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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进了病房，眼睛哭得红肿，躲躲闪闪地不敢上前，向隅而泣。 她擦干泪，上前看我。我脸上伤口疼，不能大声说话，就用手推她，用脚踹她，她忍疼坚持在床前，一步不退。
她亲自端碗喂我吃东西。
我吃一口，对她说一句：“滚，你滚！”
“我和你离婚。”她低着头站在床前小声对我说，“你一出院我们就离婚。”
贾玲找我说了很多，希望我原谅杜梅。她声情并茂地说了一大通后，我对她说：“你也滚。”
烧退了，还没拆线我就出院了。杜梅早早为我准备了一个箱子，里面装了我的全部衣物，家里的全部现款和存折也都在里面。
我拎着箱子就走，对迎面而来和我打招呼的医护人员一概置之不理。
杜梅在贾玲的陪伴下，一直在后面远远地跟着，目送着我出大门，看着我在街上叫了一辆计程车。
当我钻进车里坐定后，司机刚要开车，她离开贾玲一个人跑上来，脸贴着玻璃睁大眼睛凝视我，如同照相机深幽的镜头，要把我的面貌纤毫不差地拓印下来。汽车开走了，她一下拉出老远。
我回到父母家，沿途看到我的人，无不骇然。
冬天，寒风凛冽，我一个人坐在家看书，听窗外的北风呼号。有时电话铃响，响了一阵就没声了。杜梅给我写过几封信，我看也没看就烧了，我不想激动。
离婚的事正在进行，街道的办事员一定要我们亲自去谈一谈，而我现在这样没法见人，就暂时拖着。
我的伤口愈合得不错，给我缝针的那个医生，是她们医院最好的整形外科大夫。拆了线后小感染了一次，后来就全长平了。我对着镜子看，不仔细观察几乎看不出刀口，仅仅疤口的颜色比周围皮肤的颜色稍红一点。我的脸型因此有所改变，真正刀削般地富于棱角，倒比我过去剽悍了一些，不免窃慰。为了掩饰那只残耳，我留了一头长发。
过了年的一天中午，外面还不时有零星的鞭炮声。潘佑军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杜梅找他，让他告诉我，她有事要见我，她给我打电话我总不接。
“你问她有什么事，先说清有什么事。”
“她就在我这儿呢，要不让她自己跟你说。”
我刚要再说什么，潘佑军已经放下话筒。
话筒里传来贾玲的声音：“她怕你，不敢跟你说话，让我跟你说，她有要事一定要见你。”
“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吧。”
“不行，这事电话里说不清，一定要和你当面谈。你就见她一面怎么啦？至于那么深仇大恨么？”
当时，我正在和我过去十分倾慕但始终没勾上手的一个女同学聊天，她如今也是残花败柳了，刚离了婚，也不那么清高了。我不愿意此刻有人来打搅。
潘佑军接过电话说：“你干吗呢？是不是有事？”
我看了一眼那女人，说：“没事。”
“没事就见一面呗，人家大老远的已经来了，别弄得事儿似的。”
“……好吧。”
我说，“你让她们过来吧。”
十分钟后，我听到她们上楼的脚步声，然后敲门。
我开了门，看到她们穿着大衣，戴着围巾，一副生客造访的拘谨。杜梅比过去憔悴了，脸色暗黄，和贾玲冻得喷红的光滑脸蛋恰成对比。
她看到我那个女同学没什么反应，默默地坐到一边，倒是贾玲无所顾忌地看了人家几眼。
女同学说：“你这儿要谈事，我先回去了，一会儿再来。”
“好吧。”我没更多表示。
女同学走后，我又看了眼杜梅，问贾玲：“什么事？”
“你跟他说吧。”贾玲对杜梅说。
杜梅看我一眼，张了张嘴，又垂下眼睛。
“还是我说吧。”贾玲道，“她想求你一件事，陪她去见一个人。”
“什么人？还得我陪她一起去见？”
贾玲看看杜梅：“我看这件事也不能再瞒他了，否则也说不清楚。”
杜梅点点头。
“我全告诉你吧。”贾玲说，“这个人是她父亲。”
“她不是没父亲么？都死了。”我看杜梅。
“没死，她妈妈死了，她父亲还活着。”
“活着？为什么不早说？”
“不早说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自己父亲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这你就不必打听了。”贾玲道，“她父亲想见你，所以请你劳驾务必去一趟。”
“我觉得没必要。”我看了眼杜梅说，“过去要见还可以，现在我已经和她没关系了，我去算什么？”
“请你务必帮这个忙，就去一趟，装装样子，不要求你别的，完了你就回家——因为她父亲快死了。”
“我装不了，装不像，她父亲死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该这么不善良，不该这么冷漠。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有点起码的同情心和……不说是助人为乐吧。这是一个临死的人对你请求。就算杜梅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伤害了你，可她父亲……”
“你少跟我来这套！少跟我说什么同情心和善良！你指责我？你凭什么指责我？我不善良？对，我就不善良了！同情心？谁同情谁呀？谁知道打哪儿又冒出个快死的爹来？谁知道你们想干吗？你以为我那么傻呢？你们说什么我就信什么。”
“算了贾玲，”杜梅第一次开口说话，“他不愿意去就算了，反正也没两天了，我编个借口哄得过去。”
“不行，必须让他去。这点要求他都不能答应，那他还算个人么？都告诉他得了，反正这次完了各走各的路，他知道了，也没什么。”贾玲对杜梅说。
“她父亲……”
贾玲刚开口，杜梅便打断了她：“我自己说吧。为什么一直没告诉你我父亲的事，因为他犯了罪，是个犯人，一直关在监狱里。他把我妈妈杀了，用绳子勒死的，他想和他的一个学生结婚。因为他对国家的一项事业有特殊贡献，上面有人替他说了几句话，所以就没杀他，判了无期徒刑，从一九六五年到现——他今年有70了吧？”杜梅掉脸问贾玲。
“整70。”贾玲说。
“我妈妈比他小11岁。我不太记得她了，只看过她的照片，不漂亮。”
那天风很大，街上的人都被刮得腾云驾雾地走。我穿着大衣竖起毛领，戴了一个大口罩，跟着杜梅换了几次车，到了一所医院。
这医院过去是公安部的直属医院，现在交给了地方对市民服务。但仍保留了一个病区，专门收治一些高级犯人。“四人帮”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反党集团重要成员都曾在此就医。
那个垂死的老花花公子已经不能说话了，像具木乃伊躺在病床上，盖在他身上的被子没有一点隆起。他的眼睛仍很有神，一望可知他当年一定是那种能力和欲望都很强，敢想敢干，习惯于支配别人的人。尽管他已经形销骨立，仍可依稀看出他当年的风采。杜梅骗了我，她其实相貌酷肖其父。
我允许她挽着我，并肩站在老人床前。
老人的那只手从被子底下伸出时，我吓了一跳。似乎是一只断手，不和他的身体任何部位相连，枯瘦、灵活、相当有力。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紧紧攥了一下，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他的眼睛露出些许笑意，接着像字幕一样轮换出现恳求、乞望和信赖的神情。最后出现了一股凶光，一道咄咄逼人的锐利寒光，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威胁，一个警告。他的眼光黯淡了，像关了电源的电视屏幕渐渐变黑，他的手也无力地松开，耷拉在床边。
他急促地呼吸，喉咙发出“呼呼”的痰声。一个医生进来看了一眼，神态平静。没有一般病人临终前手忙脚乱的各种措施，人们似乎并不着意抢救他。
“你恨他么？”出来的时候我问杜梅。
她没有回答我，指着一个正在医院门口的水果摊上挑桔子的臃肿的老年妇女说：“这就是他爱的那个人。”
“离你就下决心离，要么就不离，离了也别再另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还告你！”潘佑军一本正经地望着我。
“你就别再跟我说这些提纲挈领的话了，我本来就在犹豫，再叫你一撺掇，更拿不定主意了。”我一根接一根抽烟，把手里的一个硬币抛上抛下。
我们协议已定，正式办了离婚手续。那天杜梅穿得很俏丽，薄施脂粉，我想她是不想使我伤感，搞一个凄凄惨惨的告别式。她的性格中有一种刚强的东西，或者不妨说，她也有很自尊的一面。
收了大红结婚证，发了黄皮书，我们客气地感谢了办事员，一同走出办事处。
“就在这儿告别吧。”她含笑向我伸出手。
“不，我送你。”我跟着她往东去的公共汽车站走。
“不必，就在这儿分手很好。”
街上行人不多，空气干冷，一些建筑物上还插着节日后未曾撤除的旗帜。
“反正我也要去拿些东西，就一路走吧。”
公共汽车来了，我们上去，我为她占了一个座儿，“我站着可以。”她还要推辞，我不由分说把她拽在座位上。
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到了医院门口，我把口罩戴上。
屋里很冷，暖气不热，我们都没脱大衣，杜梅倒了两杯热水，一杯给我，两手捂着滚烫的杯子对我说：“不用一分为二地半斤八两分了吧？你看着什么好就拿什么，我都无所谓。”
“我就拿几本书走，其余的都留给你。”
“不用。”她态度坚决地说。“留给我也没什么用，值钱的你统统拿走。”
“拿走我那儿也没地方搁，你又何必再花钱置。”
“那好，算先存我这儿，你什么时候需要随时来取。”
一时无话，我提醒自己该走了，可不知为什么，迟迟不愿告辞，也说不上是对什么留恋。
“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么？饿了，身上冷。”
“有，一天没吃东西我也饿了，又不好意思留你吃饭。”
“我想留下来吃饭，想。”我连忙说，把大衣脱下。
杜梅忙着准备食物时，我在屋里遛达，拣起她床头扣着的一本看了一半的书翻翻内容，那是本政治辅导材料。
“看这种书干吗？”
“没事，看着玩。”
“多出去找找朋友，别老一个人闷在屋里看书，会把情绪弄消沉的。老实说，我担心你。”
“……”
“希望你别觉得我假惺惺的。我真的愿意你……怎么说呢？一个字：好。”
“你瞧我不是挺好？”她抬头笑，“我知道你不是假惺惺，你也用不着假了。”
我们坐下吃简单的热饭时，杜梅抱歉地说：“按说应该大吃一顿才对，来不及准备。”她又问，“你喝酒么？这儿还有你喝剩的半瓶酒。”
“不喝。”我说。
“喝点暖和暖和，我也喝点。”
“那就只喝一点。”我伸过杯子接酒。
“怎么说呢？这话特难说，可不说我心里又实在憋得慌，总像什么事没做彻底。”
“说吧。”她说，“现在我们还有什么不好明说的？可以说点实话了。”
“不谈具体问题，只说情绪。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你。是的，就是内疚。不认为自己这事办得不对，但就是摆不脱内疚。”
“我知道了，我很高兴。”
“噢，你不必为我解脱。”
“不是为你解脱，而是我真高兴，就对你这么说了。”她抿了一口酒，咂咂嘴道：“既然你对我推心置腹，我也不妨对你实话实说。这些天有时，我也总想我们在一起时的情景，一静下来脑子里就一幕一幕地过电影。偶尔一恍惚，总觉得你还在，只是有事出去了，走廊里一响起人走路的脚步声，就尖起耳朵听……噢，我这么说不是想让你同情我。”
“我知道我知道。”我再三点头，“我不会那么认为的。”
“想来想去，觉得你不都错，有的也有道理，倒是我有时显得太无礼了。”
她放下酒杯深深叹气。眼睛亮晶晶地望着我笑：“自己瞎折腾，把你这么个好人白白赶上山了。”
“哪里，我哪里算得上好人，你这话真让我惭愧。我无礼的时候比你多，大部分的时候是我无礼。其实很多时候我当场就感觉到了，就是转不过来。”
“好啦，我们不必互相检讨了。来，干一杯，希望你再找别找我这么厉害的。”
“你不算厉害，你其实挺温柔，只是我太自私。干！下次千万别找我这样自私的男人。”
她一笑，捂捂一侧的脸蛋：“没准找来找去，都是你这样的。我怎么才喝两口就头晕？”
“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说了你别生气。”
“不生气，今天说什么都不生气。”
“我一直怀疑你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想娶我。不过是巧了，当时你想结婚，而我又是你认识的女的里当时最好的。”
“也许，我自己说不清。反正当时我觉得挺可怕的，一点没有书上描绘的那种陶醉感。还记得么？咱们领结婚证那天就吵了一架。”
“也怨我自己，那么仓促就同意和你结婚了。我太自信，太相信自己的看人眼光了。”
“也算是遇人不淑吧。”
我们一起哈哈笑起来。杜梅也晃了一阵，定下神来盯着我认真地说：“也有点身不由己。”
我没说话。
“哎，”她忽然高声，胳膊肘放到桌上，“你说咱们那算爱情么？我指咱们好的那一段。”
“得算吧。”我还是那么说，“不过如此。”
“可我们老吵架。”她皱着眉头说，“我一想起我们在一起的事就净是怎么跟你吵架，别人也这样么？”
“不知道别人什么样，可我们这个，尽管老吵，我觉得还是算！”我这次的语气十分肯定。
她迟疑地看我一眼，旋即眉开眼笑：“那我就觉得够本儿了。”
“过把瘾就死是么？”
“过把瘾就死！”
我忽然感到这话说得不祥，忙岔开话道：“还有呢？还有什么要说的？”
她暧昧地瞟我一眼，脸上浮起一丝坏笑：“真希望我那一刀砍下去，不砍死，光让你残废。”
我要走了，一边穿大衣，一边酒气冲天地不断指着她唠叨：“不许胡来，好好过你的，我要定期检查的。你要过得不好，我可不答应。”
她笑嘻嘻地说：“几天检查一次呀？”
“别嬉皮笑脸的，你必须对得起我。”我走到门口，又转回来，郑重地向她建议，“我做你最好的朋友好么？”
“不要！”她正色道，“我不要你做我的朋友！”
“那就算了。”我穿好大衣，挟起要带走的一摞书，刚要开门，她在后面叫我：“等等。”
我转过身，她严肃地走上前，轻声说：“再抱我一次。”
那摞书噼哩叭啦接二连三地掉在地上。
我搂住她的头，下巴贴在她毛茸茸的头发上，眼泪就一滴滴流下来了。
我和几个朋友去了趟南方。他们去谈生意，想带一桌牌，包吃包住包玩，我就作为“牌架子”去了。脸上的伤疤也可以冒充杀手，在交易现场起一种威慑作用。我不打算在原单位混下去了，准备出来做生意，只是还没想好是先当马仔还是自己直接空手套狼。
潘佑军也准备和我一起干，出了上百个大胆的设想，其中我能记住的两个：一个是给陶然亭公园盖个顶，变成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大也是唯一的室内公园，当然这要吸收一部分外资；另一个是成立全国性病防治宣传基金会，一人捐一元钱全国就是10亿，刨去1亿铁公鸡，另外还可以下辖一些由从良妓女组成的福利工厂，专门生产供外贸出口的绣花枕头。
这期间我有过几次艳遇，都是些没文化的妇女，连她们自己也瞧不起自己，要是不上床连一句话都没有。几次艳遇都像是哑剧大师的表演。
我和我的那位女同学关系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也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她倒是位堪称文雅的妇女，相当知趣儿，也不乏幽默感。我们在很多方面很默契，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柔情蜜意。只是有一次，她毫不唐突差不多是顺水推舟地随意问了我一句：“你爱我么？”
我的反应之强烈事后令我自己也很吃惊，可以说是相当粗暴无礼，连起码的体面都未顾及。
我大声厉喝：“不！不爱！”
与其说她为我的回答所激怒，不如说我的反应令她畏惧。
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轻声道：“你也用不着使这么大劲回答呀。”之后，她对我仍是一如既往，倒是我自己惭愧了，不肯再与她见面。
我想解释我的情感，但想来想去所有的缘由都是托辞，只能显得虚伪。
我几乎不太上街，城里发生的任何声势浩大或激动人心的事情，于我都是隔世之嚣。我的朋友都在城西郊区，离婚后，我的生活圈子也就局限在城西郊。有时我也想到杜梅，独处时或看电视时思绪会突然飘落到她身上，过去我们共同生活的一些片断会有声有色极其生动地出现在我眼前，令我久久怅然。有时去城东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