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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给人的启示是明确的，即中国社会将逐渐产生职业的“挑拨者”，而且社会人群也为这种职业提供了市场，因为社会逆差心理的负值性特点使人群的被辱情绪急于得到发泄和解脱。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未曾卷入过民族间的仇恨。马克思和毛泽东都认为民族矛盾就是阶级矛盾。但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阐释，民族情绪仅仅是社会矛盾的一种发泄方式，并不普遍的具有阶级内容，更不必然具备进步意义。中国目前正被卷入一股开放国门的热潮中，全民族对试图进入这快大陆赚取利润的外国人表现出令人感到拘谨不自在的热情、慷慨和大度。但是，如果中国经济发展受到重大挫折而陷入低增长，人们的期望目标严重受挫，这个民族会不会转而产生强烈的仇外排外情绪呢？
这是个难以轻易下判断的问题，但肯定是中国民族最危险的一个举动。西方一般对这个问题持悲观看法，认为或早或晚，或规模大或规模小，仇外情绪总会有所表现。很可能出现的一个镜头是，一个外国商人的一次普通性嫖妓行为被传媒渲染为暴力强奸，有哭诉有声讨，进而波及其它，进而引发骚乱。政府此时的处境是最艰难的，劝诫或平息骚乱将引起逆反心理，招致“卖国”的骂名；顺应民众情绪则使国际形象受损。
但是，中国经济如果能够较平稳地度过艰难变革期，并且在国际真诚援助下进入良性循环（不出现大高潮大低谷），那么上述情境不过是恶梦而已。中国已经跨上了世界的列车，世界也被捆在了中国的列车上。这时，民族矛盾更多的以经济的矛盾的替代形式出现，是不公正国际经济结构的反映。
中国社会中逆差心理最重的人群是中青年农民。农民的社会地位指标系上出现了多项负值。其中，迅速发财致富的高期望与客观上的不可能之间的巨大落差和城乡差距在改革后并未缩小并且正在逐渐扩大的严酷事实，这两项负值对青年一代农民的心理影响是悲剧性的。据“美国知音”记者的报道，目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着沮丧情绪，特别是在中西部单纯依靠种植业的省区里，农民对前景的悲观失望表现在他们开始痛恨一切官吏。对中共的咒骂和队官员的不信任是公开的。
又一个不幸的事实是，在农业区农民愤世情绪可能借以发泄的媒介无几乎数不胜数。工业产品的价格、乡村发展所必须的捐费、某项政策法规以及乡村行政官员的一切权力行为都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愤怒爆发。 农民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动荡的“高危”群体。
一个单纯农业社会的国家不存在类似问题。亚洲的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农民群体较小，他们发泄愤怒的方式可以是放弃土地逃向城市，而城市则可能以轻贱的态度接纳他们。中国的低经济发展水平使得所有主动的或自发的方案都成为不可能。放弃土地的农民如果达到１０％的规模时，这个国家就会陷入严重的饥馑；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将是城市的灾难，在那里发生的阶层对抗将以犯罪和破坏的形式出现；鼓励农民在乡村的土地上开办工业项目是符合人权法则和公平法则的，但是从长远的经济效果看这是一项后患极多的短视政策。大量低技术、低税收、高污染、高耗能的农村工业品只能以行贿的方法挤入有限的国内市场，很难说这是对国民经济体系的有益行为。农村采矿业的肆无忌惮地发展对国家资源的破坏和浪费是十分惊人的。村办煤矿的回采率普遍低于３０％，而对有色金属矿产的利用率甚至不到１０％。邓小平在１９９２年“南巡”时地方官员曾引导他参观了一个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电冰箱生产厂，告诉他这是农民办的“乡镇企业”。邓在极表惊讶的同时是不是也会产生错觉呢？
一个国家的政府对破坏性的原始工业盲目发展只能听之任之，不是出于官员的无知，实在是出于无奈。真正了解农民，对农民不惧怕不迁就并且能够有效管束的人，大约只有毛泽东一人。邓小平在这方面对中国政权建设的贡献是，他一再对那些认为农民淳朴厚道可欺因而漫不经心的官员们发出告诫：必须认真解决农民的问题，否则农民将向我们挑战！
横向攀比心理制造着社会隔阂，并由此而发生社会分层。攀比心理的基本特征是，在社会成员或群体的意识中存在一条均等线作为衡度自身和对象的社会地位标准，并且仅仅是单向地向上攀比，对超出均等线以上者产生强烈忌恨的同时对自身产生被虐幻觉和怜悯。
局部范围的相互攀比是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的一种现象，它之发生在同一阶层内部或两个阶层的衔接部分，它的基础是对荣誉感和尊敬感的歧变型追求；全社会范围内的攀比并且演化成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心理，这种情况在人类的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它不仅发生在不同阶层之间而且通过心理演变使阶层界线变得清晰可辨。这是中国和前苏联目前发生的情况，因为人类没有先例，很难判定它的最终变化方向是什么。
发生的原因是清楚的，专家们比较一致地认为：当一个社会由人为的平等进入自然的不平等时，事实上的差距与意识、感情、道德上的不适应时产生攀比性社会心理的根本原因，而社会缺乏宿命性宗教的保护以及社会没有颁布明确的反平等纲领则是辅助性原因。真正的幻觉是对绝对平等的追求，而绝对平等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表现为一种反动。所以，这种社会心理的作用结果和性质评价也是两方面的。在主观上它要求社会倒退到过去的平等去，在客观上它从意识上把不平等的事实确定了下来，它完成了从无阶级到有阶级的过渡。这种过渡一旦完成，社会攀比心理将立即转变了它的存在形式。
如果说纵向失衡必然产生愤怒，而愤怒必须得以宣泄，而横向失衡则只产生忧郁，忧郁根本无法宣泄。后一种心理失衡对社会来说是一种更危险的情绪。因此有的专家称它是阶级仇恨的初始状态和原动力，或者至少是阶级意识生成的培养基。
横向失衡心态的持续存在对中国来说尤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说旧式的民主运动是一场意义不大的朦胧的社会冲突，那么由这种心态培养起来的新的反对派则有了更明确的阶级意识和社会斗争目标，而且他们可以轻易地找到自己的宣传对象以及依靠对象和同盟者。当这种失衡最终转变为某种觉悟时，社会冲突也就具有了阶级性质。
在中国访问时发现中国人最忌讳讨论社会的阶级分化问题。官员们矢口否认有这种可能的存在，他们只是低调地谈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中国传统心理，讥笑自己民族意识上的不开化状态。中国心腹地带的河南省和湖北省曾发生过几起偶发性的农民集体对抗政府司法机关的案件，对这种现象所显露出的社会未来趋势的端倪，最明智的官员也仅仅表示了“不平则鸣”的理解和同情。
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对社会的阶级分化趋势也是茫然不悟。一位自称是“死硬持不同政见者”的大学研究生解释说中国现在只有两个阶级——大陆和台湾。他本人虽然对中共持不新任态度，但是坚决反对台湾的脱离中国的企图，如有必要，他愿意为此而投入战斗。这个人其实是一个挺热情的爱国者。
中国统治者中大约只有毛泽东一人敢于毫无顾忌地大讲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大讲你死我活的阶级恐怖。这是他晚年犯下重大错误的意识上的原因，因为在他的那个时代中国大陆实实在在地只存在一个半阶级，即名为资本主义而实际上与资本并无联系的工农劳动者和并非资产阶级却代表国家掌握资本的干部阶层。干部阶层并不是一个完整形态的阶级。但是毛泽东仍是个有先觉才能的最智者。面对一个平静的极少波澜的社会，他的平民意识和被虐幻觉却非常浓重，他为未来中国无可避免的阶级分化而深深忧虑。他终于发动文化革命，不能排除他试图组织这种趋势的可能。
中国现在仍未完成阶级分化，只是有了贫富区别。但是一切迹象都在表明阶级分化的过程已经开始，因为贫富的区别之大，已经不能再用知识技能和勤勉程度的区别来解释贫富区别的发生原因了。随着改革的深化，政府已经公开承认了非劳动性收入的合法性。这样，依据对资本的占有程度而形成的真正贫富差别将会出现。
这几乎是一个无法鼩避的事实，即社会分化过程与改革的过程是同步状态，同时开始，同时完成。应该说明的是，与两个过程结合以后社会应进入一个高层次文明期，这是形成的阶级也可以理解为社会生活中的不同阶层，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必然表现为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和对抗，它们可以也只能共生共存。但是从对社会财富的拥有以及获取财富的方式上看，他们完全是严格定义上的不同阶级。
中国的情况与绝大多数国家可能出现的情况完全不同。这个国家有着自己的特殊条件，它在一个时期内无法走别人已经走通并取得成功的道路。
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材料，目前中国公众民有资金的总额已经超过了两万亿人民币元。这个数字大约是国有固定资产价值额的两倍。而在改革初始的１９７８年民间资金力量只是国家资本总额的１／２００。这种变化和这些数字的意义是深刻的，它至少说明了４个问题：
1。 改革的实际结果与它的初始设计已经发生了分离。 国家力量被相对削弱，而民众资金力量却迅速崛起并变得越来越强大。改革不可逆转，而且改革的方向已完全脱离了指导者的主观意志，呈自然运动状态向必然目标自然运动。
2。 依靠国家公有资产是社会全体成员保持大致平等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社会结构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基础。社会基本运转方式的变化无可避免。
3。 由于力量对比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已无力控制民有资金向资本形态转化；民间资本的自然运动必然重复资本由积累到积累集中的过程；以资本占有为依据的阶级分化成为社会现实而不仅仅是臆测。
4。 在这之后发生的一切社会斗争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含义。
这是一个自然过程。但是决不能武断地说这个过程一定具有社会进步的意义，对中国尤其是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偏下的人口素质，低经济发展水平和除人力以外所有资源的匮乏，特别是发展的不均衡，这些基本条件的存在要求社会安全必须以低水平的平等作为保护。当这种平等一旦被破坏，社会的安全、秩序以及社会进步都将遭受毁灭性破坏。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是正常的进程，发生在中国就是一场民族悲剧。
中国的最高层领导人员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为理想而斗争的献身者，他们也在为这种悲剧的可能出现而焦虑不安。从目前中共决策层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去分析，他们似乎企望依靠“宏观控制”这个手段去强行扭转某种趋势的发生，但是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因为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力量只服从利益的指挥，而国家已没有力量拿出更多的利益去支配民间资本。即使可以这样做也只能取得暂时性的效果，从长远看这类措施如同割自己的肉去喂食对手，力量对比将更趋恶化。
宏观控制的基本含义是用经济手段作为杠杆去调节“力量”的作用方向，也就是用利益去指挥力量。一种悲观的估计时，中国已经失去了做这种调节的物质力量和最佳时机。宏观控制的另外一些做法是把另一种力量引入经济生活中，这种力量的名称是“权力”。用专制或不讲道理的手段强行阻遏、导引、中断某种有害进程，例如中断民有资金资本化进程，在特定国家特定时断具有完全的合理性。目前的中国急需权力的干预，因为社会和它的人民还没有做好面对变化（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化）的准备。
资金资本化的倾向已经日益明显，而社会主义的国家政府正在对此进行顽强的抵抗。双方斗争的焦点和主战场是在国家银行，即对国家银行保有的资金的争夺上。
中国公众手中的资金绝大部分是以国家银行（中国目前尚没有私营银行，但已经存在秘密的地下资金拆兑融资市场，这是又一个危险来临的信号）存款的形式存在的， 存储余额已达到1。4万亿人民币元和约１００亿美元。这股巨大“力量”的进退和取舍实际上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命运。国家之所以能够使社会基本上仍按传统的运转方式运行，保持着有控制按计划的改革程序，或者社会之所以仍然能维持安定和秩序，基本原因在于这部分资金在目前仍由国家以低利形式占用。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这股力量不再安分。首先是新的一轮经济开发热潮引发了新的一轮价格上涨，与城市居民密切相关的零售物价指数的上升幅度已超过１４％，而银行储蓄利率仅为１０％左右。两相对照，中国民众又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银行里的储蓄看似安全实际上却在逐日贬值。他们开始惊恐不安，但是他们毕竟已经开始成熟了。政府很可能希望利用一下民众的惊恐，促成部分资金转化成社会购买力，从而不仅刺激生产而且刺激市场。因此在压力下政府坚持不做出类似调高利率的动作。但是１９８８年的抢购劣质日用品的风潮完全没有出现，僵持的结果是民众的觉悟和反叛。在观望了几个月以后，民间资金开始从银行流出，先是抢购黄金和硬通货，随后即转向有利可图的其它各项投资事业上去了。民众的考虑是简单而又实际的，他们不愿看到这一笔节衣缩食积蓄的货币被无形掠夺，他们渴望着笔钱的保值和升值，因此，他们的背叛以及寻找投资出路是无可指责的。
另一方面，经济开发热潮不仅刺激了对资金的渴求，而且为资金迅速获得高额利润造成了数不清的机会。国家的宏观控制措施是银行能够提供的贷款数额根本无法满足需求，许多机会只好眼睁睁地错过。于是，经济开发的热衷者们开始转向民间渠道去筹集资金，而民间资金也恰好正在寻求出路，供需双方一拍即合，短短的半年时间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实力”雄厚的民间投资财团。
地方政府、企业集团和民间投资公司在与中央政府争夺民有资金时既厚颜无耻、不择手段，又带有明显的赌博性质，凶狠而不预留后路。它们以高出国家银行一倍至两倍的利率无限量地吸引零散资金，并立即把这笔资金投入赌戏中。风险极大然而能在短期内即获厚礼的地产投机是目前中国大陆流行的赌博游戏。
很多迹象表明，国家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和分支机构的干部为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的诱惑在这场资金外流的风潮中起了中介作用，因为原则上一切集资活动必须由银行批准或提供担保。在过去的改革中已使地方银行机构的利益独立化和合法化，这就为叛卖提供了借口和埋伏下了必然性。
这是对中央政府的一次联合反叛，参加者是地方政府、地方银行分支机构和企业及部分民众。国家银行资金大量外流，私人资本却在投机和哄抬中成倍增长。这个过程因为受到利益的驱使已经越演越烈了。
可以提前告诉人们这个过程或这种反叛的最终结果：这是一个资本集中的过程。绝大多数卷入经济开发的民有资金随着投机事业的失败而化为乌有（中国目前还不存在破产概念，民有资金大部分为工薪节余，因此对民众只是被掠夺而并非破产），或因通货膨胀而实际贬值。这些投入资金在过程中变成了少数投机获胜者个人拥有的资本，过程不断重复就是资本的集中。
另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是，中国大陆目前掀起的地产投资热潮中，已经有数额巨大的台湾资本卷入了进来，在台湾本岛已经形成一股对大陆地产投资热，台资登陆的范围已不限于沿海的几处滩头阵地，中西部多处都插上了台湾资金的旗帜。冠冕堂皇的口号是爱国与合作，实质内容确实赢利赚钱。如果资本集中的过程以台资壮大而告终（概率极大，凭其资本的雄厚和经验的丰富，大陆资本绝少取胜的机会），那么这一过程将涂上可笑的政治色彩。台湾的一位新闻界人士面对着台资登陆曾调侃地说：大陆已经光复！
国家政府的抵抗显得软弱无力，仅从经济角度研究对策，只能陷入两难之中，大幅度提高利率已开展对资金的争夺，那么资本的边际效率就会相对降低，由此而发生的对国家经济建设和民间工业生产的打击将是很沉重的，政府的加快发展速度、扩大有效需求（保持市场繁荣）、充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