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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夜里常做恶梦，我经常被她的搐动和呻吟弄醒，拼命摇她，她才从恶梦中惊恐万状地醒来。
她很爱给我讲她都做些什么令她恐惧的梦。都是些荒诞不经、超现实的梦，很多是发生在欧洲。我有印象的其中之一，是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她在捷克领导了一次武装起义。反抗谁不知道，反正是些穿呢子大衣拿自动枪的男人。起义失败后，她在城里受到追捕，几次中弹都没死，从尸堆里爬出来，然后找到了残存的队伍和撤退的德军一起撤往德国。在翻越阿尔卑斯山时累得精疲力尽，队伍里有很多她们医院的人，包括贾玲。好容易撤到了德国边界，边界那边的法国已经全都解放了，斯塔隆领着一帮弟兄在巡逻，而且一眼发现了她，机枪就扫了过来。她一边气喘吁吁地又往山上跑，一边想：不行，我得叛变了。但是贾玲她们还是一副坚持到底的大无畏样子。后来醒了，回到中国。
还有一个梦是一群皮夹克党在城里杀人放火，无法无天。她在街上简直是丧魂落魄，拼命想跑回有人站岗的院内，可院门都关了，她只好找地方爬墙。终于进了院，又发现院内气氛很阴森，院长、政委嘀嘀咕咕，她一下就明白他们想里应外合。于是想到家里安全，就想回家，可在黑洞洞的走廊总也找不着自己的家，推开一扇门不是，推开一扇门不是，里面全是正在密谋的武装匪徒。她忽然发现自己走错了地方，家在窗外另一所房子里。她跳窗奔向另一处房子。一进门，发现进了匪徒总部，再想跑已经来不及了，枪打得她睁不开眼……无数人压在她身上，压得她透不过气。
我从来没在她的梦中出现过。
有一次，她在极端恐惧中，曾在梦中找过我，到处找找不着。所有人都不告诉她我在哪儿。街上有几个人很像我，她认错了人，那些男人拉住她就要非礼。非要如此这番后才告诉她我在哪儿。她答应了其中某些人，可那些人事后还是不告诉她我在哪儿。
她的血流在床上，连被子都给搞脏了一块。她一声不响地拆被子撤床单，泡在冷水中，用手攥着一点点搓洗，直到全部洗净。
她疼起来的时候，脸色苍白，佝偻着腰，咬紧牙关闭着眼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仿佛挺不过这场磨难了。
这时我就静静地坐在一边注视着她，整日不发出一点声息。
我每天晚上都喝酒，不管什么酒，只要够度数就行。她先是陪我喝几口，怕我喝多了，就把剩下的自己喝了。后来她自己也喝。经常是我们俩人很随意地就喝光了一瓶白酒。然后眼睛通红地互相凝视，醉醺醺地上床，不到八点就昏昏沉沉地睡了。就像童话中两个贪心的人挖地下的财宝，结果挖出一个人的骸骨，虽然迅速埋上了，甚至在上面种了树，栽了花，但两个人心里都清楚地知道底下埋的是什么。看见树，看见花，想的却是地下的那具骸骨。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爱我的？”半夜，她忽然问。
我没说话。
“是那次我轰你的朋友？”她自顾自地说，“还是那次我骂你没本事挣钱不如我多之后？”
“行啦，你睡觉吧，瞎想什么？”
“还是更早，那次我夜里跑出去当着好多人和你发脾气之后你就不爱我了？你不会是从一开始就不爱我吧？”
“当然不是，我现在还爱你。”
“你别骗我了，我知道。”她平静地说，“我感觉得出来，你现在早就不爱我了。”
“那我为什么现在还和你在一起？”
“那是你怕伤我，怕我出事，这说明你还是爱过我的。”
“……”
“我不会总缠着你的。”她隔了一会儿又说，“放心，我只要你再给我三年，把你最好的三年给我，三年之后我就让你走，跟你离婚。”
“别胡说了。什么事都没有净瞎琢磨。”
“三年，就三年，有三年我就知足了。”她喃喃低语。
这个月的晚些时候，潘佑军离婚了。
那天，我和杜梅从我父母家做客出来，顺道去看看他们，杜梅借佑军妻子的一本美容书还要还她。到了他们楼门口，就看见路边停了辆卡车，有几个男人从楼里抬出家具、电器往车上搬。上了楼，才发现那些家具是从他们家搬出来的。潘佑军和他老婆都在，潘佑军还叮嘱工人：“别动冰箱，冰箱是我的。”看见我们，他迎了上来。我问他是不是要搬家。他说“哪儿啊，离了，我们离婚了。”
我以为他是开玩笑，先还不信。他说真是离了。还扭头叫他老婆证实：“是彩抢肓耍俊？
那女人回头看见我们，证明道：“是离了。”还朝杜梅一笑。
虽然我对这女人有看法，但还是感到突然。“怎么说离就离了？”
“可不说离就离了。我们不像那些俗人，还得打几年。”潘佑军无所谓地说，
“你不是也挺瞧不惯她？我更瞧不惯她。”接着又补充一句，“她早在外边有人。”
这时，那女人走过来问潘佑军：“我那大瓶法国香水呢？”
“不知道，”潘佑军摇头，“没看见。”
“卑鄙！”那女人横潘佑军一眼，扭身走开。
潘佑军笑着对我说：“偷了她好几件东西，回头她还有不见的玩艺儿呢。”
那女人和杜梅说话，给她写了她的电话和新住址，让杜梅以后找她玩去。那本美容书就送杜梅了。
潘佑军对我说：“以后你也来找我玩吧，我这儿清静了。结婚没劲，现在我逮谁跟谁说。幸亏当时没要小孩，现在看来这点还是比较英明的。”
他又跟我开玩笑：“你也离了得了，回头再劝肖超英也离了，咱们几个光棍住在一起多乐儿。”
看到杜梅转过身来，他又改了口气，诚恳地说：“别听我的，能不离还是不离，能凑合就凑合。你可不知道离回婚多伤身子骨，虽然咱们都是想得开的人。”
回到家，N乙恢泵凰祷埃琶芬怖晾恋牟豢弧？吹贸隼矗芫某潭缺任已现亍？
第二天，我正站在窗前边抽烟边看着外面几个小女孩在扔沙包玩。她在一旁开口道：“特羡慕吧？”
我看她一眼，没理她。
“特羡慕人家说离就能离了，是不是觉得我特赖，没潘佑军老婆那么好说话？”
“你知道个屁。潘佑军老婆早在外头有人了。”
“你是不是也就差在外边有人了？”
“你是不是又想跟我吵啊？别没事找事。”
“有话别不敢直说，憋在心里再憋坏了。瞧人潘佑军，多男子汉，敢做敢当。”
“没精神跟你吵架。”我离开窗口，坐到沙发上。
她又跟了过来：“瞅着我烦是么？连吵架都不爱跟我吵了。留着精神跟别人使去。”
“你存心找茬儿怎么着？潘佑军两口子离婚你冲我撒什么气呀？”
“你们都是一路货，都不是好东西！”杜梅愤然道，“早看穿了，全是假的，没一样是真的。”
“你才知道啊。”我冷笑。
“对，才知道，晚么？”她往我对面一坐，疾言厉色，“说吧，你打算什么时候和我离婚？”
“你真想离？”
“真想。”
“可我没想跟你离。”我把头一扭。
“那你就对我好点！”她挺胸发怒道，“别一天到晚不阴不阳，死人似的，做这副委屈样给谁看？”
“你叫什么叫？你撒什么野？你还想把这家再砸一遍么？”
“那也没什么难的。”她眼圈红红地指着我，“告你小子，别惹我。我为你哭的次数太多了，我这一辈子都没这么哭过——就为了你！”
“你真有本事，快赶上三岁小孩了。你这副样子太不可爱了，照照镜子去，你看你都成什么了。”
“别气我，别气我，你听见了没有？”她嘴唇哆嗦，脸颊的肌肉也哆嗦，忽然弯腰使劲冲我没头没脑地狂叫一声，“你别气我！”
“你折磨我，故意折磨我，对我进行精神摧残！”
“霸道，你就是这么霸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强加于人，而我不吃这一套！”
那天夜里我们翻江倒海地吵了一夜，激烈地互相指责，把所有陈芝麻烂谷子都抖落了出来，连平时开玩笑的话也说出来用以攻击对方，唯恐话语不恶毒，不能刺伤对方。
“我只爱过你一个人，可我发现，我爱错了！”
“是只我一个人么？不止吧？吴林栋也得算一个吧，不提那些我也知道。”
“你在认识我之前十足就是个流氓！”
“鱼找鱼，虾找虾，你也不干净。”
“你当年到广州倒过东西，到他妈公安局检举你去。”
“你还在背后讲过国家领导人的笑话，告你们政治处就能定你个反革命。”
“你什么东西？臭流氓一个！”
“你什么东西？小贱人……我要骂你就太难听了。”
吵到最后，我们什么都骂出来了，就像一对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互相太熟悉了，因而我们刺向对方的刀刃格外锋利，弹无虚发，沉重打击了对方。杜梅用蔑视的眼光看着我。
我感到体无完肤。
那天夜里最终的结果是： 分居。我在长沙发上布置了一个铺位——我看也不要看她一眼！
我有一种深刻的失败感，我的荣誉，我的自尊荡然无存，就像一个被奴隶造反推下王位的小国寡君。
如果我压根对她没感情像一个囚犯对他的看守那倒也干脆。事实却不是这样，毋宁说我的感觉更像一个经营不善面临破产的企业老板，一想到真要和她分手，我就难过，就心酸。
“你这就叫懦弱，玩物丧志。”潘佑军对我说，“女人就像眼镜，度数不合适，继续戴着只会损坏视力——哪怕是金丝眼镜！”
我现在经常和潘佑军在一起，成天泡在他家。我对他絮叨我的感情，这感情就像一封地址不详的信，屡投屡误，无论是挂号还是专递，最后总是又退回发信人的手中。
“砸手里了吧？”潘佑军抽着烟，对我高谈阔论，“说你像个诚实的寄信人不如说你更像个专门制造伪劣产品的乡镇企业家。用户不买你的账，说明你的产品质次价高。另外包装怎么样？广告做得如何？噢，闭着眼睛挨你坑啊？用户就是上帝你懂不懂？”
“我……”我刚要分辩，他打断了我。
“得得得，你甭对我宣传，我也不买你的东西。我了解你老兄，你也就属于那种一次性商品，咱们都属于，可人家女的想买的是耐用消费品，所以矛盾就产生了。你瞧大凡人家有扔筷子扔碗的，没有扔彩电冰箱的就是这道理。”
“你别跟我胡扯了，我这跟你说正经的呢。”
“可不就是胡扯么？光棍在一起还不就是胡扯？”
“谁光棍？我还没离呢。”
“你呀，跟我两个月前一样，就是个怀有二心的丫环，一方面怨活儿累，一方面又贪恋这家给的钱多吃得好。只有两条路，要么老老实实给人家干，要么去他妈的。这老婆我还有一比——记住，将来你要写小说，版权是我的——好比手里这烟。这烟对身体有害是谁都知道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抽？皆因一口成瘾。除非你真有毅力，除非你得了肺癌，说戒也就戒了。”
潘佑军把烟扔在地上，用脚碾灭，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说：“改抽白面了。”
我笑，望着他：“叫你一说，什么事都成扯蛋了。”
“仔细一想不就是这么回事！”他又坐下，活动着十指，“你瞧我，活得比谁差了？刚离婚时也挺难受，可是哥哥挺过来了。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我们就什么都有了。”
他信心十足地望着我：“离了，趁早离了。这样老婆也要不得了。还想检举你，这是品质问题啊！你要张不开嘴，我去替你跟她谈。不离不行，想赖没门，咱上边还有各级人民法院呢。”
我和潘佑军四处去玩。没事就到开公司在饭店里包房的朋友那儿坐着，人家谈生意，我们就和朋友手下的姑娘穷逗，到吃饭时间就跟着一起下楼去吃？ 打电话，给全国全世界认识的人不管熟不熟都敲电话，胡扯，开玩笑，要不就骗人家说有发财的生意给他做，弄得好几个远在美国和香港的朋友都急匆匆坐飞机赶回了国——电话通了，开口第一句总是：“你猜我是谁？”
有时我们自己在饭店里敞开了玩，游泳、洗桑拿、打保龄球，甚至在外汇商店买进口巧克力和洋酒，都用朋友的卡签单。
朋友被闹得直求我们：“你们饶了我吧。”
“不饶！”我们振振有词地说，“凭什么就你一人过得好啊？皇上还有三门穷亲戚呢。你要那么多钱干吗——干吗？”
“唉，”朋友叹口气，“有上两个离了婚的朋友顶上一个小队的日本兵了。”
尽管吃得昂贵，玩得豪华，可我不快乐。也闹也笑，可笑完就像被别人笑了一场。
我每天都回去很晚，每天回去杜梅都没睡。一个人开着所有的灯，坐着听收音机。收听的节目十分芜杂，有时是歌曲有时是京剧有时是新闻。雪亮耀目的灯光下，她像一个魂儿轻飘飘地没有质感。
她什么也不说，我一回来她就立刻上床睡觉。我知道她畏惧黑夜，每天洗完脸洗完脚就等着屋里再有一个人，才敢上床睡觉。
每当看到她这副样子，我心里就有某种坚硬的东西在融化，某种被压抑的东西在复苏。我想对她温柔一点，起码和气一点，可她对我那种不搭不理的态又使我望而却步，无从表达。我给过她一个笑脸，可她视而不见。
那天，我们在歌厅认识了两个打扮得很过分的年轻姑娘。她们似乎很为我和潘佑军的风采与口若悬河所吸引。我们坐在一桌喝酒，聊得很放肆。潘佑军公然挑逗她们，她们不以为忤，反觉得很刺激。后来我们出门叫了一辆车，把她们带到了潘佑军家。
我那个姑娘很温顺，又很会制造气氛，讨男人欢心，正是我想像中的那种令人心满意足的效果。
我甚至对她产生了一点怜惜之情。
我不感到羞愧，只是一种沮丧，一份没精打采，连占了点小便宜的感觉都没有，只是觉得无聊，像吃了很多又都吐光了之后的那种空虚。
第二天早晨，潘佑军和两个姑娘又是留电话又是留地址，约时间再来。我一个人趴在床上，脑子空空如也。后来，在上班的路上，我认为自己是够卑鄙的。下班后我没再去找潘佑军，直接回家了。
门锁着，杜梅不在家。
我开了门进去，随便弄了点东西吃，坐下看电视。我很久没有真正在这个家呆上一会儿了。我边吃边打量这个家，看着看着发现有些异样，也说不上变化在什么地方，只是觉得和我熟悉的那个家不同了，陌生了。我放下盘子仔细瞅了半天，蓦地发现是那些小织物小绣垫没有了。所有家具、器皿都赤裸裸摆在原处，露出原有的质地、纹路、擦痕和污垢，旧了，粗糙了，狰狞了。
这发现使我触目惊心。
“新闻联播”完了，杜梅仍未回来。我坐不住了，出门去院里遛达。
天已经暗了，灯光球场开着灯，警通排的战士在和附近一所中学的校队打篮球，球场边围着很多人在看。
我走过去，在人群中发现贾玲。她扭脸看见我，便出了人群向我走来。
“看见杜梅了么？”我问她。
“她一下班就出去了，会不会去她姨家了？”她的脸在暮色中带有几分忧伤。
“哪儿和哪儿赛？”
“你们怎么啦？”她看着我。
“没事，挺好。”
“何必闹成这样呢？原来不是挺好？多不容易呀，能凑到一起。”
我心中一动，不禁感触，要是杜梅能像贾玲这么善解人意，哪怕脾性随和点，我又何至于……
我无言地看她一眼，低头走开。
她又回去看球。
将近10点钟，杜梅回来了，大概她在外边看见屋里亮着灯，知道我在家，所以一进屋就是满脸凛然之色。
“回来了？”
她没理我。
“我觉得，我想了又想，咱们应该好好谈谈了。”
她拿了脸盆毛巾和牙具就出了门，把门“哐”地带上，到水房洗漱去了。
我耐心地等她。
片刻，她端了半盆凉水回来，放在地上，我拿起暖瓶，她一把夺过去，把半暖瓶热水倒进盆里，自己坐在床上，挽起裤腿，开始脱袜子。
“你不想跟我谈谈么？”
两只丝袜一前一后扔到我旁边的沙发上。
“你不要以为我对现在这种样子无动于衷无所谓。”
她两只脚把水撩得哗哗响。
“这是干吗呢？离又不离，谈又不谈，就打算这么耗到哪天耗一辈子么？”我蓦地立起，喉头一阵哽咽。
这时，她擦着脚慢悠悠地说话了：“噢，你着急了。你怎么不出去玩去了？出去玩多开心呀？何必回来跟我着急？”
“你别用这种口气，我今天是想跟你好好谈谈。”
她站起来，一步跨过洗脚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