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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丈夫他还是不愿意离婚的，他也很念往日的情分，对外面那些应酬，他是能躲就躲，能溜就溜，对女儿也照顾得很好。他也知道，外面那些女人，有几个是真心跟他好呢？不都是为了几个钱，逢场作戏吗？男人虽说四十还是一枝花，但到了六十、七十的，反而不如女人了，生的生病，中的中风，还得靠女人来照顾。风月场中的女人是靠不住的。”
“那他过来能做什么呢？”
“我丈夫有硕士学位，在这边找个工作应该不成问题。”
杨红想到特蕾西，又想想眼前的大姑妈，突然想到人们出不出国，留不留在美国，完全不能用爱国不爱国来丈量。这两个女人，一个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个出生于六十年代中，一个到美国来寻找好男人，另一个到美国来培养一个好男人，动机都是很女人的。
大姑妈的飞机在三小时内就起飞了，杨红恋恋不舍地把她送走，一个人找了个僻静的位置坐下，回想她们两个人的话。特蕾西跑社会新闻的，她看见的都是社会的阴暗面，但杨红也知道，那些阴的暗的，正在冠冕堂皇地变成阳的明的，人们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这股风正在强劲地吹向大学，杨红自己就参与处理过院里一个在外乱搞被派出所抓住的老师。
不论是特蕾西采访过的那些女囚的反抗办法，还是特蕾西自己的反抗办法，都是杨红不赞成的。杀人也好，杀己也好，都不能把一个变了心的男人杀回来，都不能解决问题。杨红也不赞成女人以花对花，在她看来，女人胡乱地跟男人上床，只能是自取其辱；而且女人青春短暂，以花对花的阶段也是短暂的；况且，等到夫妻俩在那里数数决定谁花得更多的时候，还有什么爱情可言呢？
现在的社会，男人越来越放纵自己，女人也越来越放纵自己。男人越放纵，越觉得自己有本事有本钱；女人越觉得自己有本事有本钱，就越放纵自己。杨红想，像我这样“奔四”的女人，既没有本钱放纵，也不愿放纵，又不甘心自己的丈夫放纵，哪能活得不累？
特蕾西和大姑妈对付这些阴暗面的办法就是跑到美国来，企图找到在中国找不到的好男人，或者拯救一个被污染的好男人。难道美国是女人的天堂？
8
杨红无精打采地看着机场的乘客，有行色匆匆的，有步履沉重的，也有像她一样，坐在那里，无所事事的。没有人注意到她，她也没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百无聊赖之中，就想起朱彼得曾经说过，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打发候机的时光，就把过往那些痛苦的记忆搜罗出来，打成包，丢弃在机场。
那好像是他写的或引用的一首英文诗，他先念了英文，然后随口把它译成了中文，大意是：机场是一个丢弃痛苦记忆的好地方，不想污染你最无忧无虑的童年记忆，就不要将你的痛苦丢弃在生你的故乡；不想被漂浮在空中的忧愁擒获，就不要将你的痛苦丢弃在你常住的故乡，也不要把你痛苦的记忆丢弃在你乘坐的飞机上，那小小的银燕，载不动这许多哀伤。把那些痛苦的记忆打成包，丢弃在机场吧，因为那里每个人都是过客，没有谁会注意到陌生人的惆怅。这样当你再上飞机的时候，你已经与往日的阴影告别，等着你的，将是新的篇章。
朱彼得说他就是这样打发候机时间的。这可能是他说过的最一本正经的话，一说完，就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杨红想象不出，像朱彼得这样的人，会坐在机场的一隅，神色凝重地把自己痛苦的记忆打包。痛苦是一种沉重的感觉，痛苦是一种深刻的体验，像他那样即使不算浅薄至少也算得上轻浮的人，能有什么称得上沉重而深刻的体验吗？
杨红现在愿意相信，一个人能把过往的不愉快打成一个包，丢弃在机场。坐在一个陌生的机场里，没有一个人认识自己，好像思维都跟着大胆起来了。在熟悉的环境中，仿佛思维都是有声的一样，想一想，都会被人听见，都会被人察觉，都会变成笑柄。这里是美国，就算思维被人听见了，因为语言不通，可能都没人能懂。
候机的时间，也是难得的清闲时光，平日里忙忙碌碌，不管是痛苦还是幸福，都没有时间去咀嚼、去提炼、去归档。
人在异国他乡，与故时故日故地的生活拉开了一段距离，你的心境更平和，你的眼光更敏锐，使你能够更客观地看待自己的过去。
杨红想象着自己正摊开一块块布，然后把从前那些痛苦的记忆，分门别类，一点一点地放在布的中央，凑足一个包裹了，就包起来，扎紧，丢弃在这里。她最先要打包的，是有关陈大龄的记忆。不管那是痛苦还是幸福，那都是她一生中最沉重的记忆。
陈大龄自下乡后，就像一个随风飘舞的风筝，从杨红的生活中飘出去了。开始杨红还期盼着，以为陈大龄会从乡下寄一封信给她，告诉他的通信地址，那她就可以写信到他下乡的地方去。那时她每天从楼下门卫那里经过，都希望刘伯会叫一声：有你的信！每次到系里去，也要满怀希望地伸手到信箱里去摸一摸，希望能摸出一封陈大龄的信来。常常是摸出了一把信，但都不是自己急等的那封，有时只好拿那无辜的信出气，把它撕个粉碎。
杨红知道自己可以去数学系打听到陈大龄在乡下的地址，或者去找他弟弟打听。但她都没有做。如果他想跟我通信，他会写给我的。他既然没有写，就说明他不想写。他不想写了，我又为什么还要写呢？我不是想好要放开他的吗？
一直到了第二年，过完新年到系里去时，杨红才收到陈大龄的一张明信片。明信片是年前就寄到了的，但她没想到有人会寄信来，所以根本没去系里取信。
陈大龄的明信片上写着：“祝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她心情很激动，拿在手里把玩良久，翻过来翻过去地想找到点什么，又把那卡的图案研究了半天，得出的结论是，陈大龄要么花了心血选了这张绝对不带任何特殊情义的明信片，要么命中注定，他随手一拿，就拿了这么一张干干净净的。明信片图案是一幅风景画，有山有水，但没有蝴蝶，没有鸳鸯，没有相依相偎的小猫，更没有相拥相抱的情侣。
杨红觉得自己应该回一张给陈大龄，虽然新年已经过了，但来而不往非礼也。于是她也到学校书店里，精心挑选了一张同样干干净净的明信片，像应声虫一般，恭恭敬敬地写上“祝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她不知道陈大龄乡下的地址，只好也寄到他系里。也不知他什么时候能收到，估计他每次回H市都会去系里拿信的。
自那以后，两个人都形成了规律，一年两张明信片，新年一张，生日一张。新年的那张两人差不多是同时寄出，生日的那张总能在生日到来之前的一两天到达。明信片上面，除了应景的问候祝愿，也会有一两个报告生活中重大转折的句子。就是从这些报告中，杨红得知陈大龄从乡下回来后，很快就被调到上海去了，然后读起了在职博士。
这两张明信片就像维系风筝的那根线，一头拴在风筝上，一头握在杨红的手里。每年拉一拉，就知道风筝还在那好好地飘着，但风筝什么时候飘回来，就没人知道了。如果有朝一日这根线断了，陈大龄就会消失在茫茫的人海里，永远也找不到了。想到这一点，杨红就不寒而栗。
杨红刚开始还怕周宁会抓住陈大龄这事，跟她没完没了，但后来发现周宁比她想象的要“汉子”得多。周宁没怎么提陈大龄的事，提到也只是一笑了之，说：“你那还不是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人家陈大龄会看上一个结了婚的女人？说你爱他，我信；说他爱你？我才不信呢。了不起也就是找个女人玩玩。虽然俗话说的是‘会玩的玩媳妇，不会玩的玩姑娘’，但那是说结了婚的男人。像陈大龄那样没结过婚的男人，不会玩媳妇的，他嫌脏，怕坏了他的名声。他要找个人玩，也会找个没结婚的姑娘玩。玩得好，结婚；玩得不好，两人拜拜，不欠良心，不留首尾。你看他下乡了，就不理你了吧？”
然后周宁就把自己的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扩大到所有女人：女人嘛，不切实际地动动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她不对身边的陈大龄们动心，也会对书上电视上的某个小白脸动心。女人的春心，总是对那些得不到的男人萌动的嘛，丈夫算个×。
再然后，周宁就把自己的理论波及到整个男人：女人就是这样的啦，她看一个电视剧，就可以爱上一个男主角，看一本书，就可以臆造出一个生死恋，你要跟女人心中那些无穷无尽、不着边际的意中人竞争，那你还不累死？你只要盯紧她，不让她给你戴有形绿帽子就行了。无形绿帽子嘛，嘿嘿，每个男人头上都有几顶的啦。
杨红没想到自己刻骨铭心的恋情，到了周宁嘴里就变成了闹剧，有好几次，她都想证明给他看，她和陈大龄之间绝不是儿戏，绝不是周宁所说的剃头匠的挑子。她想说，现在我就跟你离婚，去跟他过。但她有点底气不足，陈大龄的确是下了乡，就没理她了。虽然一年寄两张明信片，也像是一口忽忽悠悠的气，一根若即若离的丝，如果不是自己也紧紧拉着，每年寄明信片回去，恐怕早就断了。
杨红不相信陈大龄只是“找个人玩玩”，但“嫌脏”两个字，却深深地印在了她脑子里。这个概念其实是早已存在她的心底的，只不过她从来没舍得用这么一个粗俗的词。当初她觉就得自己是结过婚的人，配不上陈大龄。为什么结过婚的人就配不上他？不就是一个“脏”字么？一个跟别的男人上过床的女人，在另一个男人心中，不就是被玷污了么？不然男人为什么那么重视那个处女膜？陈大龄也是男人，他能不嫌脏？
杨红觉得自己能理解陈大龄，也不怪他一去无踪影，只怪自己跟他没缘分。
工作繁忙是杨红唯一的救星。她本来就是一个好胜的人，读书时想得第一，工作了想做最好。而且她发现自己只要一投入到工作中去了，就忘了那些个人的烦恼。她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推测，学校里所有工作积极的老师，都是因为个人生活不幸福。再推而广之，所有有成就的人，都是个人生活不幸福的人。个人生活太幸福了，就会被幸福淹没了。幸福使人慵懒，幸福使人呆滞，幸福使人不思上进，幸福使人沉醉目前，太幸福的人，就没有心思干工作搞研究，也就做不出成果了。
工作了一年后，杨红发现自己可以读在职研究生了，就努一把力，很顺利地考上了系里梁教授的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又工作又读书的日子，就更繁忙更充实了。慢慢地，杨红觉得自己深刻领会了那句歌词：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你并没有刻意地去想这个人，甚至可以说你是在刻意地忘记这个人。但这个人的一切，就像烙在你记忆里一样，随时随地都会因为一个最不起眼的蛛丝马迹突然跳到你的心中。杨红听到一个“陈”字，都会立即想到陈大龄。听说谁要去上海，她都要羡慕一通，好像一去上海就是走近陈大龄了。《梁祝》的音乐更不用说，什么时候听到，杨红的眼泪就止不住流了下来。
第九章
1
杨红觉得那场舞会应该是自己生命之曲的华彩段落，生活到了那场舞会，就应该打住。那时候打住，自己的一生，虽然大多数时光是平淡无奇的，至少还在结尾处浪漫了一下。当然那一段浪漫在当时也只觉得痛苦：爱上一个人，却不知道他爱不爱你的痛苦；知道他爱你，却无法走到一起的痛苦；想跟一个人走，却又怕另一个人痛苦的痛苦。总而言之，当时是只有痛苦，甜蜜的浪漫是事后回想起来才有的感觉。
也许爱情就是这样，身处其中的时候，感到的多半是痛苦，只有到事过之后，回忆起来，才想到那时我是多么幸福啊，因为那时我身处爱中，应该是幸福的。
既然生活没有在那场舞会打住，那么再往下过，就变味了。就像一部小说，写到两个恋人相爱了，互诉衷肠了，就该结束了。如果故事还没完，你就知道下面有麻烦了，不是外界干预，就是生死相隔，或者因误会分手，或者因了解分手，如果不幸没走这几条路，那就剩下最后一条：平平淡淡，吵吵闹闹，时不时地，就蜕变到滑稽可笑的地步。
最先走了滑稽可笑路子的，是陈大龄留下的两件信物。
那盘磁带因为写着陈大龄的名字，当然是不能放在家里的。杨红就把它拿回老家，放在自己住过的那间房里，藏在一个小盒子里，想象着当自己年老了的时候，拿出来，听一听，回味那美好的时光。
有一天，杨红回了老家，想把磁带找出来听一听，结果发现小盒子里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带子，不知是谁，把磁盘里面的带子掏了出来，糅在一起，像一堆暗褐色的刨花一样。杨红带着哭腔，问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妈妈也不知道，说是不是你侄女在这屋里玩的时候，看见了这盒子，把磁带抠出来了？她老是喜欢抠磁带出来玩，把手都弄伤了好几回。
杨红流着泪，想把带子再绕回去，但绕了半天，也没有成功。很多地方都已经扭得像麻花一样了，绕回去也是没有用了的。
海的女儿没有化成泡沫，化成了刨花。
杨红吸取了教训，把那支笔收在自家写字桌的抽屉里，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以放。夫妻之间，不应该有什么秘密，如果锁在箱子里，反而引起周宁的好奇。锁，只能锁住君子，像周宁这样的汉子，是锁不住的。也许大大方方地放在抽屉里，他反倒没什么兴趣了。
周宁也曾注意到那支笔，因为盒子很精巧，很漂亮，但他没有注意到那上面的两个字。问了一次，杨红说是学生送的礼物，周宁也就没在意，因为那一段时间，学生确实送了一些小礼物，感谢杨红教学有方。
既然是学生送的礼物，周宁也没多问，杨红也就暗自舒了口气。虽然觉得夫妻之间，已经到了撒谎的地步，实在是有点悲哀，有点讽刺，但杨红那时只有地下党员成功瞒过了国民党特务搜查的成就感，别的都顾不上了。
后来工作一忙，杨红也就没再去查看这支笔。直到有一天，周宁再次提起这支笔时，杨红才发现自己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它。
杨红已经不记得确切的时间了，总之，是某一年的某一天，那时杨红已经被提为讲师，分到了一室一厅的房子。轮到她点房的时候，她看见可以选择的房屋中还有一套是五区的，而且就在陈大龄住过的那栋，就鬼使神差地点了那套。开始还怕周宁起疑，想了一套答案在那里，结果周宁问都没问。
那一天周宁的兄嫂来H市办事，住在杨红那里。周宁从E市回来，也在家。但他好像为了显示对兄嫂对老婆都是一视同仁一样，那天照例出去打牌了，把兄嫂丢在家里，让杨红与他们六目相对，无话可讲。杨红自然是在那里生着闷气，觉得自己在周宁的兄嫂面前丢了面子。但兄嫂不在乎，大概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或者只要有个地方落脚就行，就当是旅馆，你还指望旅馆老板留下来陪你？
半夜一两点的时候，杨红被敲门声惊醒了。她那晚是做好了准备把周宁关在外面的，所以也懒得起来去开门。但周宁的兄嫂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就起来开了门。杨红只听见几个人鬼鬼祟祟的说话声，听不清究竟在说什么。她坚持着，让他们去鬼去祟。后来就听见一切复归安静。周宁那一晚都没有回家。当然，那不是他第一次整晚不回家了，打牌的人嘛，谁不是昼伏夜出，日夜颠倒的？杨红哭也哭了，吵也吵了，还是不能改变周宁那一颗麻将心，也就不庸人自扰了。
不过那一次就有点不同，第二天起床后，周宁的兄嫂叽里咕噜地在那里议论了一阵，好像欺负杨红听不懂他们的家乡话一样。最后两个人就告辞了，杨红也没挽留。对周宁的家人，杨红一直是这样，你来了，请坐请坐；你走了，不送不送。
那天中午直到周宁打来一个电话，杨红才知道周宁进派出所了。周宁在电话里请求杨红到派出所一趟，把他领出来。
原来那天晚上，周宁那桌麻将被派出所一锅端了。据说派出所的人阴险毒辣得很，蹲在楼道里听哪家有麻将牌的声音，那时正是年前，天气也冷得可以，派出所的同志能这样蹲在楼道里抓赌，第一说明他们为工作吃苦耐劳，品格高尚；第二，也说明那年的创收工作到那刻为止，还进行得不尽如人意，必须赶在年前，狠狠抓一把。
那些蹲点的片警，听见了谁家有打牌洗牌的声音，就冲进去，一阵吆喝，镇住那些牌迷们，再数一数牌桌上和每个人口袋里的钱，超过一千块就是聚赌，超过三千就是豪赌，格抓勿论。
周宁那天正好随身带着三千元钱，是他从几个朋友那里借来准备给他的兄嫂做生意的。借到手后，没及时给兄嫂，就被邀请到牌桌上来了。再说，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