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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戈却盯着铁夫的黑提包说：“那里面还有宝贝。”
“啥？”
“六七八。”铁戈一不小心把监狱里犯人的暗语说了出来。
“啥‘六七八’？”铁夫倒是整蒙了。
“酒。”
铁夫叹口气说：“这真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邵，犯人能喝酒吗？”
“按规定得干部特批，今天算我特批。平反了嘛，庆贺一下也应该，不过要等到判决书到的那一天才能喝。”
“我记得你不会喝酒嘛，监狱里学的？”铁夫不解地问道。
“咱满族人喝酒还要学？骨子里就有喝酒的遗传。再说不会喝也要庆祝一下，这可是在监狱里最后一次喝酒了，以后想来还来不了呢。”
铁夫骂道：“你小子还想来呀？”
“所以说是最后一次喝酒嘛。”说完，铁戈自己拉开拉链，把提包里的酒揣进棉衣里面的口袋说：“爸，你们早点走吧，我还要继续促生产呢。”
铁戈先回到中队把酒藏在澡堂一个墙洞里，然后才兴冲冲回到车间。
沈明高问：“谁来接见的？”
“我爸和我小妹妹。”
“带了什么好吃的？”
“没有，就只有一瓶酒和一包半烟。”
“唉！”沈明高很失望。
“带了也没用，我平反了。”
“啊？！真的？”沈明高大惊。
“骗你干什么。怎么？还想让我陪你把牢底坐穿哪？”
“不不不！”沈明高连连摇手道：“我不是那个意思，这里不是人来的地方，我就是觉得太突然了，舍不得你走。你是个好人，单纯、正直、善良、豪爽……说着说着眼里竟溢出了泪花。
铁戈轻轻拍拍他的后背，换了一个话题说：“哟哟哟，一个大男人还掉眼泪，没出息。你的申诉交给干部了吗？”
“没有。”
“为什么还不交？”
“我不能跟你比，你才十年，我是大刑期，申诉是不认罪的表现，我还指望减刑呢，所以不敢交申诉材料。”
“你硬是个憨坨（武汉话：傻子）！减刑能减多少？半年？一年？那有什么意思？申诉是从根子上挖，把根挖掉了，你的案子就倒了。平反说明你无罪，减刑证明你有罪，这是两个概念。就算你刑满了，你身上还是有历史污点，还是个劳改释放犯，以后怎么找工作？怎么成家立业？告诉你吧，今天上午龚瑾平反了。”
“我的天！怎么中队没人知道？”沈明高更为惊讶。
“他只告诉我一个人，知道吗？是先抓他再抓我的，中队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事。这三年来我除了和球队宣传队的人接触以外，接触得最多的就是龚瑾。这件事连干部都不知道，他是咸宁的，我是红州的，不论干部的想象力有多丰富，都想不到我和龚瑾之间会有这种关系。”
“你们接触是蛮多，连大脑壳都奇怪。”
“现在知道原因了吧？”铁戈得意洋洋地说：“我平反的事不要跟别人讲，估计就这几天判决书要来了，到时候我们再一起喝酒好好庆贺庆贺。”
等待是最让人闹心的事，明明知道自己平反了，就等着判决书那张纸，这好比一个孩子看见柜顶上放着心爱的食品可就是够不着，这才是最让人楸心的事。而一个颅内受伤的人早已昏迷不醒，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中死去，那应该是一种幸福。虽然他的亲人万分痛苦，可他本人并不知道，这才是有福之人。怪不得英国诗人雪莱说：‘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看来这话很富有哲理。
二月十号、十一这两天铁戈既不打球也不看书，强忍着楸心的煎熬，装出笑脸找大脑壳、余友新、曹矮子、牛瞎子、沈明高等人说说笑笑，插科打诨，这是他和狱友们告别的一种方式，他知道一旦离开监狱，将永远不会再来这里。
十二号上午六点铁戈下了夜班，吃过早饭别人都在睡觉他心里有事怎么也睡不着，躺在上铺看《基度山恩仇记》，他估计今天判决书应该来了，干脆穿衣起床坐在中队执行员的办公桌旁，边看书边等。
七点半干部上班了，易管教员打开办公室通向监号走廊的门，看也不看说了一声：“叫铁戈来。”
铁戈调过脸来问道：“东西来了吗？”
易管教员笑道：“怎么是你？执行员呢？”
“打扫卫生去了。”
“你怎么知道东西来了？”他招手示意铁戈进办公室。
“心有灵犀一点通嘛。”铁戈说完大摇大摆的进了办公室。
“怎么不喊报告？”易管教员有些古板。
“我现在是国家公民了，喊什么报告？”他很自豪，国家公民就是比劳改犯强得多，最起码不用喊报告。
易管教员无奈地摇摇头说：“坐下吧，我现在宣判。”
铁戈大大咧咧地说：“不用了，何必还要走那个形式呢？你把那张纸给我就行了，好歹我还是小学本科毕业，那几个字我认识，念不念都一样。”
“不行，”易管教员态度很坚决：“这是法定程序。”
“当年判我的时候就没有经过提审，还不是照样判？那时怎么不讲这个法定程序？算了算了，你把经念完了，我就去烧香磕头，谢主隆恩。”
易管教员照本宣科道：“……郎超雄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持有不同看法，发表过不同意见；其在言谈、书信、文章、诗词中，存在着某些错误言论、观点，但并不构成反革命阴谋集团罪。原判认定的与外地反革命组织联系也应予以否定……”
宣读完后他把判决书交给铁戈，然后问道：“刚才的判决你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铁戈知道这是走过场，低头看判决书。
易管教员又问：“你要求上诉吗？”
“神经病才要上诉！今天是腊月二十六，我还要回家过年呢。“他拿着判决书匆匆忙忙地看完，突然骂道：“这个狗日的法院，他们管的是有罪无罪的问题，对与错不是法院管的事，他凭什么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无非是要给我们留条尾巴等以后再抓。好，等老铁我出去了再跟他们理论！易管教员，你知道那个外地的反革命组织的一号头头是谁吗？”
“不知道。”
“我告诉你，是龚瑾。”
易管教员木然了，随后说道：“去把东西清理一下，等下我要检查。”
“有什么好检查的？除了书和没有印字的军装（军装不准印劳改二字），我什么都不要，带回家晦气。”
“铁戈，没办法，这是程序。”
“嗨，又是程序。”
当铁戈走出中队大门时，也是无巧不成书，第一个碰到的竟然是已调到七队任指导员的阮指导员。
铁戈脸露鄙视的神色笑道：“阮指导员，我刚刚平反了，现在是国家公民，可以称呼你一声同志吗？”
阮指导员先是一愣，马上笑道：“可以可以。”
“阮指导员同志，七八年你告诫大脑壳说不要跟铁戈接触，那个家伙反动得很！现在看来我还不那么反动吧？”
阮指导员脸上一红一白，好不尴尬：“此一时彼一时嘛。”
正好焦队长也来上班，他上前握住铁戈的手说：“恭喜恭喜！昨天下午判决书就来了，因为中队上班的人手不够，所以让你多上了一个夜班。”
“没事，就当我这个反革命为革命多站了一班劳改岗。我在这里多生产一米绸子，社会上就少一个衣不蔽体的人，也算是为国家为四化尽力吧。”
邵指导员迈着稳健的步子老远就高门大嗓的喊道：“铁戈，你小子过来！”
铁戈快步跑过去小声问道：“我可以叫你邵叔叔吗？”
“可以，当然可以，本来我就是你叔叔嘛！”说罢爽朗地大笑起来：“重见天日了，喜事呀铁戈！”
“邵叔叔！”铁戈亲切地叫了声。
“哎！”邵平重重地应了一声，两人相视大笑。
那些上班的男女干部和工人们都用疑惑的眼光看着他俩：“怎么邵平跟一个犯人站在马路中间大笑不止？”
邵平说：“走，跟我到就业队去给你办回家的手续。
就业队的办公室离五队不远，就在二道门旁边，到了就业队门口，邵平收起笑容绷着脸，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进了办公室。
就业队队长见邵平来了，脸上立马堆满笑容：“哟，邵科长来了？快请坐，有事吗？”
邵平很随意的坐在靠椅上指着铁戈说：“他平反了，来办手续，他的路费按最高的给。”
队长问铁戈：“你是哪里人？”
“红州县城关镇的。”
“武汉到红州路费是十块钱。”
邵平淡淡的问了声：“最高路费是多少？”
“到郧阳和恩施是一百一十块。”
“那就按最高标准给。”
“他是红州的……”队长嗫嚅着。
“咋了？我说话不好使咋的？”邵平还是淡淡地问，但给人的感觉却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队长此时已经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威慑力，赶紧说：“邵科长，我按最高标准发。”
邵平半闭着眼睛，鼻子里哼了一声：“快点把手续办了，明天一大早他就要回家。”
就业队队长很麻利的给铁戈办好各种手续，然后又给他一张盖着公章的临时通行证。
铁戈拿着转户口和粮油关系的手续，然后看了看手中只有信笺三分之一大小的“临时通行证”说：“就这张小纸条能把人隔在两个世界里？”
邵平呵呵一笑：“铁戈你可别小看它，多少人都盼着它呢。它给你的就俩字：自由。”
啊！终于自由了！
自从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起到现在，四年零七个半月的学习班和监狱生活，日盼夜想的不就是这两个字吗？一张判决书能让一个无罪的人变成罪犯，一张小纸片又能让一个囚徒重获自由，这他妈真是一个疯狂的世界！
走出就业队的大门铁戈再也忍不住了，仰面朝天放声大哭：“啊——老天爷呀！你终于还我清白了……”
这一刻他想到了很多很多：在那个燃烧着激情的年代，回首时却又那么荒唐和残酷；在那个充满着青春理想的岁月，收获的却是苦涩和血腥。他想起那早逝的青春，那被无情毁灭的前程和被断送的爱情，被捕的那天晚上何田田对着手铐深情的一吻，两万多人的公判大会上只能听任批判者那一桶桶泼向自己的污水而无法辩诬，看守所里妈妈那绝望的哭泣，羁押站风雪中与朋友们的凄然别离。从学习班到监狱再到无罪释放，这一千六百八十多个日日夜夜的囚禁生活比苏联卫国战争的时间还要漫长，他记不清楚是怎样一天天艰难地熬过来的。此时此刻他没有任何喜悦和激动，驿动的青春早已成为祭坛上失去生命干枯的祭品，就算而今重获自由又怎能唤回自己被吞噬的鲜活的青春？举头会苍天，他只感到一种沁入骨髓排遣不去的沉痛和悲凉……
邵平轻轻地拍着铁戈的背：“哭吧孩子，痛痛快快地哭，东北老爷们也有哭的权利。”说着他自己的眼圈也红了。
铁戈哭够了，邵平文绉绉的说了句：“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不！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自由时。”
有分教：
蓦地东风卷巨澜，甘霖一洗旧时冤。
桃园已改菜园否？前度刘郎今又还。
正是：平冤狱载取白云归去，极左潮未肯收尽余寒。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15。…第一百一十五回 代投申诉众人属意铁戈
第一百一十五回
代投申诉众人属意铁戈
沽酒买菜牢友最后聚餐
话说铁戈办完手续回到监号，换上被捕时穿的那件军装（在监狱犯人严禁穿军装），把大脑壳、沈明高、祝平、巩长林全都叫醒：“嘿，哥儿们，老铁我平反了！”
众人上了一通宵夜班正睡得迷迷糊糊的，一听此言睡意全无。沈明高跑到各监号把球队宣传队的人都叫起来，大家忙不迭地拖鞋靸袜、披衣裹被全都涌进十监号。
监号里人声鼎沸，像过年一样热闹，众人问长问短极其艳羡地看着铁戈，那眼神恨不得把他生吞活剥了。铁戈拿出大前门香烟，不论平时交往深不深会抽烟的见人发一根烟，他要让这些尚未恢复自由的人都沾沾他的喜气。本来上了一通宵夜班，大家都昏昏沉沉的，但被铁戈平反的事一闹反倒清醒了许多。铁戈怕影响其他人休息，便提议道：“我看还是到楼梯后面去，那里宽敞些。”
于是各人都拿着凳子到楼梯后面聊起来。
对于铁戈的平反大家都感到由衷的高兴，但联想到自己的刑期每个人却又各怀心事。他们的余刑比如余友新尚有六七年，这是最少的，而祝平还有十八年，不说坐下去想想都可怕。对此铁戈明白任何语言的安慰都无济于事，所以他说：“伙计们，你们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能办到的我尽力而为。”
话音刚落，沈明高第一个开腔：“铁戈，我想要你的一样东西。”
铁戈对这个要求感到诧异，坐牢的人身无长物，除了劳改配发的囚服被褥以外可以说一无所有。
铁戈问道：“什么东西？只要我有的可以给你。”
“就是你抄的那本歌曲集。”
外号“西班牙”沈明高显得有点不好意思，他是中队的头号二胡手。
“没有问题，这本歌曲集就算是我送给你做个纪念。‘西班牙’你惦记它大概不是一天两天了吧？好的，等会儿就给你。”
这本歌曲集是铁戈让弟弟妹妹给他寄来的歌片，抄到一个硬壳笔记本上的，也有大脑壳根据回忆写出来的很多老歌。大脑壳就有这个本事，他能根据记忆把曲谱写出来，再填上歌词。这家伙对音乐有着一种本能的天赋，几乎是无师自通。有许多铁戈原来不知道的苏联歌曲比如《灯光》、《在遥远的地方》（不是王洛宾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列宁山》，中国三十年代的歌曲《渔光曲》、《香格里拉》、《何日君再来》，日伪时期的《支那之夜》都花了大脑壳大量的心血和业余时间才整理出来。铁戈也乐此不疲，为了抄这些歌曲他甚至连最心爱的篮球都放弃了，因为只有歌声才能排遣心中的忧愁，陪伴着他度过漫漫的刑期，这本手抄歌曲集是他心中的至爱。如今沈明高想要这本歌曲集铁戈只能忍痛割爱了，谁知道他们还要在监狱里呆多长时间？有音乐陪伴着他们时间也好打发些。就像铁戈在球场上疯狂地打球一样，也只有在激烈的比赛中他才会忘记自己犯人的身份。
他又问道：“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大家都说出来，只要老铁我能办到的，一定让各位满意。”他又发了一圈烟。
大脑壳慢吞吞地说：“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你能不能帮我搞两瓶酒进来？”
牛瞎子也说：“这倒是个正经事，铁戈，帮我也搞两瓶。”
曹矮子、余友新等人也要两瓶，铁戈明白他们手上都偷偷地藏着钱，但这种犯忌的事不能说破。
他笑道：“伙计，麻木，一群麻木。”
大脑壳却另有高论：“在这个社会最底层里还要那么清醒有什么用？这大千世界本来就有很多事不是人所能掌握的，我们哪个想坐牢？不都进来了吗？无奈呀无奈，我看还是迷迷糊糊混刑期好些，我要是在这里太清醒早就愁死了，混吧，混一天少两个半天，这叫自我麻醉。”
“那好，中午吃饭时我就把酒带进来。伙计们，我想在这里再吃一次牢饭，以后怕是吃不成了。等一下我到外面去搞几个菜进来，大家喝一个告别酒。上了一通宵夜班大家都累了，你们去睡觉吧。我明天要走，时间很紧，我现在就去给你们办事。”
众人都散去了。
铁戈拿着入狱时带进来的旧军用挎包正准备走，又有些人涌进十监号，请他把申诉信带出去邮寄。
铁戈跟这些人平时不怎么打什么交道，因为这些人都不是球队宣传队这个圈子里的人，他和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但他知道这些人都是大刑期，不是死缓就是无期，最少也是二十年。这些人不把申诉材料交给干部，主要是想在干部那里留下一个认罪服法的好印象，以利于日后减刑。但同时又不想放弃彻底平反的希望，所以都趁这个机会托铁戈把申诉材料带出去。五队已经有几个人平反或改判出狱，但没有一个人让他们带申诉信出去。现在有多达二十几个人请他把信带出去，因为大家知道铁戈是个讲义气又敢作敢当的人，特别是他拒绝干部要他打彭定安的事更赢得了众多犯人的钦佩，所以才这样信赖他。
铁戈把所有的申诉信都放进军用挎包里仔细扣好带子，从容走到监狱大门口，哨兵查看了临时通行证后挥手放行。
他走上人行道两眼像贼似的仔细搜寻，不是看街景而是寻找邮筒。当他在一个拐角处发现一个邮筒后，却并没有立即把那些维系着重刑犯希望的申诉材料放进去，而是掏出一根烟假装避风点火的样子向四周观察，当他确信无人跟踪时这才拿出三五封信塞进邮筒。这样做是因为他不敢保证真的没人跟踪，这几年的学习班和劳改生活让他变精了。他不认识监狱大部分干部，但大部分干部都看过他打球，也看过他在监狱那个旧大会堂春节联欢晚会上的独唱，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