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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透过废墟的缝隙鼓励受困孩子们：“我是温家宝爷爷，孩子们一定要挺住，一定会得救。”
温家宝在汶川用沙哑的声音告诉大家：“中央没有忘记这些地方！”
不眠不休的温家宝依然步伐快捷地穿梭于抢救现场、避震人群、幸存孩童中间，他不停为灾民传递着勇气和信心。一个细节让笔者难忘，当温总理在向灾民讲话，鼓励、安慰大家时，他身边一位当地干部那么自然地靠近过来握住总理的手，就像抓着自家长辈的手，静静地从那只温暖的手中获得力量和勇气。
温家宝的七十二小时，是为中国带来安慰和感动的七十二小时。
强震来袭，大地重创，痛在人心。面对毫无生机的遍地尸骸，面对哀哀哭泣的受灾百姓，面对顿失双亲的无依孤儿，甚至面对全国满腔悲怆的民众，如何来安慰？如何能够安慰？然而，面对这巨大的民族心灵创伤，温家宝给与了最贴心、最有力的抚慰。
看着灾后惨况，温总理老泪纵横，用感同身受的泪水冲刷着人们郁积的恐惧和悲伤。
在破毁的山路上，温家宝揽着遇救的女童，慈爱地亲吻她们的额头，为她们抚平幼小心灵的伤痛。
温家宝握着小孤女的手，一字一字地说：“你们幸存活下来，就要好好活下去。”
温家宝总理的七十二小时，感动了所有善良的人们。短短两天时间，海内外爱心人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献血捐物，捐赠物资数字瞬间便达近十亿元。海外媒体也罕见地盛赞中国救灾行动和总理身先士卒的杰出表现。
事实上，温家宝的七十二小时，更是时刻与全国人民心血相连。人们在电视里、网络上看到他紧锁的眉头、微颤的唇角、花白的鬓角，无数网民在用手指敲击着对总理的心疼。“温总理，您休息一下吧！”“总理您多保重！”“我们为有您这样的好总理而骄傲！”“我给总理打满分！”
当一位网友从现场发来消息说“总理摔倒了”，“总理的手臂擦破了”，网民心也跟着揪起来了，立时无数跟贴追问总理情况。
网上网下、前线后方随时互动，人民与总理同悲同忧，汇聚出齐心共抗时艰的更加强大的力量。
黄金的七十二小时正在过去，温家宝总理仍在为了人民，不离不弃。
吴天放是流着眼泪读完这篇报道的，他就奇怪了，当年画家们画了那么多表现领导人的画作，其中的一些画作还成来红色经典。而现在，创作反映当代领导人的画作就几乎看不到。这，正常吗？吴天放是研究美术的，他对中国的当代美术史很清楚。
就拿反映时代风尚的拍卖会来说，这些年红色经典画作的价格就真的是一路飚升。
“红色题材”与国家的成长有关，构成壮阔的历史画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绘画作品的表现手法似乎离我们很遥远，甚至已被时下画坛放弃，但“红色题材”作为那个时期的艺术产物，见证了当时的社会，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红色题材”不仅是新中国的艺术见证，更是那个特殊时期历史永恒的记忆，具有巨大的历史研究价值，更是收藏家青睐的、价值昂贵的经典藏品之一，其未来升值空间无可限量。
不久前的一次拍卖活动，在油画部分，吴冠中的《北国风光》以3024万元的价格名列第一。另一件靳尚谊创作于1969年的《毛主席在炼钢厂》，最终经过数轮竞价，以2021。6万元成交。王式廓的《血衣》以1120万元人民币高价成交，实至名归。孙慈溪油画《天安门前》及七张创作草图，拍出1125。6万元人民币；肖峰、宋韧创作于70年代的《白求恩》也以560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成交；汤沐黎的《转战南北——抗战中的与周恩来》拍出342。7万元人民币。
国画部分，蒋兆和作于1949年10月1日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以1904万元人民币高价成交，拔得中国画部分头筹，蔣兆和另一件作品《毛主席像》也拍出386。4万元人民币。老舍旧藏、齐白石创作于1952年的《和平》拍得565。6万元人民币，另一件程十发连环画《欢迎毛主席》是程十发一生唯一一部以毛主席为主角而创作的连环画，颇为珍贵，以358。4万元人民币成交。
在另一场拍卖会上，尚扬为1977年建军50周年创作的《解放区的天》以280万元的价格成交。此外，谢稚柳1961年所作《南湖之春》有些出乎意料地以560万元成交，而钱松岩的《遵义》也拍出了313。6万的高价。而靳尚谊作品《全身像》在广州嘉德举行的春拍中，更是以2016万元人民币的高价被一金融机构收藏。最近，革命历史题材画作《幸福渠》以4592万元人民币成交，把红色经典作品的拍卖市场价格推向一个新的*。
该作品创作于1974年，由陕西省文化局美术创作组集体完成、刘文西主要执笔，作为重要革命历史创作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幸福渠》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反映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延安枣园居住期间，领导全党和解放区军民开展的大生产运动。此作一经面世，便广为流传，红极一时，成为美术展览的代表作品。
吴天放是内行，他知道这些画作之所以受人追捧，除了作品的红色因素外，也与大师们的艺术创造分不开。《北国风光》是吴冠中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所绘的大型壁画的画稿。此幅作品以北方疆土为主题，撷取了中国北方自然景象的气势磅礡，糅合了中国笔墨细腻和西洋油画的色彩，为吴老极为珍贵的画作。另一件靳尚谊创作于1969年的《毛主席在炼钢厂》，是他唯一一幅工业题材的油画，靳老自己评价此幅画作时说：“看着这幅画，就像面对历史，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王式廓的《血衣》从1950年开始构思，到1973年5月23日作者去世前还在为这件作品搜集形象与色彩素材，前后历时二十多年，是一件在新中国美术创作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品，实至名归。
蒋兆和作于1949年10月1日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与新中国同龄，且尺幅巨大，高283厘米，宽132厘米，是蒋兆和的代表作，画作上的主体人物身着工农服装，高举国旗，目光坚毅，动作有力；对画面背景上欢呼雀跃的工农群众，作者采用虚化白描的手法，与前边象征和平的鸽子相互呼应，强化了作品的主题，画家采用传统的骨法用笔，游走跌宕的线条并施以山水画皴擦点染的技法，融汇西方造型和采光之长，把人物塑造得更加丰满、神采奕奕。蒋兆和以仰视的角度描绘了手持镰刀、高举五星红旗的工农群众的伟大形象，表现了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真实感受。这幅作品是其家属于2004年意外发现的。
回想当年，1993年正值诞辰100周年之际，著名肖像画家刘宇一的油画巨作《良宵》在香港拍卖行拍卖会上被港商曾宪梓以836万港元（约合人民币886万元）竞得，创当时中国油画最高成交价纪录，同时也标志着“红色经典”油画首次进入拍卖市场。皓月明媚、宫灯高悬、吟诗作画、品茗倾谈、歌舞升平——场面气势宏大，构图饱满和谐，人物细腻*真，色彩华丽典雅，油画《良宵》不仅是一幅艺术作品，还具有传世的历史与文学价值。曾宪梓买下《良宵》时对整个油画的气势和构图称道不已。他就是要将之收为传家之宝，留给子孙。《良宵》的油画语言中显现出敦煌艺术的神秘，在具体的影像艺术之外，还给膜拜者留出了许多想象的空间。画家成功地表现了统一和丰富的效果。许多新中国美术品中的肖像，都可以串联为一个完整的用以表述这种关系的美学理念。
在1995年嘉德秋拍中，颇受人们关注的著名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刘春华创作，1967年）以605万元的高价成功拍出，这一标志着“红色题材”油画正式进入内地拍卖市场。2005年，中国嘉德推出了陈衍宁的油画《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受到各路买家的追捧，并出人意料地以1012万元的高价被一藏家收入囊中。2007年，陈逸飞的《黄河颂》在嘉德拍卖会上再次受到藏家的青睐。这件作品经过竞拍者多轮反复争夺，最终以4032万元的天价成交。这一价格不仅是陈逸飞本人油画作品的最高价，也创下了当时内地油画作品成交价的最高纪录，仅次于徐悲鸿的《放下你的鞭子》（7200万元）。各大拍卖行纷纷将“红色题材”作为一个主题性板块推出，甚至形成了一个拍卖品牌。据统计，专场平均成交率达到80％，远远高于书画、瓷器等成交率，在拍卖行各专场中名列前茅。
吴天放深知，中国绘画承担着净化灵魂、启迪思想的文化责任。讴歌时代精神的主旋律始终是中国绘画创作中一缕灿烂的阳光。从不同的角度表达出理想主义的情怀，歌颂了英雄主义和时代正气。红色经典在继承优良传统中寻找艺术风格和绘画语言的创新，体现了可贵的艺术追求。红色经典之作在美术史上无与伦比。陈逸飞的《攻占总统府》为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所藏，当年陈逸飞和魏景山用全新的方式进行此幅油画的创作：先做出雕塑，再采用一种俯瞰的方式来绘画，开创了油画创作的新形式。作品最为真切地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历史。我国美术界的巨匠们用经典油画串联起一部活生生的革命史。每一幅油画背后都有一段激动人心的故事。营造艺术张力最恰当、最精准的就是“重大题材场景画”。画家敏锐地抓住瞬间的情态，英雄形象如同石雕造型，传奇色彩的故事，承载着深刻的历史意义，使得场景一下子就浮现在眼前，鲜明得宛如身临其境。场景升华了作品的主题思想，为美术创作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红色题材”的中国画，反映出在传统基础上推进和拓展的过程。齐白石、徐悲鸿、蒋兆和、李可染、黄胄、石鲁、黄永玉等，可谓大师云集，名作荟萃。他们的著名作品，被印刷复制无数版次，影响巨大，艺术水平高超，是当之无愧的红色经典作品。国画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肩负着社会功能，表现历史、歌颂领袖与英雄模范、鼓舞干劲成为绘画的主题，“社会现实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人物画是这一时期油画创作的主流。强烈的意识形态、鲜明的时代烙印，是这一时期国画的特点，被后人称为“新中国美术”，大事件、大人物、大场面，是“新中国美术”的一大特征，在中国画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红色题材”画从风格到技法到意境往往别开生面，这在大师们的“诗意”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吴冠中的《北国风光》，先有思想，后有意境，就好像拍电影之前先有了电影脚本，据此演绎发挥。看似没有主题，且焦点非常散，观众的目光可上可下、可左可右随意移动，在那浩浩荡荡的波涌中，去接天连地，去领会“诗意”。
吴天放觉得，当代画家们创作的反映大事件、大人物、大场面的画作是太少太少了。他到汶川一线去，就是要创作出一幅富有时代特色、民族精神与艺术创新的好作品来。
在自己的作品中，吴天放想，未尝不可以出现总书记、国家总理的身影。
第七卷 风云变色 第641章 读万卷书
当前，针对四川等地的抢险与灾后重建工作成为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作为中央巡视组，目前也不再到各地去巡视了。他们现在搞的是室内的案头工作，整理一些材料，研究一些制度。作为中央巡视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吴天然，这个时候，也可以静下心来读一读书了。
特别是王聪聪已经去四川救灾一线了，吴天然也把吴克非在幼儿园里的生活改成了月托。这样以来，吴天然就有了大把读书的时间。
如前所述，到北京的这两年，吴天然在自己的业余时间，除了研读李瑞环同志的几本哲学著作外，他还有一个更大的工程。那就是要几年的时间，把中国的二十四史通读一遍。
吴天然能下这样一个决心，也是受到了李瑞环同志刻苦读书的影响。当然了，吴天然自己本身从小就是一个读书的种子。吴天然来到中组部以后，接触到了不少的高级领导干部。他有一个体会，那就是越是能力强的领导人，越是爱读书、爱思考。是啊，没有一个读书——思考——联系，再读书、再思考、再联系的反复过程，一个人怎么可能会成长、会成熟呢？
吴天然已经下了决心，一年看不完就两年，两年看不完就三年、五年，直到看完为至。
读史可以明智，以史为鉴赏，可以知兴替。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
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吴天然终于把“前四史”研读了一遍。前四史是二十四史的精华：包括《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四部煌煌巨著。
四部史书看下来，吴天然觉得真的有一种荡气回肠、心明眼亮的舒畅感。特别是对于司马迁用毕生心血所著的《史记》，吴天然更是连读了5遍。
对于前四史，吴天然一边读还一边写读书笔记。在阅读的过程中，他就发现在鲁迅先生的杂文中，有很多史料，就是出自于前四史。对于《鲁迅全集》，我们已经知道，吴天然在上大学的时候就通读了一遍。参加工作后，他又读了两遍。在读史的过程中，吴天然又想到了久违了的鲁迅先生。
在读罢前四史，吴天然就又简单地翻阅了一下《鲁迅全集》。这一次，他还花了一些时间，对鲁迅先生一生的收入情况进行了统计。他发现，鲁迅并不想很多人想像的那么贫困。就他目前的经济现状讲，还远不如鲁迅先生富有。
那么鲁迅一生究竟挣了多少钱呢？没有人精确统计过。但通过《鲁迅全集》，吴天然基本上算清了鲁迅24年的收入帐，鲁迅先生的收入来自下列四方面。
（1）公务员收入。
民国一成立，鲁迅就应蔡元培之召，担任教育部公务员，时间长达14多年，这是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正式职业。他的名义收入如下。
1912年5—7月，每月津贴60银洋；8—9月，每月“半俸”125银洋；10月后定薪俸220银洋；1913年2月后薪俸240银洋，12月后仅有九成即216银洋；1914年8月薪俸增为280银洋；1916年3月后增为300银洋。
1924年1月（民国十三年一月）重缮之《社会教育司职员表》载有周树人应得四等三级“年功加俸”（每年加薪）360银洋。但是20年代以后教育部经常拖欠，实发23即平均月付200银洋左右。
（2）教学收入。
五四运动以后鲁迅除了供职教育部以外，还先后在北京八所学校兼课，时间长达六年（1920—1926）。1920年8月接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聘请，兼任北大国文系讲师，同时又兼任高等师范学校（后为北京师范大学）讲师，每周各一小时，讲授《中国小说史》月薪各18圆，共36大洋。鲁迅兼职的其他六所学校是：世界语学校（1923年开始，月薪15圆）、女子师范学校（1923年开始，月薪13圆5角），中国大学（1925年，月薪10圆）；黎明高中（1925年，月薪6圆），大中公学（短期），另有一处“集成国际语”学校是义务讲课。
但当时北京各校经常拖欠薪金。从1921年4月以后《鲁迅日记》才有“往高师校（北京高等师范）取薪水”的记录，9月以后才有“往（北京）大学取薪水”的记录。1921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52圆（并非全部）；1922年日记缺失；1923年《日记》载收入讲课费129圆。1924年《日记》载收入讲课费808。5圆；1925年《日记》载收入讲课费728。3圆。其间他去西安讲学一个星期，得讲学费300圆大洋。
1924年在鲁迅的经济生活中是一个转折点，他的年收入构成中，第一次出现了本职收入（教育部薪水）少于业余收入（讲课费及稿酬、版税）的情况。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占59％，超过一半；而本职收入仅占41％，也就是不到一半。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由林语堂推荐专任厦大国学院研究教授，月薪国币400圆；1927年2月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受聘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月薪国币500圆。
（3）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收入。
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四年又一月中，由蔡元培推荐，鲁迅受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圆大洋（1929年1月起《鲁迅日记》中改称为“教育部编译费”，实质上是一回事）。由大学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计14700圆大洋，折合黄金490两。
（4）写作、翻译和编辑收入。
1907—1908年曾有《人之历史》等多篇论文在东京《河南》杂志发表，稿酬约为千字2银圆大洋，共约得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