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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花蝴蝶就向我叹起了苦衷。重点是埋怨阿三只会替别人着想，而没为她谋取一条好的生路。我心里琢磨一番，便咂出了她话头里的味道——阿三走之前，曾再三关照我在跑边贸的同时要多留意别的生意，因为这种倒来倒去的小买卖很快就要做到头了。果然，眼下洋货一条街的情形验证了他的预见。花蝴蝶见我在短期内上门还钱，又送上一件在国内来看价格不菲的大衣，一定以为我靠阿三的英明指点，做蔬菜生意做得发达了。对此，我心里一方面感激阿三，一方面假装糊涂，不愿意同她深入交谈。事实上，我跟她真的没什么好多说的。我与她往来，包括借钱还钱这样的人情往来，都是源于阿三的情面；换个说法，她充其量是条连接我和阿三的纽带。我每次和她聊谈，主要内容也都是涉及到阿三；倘若不是阿三跟她有着特殊的关系，我敢肯定，自己打这里经过也不会迈进她的店门。
然而，阿三的境况令人担忧。据花蝴蝶说，目前阿三在哈尔滨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安身立命之处，过着像打游击一样的日子；手机倒有一部，但老是关机（此话不假，我都打得失去了耐心）；偶然同花蝴蝶通电话，也都是他打过来，而且从来电显示器上看，是在街头用IC卡打的；这样，你就难以找到他。也就是说，他始终掌握着与你通话的主动权，而你却无法捕捉到其踪影。好端端的一个人，一到那边怎么会变得像鬼魂似的？花蝴蝶满脸疑惑不解，眼神茫然地问。面对她，我难以解释。我要是能够解释，哪怕是自圆其说，对她也是一种莫大的宽慰。不过，花蝴蝶像是自我安慰，又像是自问自答，说阿三的行踪神出鬼没，事出有因——每天都在忙着跑资金。这是说，他怀着一个做房地产的美梦来到哈尔滨，结果却发现，自己拥有的那么点本钱，在庞大的房地产业投资上，简直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一点实际问题。听她这一说，我倒能理解阿三为什么天马行空，执意不与朋友们联系，尽量封锁自己消息的反常行为了——一个自尊心特强，又极爱面子的男人正处于人生低谷期，真不想让朋友们知道自己的意外遭遇和艰难处境。这种报喜不报忧的心理，正是出于对朋友们的极大尊重——不让人为他担忧和操心。花蝴蝶可能理解不到这一层面。她只是对我说，她一心想去哈尔滨，在精神上助阿三一臂之力，但他在电话里坚决不让她去。她真想把店门一关，不管他同意不同意就跑上去——可是啊，连明确的住址都没有，手机也打不通，叫她上哪儿找他？她想他想得心都疼了……
说到这里，眼泪鼻涕同时流了出来。
我心里怪难受的，不是为抽抽搭搭的花蝴蝶，而是为阿三，我的好兄弟。此时，说几句空洞的安慰话毫无意义。我表面上沉默无语，其实心里正打着小算盘。我把现有的和可以结账到手的钱加在一起，不过十五万；如果把这些钱全部资助给阿三，能解他的燃眉之急吗？还有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没有这笔资金，以后自己的生意怎么做？盘算来盘算去，最后在临走前，我给花蝴蝶留下话，叫她尽快转告阿三，如果他需要，我就马上汇上十万。能为阿三尽上我的绵薄之力，也算是我的一点感恩心意。我想好了，自己还剩五万左右，向密山口岸的老同学或通过他向人家借两三万，应该不成问题。凑足七八万，我的生意勉勉强强还能做；只要顺利地做好一桩买卖，往后就将进入良性循环——难关闯过去了。
花蝴蝶点点头，说她一定会把我的意思传达给阿三。
个把月后，一个阴雨绵绵的上午，我突然接到花蝴蝶打来的电话，她用急切的口气叫我立刻赶去她那里，因为阿三有要事叫我帮忙。我以为是阿三急着等钱用，由她来告诉我汇款的账号什么的。但这些在电话里就能说清楚，花蝴蝶干吗叫我特地跑一趟？我疑虑重重，都到了这一步，阿三为何不直接和我通话？怎么说也是他向我要钱，而且我们哥俩的事，何必要让花蝴蝶在中间掺和？
当然，好兄弟的事，疑虑归疑虑，我还是放下手中的活计，及时赶到了北冰洋商行。结果，事情大大出乎人的预料——在店铺的里间，一个瘦长的中年人（像一根树干，让人过目难忘），正坐等着。花蝴蝶向我介绍道，他是阿三在哈尔滨结交的朋友，此次来这里进些小商品，阿三就托他找我办桩事。我当即表态，意思是说阿三帮过我很多忙，而我从未给他办过一件像样的事，心里总觉得欠他的太多；现在有这么个报效的机会，无论什么事，我一定全力以赴将它办好。
小事一桩。中年人说，阿三叫我带来两箱礼品，请你捎到海参崴，交给那儿一个准备来哈尔滨开发房地产的投资商。
当时我根本没去细想，海参崴有没有这种到哈尔滨来开发房地产的投资商，而只是催他快点把礼品交给我。
中年人着重指出，请你捎去的礼品虽小，但这事跟阿三要搞的房地产项目有关。
我说我明白了。
于是，中年人在座位边上掀起一块雨布，露出两只印有“太太口服液”字样的纸箱。就这么两箱不值大钱的东西，他笑着说，其实是送给投资商太太的——礼轻情义重，太太一高兴，事情就好办多了，是不是？
阿三的脑筋真是动到家了！我感叹一声，随后，叫他交代清楚把东西送往哪里，交给什么人。
中年人问道，你这次到海参崴有没有确切时间？我说有，肯定是后天下午。他又问道，你认识金角湾二战纪念馆吗？我说那地方赫赫有名，自己去过好几次，再熟悉不过了。那好，他说，后天晚上七点正，在二战纪念馆门口，一个身穿棕色皮夹克的光头小伙子会来同你接头——注意，是中国人，到时他问“先生是阿三朋友吗”，你说“是的”，把两箱礼品交给他就行了。这么简单，我想，真是举手之劳。
中年人把两箱已捆扎好拎口的礼品交到我的手上，语气沉重地叮嘱道，这关系到阿三的前途命运，路上千万不要有什么闪失啊！我请他放心，保证不出丝毫差错。
这天，那边正等着我去验收蔬菜、核对数量，所以顾不上思前想后，问这问那，就提着两箱“太太口服液”赶了回来。说到底，做好每一次蔬菜生意，是我的头等大事。
事实上，跨国越境倒腾蔬菜，并不是一桩轻巧的活儿，其中的酸甜苦辣多得我都懒得说。不过，有件事还是值得一说，因为它留给我的印象特深。说起来，就是捎上两箱“太太口服液”的这次，我押着一车蔬菜，按照预先约定的时间，正兴冲冲地往海参崴赶去。车子还是前苏联造的老吉尔，开车的仍是那个老伙计——别德留夫，人高马大，直率粗鲁。自打我跟他所在的BBS局签约以来，我俩一直合作得不错。可是这天，他却一反常态，一路上老是找碴儿，同我闹别扭。从密山口岸一过境，他就不停地诅咒阴雨的天气，又责怪中国人的办事效率太低（过境时车辆压得多了些），待车开到乌苏里斯克小城镇，索性把车子一脚刹在一家酒吧门口，嚷嚷着饿了，累了，该歇一歇了。我马上拿出随车带的“北大荒”和烧鸡、香肠、面包等，让他吃喝。吃饱喝足了，他又说要在酒吧的长椅上睡一觉。开什么玩笑！我吼了一声。五吨西红柿，装车时已发现有些熟大了，两吨茄子在搬运时有点儿碰撞，部分出现浅伤痕，另外三吨是柿子椒，也是容易变质的东西；这些实际情况，他不是不知道。我们在密山口岸过境时，前面压了四五十辆车，耗费不少时间，连同出境，大半天就这样过去了，他再睡上一觉，最后运到那边，这一车货物还不烂掉一半？还有，七点正，必须把两箱“太太口服液”交给人家。于是，我用好言好语，劝他坚持坚持，毕竟路程已过大半。他十分不情愿地爬上车，踩了两下油门，便摊摊手说车坏了。我虽不会开车，但经常坐在驾驶室里耳濡目染，对一些基本动作还是明了的——那点火开关压根儿就没打开。我逼着他打开试试。他说我开车还是你开车——有气无力地试打了几下，车仍未发动起来——歇歇再说吧。他为什么玩这套把戏，我心里当然明白。早上，在虎林上菜时，他就抱怨跟我干活要折寿。我对他说，有什么窝在肚子里的话尽管倒出来。他只是说，想要几筐菜——不但他自己要，别人也托他要，一共得四五十筐。我累死累活跑到海参崴干什么来了？不是搞慈善事业吧！
我肯定地回答他，考虑到我们一直配合得比较默契，我可以给一点，不过不是每人几筐，而是十五公斤。他一听这话就满脸不屑地冲着天空吹口哨，好像我要栽在他手里似的。我说，我的协议是同你们局长签的，已经有百分之四十的利润分给你们了；你们还需要拿菜的话，得让局长签个字。我说这话心里有数，谅他没这个胆量。果然，他把脖子憋得老粗，不再吭气。这不，半路上竟然晾起我来了。
说实在的，别说给他几筐，就是五十筐，也赔不了我。我是不想让他给拿住了。人一贪起来就没个数，有第一回，就想有第二回。这样，以后就要看着他的脸色跑生意了。
我憋着火气问他，这车到底开不开了？他耸耸肩，佯装没听懂，只顾走进酒吧去睡觉。只过了一会儿，就传来一阵阵打雷般的鼾声。真像头猪！
我就不信，死了一个屠夫，就得吃带毛猪——我当即决定在马路边上拦截带货车。随着中俄边贸日趋活跃，这条通往海参崴的路，每天过往车辆难以计数。不一会儿，就有一辆空车（康巴斯）在我面前停了下来。我向开车的老毛子和他的助手说明事由，最后向他伸出三个手指。他摇摇头，同时举起一只手，将五枚指头逐一弯下，意思是要五万卢布。当时，五万卢布相当于八九百人民币。
我一咬牙，与他击掌成交。
于是，我们三人将一筐筐蔬菜从吉尔车上卸下，又往康巴斯车上装。人只要有股气顶在脊梁上，劲就来了。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车菜，它还关系到我的生意信誉和人生前途。按协议规定，对方补贴损耗，有一定的比例。超出部分，自然摊在我的头上。为钱卖命，当然也是一种动力。
然而，当装卸到一多半时，我就感到双腿哆嗦不止，天地开始旋转。我对自己的体质一向很自信，没料到在关键时刻竟给自个使起绊来了——打了个趔趄，栽倒在菜筐上……
我是给老毛子用白酒灌醒的（自己原来昏晕了），一睁开眼，便挣扎着想去搬菜筐，可身子老是摇摇晃晃，怎么努力都站不稳。那老毛子大概看得于心不忍，轻轻拍拍我的脸，叫我别搬运，到康巴斯上去挪挪菜筐、码码整齐就是了。他和助手一上一下，搬运完了吉尔车上剩下的一小半。
别德留夫还在酒吧里睡大觉。
康巴斯疾速赶到海参崴，进入大洋街BBS局所属的副食品商店库房，已天色朦胧。娜佳和一帮负责卸货的人知道今天下午我将押车到达，便一直等候在那里。娜佳问我怎么用了别人的车子，我苦笑着说我们自己的车抛锚了。接着，把她拉到一边，将别德留夫为难我的经过大致说了说；她听得一脸气愤，说要向局长告发，治治他贪图小便宜而不顾大局的毛病。我说告发就算了吧，因为我的实际行动已经给了他有力的整治。娜佳朝我竖起大拇指，夸我好样的。然后，我向那个开车的老毛子走去；付钱时，我多给他一万卢布——人家毕竟帮我装卸了大部分的货。没想到，他把那一万块票子拍到我的手里，只收下原来谈好的五万卢布。
这一趟，路途上因换车而耽搁了时间，蔬菜损耗比往常大许多，但最后扣除分成和捎脚费用，我还净赚了一千七百多块人民币。当然，赚与赔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我没让别德留夫拿住——事后叫他明白，给人发难只会激起对方的智慧和勇气。至少，一个中国商人绝不会栽在一个俄国司机手上。
其实，这天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并非运输上的倒腾和经济上蒙受的损失，而是那两箱捎带的“太太口服液”——关系到阿三前途命运的礼品。当时，我付掉运费，便爬上康巴斯驾驶室……突然冒出一身冷汗——在装卸蔬菜的慌乱中，竟把两箱礼品遗忘在了吉尔车上！一看手表，离交货时间还有四十多分钟；若东西在手，此时不论搭车还是走路，去趟二战纪念馆都绰绰有余；要命的是，现在那两箱礼品还在吉尔车的驾驶室里，伴随着别德留夫不知在哪个路段上。要是他还泡在乌苏里斯克的酒吧里，那可耽误大事了——以后自己还有脸面见阿三吗？我想，眼下不至于泡在酒吧里吧，别德留夫！你一觉醒来，正开着空车轻轻松松地往回赶，已经快到海参崴了，是不是？老伙计，你可别出什么乱子呀！
情急之下，我拉起娜佳就往停着伏尔加的方向跑去；边跑边把事情简要地叙说了一通，请她开车带我去路上拦截别德留夫。当事者晕，旁观者清——娜佳认为，这家伙没准已回来，与其盲目地去寻找，不如先打个电话，看看他在不在家。有道理。听她的！但我的手机国际长途漫游不好使，娜佳只好跑去办公室打电话。很快，她跑回来兴奋地告诉我，到家了真的到家了，不过他老婆说，又出去买食品了。外出买些吃的东西，时间应该不会太长，我想。这一想，一颗悬浮的心总算落实到了正常的位置。走吧，娜佳催我上车，我们到他家门口去等候。由于谁都没上过他家，只凭着刚刚得知的区域和楼号摸索而去，所以伏尔加在街路上绕来绕去开了二十多分钟，才找到他居住的那幢公寓。家住六楼。怕他在这期间已从外面回来，娜佳拿公用电话又向他家询问了一下。我在附近的停车场上，果真发现了那辆老吉尔，便蹬上踏脚板，借助路灯的光线往驾驶室里窥探——谢天谢地，座位后面那两箱“太太口服液”原封未动！要是有车门钥匙，不等他回来，我就会提着它跑路。
这一等，竟然等了半小时。
要不是赶时间，娜佳不会提出抄近道。这里通往二战纪念馆的近道，我一点都不熟，全都听她的。娜佳说，要翻过一座小山坡，路难走些，但十几分钟就能赶到。我想起，那馆址好像就在一个小山坡下。这么说，我们现在正处于小山坡的这一边。上坡之后，路明显变得狭窄，而且是土路，路况也不大好，车子颠簸得很厉害。路两边是铁栅栏，里面好像栽种着花木果树。白天景色一定不错，我想。车子爬上坡顶，车灯的光束扫过一座类似于凉亭的建筑物，发现那里有个瘦长的人影，像根树干，面向坡下的纪念馆，让我不禁想起在花蝴蝶店铺里见过的瘦长的中年人——那个受阿三之托，叫我捎带这两箱礼品的家伙。他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是黑夜里常有的眼花所致，还是精神紧张而出现的幻觉？我正想问娜佳，她有没有注意到这具人影，但感到车子飞速向坡下滑行着，她正全神贯注地把握着方向盘，也就罢了。
娜佳把车子停在小广场的边上，我赶紧提着两箱礼品下车，向灯光明亮的纪念馆门口走去。大约三十米的路程，我却好几次抬头朝小山顶仰望；因为我在想，在那黑蒙蒙的山头上，如果真有一个瘦长的中年人在监视，那么，他所站立的地方，恰好能看清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一切正如瘦长的中年人所说的那样，我刚在纪念馆门口站定，立即就有个身着棕色皮夹克的光头小伙子前来搭话；对上接头暗号之后，他便接过我手里的两箱礼品，提着走向停在一边的红色莫斯科人（车好像未熄火），猫腰钻入后座——莫斯科人一溜烟开跑了。
我一看手表——七点三十八分。
有时候，人生不过是一声叹息。
是啊，我们的生命，貌似鲜活饱满，其实像一只轻盈的气球，经不起一枚细针的轻轻穿刺——扑哧一声，完了，彻底报废，再也不能复原。相比之下，倒是折磨人的记忆，经久耐磨，难以根除。唉，要命的记忆！
记得有部美国电影，讲述一位历经人生坎坷的风尘女子，因为脑海上老是浮现过去噩梦般的生活，生命陷入严重危机，每时每刻都有自杀的可能；针对她的现状，有一天，一个年长的善良医生，给她服用了一种由他亲手研制的新药；从此以后，她的记忆之门就被关得严严实实，也就是说，她再也没有噩梦般的过去，只有温馨的现实和充满希望的未来。
现在想来，我曾有很长一段时期，几乎是天天渴盼自己也能搞到这种“健忘药”，就像电影里的那个女郎一样，把过去的生活忘得一干二净。我反复自问，人要过去干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