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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共特别党员。第三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三工委”）副主任郭润身专程给他
送来党员证和由邓子恢、谭震林亲自签发的华中军区京、沪、徐、杭特派员委任状。
周的主要任务是：策反新编第二路军孙良诚部，争取让他脱离蒋介石的反共阵营，
投向人民。为完成任务的方便，周镐主动向毛人凤要求恢复工作。毛问他想干啥，
周说，最好去上海负责佛教训练团。毛人凤爽快地答应了。对此，周镐还以为毛人
凤念旧，讲交情。其实，他前脚刚走，后脚便有特务盯了梢。原来，“三工委”出
了内好，名叫刘蕴章。早先当过国民党的军官，南京沦陷后，无所事事，整天泡在
茶馆里混日子，徐楚光把他发展成地下人员，混入汪伪海军政训处，当了处长。眼
下，国民党锋头正健，惯以钻营的刘蕴章便暗暗地靠上了毛人凤，成为保密局的特
工。由于刘平时工作积极，为人又十分机警，没有引起同志们的怀疑。他利用工作
的便利和同志们的信任，巧妙地为保密局提供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材料，其中也包
括徐楚光与周镐的“不正常”来往。毛人凤高度注视，直接指定由第二处正副处长
叶翔之和黄逸公负责侦伺。1946 年11 月下旬，徐楚光从武汉到上海，下榻南京
饭店，陆续召见“三工委”的骨干成员，布置任务，刘蕴章、周镐均在其列。汇报
中，周镐说，策反工作正在进行中，已与孙良诚部派在南京的办事处主任谢庆云约
好，11 月28 日下午同去宿迁（孙良诚的总司令部设在那里）。想不到未及成行，
毛人凤已下达了逮捕周镐的指令。
周镐当天被捕，夫人吴雪亚（也是中共地下人员）立即把所有可能成为证据的
东西烧毁，同时通知了徐楚光同志。徐有着20 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稍一分析，
断定刘蕴章出了问题，立即隔断与刘的联系，马上安排“三工委”总部成员30 多
人，全体撤往湘鄂赣地区。一夜之间，“三工委”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下，刘蕴
章慌了手脚。迫使毛人凤孤注一掷，把全部力量集中在周镐身上。
周镐是何等道行，负责审他的叶翔之有多大能耐，尽在谱中。因此，当叶翔之
问他是否认识涂楚光时，周一口承认，说是湖北同乡，黄埔同学，外加打入汪伪时
的同行，非但认识，而且熟得很。叶又问，最近在京沪等地与你见过几次面？周说，
不下三五次，仅为叙旧而已。接下来，再问他“三工委”的事，周镐两眼一翻说，
什么“三工委”，听也没听说过。叶翔之知道周镐在避实就虚，但拿不出证据，有
气只得闷在肚里。就这样，反复审了几次，毫无名堂，审讯人只好把案卷退回二处，
要求附上证据报核。
第二处的底牌就是刘蕴章，他虽知道周镐与徐楚光有来往，切切实实的证据却
拿不出一条。再加上与他联系的共产党分子，一夜之间全部消失，到哪里去发掘新
的线索，只得眼巴巴地看着立大功的机会变成了僵局。与此相反，周镐的主动性却
渐趋加强，他通过家属送食品的机会，偷偷给妻子吴雪亚塞了条子，让她去找自己
在特工系统中的几个老关系。接着，便有人找毛人凤说情。毛人凤碍着面子，苦于
无奈，同意下达“提前讯结”的手令，并在公文上批示：“如无重大罪过，应予从
轻论处，因其在抗战时曾潜伏伪方工作，系一冒险犯难之同志也。”1947 年春节
前夕，周镐“无罪”释放，仍然负责上海佛教训练团的工作，暗中他又与中共地下
组织接上了关系。这时，徐楚光已带人远走湘鄂赣，与周镐联系的同志换成郭润身，
属华中分局第六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六工委”）。周镐向郭表示，要继续对孙
良诚进行策反。郭同意了，但提醒周镐，保密局明里放了人，暗中的监视有紧无松，
今后的行动要格外当心。周镐牢记组织的提醒，行动十分谨慎，一直未敢前往宿迁
找孙良诚。
正当一筹莫展之际，老蒋恩赐良机。原来，老蒋听到了风声，说孙良诚有私通
共军的嫌疑，于是下达手令，要周镐以暂编第25 师高级参议的名义，前往宿迁调
查。
老蒋的考虑，本有根据。他知道周镐在抗战时期，曾在孙良诚部当过参议，派
他去不扎眼。但他却不知道，周已上了毛人凤的“黑名单”。毛人凤一见手令，拿
不出阻止的证据，只得执行。1947 年夏，周镐顺顺当当地前往宿迁。一见孙良诚
的面，便把老蒋派他来调查的底细和盘托出。孙良诚原是西北军出身，属于杂牌，
听周镐如是说，离心倾向更加明显，当即拱手求教。
周镐趁机说出了要孙投共的主张。孙犹豫了一番，也想不出别的更好的生路，
最后同意了。不过，附加一个条件，那就是请中共馈赠1500 两黄金，作为本部高
级军官家属的转移费。
周镐回南京后，在老蒋那边尽量替孙良诚遮掩，同时还向郭润身汇报了策反的
经过。9 月下旬，中共华东局电复“六工委”，同意拨给黄金500 两和棉花等物资，
充做孙良诚部的起义经费。于是，郭润身和六工委的另一个同志前往解放区接洽黄
金领取事宜，周镐又接到了蒋介石的差遣指令。这一次是他听到了孙良诚与李济深
暗中勾结的传闻，要周镐再去调查。周到宿迁后，故伎重演，孙良诚惊出了一身汗，
投共的积极性随之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两下宿迁，情况一次比一次好，周镐十分高兴。偏偏想不到，半路里杀出程咬
金，一个叫吕祥瑞的中共地下人员（在三工委工作），在策反孙殿英部时，被保密
局抓获，变节自首，交代中涉及到了周镐。1947 年12 月，周第二次被捕。与此
同时，徐楚光也在武汉被捕。毛人风想彻底弄清楚徐跟周的特殊关系，急命湖北站
长余克剑把徐楚光押到南京，关进宁海路19 号2 号监，然后，把周镐也弄进2 号
监房，企图通过窥探孔，看看他们干些啥名堂。
周、徐都是特工专家，不用开口，便知对方葫芦里埋的药。于是暗传眼神，绝
不说话。叶翔之没有办法，令司法处拷讯徐楚光，要他交待与周的关系。徐东兜西
绕，不吐实情。结果，审讯了半天，除了疲劳，全无收获。后来，又是在保密局几
个老关系的担保下，周重新获得自由。毛人凤再次碰壁，便迁怒叛徒，军法官拟了
个“密报不实，诬人陷害”的罪名，经毛人凤批准，将吕祥瑞就地枪决了。
据另一种说法，周镐的第二次获释，徐楚光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徐在拷问中，
承认自己是中共干部，并交代了一些关系，都是不说也知道，说了抓不着的人物，
诸如邓子恢、谭震林、杨帆等等，全在解放区。按照保密局的惯例，这也算是一种
“自首”。另外，徐有一个族叔，叫徐复观，是中统局的元老，抗战时专门从事八
路军、新四军方面的情报工作，他知道徐楚光这个侄子，十分欣赏他的才干，一直
想网罗到门下公干。这次，徐楚光被捕，出于由来已久的想法，客观上成了替徐楚
光说情的人物。
戴笠时期，中统、军统犹如一只瓦罐里的蛐蛐，对上眼就斗。毛人凤执掌保密
局以后，有意摈弃前隙，一见中统中有人来求自己，乐得制造个弥合裂痕的机会，
答应了徐复观的请求。于是，徐楚光获释出狱，并在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
中挂第二组少将副组长的衔头。说是专门从事诱降、策反中共地下人员的工作，其
实，是把徐软禁在太平路附近的一幢小洋房里。
这样一来，对周镐也就失去了继续关押的理由。
不幸的是，节外之祸，绵绵不绝。就在周镐获释后不久，保密局浙江站逮捕了
中共华中分局的一个干部，此人供出了湘鄂赣方面的情况。湖北站长余克剑根据毛
人凤的指示，布置大搜捕，抓到了徐楚光的秘书罗纳，这个像伙保命心切，一口气
出卖了30 多个同志，其中包括周镐。此时，保密局二处副处长黄逸公正巧去武汉
检查工作，有关此案的报告尚在整理过程中，黄从余克剑口中听说了大概，十分震
惊，亲自提审罗纳，罗纳所交代的情况跟余克剑所述基本一致。这样一来，徐楚光
的问题、周镐的问题显然严重起来。
黄逸公与周镐私交甚厚，回到南京后，他先找到周镐，非常严肃地对他说：
“老兄，这件事我也无法对上面隐瞒，你还是自己去对毛先生说清楚吧！”周镐听
得懂黄的意思，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带着妻儿一溜烟奔出南京，跑到了苏北解放区。
等到余克剑的报告与“人犯”完全转入局本部时，周镐已失踪多日，毛人凤眼睁睁
地看着投入的巨大精力和人力付诸东流，气得要命。不久，徐楚光被秘密杀害于南
京。作为一个不完整的句号，毛人凤一直耿耿于怀。
1948 年底，周镐又接受组织的重托，通过孙良诚，策反第八兵团的司令长官
刘汝明。在执行过程中，落入特务事先设好的圈套，第三次被捕。毛人凤把他关进
宁海路19 号。1949 年1 月21 日，蒋介石签发了处决周镐的手令。
临刑的那天，周镐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解放后，他被
迫认为烈士，遗骨安放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建的烈士纪念馆的第八厅内。
周镐一案涉及的中共人员，以及对中共地下组织破坏的程度，不及上述三案。
但延续的时间之长，投入的人力之多，却能十分真实地反映出毛人凤决不姑息的顽
固态度，说他达到了“领袖”提出的“全力以赴”的要求，似无夸张。
提高效率千方百计
其实，认真勤勉是毛人凤一贯的工作作风，体现在“领袖”布置的反共主题上，
注重效率，讲究效果的一面更加突出了。就拿戴笠时期建立的会餐制度来说，保密
局全盘地承袭下来。当然也有一些不同，比如：除了局本部副处长以上的人员参加
外，凡外勤省站的正副站长来南京，也被邀请入列。
再说毛人凤不像戴笠，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务缠绕，几乎每餐必到，每次都会提
出问题，让下属回答。这样一来，就逼着各单位的负责入非看公文不可，下情上达，
上情下达，糊涂官是做不得了，许多问题都能当场解决，因此办事效率比军统局时
期确实提高了许多。就拿破获北平“共谍”案为例，行动神速，雷厉风行，致使一
些被牵涉的中共地下人员来不及转移，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工作会餐时的快议快决。
另外，对“公秘会报”制度的重视，体现了“秘密控制公开”、协同解决疑难问题
的初衷。为此，毛人凤特地在傅厚岗通往玄武门的那条马路旁，置了一处房产，取
名“诚庐”，专门作为“公秘会报”的场所。他还非常舍得花钱，盛情招待参加会
议的各方负责人，客观上也使会议平添了几分魅力。酒足饭饱后，方方面面的合作
态度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上述四案的侦破过程，几乎没有一桩不是协同作战的结
果。尽管如此，毛人凤还是发现了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保密局对公开单位
的控制，已经远远不及戴笠时期。除了交警总局与各地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勉强还
可掌握外，警察总署系统已从控制降为合作。最令毛人凤沮丧的是国防部二厅系统，
戴笠在世时，叫军令部二厅，厅长是郑介民。军统局变成保密局后，郑介民身兼厅
长、局长两职，互为犄角的问题不突出。后来，郑介民局长一职被持，厅长一职被
免，当上了国防部次长，二厅厅长之缺，便由副厅长侯腾补上。此人是郑介民陆大
时的同学，跟军统没有“亲缘”，当然谈不上感情，一上台，便开始排斥老军统分
子，陆陆续续地把各地军政长官公署和绥靖公署的第二处处长、各部队的第二处处
长，都换成了陆大的同学，事实上独树一帜，根本不受保密局的控制。对此，毛人
凤十分不满，脾气发向了“冒脑根”：“郑先生怎么搞的，在第二厅用侯腾，把我
们的同志都排斥了，郑先生简直把戴先生的事业都败光啦！”与此同时，改革后的
外勤体制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也有所突出。
早先，为构建毛氏王朝，外放一批特训班的亲信站长，取代桀骜不驯的前朝元
者，势在必行。毛氏王朝草成之后，提高工作效率，完成反共任务渐成主题。由于
相对应的公开单位，出任二处处长、警察局长、稽查处长之类的老军统分子，大都
不买保密局外勤站那些后辈小生的帐，倒过来常有颐指气使的理由。这样一闹，
“秘密控制公开”的原则在某些地方落了空，变了味，有的竟还是“公开领导秘密”
了。
怎么办呢？“领袖”关于“同共产党作斗争，要多研究一些办法，多出一些主
意”的话，给毛人凤以极大的启示。立即决定在人事上作出变动，把部分老特工外
放出去，担任站长。为此，专门在南京办了一个站长讲习班，参加的有即将赴任的
新站长和继续留任的老站长，总共几十人，训练了一个月。讲习班结束时，老蒋亲
自接见，以资鼓励，还当场授以名义特权，即省站站长均可用国防部专员的名义，
亲自从事高一级的情报活动，并享有批捕之权。在这次人事变动中，沈醉外放云南
站站长，余万选外放贵州站站长，顾齐外放重庆站站长，以此推行“秘密控制公开”
的原则。
同时，秉承戴笠提倡的“团体即家庭，同志如兄弟”的老军统精神，创立了
“公组制度”。所谓“公组制度”，就是让那些同在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或一个
地区的老军统分子聚合成秘密的小团体组织，其中职务最高者为组长，不管他是不
是保密局的编制。毛人凤创立“公组制度”，目的是为了弥补“公秘会报”、“公
秘合作”的缺漏，以利跟独树一帜的国防部二厅，以及居位自傲的警察总署争夺对
整个特工系统的控制权。
“公组制度”推行后，各地方警察局、军警宪督察处、保安司令部二处、警务
处、交通部运输局各分支，乃至省市民政厅、民政局、税务局等单位，都出现了一
个一个由老军统分子结成的秘密“公组”（按规定：三人以上即可成立“公组”）。
“公组”把“根”意识作为凝聚的纽带，很符合中国人以亲缘论亲疏的传统，再加
上保密局在活动经费上的资助，自然而然地就把羽翼扩充开去，以隐晦的方式，曲
折地落实了“秘密控制公开”的原则。不妨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1948 年初夏，保密局浙江站在杭州抓获了一个中共人员。根据他的交代，毛
人凤密令湖北站站长余克剑偕行动组长郑世勋去长沙进行侦捕。本来隔省行动就有
逾权之嫌，更何况警宪备立门户，怎会把嘴边的大鱼拱手相让？
于是，“公组”之道开始发挥作用。余克剑一到长沙便与费康永接头，通过
“公组”网络，避开了公秘间的种种尴尬，顺利地得到了警、宪等单位的配合，分
别在祁阳、长沙、郴县密捕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并且全让余克剑押往武汉。这件
事颇让毛人凤得意，连称湖南的“公组”有基础、有效果。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这个时期的毛人凤，已把完善机制、健全组织、充实力
量的重心，从内部的争权夺利转移到了提高与共产党斗争的效率方面。他之所以这
样做，至少有两个原因：其一，野心不大，不想走戴笠无节制扩张权力的老路；其
二，决心在反共方面做出成绩，取得老蒋的信任和赏识。于是，为了避免分散精力，
他决定结束“三有公司”的经营活动，把一些纠缠在经济事务中的干才，诸如沈醉、
郭旭、邓葆光等人，都收敛到保密局的重要任务上来。他的这番举动果然得到了蒋
介石的赞赏，不仅同意“三有公司”的产业全部出售，而且在外勤人员编制的扩充
上大开绿灯，仅1948年春夏，一次性同意扩编就达3000 余人，不少军统“三家分
晋”时的裁汰人员，重操旧业。
潜伏渗透无孔不入
在1946 年至1948 两年的时间里，加紧对解放区的渗透与潜伏，也是毛人凤
开展反共斗争的一个重要层面。遗憾的是，投入甚多，收获甚少，充满了失败的记
录。
1947 年3 月，胡宗南攻占延安以后，保密局为埋设耳目，立即在延安成立了
小组，特派老牌特工崔毓斌担任延安稽查处的处长。当时，蒋介石急于想知道毛泽
东、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指示毛人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有关的情报
弄到手。一连好几天，蒋介石打电话问毛人凤有无收获，急得毛人凤如坐针毡，一
再严厉地要求陕西省站务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