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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些无规范的或其规范不足以穷其义，我也擅加更动，只选我自己认为贴的。譬如矫情，用做形容时我用这俩字，同时伴有动作正“矫情”着呢，我用口字边的嚼——嚼情。譬如：较劲。相持不下我用这个，有时是单方面不服，带有叫板的意思，我也用这口字边的叫——叫劲。总的原则是从音。我以为人在看小说时会默读，意思再对音差了，有时也会摸不着头脑。特别是关碍口语，容易懵。大家也不是真都那么有学问，不会念没准就不认得了，或者给看拧了。
有的多音字，譬如“刺”“落”，都有个“拉”音，可一般习惯看到这两个字还是读主音，用做动词时常觉辞不达意，读起来不畅。这我也自作主张改写为“拉”。不是写错了，看官读到那里知道就行了。语言嘛，约定俗成，有习惯用法这一说，都别太轴了。像“大腕”“顽主”都换为原字“大万”“玩主”也不见得就好，读时嘴里也要换一下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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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个问题容我专门饶一下舌。过去不慎，在这个问题上吃过亏，所以这次，天没下雨先打伞。
我既往文风失之油滑，每每招致外人不快。这次是做抒情文章，叠床架屋，繁缛生涩是有的。制造个气氛，给自己寻个小快乐也是有的。合沙射影血口喷人，决无。调佩，那也是文意兜转空留余响罢了。我是提着手刹一路开的这车。也是势在必行，文中小孩终篇不满八岁，能说得出口的昏话不过尔尔。若说有意图之，那是欲图一点童心，欲图一派天真。小孩子当然是有些糊涂想法，生于大时代，也不可能不在时尚中，胡乱关心一下政治，轻率赞同一些时事，那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也很正经，没人会发噱，搁在今天，这些忠厚便显得狡猾，有几分不怀好意，有点调了低，为了不引致误解，这些，在成书前，经与编辑细细会商，均一一删去了。
我们是反复检查过的，可删可不删的地方——删！删得肉疼，也自觉用心良苦。可百密一疏，未准仍有一句半句尚嫌造次，但请各位眼中容情，跳过去不看也罢。
再说点什么呢？咱们都别想歪了。很乐意受到猛烈的文学批评，人身攻击也可以。就是别寻章摘句，望文生义，那就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了。
一个才尽的老作家对老腕新秀的殷切期望
——《下个世纪见》序
关于小说我已经被形形色色有追求的作家、有信仰的批评家乃至广大读者的言论搞糊涂了。可以说一万个人有一万个标准和说法。都认为别人的说法是异端，是有害于文学的，起码是幼稚的。吵得越来越像“大专学生辩论会”，可好看的小说却越来越少。说句滑头话，我觉得各位老师说得都对，但都不重要，因为作为读者我更关心小说而不关心“小说是什么”。其实我也是个有偏见的，趣味介于有文化的病人和赶时髦的女青年之间，不爱看农村题材、不爱看知识分子内心独自、不爱看怎么做生意怎么搞活一个企业。总而言之，不爱看一个正派入如何过着惟恐他人不知的正派生活。因为我就是一个正派人，一个正派得连我自己都有些厌烦都感到乏味的人。我实在不爱看自己的事迹，不需要别的好人告诉我他和我多么相像。
也许我心理不太健康，也许我有窥阴癖，我比较喜欢看那些被驱赶到或者自首堕落于社会边缘的人写的那些轻佻的、好玩的、不干什么正事的生活流水账。在那些看似不经意的描述中常常不经意地说出我们平时想到但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把我们内心深处隐藏很好的欲望一语道破。对一个孤陋寡闻自我感觉良好的正派人尤为有益的是我们可以通过那些我们看不起的人的眼睛看到我们自己的形象。这对我们修补破绽继续装下去十分关键。
艾丹的《下个世纪见》正是这样一本开卷有益的小说。它符合我喜欢的那类小说的全部条件：东技西扯、言不及义、逮谁灭谁、相当刻薄。“刻薄”在三十年代是上海左翼文人的强项。可叹如今的上海文人字字圆润、句句光滑、不疼不痒，也许是有了人文精神便工要代圣贤立言不方便再耍嘴皮子了。“刻薄”这东西转而成了北京一些没追求的写家的专利。当然按喜欢林语堂的女大学生的标准，“刻薄”与“幽默”全不相干，那只是耍贫嘴，很不善良，无助于我们增添优雅气度。我很同意女大学生的见解。这也是我要向艾丹同志指出来的本书的缺陷。我为艾丹同志可能会失去大批女读者感到难过。她们是我们图书市场主要的购买者，也就是激愤的人文批评家们所指认的“媚俗”的那个“俗”。由此可见，艾丹的这本书倒很难说是一本媚俗之作。
最后说几句老实话，艾丹这本书是关于一种不真实的生活的真实写照。这种生活的不真实是相对普通劳动者养家绷口的辛苦日子而言。这种不真实的生活大都存在于文化界、思想界和流氓团伙之中。总的精神状态为极度妄想和人格分裂有时伴有轻微的悲观厌世；总的生活水平在小康和未脱贫之间摇摆经常能吃到别人设下的大餐；总的人际关系是互相瞧不起；总的语言风格是咬文嚼宇和充满想象力的下流话。
尽管为人作序有义务吹捧，但也不能太过。艾丹这本书写得不错，但完全可以写得更好。关于我们同胞形形色色的嘴脸实在是比我们所有文学作品猫写过的要精彩得多。我们经常抱怨别人歪曲了我们的形象，那么我们的真实形象到底是什么样子？一个能拿笔写东西的人不去为自己画像，真是有愧于我们这个时代——这是我，一个才尽了的者作家对所有文学界老腕儿新秀的殷切期盼。
与其当披着狼皮的羊不如直接当羊
——为海岩新作《海誓山盟》序
我想序就是作者信任的第一个读者的读后感吧，好话要说，批评的话也要有点，假装公允，就是这类文体的通例。其实一个人替另一人张目其中必有私好，装不装公正也不吃劲，尽说好话乃至胡乱吹捧一番也没入计较，但我还是决定从俗，一是惯玩个性，二是我也发现一规律，如今当“托儿”就要当“反托儿”，“正托儿”的名声都给搞坏了。好在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一个赛着一个主意大，说什么都信的也不看书了。
海岩是当年四大公安才子来的，其犯罪小说《便衣警察》《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永不瞑目》影响甚大，改编成的电视剧也是同年最精致的。我说这三部作品是犯罪小说仅仅是表述方便，其实读过这三部小说或看过电视剧的读者都可以发现，与其他同样以警察为主人公，刑事案件为主线索的作品比，海岩的作品有他非常特别的气质，那就是情不自禁，时时流露出极大的柔情，有时他对这种柔情的关注程度甚至超过对案情本身发展的关注，以至你搞不清他究竟是写犯罪，还是借犯罪在写情感。这在《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和《永不瞑目》中尤为明显，案情发展到后来基本是靠情感来推动的，情感在这里成了故事的核心，破案与否已不再重要，人们更关心感情的下落。把一部犯罪小说扭转为一部言情小说，当年公安诸才子的创作中都有这个倾向，但做得最极端，至今还在坚持且愈演愈烈的当属海岩。
这显然是有悖犯罪小说的规律的，有一位专写古代犯罪小说的金庸先生用他的成功告诉我们，这类小说中情感永远不能超出暴力展示之上。金先生似乎在暗示我们，读者看小说和看打架没什么两样，要赢得读者就要极尽残暴血腥之能事。书中人物必须是小心眼，感情狭隘的人，再加上胡扯淡的家国之恨，那才一触即怒，一怒便不可收拾，永远打不完的罗圈架，且个个师出有名，杀人便也成了行侠仗义和爱国行为。在这里，感情的作用接近一种淫媒，像段誉那样的多情种子无非是为了给其他凶手多拢几次开打的理由，其行径是可笑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读后颇觉此人下流麻烦，不免认同二月河的话：谁讲感情谁垮台。
跟金老师比，海岩的文笔也很不适合写这类小说。一位金老师的“迷”说过，金老师的文字有一种“速度感”。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做了一点儿研究，就是什么词熟用什么，像马路上的交通标识一样，简单明确，尽量减少你在文字上的停留，一眼看过去全是事儿，而且每个路口都有相同的标志，不怕重复。单是不怕重复这一条，我看海岩就没这胆量，把笔放在情感上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瞎眉磕眼一个劲儿往前扎的所谓速度，人的情感总是在心里孕育的，那些文字总是要安静一点儿，莫衷一是一些，有时需要新的旬式新的语言否则不足以描述新的念头，这就耽误读者往前猛跑了，特别是那些一们心思就想挤到第一排看打架的人，肯定很不耐烦。我就见过一位老兄，一边蒸着桑拿一边看着桑拿室电视中播放的海岩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很郁闷地哪贼：还不打，还不打，再不打我出去了。
所以，海岩冷丁拿出一本纯粹的言情小说我也不奇怪，早就想向他进言了，与其当那个披着狼皮的羊不如直接当羊，你的强项在这边。金老师早已坐大，一个足球迷，一个金庸迷，都跟义和团的似的，别招他们，咱们找咱们的读者去，琼瑶老了，也改喜剧了，三毛死了，张爱玲张恨水这帮都死了，一颗颗心眼看要荒芜，咱们别光让安顿一个人发财。
也许把一个人的小说冠以题材已经贬低了这个作家，写言情的，写犯罪的，写改革的，——除了写农村的，农村总是很深刻——就跟说这摊儿是卖杏的那摊儿是卖桃的。我不知道海岩是不是就只配写言情或者只配写犯罪，像我只配写痞子一样。我以为作家写什么都是天生的，像傻子为什么那么傻也是天生的，好作家坏作家之分也就在于一个找着了自己只能写什么，一个还以为自己什么都能来两下。
胡说了这么多，该进入正题说说《海誓山盟》这本书了。真要评论一本书，我发现自己很难胜任，每本认真写出来的书其实都是瑕瑜互见的，只有职业批评家才敢一网打尽说好或是不好。如同所有我读过的书，我不能不说这本小说中有我喜欢和不喜欢的部分。我喜欢这本小说中的所有女性，女主人公林星和她的妓女朋友。我喜欢这些女子身上的古典爱情精神：跟所有人打镣，只对一个人认真。我信这个东西存在。那种跟谁都认真或者跟谁都不认真的态度我觉得都是装孙子。这里妓女们比林星更真实一点，林星半天了还是处女让我很不自在，那并不能使我觉得她的感情格外伟大和难得，反倒觉得平白把其他同样注重精神也很高贵的姑娘给骂了。我不喜欢这本小说中的男性，尤其是林星那个对象，叫吴晓的吹萨克斯的小白脸。海岩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对男孩的想象则不那么清晰和坚定。他的恋爱中的男孩都有太多的女性气质，而且沾染了所有俗姐盼着的毛病：大款的儿子，不爱钱。我不赞成一个爱情故事给写成灰姑娘或茶花女那类模式，那不公平，也妨碍了爱情只在爱情的范围内发生。有钱人是非常讨厌的，任何故事只要他们介入就不可避免沾上浓重的铜臭味，即便你想表现的是战胜金钱，金钱还是成了你故事的主角，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完全抵消你已经达到的人性深度。金庸的小说浅薄就在于他拿正义代替人性，同理，爱情小说中一有金钱出现就像童话了。当然，有钱人也是人，谁也没权利不许他们有感情，但他们不适合出现在小说中，因为他们的生活实在无趣，一天到晚做生意，还有比这更难看的吗？
不说了。用米洛拉德·帕维奇的一句话结尾：那些对一本书做出评判的评论家，都像被戴上绿帽子的丈夫，别人都比他们早悉奸情，而他们自己还蒙在鼓里……
编辑部的故事·谁比谁傻多少
编辑部刚上班，于德利就嚷：“怎么一转眼就没了？”说著便到刘书友桌上乱翻。
老刘不高兴：“干嘛？我这儿没你东西。”
“那可没准儿。”于德利仍旧不歇手地翻找。“我好几回东西不见了都是在你这儿找著的。”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老刘对两位女同胞牛大姐和戈玲喊冤：“把我当什么人了——我这么大岁数会偷你东西？”
“谁说你偷了？，没拿就没拿，心虚什么？”于德利一无所获，但对老刘仍持怀疑态度。
“于德利，什么丢了大家可以帮你找，咱们这儿可没有小偷小摸的人。”牛大姐开口道。又对老刘温和的说：“老刘，你拿了什么？”
刘书有气的一摊手：“我拿了吗？什么意思嘛！”
戈玲解劝于德利：“拿了就拿了吧，想来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多伤和气。”
老刘听了更气：“不行，一定得说清楚。”
还是坐在一边的李东宝问：“老于，什么没了？”
“一篇稿子找不著了。”于德利边重新翻自己桌上的书稿边嘟哝：“昨天我给老刘看过，下午还得跟作者谈意见。”
“我以为丢了什么呢。”戈玲说。“也怪你自己不收好了，好好想想搁哪儿了，别老一惊一乍的。”
“我记得老刘看完以后……没还我。”
“谁说没还你？亲手交到你手里当时你正打在电话。”刘书友说。“自己马虎赖别的同志。”
“小于呀，这也是个教训。”牛大姐说。“工作是忙点，可也不能给你专门派个保姆管理稿件呐！还得自己平时多一份责任心。”
“没一个编辑部像我们这儿，连个编务都没有。”老刘嘀咕。“净弄些不识字的编辑。”
“是不是上便所用了？”戈玲提示于德利。“你可是逮著什么抄什么。”
“我除了撕报纸从不用别的纸。”于德利坐下，苦苦思索。：“昨儿下午谁来过？”
★★★孙亚新在钉著《人间指南》编辑部牌子的敞开的门上敲了两下：“有人吗？”
李冬宝转身指著孙亚新的裙子说：“我说的就是这种样式，大方吧？”
戈玲点头：“是不赖。”问孙亚新：“哪儿买的？”
“哦，从国外带回来的。”孙亚新说。
戈玲掉脸看自己涂了蔻丹的指甲。
于德利站起来，迎上前：“你们找谁？”
“找领导。”孙亚新莞尔一笑，招呼女伴，“进来吧。”
“我就是领导。”于德利大言不惭，乜眼瞅那个不吭声的姑娘。
“他是吗？”孙亚新问死盯著她瞧的李冬宝。
李冬宝坚决地一摇头。
“我想找你们这儿真正负责的同志。”孙亚新温柔地坚持。“我并非一般来访。”
“能问一下你找我们领导有什么事吗？领导很忙。”
“哦，我姓孙。”孙亚新掏出一张名片递上去。“我是OBM公司的，公干是来告谁的。”
于德利看看名片，放到鼻前嗅嗅，两位小姐耐心地等著他。
“那好吧。”他终于说。对正欠身预起指著自己鼻子张大嘴的老刘说：“不是找你的。”又冲抬头观望的牛大姐说：“也不是找你的。”走到主编门口喊：“老陈，出来一下。”
他回身搬过一把椅子拎到小姐们面前：“坐吧。”
“谢谢。”孙小姐在房中间拦路坐下。
于德利指使道：“牛大姐，把你的椅子让给人家。”
牛大姐气愤地站起来。
孙小姐忙阻拦：“没关系，不必客气，让她站著吧。”
“都坐。”于德利把牛大姐的椅子拽过来，椅子腿在地板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我们这儿没有等级观念。”
陈主编戴著套袖像个当铺会计走出来：“哪个字又不认识了？”
“两位小姐找你。”于德利向姑娘们偏偏头，自己让开。
孙小姐忙站起来，伸出瘦伶伶的手让老陈握，另只手同时递上一张名片：“OBM公司孙亚新。”
“《人间指南》陈居仁，没有名片。”
“头儿，这是我们头儿。”于德利在一边说。
“坐吧。”陈主编坐在于德利位子上，招呼他：“看茶。”
于德利只得自己沏了杯茶端上来，样子很有几分屈尊：“只有一个杯子，两人喝一杯吧。”
孙小姐看都不看于得利满脸堆笑地对陈主编说：“我们公司您听说过吗？是专门生产现代化办公设备的。”
“嗯嗯。”陈主编似听非听地点头。
“什么复印机啦传真机啦文字处理机啦等等等等。也许贵编辑部现在在使用的就有我公司产品。”
“抱歉，没有。”陈主编说。“你说的这机那机我们一概没有。”
“就是说还停留在作坊的水平？”
“对，条件很简陋。”
“时代在前进，潮流在发展……”
“钱还是那些钱。”于德利插话。对令一位小姐微笑。
“是啊，”老陈说，“非常想变，可惜力不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