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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这一步——折腾吧！”尽管此公如此肯定，我还是心存狐疑。想来在日本被处极刑定是杀了无辜，可我认识的那个许立宇，固然不良不莠，断无杀人胆量。
许立宇和我是中学同学，但问起我们班的其他同学，却没几个记得起他的。他初三便退学回老家插队了。原先在班里也很蔫，不声不响，个子又矮，如果我不是和他住在一个院，平时又常驱使他为我充役，后来有一段时间（在他开出租车期间）过从甚密，我对他大概也未准会留有多深印象。
至今我保存的一张旧照片上还留有他当时的模样。那是张全班同学初中毕业时的合影。他站在我身边，由于个矮，被我的肩膀遮住了下巴，他拼命踮起脚尖也只露出一个额头和一双眼睛，看不出是在微笑倒仿佛面露惊恐。
从这张可怜巴巴的小脸上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此人具有杀人所必备的豪气与激情——再平庸不过的脸了。倒是站在我另一侧的孙玉新，当时我们班最漂亮、学习成绩最好的男生班长，一望可知吉凶未卜。在这张数十人群集、人头人脸密密麻麻的照片上他是那么醒目、突出，眼中显见一种攫取、一种神往、一种执著，简言之，小小年纪便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强烈的欲望。拍完这张照片三年后，他便被处决了。他死得很不光彩，或者说很可耻，他用残忍手段强奸并杀害了邻居的五岁幼女。
二
许立宇曾经把我当作他最好的朋友，他也的确表现出了一个朋友的侠胆和义气。记得初二时我们去金笔厂学工劳动，工厂的管理松懈，我们都大量盗窃瓷笔套和铱金笔。后来事发，在校方和厂方的严厉追究下，我们人人自危。我对名誉损失的畏惧和我对金笔的贪婪恰成正比，在我的暗示下，许立宇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替我承担了那份罪责。老实说，对他的这份侠义我并没有感到丝毫的良心上的歉疚和不安，相反，我认为这是我给他友谊理所当然的报偿，否则才是不仗义！
我并没有把他看成对等的朋友，不管他多么无愧。原因很简单，也很令人惭愧（现在我有勇气承认了），他的父亲是个司机。
不管社会学家们摆出多么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我们是个人人平等、职业无分贵贱的国家，而实际上我们社会中一部分人蔑视另一部分人的风气仅略强于印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确是个有自豪感的民族。
在我们那个连住房都按军阶高低划分得一清二楚的部队大院内，一个司机及其家庭的社会地位可想而知。
许立宇的父亲其实在一九三九年便志愿参加了家乡的抗日游击队，由于粗通文墨，作战勇敢，在这支游击队被八路军收编后很快升到连长。如果正常发展，到今天混得再惨也能以副军职离休。可惜在抗日战争临近胜利时，他的团长因对根据地土改政策不满，率部投敌了。这位团长也并非地主子弟，而是正牌的湖南老红军，皆因和当地一个地主闺女谈恋爱，壮士一怒为红颜。许立宇的父亲倒是颇有正义感，拒绝了在随之而后的国军改编的更高委任，卷起铺盖回乡了。直到全国解放，抗美援朝开始才再次入伍，当了一名运输团的卡车司机。
他是朝鲜战争中的一名英雄司机，受到过“志司”嘉奖。熟知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朝鲜前线一个运弹药的司机会经受什么样的考验。和他同时入朝的司机他是唯一的生还者。
回国后他一直给一名将军开座车。那位将军在“文革”期间权重一时，曾在他接近退休时让他重新穿上了军装，安排了一个副师职的位置。但很快，“九。一三”之后，那位将军被褫夺了一切名衔，许立宇的父亲也被取消了军官待遇，又成了一个司机，虽然是级别最高的司机。
许立宇很想当兵，那时的孩子都想当兵。我们院的小孩集体当兵时连不到十五岁的都走了。
他只能回老家插队。
三
我再次见到许立宇时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了。那时我已经从部队复员，在一个单位混饭吃。那时街上跑着的出租车已经很多了，坐出租车正是一种昂贵的时髦。那天我正坐在办公室里打算盘，一辆银色的“雪铁龙”车开进院里，停在楼前。吴建新和一个大黑个子下了车喊我。
我打开窗户趴在窗台上和他们说话。
吴建新问我还认不认识这个人——他一指身边的大黑个。
大黑个子冲我龇着一嘴白牙笑。我实在认不出他是谁。那个时候只有最装腔作势的人才穿西服打领带，而这个家伙就穿了一身笔挺耀眼的西服。我想里根要是黄种人也就是这样了。
他甚至戴了两只金戒指。
大黑个对我说他是许立宇。然后热情邀我出去吃饭——坐他的车。
我不想让他看出我没坐过“雪铁龙”，很矜持地坐在后座什么也不问，虽然我很想把车窗放下来，很想知道烟灰应该弹在何处。
如果这辆“雪铁龙”是个乐队，许立宇就像一个尽情的指挥，让每件乐器都尽其所能地发音。他熟练地操纵着车，在车流中像条鱼似地钻来钻去。他的车载着音响施放着当时我闻所未闻的摇滚乐。他始终在大声谈笑，笑容开朗，语调自信，不时松开握着方向盘的右手作一个对一切不屑一顾的手势。
这一切都给我一个世界是他的感觉。这感觉令我陌生，包括许立宇本人。
我们在一个当时刚开张、最体面的法国餐馆坐下来，成群的男侍围上来按座递菜单，环列四周听候吩咐的景象使我感到世道确实变了。
我不得不同意喝白葡萄酒和矿泉水。看得出吴建新对点菜和我一样深感棘手。
唯有许立宇顾盼自如，如鱼得水。他显示出对法国人的饮食习惯和这家餐馆的法国厨师的手艺很熟悉的样子，很在行地为我们推荐了我们能吃的东西，特别嘱咐男侍给我们二人的牛排要“煎得老一点”。他自己则只点了完全由生蔬菜组成的特色沙拉，可以想见他奢侈得已经咽不下任何油腻的食物了。
我相信，许立宇还没庸俗到要在我们面前摆阔和看我们笑话的地步。真正生活优越的人面对奢华决不吹嘘或沾沾自喜地如数家珍，只会有一种表情，那就是厌烦、冷漠。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了么！要是再诉说一下对粗茶淡饭布衣陋居的向往就更像了。
我们叙旧，津津有味地回忆一些空洞的往事。我很感激许立宇对我谈论时所使用的平等的口吻。这感激使我倾听他的谈吐时不自觉地浮起一脸谀笑。每当我发现自己又在献媚时心中便懊恼不已。
饭后结账时，我想都没想要作一下付账的姿态，只是默默地看着许立宇从他那只精美的皮钱夹里厚厚的一摞钱中飞快扯出若许，放在男侍端着的银盘上。
这顿饭我吃得很压抑。连许立宇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着我说：“你怎么不爱说话了？你过去不是挺能说的么？”
“是生活……”
许立宇和吴建新都笑了。其实我根本没有开玩笑的意思，我说这话时内心很酸楚的。
吃饭时，我和吴建新共同有个默契，我们看出许立宇想挑我们问问他现在的生活状况，我们就是不问！
四
我自认还是有自尊的，这自尊表现在只要许立宇不主动来请，我决不先去找他。吴建新就不同了，他有一句口头禅：“管他呐！”他对我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哥们儿！丫有钱就吃他！”
他是真拉得下脸绑许立宇的车坐绑他的饭吃。他刚转业回来，工作还没安排，似乎也并不急着去上班。每天早晨一醒，脸也不洗牙也不刷，就打电话给许立宇的车队，让他来车接他去吃早茶。许立宇车来了，他又不惜绕城半周去我们单位接上我，然后沿着一条条大街挑刚开张、最时髦的餐馆去吃。吃完早饭吃午饭，一天都在街上吃，不管有没有胃口，只要是没吃过的馆子一定要进去享受一番盘桓一番。看着他不歇气地顺序将菜谱上最贵的菜一排排点下来，杀人不眨眼使我心跳都不免加快。
我对他说：“没必要点这么多菜，吃不了。”
“没想都吃，摆着，看着——高兴。”吴建新笑说。
“你可真够狠的。”我笑，然后看许立宇。
“是不是没事，许立宇？”吴建新问许立宇，“你要心疼那就算了。”
“没事。”许立宇强作从容。
“我这是教你呢。”吴建新对他道，“光有钱不算什么，得养成糟践东西的习惯，那才是真正有钱人的派头。”
说完我们俩相视大笑。
我不知道许立宇开出租车一天到底能挣多少钱，想来不是金山银山，加上吴建新号了他的车当自己的专车用，他一天也没多少时间载客，时间长了，他也就扛不住了。
可只要他一犹豫，或答应得不那么痛快，吴建新就跟他翻脸。
有次吴建新打电话找不着他，专程跑车队找他，他也不在，说是出车了。吴建新就生气了，晚上他开着车来找我们出去吃饭，吴建新便指着他骂：“你牛逼什么呀你！你丫不就是个开车的祥子么？你还少在我这儿抖骚，我砸了你那车你信不信？”
许立宇解释：“确实是有客人包了一天车，跑了一天实在抽不出身，这不刚完事我就来了。”
“不去！吃你丫那几顿臭饭有什么新鲜的？滚蛋，你以后甭他妈再来找我们。”吴建新正眼都不看他，挥手赶他走。
许立宇可怜巴巴地对我说：“你劝劝建新，他这人脾气太大。我是一开车的，人家客人包我车我能不去么？再说我老不出车哪来钱供哥几个撮呀？”
“走吧走吧。”我拉建新，“人许立宇专门来请了，你就别拿糖了。”
“我今儿在地安门看见一新开的馆子，不错，咱今儿就去那儿。”许立宇低声下气地说，我请罪还不成？“
“不去！哪儿都不去！你以为我多爱吃你那破饭呐！”吴建新仍不依不饶。
我在中间作好作歹：“这就是你不对了，人许立宇话都说到这份儿上，就差给你下跪了，你还怎么着——给我一面子？”
吴建新笑了：“不给。”
我叫许立宇：“那咱俩去，甭理他。”
吴建新也就笑着跟出来了。
路上，我问许立宇：“今儿宰了多少？”
许立宇立刻眉飞色舞地讲：“那傻逼，老帽一个，计价器都不会看，我把‘夜间 ”’回程‘全给他按上了，足足宰了他’三棵‘，下车还一个劲儿谢我呢。“
许立宇也就在吴建新面前话不利索，对外人，特别是那些偶尔有事乘他的车的衣着普通的男女态度绝对是令人望而生畏的。
有时我在他车上，路边有人招手叫车，他停车后一定要冷冷地先问清楚人家去哪儿，那神态仿佛他的车并非为公众服务仅仅是做好事顺路捎人家一段。那时候，出租车管理不严，只要客人不强调，他从来不按计价器，要多少钱张嘴便来，往往几倍于应收钱数。即便是按计价器，据我所知，他那架计价器也是经过自己调试的，每公里到八百米便跳字。
五
我不知道许立宇为什么那么在乎我们的交情。吴建新对他如果算不上欺侮也是有点成心祸害，而我尽管待之以礼也绝谈不上知己。从一切可以计量的方面他都不需要我们，我相信他只要拿出十分之一的感情都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真挚得多的友谊。
他在车队是很令人尊敬的。我们去他车队听到别的司机都叫他“许爷”或“大哥”，连车队的头儿都对他畏惧三分，见了面很客气地打招呼，主动上烟，对我们这些不知名的仅仅是许立宇带来的朋友也态度谦恭。
许立宇在车队似乎是一帮年轻司机的头儿，那些年轻人甘愿受他支使。他的话在那帮年轻人中很有分量，这从那帮人对他的每句话都报以热烈的反应和哄堂大笑中可以看出。
他极随意地和每个人开极放肆的玩笑。
他似乎相当乐意为他的同事介绍我和吴建新，一句简短的“哥们儿”透出他颇为有我们这样的朋友引以为荣。
如果不是跟着许立宇，如果是我单独来车队叫车，只怕我要对这些司机点头哈腰。
许立宇屡次邀我们去他家。吴建新是干脆拒绝，我却不过情面，勉强跟他去过几次。其实没有任何事，只是他领着我向他爸爸和哥哥介绍一番。我和他爸爸哥哥原先都认识的。他爸爸改开大轿子车后，我们经常坐他爸爸开的车去体育馆看球赛，七十年代中期北京的赛事相当频繁。和他二哥的见面更使我发窘，他二哥上中学时便是个体魄健壮的小伙子，非常喜欢摔跤和投掷铅，曾蝉联数届我们那个区中学生运动会铅球投掷冠军。由于他的气质出乎其类于其他住平房的职工孩子，他引起了院里住楼房的全体孩子的愤怒。他们经常成群结队地拦截他，围殴他，几十人追打他一人。尽管那时我还是个孱弱的小学生，也曾狐假虎威地在大孩子们的唆使下朝他扔过石头。我记得那时他家孩子多，生活困难，他经常领着许立宇穿着破衣服来我们各楼的垃圾箱内捡废纸。我们几个年龄相仿的小孩最爱干的事就是看到他们钻进垃圾箱，便将一簸箕垃圾从垃圾道倾倒而下，看着他们灰头灰脸地从垃圾箱内仓皇而出哈哈大笑。
他二哥的个头现在比他还猛，块头还足，完全是个膀大腰圆的剽悍青年，其健美雄骏堪为中国人民雕像之模特儿。只是脸上已无有了他少年时代的桀骜不驯，极为懦弱，极为木讷。对于我的到来，像他父亲一样结结巴巴地客气了几句，便回到自己房间全无声息了。
据许立宇说，他二哥现在一家工厂当保全工，正在打家具准备结婚。
我见过一次他二哥的未婚妻，那是个黄瘦干枯、毫无姿色的青年妇女。
我对与许立宇家人打照面极不舒服，对许立宇的殷勤款待，诸如沏咖啡、开洋酒之类的举动更不舒服。
我毫不容情地拒绝了留在他家吃饭。
六
许立宇的虚荣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他把浮浪子弟的玩世不恭和犬儒主义的腔调学得维妙维肖。他偶尔会在沉默良久之后漫不经心地开口道，他今天拉了某一位影视界的红星或万众瞩目的名歌手“电视上看着挺漂亮，底下一看实在一般，脸上还有色斑。”
每到这时，吴建新便会尖刻地取笑他：“你肯定让人家签名了吧？”
“没有没有。”许立宇会说，“我还不至于那么浅薄。我就跟没看见一样，她坐车，我开车。”
“你得了吧，”我也奚落他，“你还不定觉得自己多荣幸呢，肯定巴结着乱献殷勤，帮着开车门是最基本的。”
“绝对没有！”许立宇严肃地望着我说，“我是那种人么？我什么人没见过？我在乎谁呀？不瞒你说，她到一地方让我等候她去找人，我都没答应。我对她说：”我从来不等中国人！‘“
“你肯定没说这话，这都是你瞎编的。”吴建新道，“我还不知道你？”
“真说了。”许立宇十分焦急地分辩，“没说我是孙子！只不过不是原话。我跟她说这儿车多，再打也容易，我还有事去接人——没说我是孙子！”
他万分诚恳地望着我的眼睛：“我是那种人么？你真觉得我是那种人？”
吴建新便斩钉截铁地回答：“你就是那种人！”
他乜晃着眼睛瞅着许立宇：“要不你跟我们提这事干吗？你跟我们显配什么？拉一唱歌的你跟着美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就是英国女王坐了你的车她还不照样是英国女王你还不照样是个开车的？”
许立宇便脸红，讪讪地难堪：“我也没说我就不是一开车的了，我不过是那么一说。”
“你不是那种人。”我安慰他，“你要是那种人我们也不会答理你。”
于是许立宇如释重负，大骂世间那等花边小人，言表之激烈足见其对此等情状深恶痛绝。甚至说出放刁耍赖的话：“我就是一司机怎么啦？不高兴任是谁给多少钱老子也不伺候——不尿你这壶！”
“就是！”我推波助澜地给他垫砖，“认识你们是谁呀——你怕谁呀！”
我和许立宇又拍肩又握手，抚掌相视大笑，其豪迈其自得不可一世。
吴建新冲我悄悄眨眼。
七
那时，我们的生活十分堕落。因为有了许立宇的车和他的钱包，为我们引诱那些轻浮的妞儿提供了很大便利。那时的社会风气已开始追求享受，但姑娘们尚未完全受到金钱腐独，尚未把自己当商品出售。还是很讲情调的，一顿饭就可以跟你上床。
我和吴建新几乎夜不虚度，天天走马换将，就像日本人到了香港疯狂采购。
我注意到许立宇对此的矜持与持重，他也和那些姑娘调笑，但始终保持距离，从未和其中一个哪怕动手动脚。他常常借口车里只能坐五个人，使夜载而归的姑娘头数保持在三缺一的水平，甚至不惜把一个姑娘孤零零地扔在夜阑人静的大街上。
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