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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嘴角傲慢地翘起，活脱脱一副流氓嘴脸。”
“真的吗？哎呀，这说明我装得很成功！你今天要是不说，我还真不晓得我装得这样成功，这样有效！”大脑壳两只手在肚皮上打鼓似地拍着，极为得意。
铁戈说：“在我看来丝毫没有装的痕迹，你就是武昌司门口正宗的流氓地痞形象。”
“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你这样一说我心里更有底了。有一次羊干事找我聊天，他问我五队这些犯人里面到底有几多是真正的反革命？我反问他你认为呢？他一笑，非要我先说。我说就我个人来看真正的反革命占三分之一，基本上都是文革前或者文革初期判的那些人，另外三分之一是流氓，还有三分之一是真正的革命者。他听了以后又问，你看铁戈是什么类型的人？我看他歪戴军帽，成天唱的就是那些知青歌曲，哥哥妹妹的，他属不属于流氓之类？我说铁戈不是流氓，他跟龚瑾、朱峰、明礼、蔡庆渝、屈望津这些人都是书呆子。铁戈这人蛮单纯，也蛮聪明，歌唱得好，球打得好，就是个性太强，脾气暴躁。那两个县太爷都是支派干部，枪林弹雨提着脑壳打出来的人，革命了一辈子怎么可能是反革命？余友新、汤建国是花案子，牛瞎子、邹明春不过是偷错了东西，顶多只是个盗窃犯，这几个人还可以归于流氓一类。刘武汉这个人既不是书呆子，也不是流氓，更不是反革命，他是个谨小慎微的可怜人，冤枉判了十五年。像我和韦少山、成飞这样的运动案子更不是反革命。羊干事又问，那铁戈是不是反革命呢？我笑了起来说，社会上总爱说的一句话叫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监狱里犯人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只要不是神经病都能分辨好人坏人。那些老反革命都在背后偷偷地骂铁戈是小共产党，你说他怎么可能是反革命？他是放错了地方的革命后代。”
“羊干事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话？”
“干部不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对犯人的了解一是通过判决书，二是执行员汇报，三是本人劳改的表现，四是犯人打的小报告，五是跟我和王永成这样的人闲聊。十一工段的执行员王永成原来是武汉市公安局的警察，六零年因为组织反革命集团被判了无期，中队干部跟他的关系就不一般。你不要以为干部整天都是板着脸训人，干部也会找几个他看得中的犯人了解情况，这就叫知己知彼。铁戈，我今天叫你出来就是要提醒你不要在口头上坚持你原来的观点，你坚持自己的观点又有何益？我们跟毛主席干革命没有错，只需要在思想上在灵魂深处坚持就行了。韦少山这个毛病还没有改，要不是我在中队干部面前帮他说话，他怕是要吃现亏。铁戈，你太年轻了，整个中队只有你年纪最小，你又是个运动案子，不然的话鬼的姆妈才管你的事。”
“大脑壳，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运动案子，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才来滚水的。俗话说和尚不亲帽儿亲，你能看着兄弟吃亏不管么？这才叫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感情。真的，坐一次牢听了这么多荒诞离奇的案子，长了见识。我现在才知道反革命是怎样产生的，原来是有一些人把你‘想’成了反革命。他‘想’得温柔一点，就产生反革命分子，他‘想’得厉害一点，就产生反革命集团，这就等于是批量生产反革命，然后向各监狱批发，所以反革命队伍现在是越来越壮大了。我发现有些人特别是你和我这种类型的人，很容易从国家公民变成反革命。因为有一些家伙特别想让我们当反革命，简直到了昼思夜想废寝忘食的程度。有了这个罪名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我们往死里整，这才是我们东北人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他们这样为我们‘着想’，我们想不变成反革命都不好意思，那不是辜负了他们的一片好心吗？坐牢也算是一种人生经历吧，有失有得，有得有失。我觉得是男人就该到监狱里滚一趟水，这里是锻造人的灵魂最典型最特殊的场所。正因为这里太特殊，所以监狱这个地方不可不来，不可再来，二进宫的统统是大傻B！”
大脑壳大笑道：“高论，真是高论哪！你这一解释我才搞清白了原来我们是批量生产出来的反革命，哈哈……”
铁戈接着说：“一旦我们被批发到监狱里，就成了国家最廉价的劳动力。一个月上十块钱的伙食费外加两块钱的劳改津贴，我们就可以为人民生产出各种抢手的丝绸，为国家生产大量的换汇产品，这是他们希望看到的结果。你好好想一想，在国内到哪里找我们这样廉价的劳动力？在红州做小工一天也有一块二毛钱的工钱，而我们这种劳动力的成本大概每天四五毛钱，织出来的绸子都出口到日本去了，换回来多少外汇？真是便宜到底了。”
“听说监狱财务科搞成本核算时，有一栏是犯人的假定工资……”
铁戈打断大脑壳的话：“所谓假定工资就是监狱永远不会发，犯人永远也领不到的工资，谈它何益？”
“铁戈，我说你有没有头脑？什么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我们到这里来是做什么的？是劳改。劳改劳改，劳字在前，改字在后，到了这里都必须劳动，然后才是改造。为什么不叫疗改呢？怎么可能一边疗养一边改造？所以是劳改而不是疗改。知道判决书是什么东西吗？”
铁戈道：“判决书就是定罪的法律文书，这也不知道？”
大脑壳摇摇头否定道：“错矣！到这里来的人不见得个个都有罪，你难道认为自己有罪吗？对于我们这些无罪的人来说判决书就是卖身契，我们就是最廉价的劳动力，搞清白了吧？”
铁戈大笑道：“狗日的大脑壳，你那个脑壳为什么这样大？我现在找到原因了，你成天光想这些东西，活活地把脑壳憋大了。不过你这脑壳真的好用，硬是能够把判决书和卖身契这两种不搭界的概念扯到一起来，所以才有假定工资这一说。老铁我不得不服。哈哈哈哈……”
有分教：
七年牛马走风尘，肝胆赤诚警后生。
交浅言深三月半，此间自有义中人。
正是：说遭遇大同小异，讲酷刑骇人听闻。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89。…第八十九回 惊诧莫名庆父亦有荣誉感
第八十九回
惊诧莫名庆父亦有荣誉感
虚心请教铁戈提出新建议
话说经过几个月的劳改，铁戈已经基本上适应了监狱生活，完全融入到了这个特殊的群体当中。他认识了中队所有喜欢向干部汇报的“包打听”，也懂得了如何不让这些“包打听”们从自己身上捞到任何可以汇报的东西，有时甚至借开玩笑之机猛搓“包打听”，所有这些人对铁戈也是敬而远之，轻易不敢招惹他。凡是有铁戈在场的地方“包打听”们根本不敢往前凑，这种有趣的现象很快就被其他犯人发现了，大家都戏称他为“避蚊剂”，对他更加敬重了。
反革命队有很多犯人看过不少书，他们给别人取绰号或骂人都很艺术或非常文雅，一般不会像刑事犯那样直通通地骂人。五队有两个人一个叫陈克非，一个叫左万应，是五中队著名的包打听，这两个人经常到干部那里汇报其他犯人的言行，大家对他们恨得要命，遂取名为“庆父”。这样的绰号在刑事犯队里不可能产生，因为那些小强盗们不知道庆父一词典出何处。
列位看官，“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出自《左传•；闵公元年》，说的是春秋时期鲁国公子庆父野心勃勃，先后派人杀了两个国君，一再制造鲁国内乱。当时有“不去庆父鲁难未已”的说法。
五队的人把陈克非、左万应称为庆父，可见这两个人是头上一拍脚底流脓的坏家伙。陈庆父在大脑壳的三工段，左庆父恰好在铁戈所在的十工段。铁戈刚分来刘武汉和郭喜生就悄悄地跟他打了招呼，要提防本小组的左庆父，否则是要吃亏的。
铁戈在厂里时就对陈达、徐怀青、古建华等人说过王为仁是设备厂的庆父，这个典故他早已熟悉，所以对左万应他是加倍提防。而左万应自从铁戈分到十组后，也不与铁戈打交道，只是暗中观察这个新来的大块头。通过自己的观察以及别人对铁戈的评价，他觉得最好不惹铁戈为妙，并且想办法主动接近铁戈。
七七年正是全国人民大干快上的时候，当时社会上各种物质极度短缺，都是卖方市场，手里拥有物资大权的人全都成了大爷，有权的单位可以通过上级的一纸公文调拨计划物资，钢材、水泥、汽车、吉普绝对是抢手货，谁能拿到指标谁就能发财。而省模范监狱急需的粘胶人造丝很难采购到，监狱的采购员通过各种关系好不容易购进了一批质量很差的粘胶人造丝，还得到监狱长的表扬，不然的话整个监狱的生产就要停止，这却使得六至十二工段织羽纱和蜡线绨的挡车工叫苦不迭，经线老是断头、绞糙，人们不断地停机处理事故，这在车间里叫“开不响”。
前一段时间铁戈还能十分熟练地挡两台车，但那是碰上河北保定产的质量好的粘胶人造丝，很少断头，他当时还以为自己挡车的技术不错。现在遇到质量不好的人造丝就显得有些手忙脚乱，常常是正在处理一台车的问题，另一台车已经开始跑空梭。等他把跑空梭的车重新拼档，身后的那台车又因为断头发生绞糙，不得不停机拆口子，直忙得他脚打后脑勺却仍然无济于事。
一天他正在处理一台车的事故，另一台车眼看就要跑空梭他却不知道。左万应看的两台车正好和铁戈相邻，只见左万应站在三台车当中，他这样做既能管好自己的车，又能帮铁戈看一台车，好让铁戈专心处理事故。当铁戈车里的梭子里的纬线只剩下两个来回的长度时，他帮铁戈停机换梭，然后又去照看自己的车。
铁戈看在眼里并不吱声，只是心里暗自嘀咕：“这个左庆父到底要搞什么名堂？”
左万应越帮忙，铁戈心里就越不踏实，他决定下班后摸一下左万应的动机和目的。
下班后大家回到监号，各自打了热水到走廊上洗脸洗脚，铁戈故意把凳子放在左万应旁边，然后靠墙坐下两只脚舒服地泡在铁桶里，用胳膊肘顶了左万应一下：“左万应，庆父是个什么东西？大家为什么叫你庆父？”
这“庆父”的绰号是别人背着左万应叫的，从来没有人当面叫，刘武汉和其他人饶有兴趣地看笑话。
“你莫听他们瞎说，他们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左万应辩解道。
铁戈反驳道：“不对吧？哪有那么多狗嘴？说一下大家为什么叫你庆父？”
左万应环顾四周低声告诉铁戈：“他们说我爱向干部打小报告，其实不是那回事。我告诉你我是向干部打了不少小报告，我公开地说只要哪个惹了我，我就打哪个的小报告。我不像陈庆父那样乱咬一气，他打小报告是为了减刑，所以不管是谁他都敢乱咬。我是报复那些搞过我的人，像大脑壳、牛瞎子、刘武汉我就没有打小报告。”
“你打过我的小报告没有？”铁戈故意问。
“没有，绝对没有！你这个人一来我就发现与众不同。”
“有什么不同？”铁戈没想到左万应对自己会有这种印象。
“你的球打得很好，一下子就把六队剁了，为我们反革命队争了光……”
“且慢且慢，什么叫‘为我们反革命队争了光’？那是你们这些反革命的事，我和你们不是一丘之貉。”铁戈不同意这种说法。
“苕货，到了这里不管你是不是反革命，统统都是反革命。你要不信，把一个省长关进五队来，他就是再清白也是个反革命！起码政府已经认定他是反革命，不然不会把他关进来。至于说他是真反革命还是假反革命，那是另一回事。”
左万应这样说也有道理。
“看不出左庆父很有集体荣誉感哪！”铁戈嘲弄道。
“我上高中上大学时也喜欢打篮球，还是学校的主力。”
“等一下切磋切磋球艺如何？庆父打球肯定是五中队历史上的一大奇闻。”铁戈调笑道。
“不行了，老了，坐了十五年牢，球技早就荒废了。再说我比你大一二十岁，在体力上我就先输了。话又说回来好胜心还是有的。自从我到了五队，十五年来我们五队从来没有赢过任何一个刑事犯队，跟四队比赛也是互有胜负。后来听大脑壳、余友新说有一个好长的反革命要来，说这个人的球打得怎么好，开始我还不信。你下队的当天就把六队剁熄了，我在旁边看得大呼过瘾，我们反革命队终于打赢了刑事犯队，你帮我出了十五年的恶气！我看六队那些小强盗以后哪个还敢在我们五队面前神气五六扬（武汉话：趾高气扬）的！你这一来呀把我看球的瘾又勾起来了，所以只要是你打球我都爱看。今年初一下午那场球，你和余友新、小老乡组成联队打得太好了，配合默契，投篮准确，快攻打得流畅，篮板球控制得好，那是我坐牢以来看得最过瘾的一场球。”
“老天爷，原来左庆父一直在暗中琢磨我，幸亏一开始我就提防着他。”铁戈心里暗暗一惊。
“不过就是打赢了几场球，有什么了不起的。”铁戈淡淡一笑道。
“一般人当然无所谓，但对我这个篮球爱好者来说那就不一样了。试问上了球场哪个不想赢？就算打不赢也要磨掉对手一层皮，你说对不对？明朝末年洪承畴和清兵在山海关外大战屡战屡败，他给崇祯皇帝写的奏折中有屡战屡败的字样。结果他的一个幕僚给他改成屡败屡战，并说屡战屡败是无能，屡败屡战是信心。可怜十几年来我们五队也是屡败屡战，就只剩下最后一点信心了。”
“上场不拼那是男人吗？”铁戈说。
“对呀，我当年也是这个劲头，那些刑事犯总是欺负我们反革命无人。”
“你个老东西又来了，怎么又把我跟你们一起扯？我是出污泥而不染，别总是‘我们反革命’怎样怎样，听起来就别扭。”铁戈对这种说法极为反感。
“我知道你老头是南下的，你是干部子弟，又是运动案子。我虽然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据我了解像你这样的运动案子，没有几个是真反革命。要说毛泽东的老婆反毛泽东，硬是说得鬼也不相信，这是共产党内部的斗争，狗咬狗，一嘴毛。”
“嘿嘿，”铁戈得意地笑了笑：“左庆父，你不怕我把你刚才讲的话向干部汇报吗？”
“你铁戈如果也是陈庆父、包厚斌那样卑鄙的下流坯子，算我左万应瞎枯了眼。”
铁戈拍了拍左万应的肩膀笑道：“放心吧，老铁我从来不想以牺牲别人来换减刑，何况我的刑期只有十年，政府保送我上社会大学，我一定要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好好深造，将来刑满释放了也可以出人头地，清华北大的毕业生能跟我们这些铁窗大学毕业的人比？你就说他们谁敢和倪秀松比写反标？谁敢和牛瞎子比偷铝锭？谁敢和六队的江洋大盗比偷保险柜？谁敢和八队的犯人比杀人？他们敢比吗？”
左万应听铁戈把坐牢说成是上大学，当时就笑弯了腰。
铁戈又说：“不说这些了。庆父，我想请教你为什么别人的车都开不响，你就开得响？”
左万应不高兴了：“你再庆父庆父的叫，我就不跟你帮忙。”
“好好好，不叫庆父，叫老左可以吧？”
“这还差不多。”左万应马上消了气：“积我十五年劳改的经验，我总结出了挡车时有几点要注意的地方：第一、这种人造丝质量不好，短绒毛太多，经线在上下运动的过程中要产生摩擦，这些短绒毛就勾肩搭背结成小坨坨，最后到了筘门那里就绷断了。经线一断，弹进筘门就容易绞糙，你就要停机，又要拆口子又要拼档，还要照顾另一台车，搞得人手忙脚乱，产量上不去，质量还要扣分，这叫吃力不讨好。第二、我们档的这种车叫K251，每台车上都有来灵片。来灵片的间隙越小，车速越快。很多人都把衬子纸塞进去提高车速，以此来提高产量，实际上是欲速则不达。车速越快，断头率越高，绞糙越多，这样一来浪费了电力、人力和原材料，太划不来。这里的犯人又不懂计算成本全是瞎搞，结果是越快越出鬼，我就不这样做。我每次一接班先把马达关掉，取出来灵片里塞进去的衬子纸，然后猛打蜡，把那些结成坨坨的短绒毛都剪开，等一切都处理好了以后我才开车。我算了一下你们一梭子纬线顶多三分钟就用完了，我把车速降下来一个梭子可以用四分钟。所以在你们手忙脚乱处理事故时我还能忙里偷闲站着睡两三分钟的觉，等我再睁开眼睛梭子里的纬线不多了，我就等着换梭子，其实我降低车速也就是为了舒服点。共产党判了我二十年徒刑，鬼才跟它卖力做事，能舒服一点是一点。”左万应说的是心里话。
“我才不像你这样想。虽然共产党判了我十年刑，但我从来不把自己当成罪犯，我只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无罪而罪的囚徒。我从设备厂到监狱只当是调了个单位换了个工种，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国家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