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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工会大楼”站下了车，沿着林荫道往前走，我放慢骑速，在大街上与她遥遥平行。她拐进了楼区，我径直骑向木樨地大桥，拐上了三里河路，经过玉渊潭公园门口，从中国科学院大楼下骑过“二机部”，经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楼前骑到她家楼前捏闸停住。她正好刚从另一条路到达，进了楼门。 我抽了一支烟，把自行车锁在一家礼堂门口，上了楼，楼内走廊空无一人。我用万能钥匙捅开了她家的门。经过她父母房间时撩门帘看了一眼，里边没人。她刚脱了裙子，穿着内衣坐在床边换拖鞋，见到我突然闯进，吃了一惊，都没想起做任何遮掩动作。我热血沸腾地向她走去，表情异常庄严。她只来得及短促地叫了一声，就被我一个纵身扑倒在床上。她使足全身力气和我搏斗，我扭不住她便挥拳向她脸上猛击。她的胸罩带子被我扯断了，半裸着身子，后来她忽然停止了挣扎，忍受着问我：“你觉得这样有劲么？”我没理她，办完了我要干的事站在地上对她说：“你活该！”然后转身摔门而去。我带着满足的狞笑在日光强烈的大街上缓缓地骑着车，两只脚像鸭子似地往外撇着，用脚后跟一下下蹬着链条松弛的轮子。我眼前晃动着她被我打肿的眼睛和嘴唇以及她蓬乱、像刺猬似的根根竖起的头发。路上的人都看我。我回家照镜子，发现脖子上、脸颊上有被她的指甲挠出的血道子，摸上去火烧火燎的疼。就让她恨我吧，我一边往伤口上涂着红药水一边想，但她会永远记住我的！那个夏天我还能记住的一件事就是在工人体育场游泳池跳水。我从来没从高台往下跳过水。我上了十米跳台，往下一看，立刻感到头晕目眩。我顺着梯子下到七米跳台，仍感到下面泳池的如渊深邃和狭小。我站在五米跳台上，看着一碧如洗的晴空，真想与它融为一体，在它的无垠中消逝，让任何人都无处去觅我的形踪，就像我从来没来过这个世界。会有人为我伤心么？我伤心地想。我闭着眼睛往前一跃，两脚猛地悬空，身体无可挽回地坠向水面“呼”的一声便失聪了，在一片鸦雀无声和万念俱寂中我“砰”地溅落在水面。水浪以有力的冲击扑打着我，在我全身一朵朵炸开，一股股刀子般锋利的水柱刺入我的鼻腔、耳廓和柔软的腹部，如遭凌迟，顷刻彻底吞没了我，用刺骨的冰凉和无边的柔情接纳了我，拥抱了我。我在清澈透明的池底翻滚、爬行，惊恐地挥臂蹬腿，想摸着、踩着什么坚硬结实的东西，可手足所到之处，皆是一片温情脉脉的空虚。能感到它们沉甸甸、柔韧的存在，可聚散无形，一把抓去，又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从指缝中泻出、溜走。
阳光投在水底的光环，明晃晃地耀人眼目。我麻木迟钝地游向岸边。当我撑着池边准备爬上岸时，我看到那个曾挨过我们痛殴的同学穿着游泳裤站在我面前。他抬起一个脚丫踩在我脸上，用力往下一踹，我便摔回池中。他和几个同伴在岸上来回逡巡，只要我在某处露头，他们便把我踹下去。看得出来，这游戏使他们很开心，很兴奋。每当我狼狈地掉回水里，他们便哈哈大笑，只有我那个同学始终咬牙切齿地盯着我，不断地发出一连串凶狠的咒骂。？
他们使的力量越来越猛，我的脸、肩头都被踢红了。我筋疲力尽地在池中游着，接二连三从跳台上跳下来的人不断在我身后左右溅起高高的水花，“扑通”、“扑通”的落水声此伏彼起。我开始不停地喝水，屡次沉到水下又挣扎着浮出。他们没有一点罢手的样子，看到我总不靠岸，便咋呼着要下水灌我，有几个人已经把腿伸进了池中。
我抽抽嗒嗒地哭了，边游边绝望地无声饮泣。
浮出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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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星期艰苦的谈判和讨价还价，北河乡仍将工人年薪卡在一千三，不肯降下来。这样，我只好放弃承包那个社队办的濒于倒闭的服装厂。一个朋友告诉我，一家位置很好的餐厅正在清理帐目，问我有无兴趣去当经理。我常去惠顾那家餐厅，知道其背景复杂，那伙人哪一个都是开罪不起的，便谢绝了。
天色已晚，临街的高楼大厦间间灯火通明，雪亮的外国汽车川流不息，大街犹如一条快速流动的明晃晃的河。我随着密集的人流急急走着。商业区林立的霓虹灯使鲜丽的广告牌、琳琅的商品、花团锦簇的少男少女笼罩在红红绿绿、忽明忽暗的氛围中，一串豪华的大旅行车鱼贯停在一座金碧辉煌的大饭店门口，涌下成百挂着相机、满面笑容的外国游客，衣冠楚楚的侍者毕恭毕敬为他们示路。一个交通警呵斥一个乱闯乱瞧的中国小伙子。小伙子满不在乎地说：“厉害什么，厉害什么，不就是一帮香港人吗！”“香港人？人家是日本人。”我笑了，很多行人也边走边笑。
我在一间香港人开的快餐店站着吃了个汉堡包，又要了瓶可口可乐慢慢吮，看着灯光广告牌上的漂亮菜肴出神。自从我父母相继谢世后，我就常在这样的快餐店胡乱吃一顿。店里放着这个月流行的爱国歌曲。一个我认识的服装小贩凑过来，说他刚从珠海进了批衣服，今晚在西单夜市卖，叫我去挑几件。我说我还有事，改天再说。我到柜台上换了些零钱，走到外面一个投币式自动电话亭打电话。拨了两遍没拨通，没了耐心，看到外面一个姑娘很焦急，便让给她打。
自己走出来。一辆无轨电车驶来，我跑两步挤上去。车到站我又突然觉得什么人都不想见了，继续往前乘，一直到总站才下来，达达瞎逛。这条街有很浓密的洋槐，乘凉的人很多。男人们在路灯下打扑克，小孩子坐在马路沿上吃西瓜，老太太则搬着小板凳扎成堆，东家长、西家短地聊闲篇。没人注意我，也没理由注意我，我很黑，又穿着黑衫。
我想找个演外国旧片的影院，走了两家都满座。走到一家剧场，有人迎上来问我要不要退票。我只肯出一张电影票的价，那人踌躇一下，索性把票子白送给我，我进剧场时不禁有些怀疑。剧场里只有稀稀拉拉儿个观众，台上一个古装少女在跳着徐缓但十分舒展的中国古典舞。水袖在淡蓝的光中拖来曳去，腰肢婀娜地扭动，筝和琵琶流水般地倾泻，天幕一片辽远清丽的冷调子。曲终舞罢，灯光暗下来。尽管我很入迷，也没鼓掌。舞台再次亮起来时，这个姑娘穿得很少地跳出来。跳了一会儿我才明白，她跳的是一个神话中的女英雄。在共工那个倒霉蛋头触不周山、造成天塌地陷的严重后果后，这个女人像瓦匠一样把天重新砌好，使我们人类得以继续繁衍。据说，也是这个女人，同她的同胞交尾产卵，提供了第一批人种。值得欣慰的是编导没让这个女孩子裹上一层蛇皮，否则，她就不能向我们展现她那双极富表现力、生气勃勃的腿。最后，我还是觉得扫兴。我以为不该让一个女孩子向成年人表现雄壮、慈悲，即使她是好心眼。我对这个女孩子印象深刻，因为她表现功成名就后接踵而来的死亡很传神，简直可以说死得洋洋得意。
散场时我买了份节目单，跳舞的女孩叫于晶。我在楼梯上就听到我家里一片喧闹声夹杂着隐隐的舞声，也不知哪伙朋友在这儿聚会。父母欣逢盛世，生了我们兄弟姊妹八人，又像播种机一样把七个兄姊撒到祖国各地，生根发芽。虽然我外出旅行方便了许多，但父母过世后的那些日子，我十分寂寞，就招朋友们来玩。
后来，我也闹不清究竟谁那儿有我家的钥匙。反正我每次回家，公寓里总是一大堆不认识的人又玩又闹，有几次我都不得不睡在地板上。我怀疑有些钥匙是他们自己配的。管片民警训诫了我好几回，我表示拉不下脸，只好随他们去抄，果然抓走一些嫌疑犯。法院还差点以窝藏罪对我起诉，幸亏一个律师朋友从中斡旋，让我具结悔过，才不予追究。清静了几天，这些日子，国内歌舞升平，我家又日趋繁荣。我倒也不在乎了，因为民警也有我家钥匙，有情况随时来好了。
我进了门，径直到自己房间关门睡觉。快睡着时，有人咚咚敲门。
“石岜，电话！”
我十分不高兴，爬起来到客厅接电话。客厅里一帮人在装模作样地跳集体舞，我觉得很好笑。电话是一个怒气冲天的女朋友打来的，说我害她在景山等了两小时。我想起答应过请她吃广东菜，只得撒了个谎，说我病了。她要马上来看我，我说明天，明天我在家等她。我放下电话问那些人，干吗跳这种不三不四的舞。一个人说，这是他们厂团委领的任务，限期学会，所以在这儿加班。我想问他是谁，又觉得不太礼貌，起身离去。
“你们跳吧，专心跳吧。”
回到房内，我睡不着了。戴上立体声耳机听了会儿科德尔曼的钢琴曲，想起过去这套房子内欢欢乐乐一大家子的情形，无声地哭了会子。去厨房冰箱里找酒，发觉空空如也。跑到客厅里一看，那帮人正一人端着一杯我的啤酒。我勃然大怒，把他们全轰了出去。
我乘电梯下楼。附近街角有一家营业到深夜的私人酒店，我和那儿的人很熟，老板娘总是给我留几升冰镇啤酒。我一边喝，一边看店里电视播放的晚间国际新闻。美国佬又被亡命的阿拉伯人开着一卡车炸药炸得血肉横飞，而他们那个又老又帅的总统正在仪态万方的夫人陪同下神采奕奕地发表演说。一个吃饱了撑的洋瘪三又创了一项无聊的世界纪录，钻进木桶里从大瀑布冲下来。
这时，一个穿红拖鞋的姑娘娉娉婷婷走进来，坐在我旁边。老板娘跟她打了个招呼，随手斟来一杯酒。电视里的国际新闻播完了，播音员预告明天的天气情况。我转眼瞅了眼旁边有滋有味喝着白酒的姑娘。她穿了件圆领碎花睡衫，一条红百褶裙，棕色的脸庞上一双水汪汪的圆眼睛，嘴唇鲜红，脖颈笔直。我觉得她挺面熟。
今年春天，我在南京送一对新婚夫妇乘火车去上海度蜜月。由于过分热心，到点了忘了下车，被一齐拉到上海。在上海认识了一个北京籍的海军军官老纪，一见如故。我们俩的短篇小说曾凑巧登在一本刊物的同一期上。
我在外面躲了那个女朋友一上午，中午回到家，正碰上老纪他们带来几个舞蹈学院的女孩坐在客厅里山呼海啸地神吹：如何追得违法捕鱼的南朝鲜渔船发疯地跑；如何在公海硬着头皮和苏联巡洋舰对峙。我坐在一旁笑眯眯地听，伸手拿茶几上的烟盒，发现里面空了。一个南方口音很重的女孩递给我一盒烟。我抽出一支，和她对了个火，认出了她。
“你也常到这家来玩？”她问我。
我点点头。
“见过这家主人吗？”
“……”
“我来这儿好几次了，从没见过这家主人。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说不上来。”
“你呢，你是搞什么的？”她友好地问。
电话铃响了，把我救了。我去接电话，是那个女朋友打来的。她开口就骂我，我忍了会儿，她仍骂不绝口，把我骂急了，和她对骂起来，最后情断义绝地挂了电话。
那个女孩笑着对我说：“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
我等着她说。
“流氓。”她开了个过火的玩笑。
老纪连忙领头大笑起来，笑声强盛不衰，我也只好跟着笑笑：“不，跟流氓不搭界，他们说我是‘青年改革家’。”
晚上，我们在陶然亭西餐厅来了通水兵式的豪饮，昏头胀脑，吵吵嚷嚷去舞蹈学院喝自来水。老纪总是细心观察每个人的情绪，生怕谁不能尽兴，他叫那几个女孩领我去她们练功房开开眼。我理解他的好意，又很烦这种体贴，不愿去。
“不就是一个大屋子吗，几片镜子。我懂。”
“去看看，去看看。”老纪推我，“再让她们给你跳几段。”
老纪说，这几个女孩都是各省歌舞团的主要演员，尖子，有的还是边疆传奇色彩很浓的少数民族。
“那有什么，那有什么！”我不服，“我也是少数民族，满族！和你们汉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