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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胳膊酸得几乎失去知觉。但他不能停步，不能歇息，每一层都有人用钱催促他加快脚步，他是嫌楼高还是嫌楼层太少了呢？
当他终于抱着死者出现在楼底门口时，灵车旁聚集的素服死者家属便一齐向他大放悲声。日本人的哭泣是很认真的，个个哭得锥心泣血，悲哀的气氛很容易就造了出来。在这种气氛下一个人要漠然置之是很困难的。我愿意相信许立宇，起码在头几回是会大受感染的，也情不自禁地感到难过，口罩下的脸万分沉痛。集体的哇哇大哭常会使一个不相干者也觉得有义务哭丧着脸。
只有当他接过死者家属的钱，被打发开，摘下口罩后，他才会蓦然发现这悲哀与他无关。死者家属并不打算和他分享这份悲哀，日本人的傲慢莫此为甚。当他沿着那精致、一丝不苟，宛如儿童积木般美丽有序的日本街道往前走时，他会不会感到某种失落呢？还是因为兜里塞满了钱洋洋得意？
十四
许立宇因了这份工作腰包日渐膨胀。他学会了用职业的态度来对待职业。当楼层过高或死者超重他就会要求死者家属加钱，有时什么也不为，就为死者家属看上去阔绰或干脆是因为那天没有竞争者，他便一再坦然伸手。他背着死者经过每一层住户门前，都要放慢脚步或索性停下来，直到该层的妇女给够了钱才走。他才不在乎那些日本娘们儿背后是不是说他借死人来敲竹杠，反正他也听不懂日本的刻薄话。
在背尸的这个行当，他重又体会了八十年代初他在中国当出租车司机的优越感。谁都要对他倍加客气。不管他服务多么简慢，也没人敢对他说：“不愿意干你可以走！”他真敢撂下就走，决不像他那些在日本工头手下干活的同胞那么没骨气，逆来顺受。
他认真对几个待他不使用敬语说话、颐指气使的家伙拿过糖，充分享受了一群日本人对他点头哈腰陪笑脸求情的快感。
他对他那些奴颜卑膝又很有牢骚的中国朋友们说过：“只有你不尊重自己，别人才会不尊重你！”
“你们觉得日本人傲慢么？我没有这种感觉，他们对我都很客气。我倒觉得他们很有点低三下四呢。？
十五
如果许立宇一直干到今天，那他早就是个人民币百万富翁了。用这笔钱他可以在国内投资，搞一个很像样的餐馆或歌厅，进入令人羡慕的“款爷”阶层。哪怕什么都不干，把钱买了债券，也可以当一辈子舒舒服服的寄生虫。实际上，他干了背死人这个行当不久，就像他那个朋友一样买了一辆二手车，从鸽子笼搬出来租了一套公寓，虽然那公寓是半永久性的用纸板组装的，但毕竟是厨卫设施齐全有客厅有卧房的私己之地。当他工作之余，换上一尘不染的西服，开着他那辆“尼桑”轿车去看他那些当苦力的朋友，请他们去“中华料理”吃上一盘鱼香肉丝，的确给人一种“混得不错”的印象。
他就是那时染上往头发、身上洒香水的嗜好，满身香喷喷的味道使他显得有些像花花公子呢。
也正是在那年秋初，他遭遇了那场事变。在东京一条繁华的街道上，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用菜刀劈了一个日本黑社会的头子。据报纸引述目击者的报道，事发突然，过程也很简单。那个黑社会的头子带着两个保镖在街上走，正逢许立宇也在同一条街上闲逛。当时与他们同在这条街上走的人有成千上万。人们各有各的目的，那个黑社会头目大概正在巡视自己的地盘，而许立宇也许是去买什么东西。他们完全可能擦肩而过，此世不再相逢，就像当时他们周围摩肩接踵的其他人。也许许立宇正在为眼前的异国风情所陶醉，也许他另有心事，茫然若失，他根本没注意到那个大摇大摆的日本流氓正向他走来。那个家伙估计是看到许立宇可能会与他相撞，他可能觉得好笑，想看看这个不长眼的人的笑话，另外他也压根没有给人让路的习惯。直到这个东张西望、眼神惆怅的男人撞到他怀里，他才冷丁抬手扇了这个人两记重重的耳光。大概还骂了句：“混蛋！没长眼睛么？”这在中国，也不过是司空见惯的街头小纠纷，互骂几句或互相厮打几下也就完了。可许立宇的反应大出路人的意料，连那个惯于斗殴的日本流氓也没想到，所以他后来毫无防备，几乎是眼睁睁地挨了许立宇一刀。那两个保镖也未及动作。就在他们数米远的地方还站着一对日本巡警。许立宇挨了耳光后一声未响，表情也没有丝毫变化，似乎对这记耳光早有准备。他转身进了路边的一家店，那是家日用品杂货店，他买或直接从货架上抄了把菜刀出来，揪住那个正神气活现准备往前走的家伙，当颅一刀。
事后，据警方调查，许立宇与那个臭名昭著的日本流氓确实不认识。从他果敢地劈了人家一刀也可知他是不晓得这个家伙的厉害的。凡听说这个家伙大名的人，尤其是日本人无不对其噤若寒蝉。但了解此事的中国留学生们却不这么看，他们普遍认为这里另有瓜葛。也不能说他们完全捕风捉影，或简单地按中国式的恩怨观论及此事。许立宇的表现似乎也不仅仅是把这事当作一个人人皆可遭遇的小侮辱看，从他迅速、连贯、一气呵成的反应动作和反应之强烈之凶猛之过当也给人以借题发挥、蓄谋报复的印象。
既然对方是个横行街头的黑社会恶棍，不难想见他会和许立宇在他所从事的职业上发生纠葛。黑社会主要工作便是控制街头的活动，他们把持赌博、卖淫，连垃圾婆都要收税，怎么能看着许立宇大发横财而不从中勒索派捐？在中国对黑社会闻所未闻的许立宇又怎么能对这种敲诈不感到窝囊？开始他大概是忍了，但这种敲诈是无止境的，逐步升级的，有可能会变得忍无可忍。事情发展的具体过程我无从想象，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其中合理的成份相当多，遗憾的是终究无法得到证实。
再有一种猜测，是因为女人。从朋友闪烁其辞的讲述中，许立宇似乎有一个妓女朋友。一个妓女和黑社会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朋友也不能提供任何这个妓女与此事有关的证据。
十六
那是个中秋节之夜。考虑到刀劈事件是发生在秋初，这个中秋节应该是上一年。我不知道当代的日本人还过不过中秋节，但老派的日本人一定知道中秋节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那天许立宇邀了一些男女留学生到他家一起过节，可以想象，他们竭尽所能想把这个聚会搞得热闹一点。炒几十个菜那是毫无问题的，酒的种类也很多，供应也充足。可尽管大家竭力凑趣，聚会仍没能热闹起来。边喧嚣，边高歌，边纵饮，笑声不绝，谑语不断，可这聚会总笼罩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凄凉。经常在一个笑话刚讲完，沉默便如不速之客突然而至，使场上的欢乐气氛像断了电一样戛然而止，挂在每个人脸上的笑容便显得残破、可怜。直到另一个人强撑着再次开口，才得以使笑声生硬地续接下去。大家都搜肠刮肚地想些有趣儿的话，但愈来愈多的人陷入沉默，不少平时有些酒量的人也都很快醉了。大量的酒非但没有活跃气氛反倒窒息了人们想乐一下的心情。不到半夜，这聚会已变成各怀鬼胎、冷漠相视的枯坐。没人再动一下那些已经变得冰凉油腻的菜肴。那些孤处异国的男女留学生多数都已互相结成了一种暂时情人的关系，彼此寻求温暖。这时，他们陆续一对对告别了，回到各自的住处用肉体的刺激来慰藉精神的苦涩。公寓里只剩下许立宇一个人和一大桌杯盘狼藉的残羹剩饭。浑圆无缺的月亮使许立宇益发感到无地自容，皎洁的月光更使他周身清冷，月光温柔的笼罩令他希冀告慰的愿望格外强烈。
他出了门，驾驶着他那辆旧车在东京街头游荡。我们都知道新宿和银座是东京的繁华中心，那儿即便是平日也是一派节日气氛，高楼大厦光芒万丈，各种娱乐场所光怪陆离。这一切耀眼的光芒投射到许立宇昏暗寂寞的心中，会使他产生什么样的感受呢？
他带了足够的钱，足以买到一次销魂。
实际上这不需要下多大决心，鼓起什么勇气，只要他单身往那条街里走上几步，就会受到无数热情、甚至是半拉半拽的邀请。
他注定要和这些门后隐藏的一个姑娘相遇。
他进了一家妓院，那家妓院的姑娘像一座大金鱼缸里游弋的各色金鱼，穿着极透明地在一扇大玻璃幕墙后任人观赏。
他用日语对老鸨说他要一个日本姑娘。
老鸨告诉他这都是地道的日本闺秀，有大学生，有名门小姐。
他指中了一个极文静极清秀的姑娘，那姑娘便温驯地迈着碎步低头跟着他进了里面的一个房间。
那是个什么样式，服务中有多少花招的妓院我不清楚，究竟是日本浴还是泰国浴也无从考证。反正进屋后的程序中有一道是洗澡。许立宇进屋后才真正感到畏怯。他严肃地用日语和那个姑娘聊了几句，那姑娘简单地告诉了他一些自己的身世，她是个正在读室内装潢设计的学生，为了买一套高级美术用具出来挣钱。他拒绝了那姑娘为他殷勤地宽衣解带，拒绝了那姑娘和他同浴。自己进了浴室泡在热水中仍无法说服自己像个花了大价钱的主顾无耻起来。思前虑后，又兴奋又焦虑，拿不准自己会给这个漂亮的日本姑娘最终留下什么印象。他很想给她留个好印象，又怕被她看出是个雏儿遭到轻视。这时，他听到几个熟悉的字眼儿从虚掩着的浴室门飘进来，他浑身一震，血都涌到头上。在哗哗流淌的水声中他清晰地听到外间有人在说中国话。
那个姑娘正在悄悄打电话，似乎是打给远方亲人的越洋电话。接电话的也许是她妈妈，她正向家人问候节日。她的语调欢快、亲热，还带有几分撒娇。她抱怨没收到家里寄来的月饼，嗔怪家里人不关心她。她叫爸爸接电话，问爸爸为什么不给她写信，每回都是妈妈来信。她关心爸爸的身体，说自己在日本一切都好，日本的同学老师都对她很好，知道今天是中秋节专门为她做了点心，老师还请她去吃了晚饭。打工一点都不累，挣的钱也不少。老板娘对她很关照，不让她接不三不四的客人。来店里的日本人也都很规矩，对她很客气……她突然住口不说了，她看到许立宇裹着浴巾站在浴室门口呆愣愣地望着她。她立刻恢复了职业性的微笑，用日语对电话里说了句：“多保重。”放下电话迎了上来。
许立宇用中国话问她：“你家住在北京什么地方？”
淫荡的、寻欢作乐的气氛荡然无存。此时此刻，在这间日本妓院花哨、俗气、四壁镶满亮晶晶镜子的房间内只是一个中国人遇到了另一个中国人，一份他乡遇故知的惊喜和感动。中秋之夜的特殊气氛在这两个中国人的心里加深了感触，使他们不由对对方另眼相看，使习以为常的相遇具有了一种格外动人、格外意味深长的韵味。他们不感到羞愧，只感到难得、幸运，似乎是一种苍天有意的昭示和安排。对方的不期而至在这时成了一种颇为神秘颇含寓意的象征。他们之间的契约关系顷刻间便为一种更牢靠更真诚的义务纽带所替代。可以想象，他们之间随之而后的交谈，无论在旁人听来多么辛酸，多么饱蘸血泪，而在他们心中则只会激起阵阵暖流和温馨，令他们为之动容，为之欣悦。据朋友讲，国内的人听到同胞在异国沦落如此，无不表情惨淡，心中酸痛，为之感叹，为之惋惜，甚至怒发冲冠，大骂资本主义，大骂不肖子孙。而身在异邦的留学生便不会如此激动不安。此类境遇实为司空见惯，并非受逼不过，只为人所不同的手段之一。在日本的中国女性大都要靠男人，区别仅在于是卖给一个人还是卖给所有人。
做妓女并不特别下贱，只是运气不好，更谈不上道德败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他们在北京住得不近，但在日本想来，住得也不远。许立宇对姑娘家那条街很熟悉，经常在那条街开车载客。他对那条街马路宽窄、楼群朝向以及有那些著名去处，路边种的是什么种类的树木都能一一道来。
也许他们在那条街就曾见过面，但来去匆匆，或淡然一瞥或偶一回眸。他们的回忆充满了童趣与天真，如同两个青梅竹马的伙伴在津津有味地回忆儿时时光。他们甚至搜寻出了共同认识的某个人，虽然这个人也许是路口卖冰棍的老太太，也许是一个常年在街头嬉闹游荡的女疯子。
他们已不再是妓女和嫖客的关系。我有理由相信，他们之间萌发了温存的念头和诚挚的情感。他们在分手时会感到依依不舍和彼此留恋。这可能使他们在中秋之夜以后的日子继续保持来往，而进一步的接触无法不使他们的感情进一步加深。
他们都不是盲目脱离现实的幻想型的人，他们都将每日面对既定的现实生活。这个现实是会使他们保持冷静还是重重刺激了他们原已麻木安然的心灵？更超然了还是尤其敏感了？
到底许立宇和那个卖春的中国姑娘之间的感情属于什么性质无从知悉。他们要仅仅是互相慰藉那是很容易的，也是不会有人妨碍他们的。但他们要是想改变现状，起意于他，那一切都不可逆料。
人在两可之间是最受折磨的，而这种两可局面持续时间愈长，平衡愈难维系，人也就愈会作出极端选择。一旦压倒性的决断出现，人便可能铤而走险。
朋友驳斥了许立宇被处极刑的消息。实际上那个挨了许立宇一刀的黑社会头子仅仅负了伤，虽皮开肉绽，血流满面但根本没有生命危险。况且日本似乎是个废除了死刑的国家，很久以来就没听说过处决过犯人。再说许立宇是个外国人，这种情况一般连普通刑罚都不加身，也就递解出境了事。关于死刑的传说是危言耸听和可笑的。
“除非自杀，否则他肯定活着，没准就在国内。”朋友说。
真相究竟如何，朋友也不知道，但他向我保证，他能打听出许立宇的最终下落。
十七
朋友一去杳如黄鹤，对他的保证没有践诺。可能是没有打听到确切消息，也可能是忘了。这也怪不得他，在这个时代人人都有一大堆麻烦事，自顾不暇，谁还会特别关心一个人出现或消失，犹如非洲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角马在迁徙的路途上无视倒毙、掉队被捕食的同伴。
电视画面告诉我们，在自然界食草动物的任何一次大规模迁徙踏过的路途都会遗留大片、一望无尽的累累尸骨。
以后的传言更加含混，语焉不详，我甚至无法确定是许立宇的故事。它们更像是一种传说，经过无数民间口头文学家加工、渲染过后的多彩多姿的神话。如果和许立宇确有联系，也仅是借用了他的实况作为故事的起源、出发点和泊靠码头，作为文学家们想象力获得高度那有力地一跳所蹬踏的跳板。
事实与真相已被无可挽回地歪曲了。
我在一本很好的杂志上看到一篇文字相当考究的小说，这篇小说的故事框架使我怀疑脱胎于许立宇的故事。其中却有许多我所不知道的新鲜情节。有些明显是作者为了使故事更浑圆，更具人生感悟，或纯属为了讲述节奏、起伏褶皱等技术需要而设置的草蛇灰线。有些则煞有介事，但究其底里，也不难看出是为了制造效果，为了使事件发生更具逻辑、不可逆和在所难免。
这小说讲的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到了美国，这个留学生在国内是个可疑的艺术家，似乎是个才情超人的画家。这就是作者将身自拟了。小说没有明确讲明这个在国内前程看好的艺术家为什么要到美国。作者在这里似乎陷入了两难。他大概既不愿强调美国是片自由的也就是艺术的沃土以免触怒当局同时又显得浅薄，也讳言此人自视颇高欲壑难填这也难免不显得此人妄自尊大期期艾艾。这种妄意肚明躲躲闪闪的表述，其效果并无可能无限动机深邃之慨，倒显得此人既得陇复望蜀，仅出于自我感觉良好便盲目奔向不可知。作者再反复强调此人到美国不是为淘金，也不能使其行为高尚，令读者不指谪他其后的一连串遭遇非出于咎由自取。
此人到了美国，身份、地位自然一落千丈，这既反映了真实又表露了作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恐惧和身为黄种人所深感到的不公平。虽然作者给了主人公乐天、旷达甚至有几分无赖的性格，但字里行间沉痛感、悲辛感处处可辨。和许立宇的故事一样，小说主人公在一个节日之夜孤苦伶仃，意欲寻求温暖。在唐人街街头邂逅了一个中国妓女。不同的是那个节日是中国的春节，而那个妓女则是主人公的旧日梦中情人。他们曾在同一所大学的不同系念书，主人公的单相思一直未被那位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