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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安全感，我从小就这么认为。我看到的一夜之间什么全没有的事太多了， 刘少奇还国家主席呢，不就是一夜之间。我觉得现在这所有的地位呀、铮的一点钱呀， 都是特别虚幻的，说没有就没有了。我在这儿有时觉得有机会，有安全感，但大多数时 间我觉得没有一个铁的东西保护你，就是说你会法得到的东西是不是会非法地丧失的。 总觉跟做了梦一样，你得到的一切就都没有了。其实我觉得一些人对财产这东西没什么 放不下的，但有的东西是你必须考虑的，比如说孩子。我从小没有安全感，我当然希望 孩子最后是安全的。我觉得有钱人的顾虑是合理的。好多有钱人在没钱的时候，可以无 所谓。但是当你刚开始有点儿私产，有点私人的东西时，你的立场有时候就会被软化， 就会求一个态度，就有很多顾虑，你肯定不敢胡来。在这点上我的看法是，看这个不安 全到什么程度，如果你怎么做都是不安全的，那就只能由着性子来，与其求一个片刻的 安全，不如做一回自己。退一步，就是你不做自己，现在就要多个心眼儿，别去做丢人 的事。所以我说，人生是个阴谋四伏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体制上的僵化能防止一些 小阴谋的发生，但这些小阴谋并没有消失，而是堆在那儿，暂时歇着，但不闲着。从利 益交换的角度讲，大众文化还是讲理些。大众文化是商业，商业要讲信誉，讲契约，当 然在中国这种商业肯定不规范，混乱，但这混乱不是商业的问题，而是权力来商业中捣 乱并从中牟利。最麻烦的是与权力打交道。怕麻烦的办法之一就是远离它，别沾它。 老侠：我觉得有些东西也许是你先天性格决定的。你的《看上去很美》中的小孩从 小在保育院在家庭中都是陌生人，没安全感，想去讨好也不行。其实你出生在一个军人 家庭，长在军队的大院中，也属于红色摇篮了，是最根红的那类人，你为什么没有安全 感呢？ 王朔：我不想说。 老侠：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你我也都是在这土生土长的人，这个国 家与我们息息相关。它是树，我们是土壤。 王朔：所以我才有《千万别把我当人》的体验。 老侠：对你刚才的那种解释，我就觉得有点圆滑。比如你就是在大众文化与写小说 之间跳来跳去的。社会对你这种进去出来的姿态会怎么看？你到底有没有一种真实的东 西在里面？就是说，王朔这小子钱也挣了，名也出了，又想表示一下自己的清高了。想 当年，他说我是流氓我怕谁，咱也是个俗人，那时你在挣钱，你拿这些自我贬低的说法 当挡箭牌。现在你又出来了，指责大众文化俗。人家会认为，王朔这小子老奸巨猾，两 边的便宜都想占。当然，你刚才说你的转换是真的，心里早就知道和大众文化的趣味不 合拍。你不觉得挣了大众文化的钱就没再骂它的理由，你不觉得它给了你恩惠之后，你 明明知道它不好还不说，不是很不厚道吗？关于你对金庸及香港四大俗的攻击，已经有 很多不太善意的议论了，比如你讲的那种大众文化传播的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以 至于无穷地转变话题直到人身攻击。而我要说的猜测就更属于人身攻击。更恶毒了。就 是说，你是觉得在大众文化中混不下去了，大众文化已经不能再给你的名声和利益加分 了，你就需要换一种方式，重新塑造。包装你自己。你是在有意识地设计自己，到了什 么点上，应该出什么牌，一步一步地，火候和机会都掌握得很到位。我想有些人也会像 我这样想。面对这样的质问，你就没认真地反省过自己？就是说你的这种转变真的像你 自己刚才所表白的那样，纯粹到那种程度吗？ 王朔：就我而言，就还真那么纯粹。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对自己还是有把握的。只 是想再说的是，我早就瞧着大众文化不顺眼了，为什么不早出来发难呢？我也有机会主 义的考虑：我早就看出这些新生活方式，新生小资产阶级分子，下回我要跟他们开练了。 但是我不会一开始就跟他们开练。也就是大众文化刚冒出头时，你就谴责这种生活这种 文化的无聊、空洞乃至不道德，早点。而且我知道，反左是摧枯拉朽，墙倒众人推，那 是没什么风险的，口子一旦开了，谁还喜欢禁欲主义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观念，这个可不 一样，这是新生蓬勃的力量，而且你这是直接跟大众作对，跟它对着干是要犯众怒的。 老侠：中国的文化人向来有两个去向，不是踏上领奖台的红地毯，就是投入村姑的 怀抱中。权力与人民，是两个上帝。 王朔：我当时也有机会与它开练，对我来说，不需要深思熟虑。但要是搞早了的话， 肯定会有负作用，它那时还没有完全融入主流之中，它刚刚出来，这时我觉得相对于主 流还是一种健康力量。它应该变成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吃喝玩乐。声色犬马。多愁善 感。好人一生平安，这一切现在已经蔚然成风了，开始成为主流的帮闲了。我觉得，是 时候了，决不能因为人民对它有强烈的痛快，就顺着说它是好的。合适的，它成为主流， 成为普遍的生活方式之时，正是我选择与它开练之时。 老侠：这对你是个严肃的选择或严峻的考验吗？与大众为敌意味着什么你想过吗？ 真正走到了你的作品没几个人读的地步，你不会后悔吗？我以前是从《动物凶猛》中感 到了你所坚持的那种近于本能的反抗，《看上去很美》中这个反抗就更明显了。在我们 这儿，有些人也想策略地技巧地生存，但总是不成功。这种不成功不是因为他不想像别 人那样生存，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一种生理上。肉体上的先天不足妨碍了他进入群体 之中，得到一种承认，成为合法群体的一员。于是，他的所有挣扎就歪打正着地成为一 种反抗，一种不顺从，尽管是无可奈何的。你内心从一开始就有所坚守吗？ 王朔：当然有。我想这种坚持就是想尽可能活得像个人吧。所谓像个人无非就是活 得尽可能真实点吧。我觉得其实真实就是全部。我不可能选择一个净化，或者说修炼成 一个道德水平很高的人。很纯洁的人。或者不往太高了奔，就是想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 的人，这都特别难。但是呢，我当然可以装得好一点，我也做过一些，但是这个装得好 点，除了把自己累着，得不到什么直接的东西，有时非但不能提高自己，反而久了会走 向伪善，连一点人味都没了，所以我觉得没必要。有时候我觉得，用商业的地道的商业 眼光看待一些问题是很诚实很纳粹的，我刚进大众文化时就这么想过。相对于过去的政 治交易，钱的交易是最干净了。政治有时太脏，商业起码讲公平交易。当然在咱这儿， 什么也逃不脱政治的污染。商业和钱的交易也变脏了。但退出大众文化和商业，并不是 说通行的商业规则就废弃了。 用商业的眼光看，在诚实交易的前提下，起码要选择成本最小的一条路吧。那我就 觉得只要没有特别重大的考验，我会争取活得是个人。但我不敢说得太绝对。 我是说我不敢保证事事真实，永远真实。如果一旦出现了大问题，出现了大考验的 时候，我不敢保证我能顶得住。我会去试，可能顶住，也可能顶不住，不身临其境我不 敢说得那么死。而且就我对自己的了解，我八成顶不住。 老侠：人性固有的脆弱也是活得是个人的必然前提。要么成神，要么成恶魔，只要 不向这两个极端走，人大都会有过不去的考验。只是有些人没有机会碰到。那些把自己 塑造成神的人恰恰是把人性中最恶的那部分发展到极端，变成恶魔。就像人间没有天堂， 想造人间天堂无异于是给人间掘墓。你这么说自己，是不是有为自己将来顶不住留后路 之嫌？就像你那种“咱也是个俗人”？ 王朔：其实我就想在小说中写出人的这种双重的脆弱，这是人固有的，这种东西是 不能通过认识、知识和修养来弥补的，是那种天生的永远的脆弱，说出这种脆弱并不丢 人，掩饰它才是人格设计中的阴谋和陷阱。 老侠：中国人从古至今都在给自己挖这种陷讲。 王朔：所以我觉得很可悲呀。其实像我这种人注定可能是一种很可悲的命运。 我这种人的自我不会真正地昂扬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逮着机会就会一下进入展露 状态，会变得非常激进，或者说很放肆。因为你如果没有这样的空间，你还是先别放肆， 放肆过了，到了关键的时候会收不了场。因为我知道在关键的问题上，真正的考验上， 是顶不住的。这个我当然想过，就是说希望自己有一个理想的生活，在这一点上我并没 有灰心，没有跟其他人多么不一样。其实像美国那样的大众文化，真是一个太平的选择， 完全可以。我觉得说那句话时，就是咱也是个俗人那句，觉得似乎不是我当时那么想的。 我觉得自己所希望的那种生活是很遥远的，我们这里的生活恶俗之极，没人能逃脱这种 恶俗，所以咱也只能是一俗人。所以那时我想都没有想过，真会有那么一个合理的社会， 不是说合乎理想，就是说大致合理的社会，每个人都有机会。一个人出不来，那就老实 巴交的，像其他大多数人一样，当一个诚实的小市民。 老侠：我们的可悲就在这儿，想做一个诚实的小市民都是一种奢望。咱也是一俗人， 是调侃，也是无奈；是自贱，也是贱人。我想不明白的是，你那么清楚人的脆弱，自身 的脆弱，怎么还能去大众文化中蹚浑水？和一帮那么没意思的人在一起。除了挣钱之外， 每天聚在一起聊些没意思的事。你想用人性的脆弱去解释，既然意识到了，你的脆弱的 地方就通过你蹚的这浑水，充分发挥了。后来，你又回到了小说中，是因为无聊了，还 是对自己有了一种自觉的要求。 王朔：你不知道我这人有庸俗的一面？我有庸俗的一面。 老侠：就跟那帮人混在一起，不难受吗？ 王朔：这里头也有挺有意思的人，当然我指的是言谈有趣。他们那种人也不是说都 面目可惜，也不是语言乏味。他也能说些凑趣的话，我也就是跟着大伙儿一起凑趣，可 以自得其乐呀。庸俗的生活勉力就在于可以自得其乐，真的。想起来，那时我真的挺他 妈的讨厌的一副样子，吃得他妈的发胖的样子。喝得醉醺醺，说一些无耻的话，跟一些 狗男狗女的那么瞎混。那个生活，日子过得飞快，我都不知道，怎么一不留神，三五年 就过去了。我还老想着我将来写小说，好好地奋发，每天也这么想，可一年刚开头，一 转眼又到年底了，一转眼又是另一年了。最终是无聊，最终肯定是无聊，大部分时间是 无聊。但是，一无聊时间也是很容易忍受的，你得积累特别长的时间，可能才真的觉得 无聊的生活是无聊，有时还需要有东西意外地推你一把。假如当时不给我毙片子，我很 可能还在里边混，你会形成惰性，你一睁眼就这么一帮人，大家跟你一块攒着各种事。 你觉察不到这是无聊，弄这些事的时候，有一点小的奇思异想，你会觉得：“啊！这件 事变得非常有意思。”你还为自己的小聪明而沾沾自喜，这种情况特别多。就是搞某个 东西的过程中，有些时候自己也能制造一些小快乐，制造一些小得意。但是后来还是被 推了一把。这一推你才发现，某种程度上是别人替你决定了。你不是这儿的人，你就别 再跟我们混了。有些人没退出，是无路可退。我比他们好在哪儿？我在里面混的时候， 心里永远有一股不向后看的感觉，只想全部混砸了再说。我记得有一次在酒吧里碰到崔 健，我像个傻子似地在那儿絮絮叨叨地说，这也毙了，那也毙了。好像是崔健说的，你 写小说，谁管啊？那时我才发现，无论我怎么在影视圈中混，别人都认为我是一个作家。 碰到的读者说，你写的小说如何如何。很少有人对我说：你的戏我看了。大家还是把我 当个作家。那时候我发现，就我自己没拿我自己当作家，可人家还是一再把我当作家。
第五篇 残酷的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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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大众文化其实也很苛刻，它的那些东西基本上都是传统的，就这么一套，谁 也动不了，根本动不了。主流文化也好，纯文学纯学术也好，都与大众文化有种心有灵 犀的相通，虽然它们各自隐藏在一个不同的话题后面，但真要变成赤裸裸的，也很难看。 我一开始对大众文化抱有点幻想，我以为钱是最干净的，以为它是一种力量，能摧毁某 些东西。如果在大众文化中真能加进一点自己的东西，它的巨大的传播能力肯定是建设 性的。可一搞上就发觉它也是僵硬的，搞不进去，特别奇怪。 老侠：为什么搞不进去？以你这么多年在影视圈中蹚浑水的丰富经验，搞不进去的 症结在哪儿？ 王朔：后来我发现它实际受制于某种东西，它的回旋空间一点都不大。 老侠：如何受制？ 王朔：就是不许冒犯呀。干来干去，我了解了这个规律，就要服从这种规律，只有 服从才不会出错，不出错才能混下去，才能挣到钱。我写小说那阵，我初涉影视圈浑水 摸鱼时，我是被审查者，别人教我如何在这行当中混才能混成个“腕儿”，混出个“体面 人”。时间一长，我也习惯了，麻木了，也以“老人儿”的姿态教训别人了。当我面对年 轻的作者时，也扮演起检查者的角色。我要告诉他：你这样不行，就要犯错误。挺恶心 的感觉。我由一个被审查的受害者混成教训别人的审查者。 老侠：这种机制对人的改造类似于商场。从拎包的变成让别人拎包的。 王朔：对。我发觉弄到最后，我就没回味没标准不知道好歹了。弄出来的东西中规 中矩，一点真东西也没有。圆滑的东西，八面玲珑的东西，极尽媚态非把人往死里俗的 东西，全成了好东西。 老侠：各电视台，特别是中央台的各种综艺节目各种晚会就已经很有港台的外包装 了。港台文化的大举登陆实际上是九十年代，这些东西就是制造歌舞升平的气氛，叫甜 甜的软软的飘飘的东西把不满消解掉、融化掉。大陆现在的所谓的各种“腕们儿”，影视 的。歌坛的、文字的……已经被电视台的节目一勺烩了。除了像你啦。崔健啦这样的。 凡想坚持点儿自己的东西的人，都在大众文化与主流之外。 王朔：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大众文化真正的高潮还没到。原来我觉得咱这地方的大 众文化高潮的到来还有一个心理适应期，比如对外国文化。但现今一看，咱们对港台的 东西没有什么不适，不需要一段适应期，它可以直接引起共鸣。其实我认为中产阶级。 小康社会的这种趣味在全世界都是共同的，以前对外国的资产阶级文化还有那么点心理 障碍，但对港台的却没有，一点儿没有。大众文化这东西无非是让你放松、舒服，甭管 怎么干，舒服就行。所以只要他放开这个口子，高潮还在后面。 老侠：湖南卫视和一些地方台上星，已使它们的收视率直逼中央台了，弄得中央台 也要寻求改革了。这是好事，媒体霸主的让位，收视率下降，广告费跟着下降，最后逼 着它向港台那边靠。 王朔：现在的大众文化扮演的是一种戏子帮闲的角色。八十年代刚开放那阵子，没 有什么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分，所有的文化都是一种文化。 老侠：对，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刘心武是大众文化，《班主任》、《伤痕》的 影响多大呀，人人都在谈，人人都激动，后来的任何大众文化的流行品也难望其项背。 那时大众的精神消费品，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是一种权威性的、教训式的腔调，与关 于真理讨论的理论相映成趣。他们以为他们的东西提供给社会的就是真。善、美，就是 独一无二的社会真相与人生真谛。还有一批话剧也极为轰动，像忏无声处》。当时社会 广没有太多可看的，从民文学人《大众电影》发行一百多万，人们简直看疯了。但在七 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港台的大众文化如邓丽君的歌，电影《三笑》。外国的大众文化 如电影《追捕》、《生死恋》等也同时进入。邓丽君在当时还是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 偷着听，但她的歌声唱软了一代人的灵魂，“文革”时期的钢铁战士被唱成多愁善感的男 生女生。人们突然发现生活中并不只是沉重的东西，并不只是高高在上的训导。 王朔：八十年代中期有一场关于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化的大讨论。许多知名人物都鱼 贯登场。 老侠：王蒙、刘宾雁、刘心武、刘再复全出来了，以捍卫文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应 对大众文化的冲击。在琼瑶、金庸的小说进来之后，如决坝的洪水，席卷全中国。那批 文坛上的教皇级牧师级人物马上感到自己的宝座和讲坛处在危机之中，再也做不成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