文开头的那个观点了。因为制造浪漫出售浪漫已经成了现代社会的一大产业，人们把制造浪漫的任务交给了那些专家，所以人们对自己制造的土里土气的浪漫也就越来越不感兴趣了，，人们只会按照专家们的模式购买浪漫，如〃送玫瑰〃、〃拍婚照〃……随着现代浪漫制造业的发达，专业工作者们制作的浪漫越来越神奇、精制、美妙；随着浪漫制造业的机械化，流水线生产大大提高了浪漫工业的生产效率，浪漫在市场上的售价越来越低了，它成了一种真正的大众消费品，人们就更加懒得动手自己制作浪漫了。
现代人是爱浪漫的，但是爱的是时尚的市场出售的流行的浪漫。
悲愤是一种病
（1）近来文化人特别悲愤起来，有的一想起文革就要骂街，巴金当年做得比较好，他是骂自己，现在的文化人则不是，是骂别人──当然是知识分子，不管以什么作为借口，总是一个骂字。仿佛一骂事情就解决了。还有一派是专门骂大众，认为大众是彻底地堕落了，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了。
我说，正是这种心态很要命，我们需要的是另一种心态，一种平静的、研究的心态。比如对待文革，我们老是说〃反思〃、〃反省〃，要从中挖知识分子的劣根性，这就是一种不见得高明的心态，我们想这件事情之前就摆定了我们的知识分子是有毛病的，就往知识分子身上揪，自然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毛病不少，但是我看文革的重要毛病不在知识分子身上。邦有道，自然人民也跟着高尚起来，邦无道，自然人民也就既轻贱又无赖，知识分子在那种情形下无赖一把，实在算不得大事，就象萧何在革命成功以后不辞而别，自然是对我们的刘邦先生耍了一把无赖，但是要比起刘邦先生自己的无赖来，那就算不得什么了。自古总是统治者要比被统治者无赖得多，而且多半，被统治者的无赖是统治者造成的，或者直接就是逼迫的。
我们对待文革现在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心态，比如我们可不可以将文革当成一次行为艺术来对待，一次全国上下共同参与的行为艺术。这样我们就会发现知识分子实际上没有作错什么，他们只是按照行为艺术创作者的意图行事，他们只是作了他们的角色要求他们表演的行为而已，张自新自然没错，而迫害张自新的人其实也没有错。大家都没有错，不然文革这样的行为艺术怎么能演出呢？红卫兵和阿贵都是小人物造反，他们也没有错，小人物自古都有造反的道理。
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得到一些新的见解了。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文革这场盛大的行为艺术中，我们的人民，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大众，比如红卫兵都是没有错的，他们都在这场艺术行为中患上了行为强迫症：不管你是否知道行为的意义，你都得做它，它的意思是你必须做。比如迫害张自新的人，也许他们知道这个行为不好，但是他必须去做，不做的话他就活不了了，他就丧失了参与行为艺术的权利了，况且还有那么多的人在门外翘首以待等着代替他做这一行为艺术呢。所以他就做了。比如，舒乙，他出卖哥们，大概是因为他认为这只是一场行为艺术，只是人生的一个艺术事件而已，所以是用不着道义评判的。文革就是这样一场行为艺术，它让一切变成了行为艺术，在这里〃道义〃已经没有份量了。
在这样的行为事件里我们责怪知识分子错了，红卫兵错了……都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唯一可能的就是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会上演文革这样的行为艺术的。知识分子只是这场行为艺术里的演员，而那个导演才是真的错了。
今天，我们有些人骂大众，骂他们不知廉耻等等诸如此类，也是同理。大众的行为大多数时候只是行为艺术而已，大众只是行为艺术中的演员，有什么错可言的？他们要生存，而且，可能的话他们还希望生存得好一些，尽管他们从来不可能知道导演过的是什么日子，也永远不会过得象导演那么滋润，但是他们总有向导演看齐，希望导演对他们好一点的权利：如果他们的生活的唯一希望就是导演给他们生活的话。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再也不必进行什么行为艺术了。我们让导演吃屎去。如果每个人都活自己的，不必依赖导演给饭吃给衣穿。进一步如果我们的大众能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了，那么他也能自己决定怎么过他自己的日子了，那么我想他们对行为艺术的爱好就会降低了。他们的强迫症行为就会消失了吧！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关键是让大众自己能过自己的日子，而不必依赖他们在行为艺术中的角色的重要程度过日子。所以我希望我们当今的人文知识分子不要骂大众，要鼓励大众对别人不理不睬，特别是对导演不理不睬。如果大众都过一种自娱自乐的生活了，也许我们这个国家的事情就好办许多了。
（2）近来〃知识分子的情绪是越发地悲愤了，照理悲愤的精神是多方面的，例如鲁迅的悲愤。但是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的知识分子们似乎只会对大众文化看不过眼，他们只会对软的，不会回嘴的大众文化动刀动枪。大众文化在今天是有它的价值的，它对〃体制〃、〃主流〃的宏大叙事是有解构的功能的。这种意义我们不能不看到。我们的某些知识分子过去习惯于把人分成领袖和群众两个部分，现在又把人分成精英和大众两个部分。看到大众自娱自乐地生活了，不把他们这些精英当成神仙一样供着了，就满肚子不愉快，就要给大众指导指导。这种心态有点类似于狐狸吃不到葡萄。
悲愤的知识分子们都是对现实极为不满的，可是他们不满的对象似乎选得有点儿离奇，他们不满的对象竟然是那个叫〃大众〃的人，因为大众的日子稍微好些了，甚至有的比他们过得还要好，对他们有点儿爱理不理的样子了。于是他们就对大众开刀了。他们的这种立场也是极为可笑的。可是看到他们那种悲愤的样子，你还真的笑不起来。但是，你终于还得笑，你不能用甘地、曼德拉的要求来要求他们，只能用小丑的要求来要求他们，看他们表演得那么认真，你不笑就有点儿不近人情。
不过，更可笑的是他们经常用一种海外汉学家的语调说话，仿佛没有〃法兰〃什么地，或者没有什么地〃克福〃，他们就说不成话了。我看有的人用汉语在汉文的刊物上发文章简直就是一个错误，他们真的是应该在中国搞一份英文的《读书》、法文的《读书》或者德文的《读书》的。这样他们说话就更加文从字顺，也更理直气壮了。
（3）精英主义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美好，精英主义的基石是传统思想最保守的方面：人的身心二分法，进而是劳心与劳力的高下等级制度。身心二分法经过神人二分法落实到当代社会在50至70年代就是社会的领袖与群众的二分法，在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话语所推崇的精英和大众的二分法。它将大众放在了精神的低点上，自认自己为大众导师，这种所谓的启蒙主义态度和50至70年代的蒙昧主义政治态度在表面上看似乎相反，其实是一致的，都是教大众不要思考，认为大众只要听从领袖或者精英就够了，他不是让人去独立思考，去做那个个人，而是使他成为〃群众〃或者〃大众〃。
如果说80年代初期，因为反文革（〃非人化〃）时代命题的迫切需要知识分子急切间拾起了17、18世纪西方古典人道主义启蒙理念，为黑暗时代的结束而开蒙解惑，这尚有道理。但是〃启蒙主义〃并非万世良药。正如霍克海默与阿尔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所说：〃启蒙所谓旨在把人类从恐惧、迷信中解放出来的进步思想在今天已经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它把世界变成了一种同义反复，回到了它所企求摧毁的神话之中；它变得具有破坏力，变得无法控制了。其后果是，在改造周围世界的过程中显示出巨大力量的人误将理性变成了统治工具。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周围世界、自然和别的人身上，而且反作用于人本身，即人也在压迫自己的本性。〃
人的本性是自由，人生而自由，虽然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理性只是人通向自由的手段和桥梁，绝不是人的本性本身更不是人的存在的目标。传统启蒙理念将〃寻求人类自身活动的理性规范〃作为人的本性，是怎么也说不通的，如果人是纯理性的生物，那么他自身之中就包含了理性的规范行，用不着到他的身外去寻找一个异己的理性规范；如果人生而是非理性的，那么他不可能本质地拥有不是他的东西。其实80年代后期的〃新启蒙〃运动之所以是〃新启蒙〃就在于它意识到了这种传统启蒙理念的虚妄从而部分地修正了它，但是〃新启蒙〃过于急切的对〃人的外部（政治的、经济的）自由〃的要求掩盖也在实际上扼杀了它本应作为主导的〃人的内部自由〃的主题，并使它过早地遭到了外力的挤压而结束了自己。
然而长期以来被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在精英主义的泥淖里不愿起身，坚持着一种精神贵族的立场，宣扬着一种没落的精英主义，这和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文化的建立是多么地格格不入。更可笑的是有些人似乎更加地悲愤起来。而且不知道什么缘故他们悲愤的来由竟然是大众，在他们的眼里大众太不争气了，看到大众自娱自乐地生活了，不把他们这些精英当成神仙一样供着了，就满肚子不愉快，就觉得大众堕落了，要给大众指导指导。
是谁主宰着大众的趣味？
经常遇到这样的编辑：在约稿信中一再强调稿子要浅一点再浅一点，要适合大众的趣味。这〃大众〃到底是谁？这大众的〃趣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是由谁决定的呢？
它是由我们的编辑先生在它们的脑海中虚构的那个〃大众〃决定的，我们的编辑先生觉得这个叫〃大众〃的人看不懂，觉得这个叫〃大众〃的人听不懂，觉得这个叫〃大众〃的人因而也不愿意看，不愿意听，最终是不愿意买严肃的、认真的东西，所以他们针对他们心中虚构的这个〃大众〃而编辑他们版面，他们的编辑策略被他们自己虚构的大众左右了，而不是真实中的大众。
但是事实是他们的影响力。他们通过上面的程序将自己粗俗的、可鄙的趣味强加给了读者，──其实是他们将大众培养成了今天这种趣味的读者，可是在这过程中大众渐渐地被天然地看成了这样的人，我们以为大众本来就是这样的。
谁来对大众的趣味负责？写者到底应当适应〃大众〃的趣味还是应当提升〃大众〃的趣味？如果真的有一个趣味已经定型了的〃大众〃，我们应当如何对待他们？
我在想，读者（喜欢读书、读报、读杂志甚至连街边的海报也要一一看过去的人）总是那些不读什么就感到空虚的人，〃读〃对于他们不仅仅是一种娱乐、一种行为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和习惯，──他们的趣味来自于他们的读物。读报的人，读书的人──首先他们是一个读者，而不是什么〃大众〃，〃大众〃当中有些人一辈子都不会完整地读完一本书（除了教科书，可是今天我们的教科书能叫书吗？）我常常想，如果不是我进入了大学，如果不是我遇到了一位好的老师，他引导我接触黑格尔、海德格尔、尼采……那么也许我今天的阅读趣味只能是〃晚报〃的水平，因为那样的话我实际只能将晚报当成我的阅读导师，生活在生活中的我最容易购买的，最可能读的就是晚报了，这样我的阅读趣味就只能由〃晚报〃决定了。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晚报〃不要将就我这个〃大众〃的趣味，因为我实在没有什么阅读趣味可言。我希望晚报的编辑者以提升我的趣味为己任，将我培养成一个真正的读者。
身体盾牌
在《作家》99年第6期上看到这样一首诗，题目叫做《人体盾牌》。
盾被发明出来/本来是为了保护人体的//而人类今天竟然用自己的身体/组成盾牌/保护那条河上唯一剩下的桥梁//那是为了已经邻近的下个世纪/正义和良心/有路可走//我为这位诗人感到羞辱。
一个诗人，他应当是为人类生命而歌唱的，他应当认识到生命本身才是生命的目的，可是现在，他在歌唱人体盾牌。
他想都没有想，就将人体的价值看成是低于桥梁的，身体必须为桥梁的存在付出代价，而不是相反。他忘记了一个常识性的逻辑，桥梁的存在是为了让人体轻松，不必为了过一条河而绕路或者泅水，他不知道，桥梁毁掉可以依靠人体来建造，而人体毁掉了，却不可以通过桥梁来重建，他只是知道，桥梁的存在对于人类是必须的，因而它的价值就高于人体。这是多么荒谬的逻辑。
一个国家（作为一种统治形式）不关注这个国家里的人民的生命的权利，却鼓励人民用他们的身体去保护物，它把自己的人民当成了工具而不是目的，它让自己的人民拿身体去换一座桥梁、一门大炮或者一辆汽车……，他的存在的合法性我看非常值得怀疑。它没有将自己的人民的生命看成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而是相反，将这个国家中的物看成是自己的目的，它宁可要一个物，也不愿意要一个人，它让人为了物而存在，它对这个国家的人民还有什么意义呢？一个国家只有它保护人民的生命并且努力使人民生活的更自由更美好的时候才有理由存在。
我知道正义和良心经常是幌子，而试验这个幌子的真伪的就是对人的生命的态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在为生命精打细算，他们用一千万美元一枚的炸弹，为什么他们不用一百美元一枚的炸弹？因为那种炸弹不能远距离精确制导，会伤及无辜。（奇*书*网^。^整*理*提*供）一千万美元一枚和一百美元一枚的区别就是为了在别国的领土上少伤一点别国的无辜者，而这个国家自己呢？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公民，他们让自己的公民组成人体盾牌，他们用电视、用广播鼓励这种做法，宣传这种做法，他们让自己的人民做盾牌而丝毫不感到可惜和可耻，这就是他们对待自己人的方式。我想知道这样的国家它到底为什么而存在，它在保护什么，为谁保护？
也许我们中许多人会说，这是人民自己愿意的。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能将数千人这么有效率地带动起来，他们是被驱使的，是有组织的。没有组织者的筹划，很难想象，数千人能步调一致，更何况他们是平民，而不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呢？是谁在幕后组织他们轮着班地用自己的躯体守护大桥？
即使正义也没有权利充当这样的组织者，即使良心也没有理由用数千人的生命去冒险，而这仅仅是为了一座桥梁。
人肉盾牌，这是一种多么无耻的防御逻辑。战争的一方，它利用另一方的良知：它知道它的敌人是讲良心的，不愿意伤害无辜平民，即使是这些平民受了愚弄变成了敌人的时候，也不会向平民开枪。因而他们将自己的人民赶上了桥头，它用自己对人民的残忍、嗜血、毫不珍惜来验证它的对手对它的人民的珍惜，他用自己的残忍来试验对手的良心。
是的，它终于成功了，它的人体盾牌成功了，终于那座桥被保护了下来。
然而我要说，这不是人体盾牌战略的成功，而是那个被看成是敌人的人的良心的成功，我从中看到的了良心――一种真正的良心。
一天梦里，我看到一位这样的父亲，它在和别人决斗，突然他感到自己就要失败了，这个时候，他转身回屋，一把揪出了自己的儿子，将锋利的刀刃架在了他儿子的脖子上，让他的儿子站在他的前面，做自己的盾牌，他对他的敌手说：你开枪吧，你杀死的将不是我而是我的儿子。
这个时候我一身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