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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理，我们得出了促使国家和社会发生健康性变革的三个限制性条件：不是单纯性受国际潮流影响的，而是发自本民族社会内部的一种经济、政治要求；不是出自于统治者的雄才大略和善良愿望，而是来自于社会主体；不是迎合社会大众的强烈呼声和愿望，而是社会优秀品级成员按照他们对理想的理解对社会进行切实的改造。
在这三个条件中，我们排除了外部因素对变化的激化影响，也排除了内部组成因素中贵族与贫民阶层对变化的主导作用，仅留下了“社会优秀品级成员”这一特定的社会阶层，并将民族与社会更新变化的大任与希望寄托在这一阶层成员的身上。这并不等于说外部的与内部的其他因素对社会改革变化毫无影响，事实上，因为所排除的两个因素在社会变化的进程中往往显示出强大的力量，足以左右任何变革。但是，由于对这两个因素加以克服、限制和利用，可以在策略和技术范围内加以解决，我们有理由不予考虑。
这里，我们留下了第二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优秀品级？
三
我们的地球是这样狭小。目前，拥挤在这个小小的星体上的人口已达５５亿，据最保守的估算，再过３０年（２０２５年）人类的总人口将达到或超过１００亿。
所有的民族，我们未来的１００亿地球居民都有生存的欲望和权利。他们要吃要穿，而且要求富足，要求发展，甚至他们还要求奢侈的虚荣心和自尊感，要求自己过得比别人更好从而支配别人，这个基本的动机就迫使各个种族以至于整个人类疯狂滥用和肆意开掘这个星球所能提供的有限资源，并且毫无顾忌地随意污染者人类自身的生存空间。而据最乐观的预测，人类最终能够突破地球的限制在其他星球上开辟自己新的生存基地，至少还需要一代又一代科学工作者不懈地奋斗３００年！３００年后，地球上有多少人口了呢？
前景黑暗得令人不寒而＋B！唯一可以自慰的是，我们自己将活不到那一天。
一方面是人口数量和人的欲望的无止境的膨胀，另一方面是人类生存所依赖的自然资源日益枯竭。而人类赖以摆脱危机的唯一文明方法，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却相对缓慢。于是，这样两种作用力相背的力量就以极大的张力背离而去，撕扯着人类社会整体，像一根绷得过紧的皮条，最终会因达到极限而被扯碎。
人类社会整体被扯碎，这意味着什么？自相残杀因而由于热核武器的使用而同归于尽？
上帝既然缔造了人类，将不会再让它毁灭。或者如大多数人所相信的在冥冥之中根本就不存在一个造物主，他们在创造人的初始以及人类不断更新进步的整个过程中，始终高举着那把捍卫人类生存的利器。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法则。
这一法则强调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竞争，它更注重的是适应。只有那些与世界相适应的个体、群体、种族或国家才当然具有生存发展的权力。而落后或不适应者，只有改变自己以求适应的权力，无权要求其他！
世界发展到今天，国家的独立和完整边界仍被尊重和承认，但是整个世界作为一个信息不断流动的大系统，其内部的阻隔和分界早已被冲得摇摇欲坠。因此，落后的民族国家在开放的世界系统中完全无法保持其自身，它们将被无情地改造、同化、消灭或者废除，从而为人类整体的生存和优化做出令人痛惜然而是必要的牺牲。
上述观点是本世纪初叶生物学派思想家们得出的一致结论。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虽然偏颇但却接近真理的结论由于希特勒先生的荒谬鼓吹和血腥实践而变得臭不可闻。然而战后者５０年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从未放弃过同化别的种族的政策，而落后的贫困国家从自身的悲惨处境中也悟出了同样的道理，或者已经看到了更加悲惨的未来，从而发出了改造自己挽救民族的呼吁。这或许就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世界性改革洪流最本质的原因。
作为一种报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段时期内，有两种思潮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和确认。
首先是马克思先生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二战后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各国共产党人及其领袖，按照自己的理解把这种学说作了善意的改造，从而使它成为一种伊甸园式的辉煌理想，并且由这种理想出发产生出深及社会结构各个领域的一整套治国安民措施。领袖和子民们都深信沿着这条健康的发展道路走下去，即可以达到光明灿烂的理想天国——共产主义。问题在于，无论各国的共产主义理论与方法存在着多大的冲突和歧解，它们的基本实践却是相同的，即在思想方法上鼓励克己，在经济制度上实行抑富扶贫。
共产主义思潮曾经在世界上得到最为广泛的传播，它不仅被绝大多数落后国家所认同，而且在西方工业社会中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现在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先生在竞选期间被老一代政治家们攻击为共产主义的朝圣者，因为他在年轻时曾热衷过参加某类政治活动。无论如何，共产主义学说确曾获得过重要的胜利，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整个世界对共产主义的热情突然急剧降温了，当苏联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而停止活动以后，共产主义几乎成了恶魔的同义语。绝大多数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几乎同时宣布废弃执行了几十年的共产主义政策，开始实行资本主义方式的改造。
但是这并不说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学说的失败。马克思先生的学说在更准确的意义上是一种资本主义理论，它极其正确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事实上，就在共产主义在东方示微的同时，马克思学说在西方正在形成一个新的热潮，几乎全部的金融经济理论都在马克思先生论述的基础上得以更新、改造。抑富助贫也成为一种成功的资本主义模式，克林顿先生的经济政策的基本支柱即为向富翁们增税！
这一现象又说明了什么？
另一种思潮即民族生存权力和民族平等权力的泛滥。战后，特别是本世纪６０年代以后，作为旧的世界秩序的终结以及对延续几百年的殖民统治的清算，民族国家独立的浪潮几乎席卷了全世界。近几年，国际政治地理的变化无不与民族问题相关，只是由于国际地界早已划分完毕，因此民族独立和自决的斗争方式才以国内政治斗争的方式进行，但其激烈程度并无稍减。不仅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相继分解，而且分解后的国家又面临进一步的分裂风险。民族问题在西方工业国中也有强烈的表现。
从国际政治或全球经济运行的角度分析，荡这个世界最终按照单纯民族的标准划分成数百个甚至上千个独立国家时究竟是一种灾难呢还是一种福祉？作为一种人类固有的原始情感，民族情绪应该被看成天之信条得到充分尊重并进而成为国际生活的一个准则呢还是应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忽略、削弱、批判？
目前，民族问题至少已经出现了下述麻烦，使国际大家庭根本无法按照一个公正的标准或统一的尺度发表相应的意见，使其成为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对民族自身造成损害倒在其次，这种状况的延续最终将使世界出现更加混乱的局面，并最终削弱公正或国际公理。
民族问题与历史问题纠缠在一起时，任何处理办法或解决方案都是不公正的。在历史上，南非无疑是黑非洲人民的土地，但白色人种至少已经在这里进行过二百年的开发治理，谁更应该成为土地的主人？阿拉伯被以色列占领的土地的归属问题如果按照单纯历史的标准去评断，则更是一本烂账。历史是漫长的，土地曾几次易主，究竟应该按照哪一段历史去仲裁？事实上，真正的历史始终是民族融合的过程，单一民族国家的建立正因为与这个历史事实不相符合。因而才引起了诸多争端，使问题极端复杂化。
其次，荡民族利益或民族生存地域与政治地理边界发生冲突时，基于同样的原因也呈现出是非不清的混乱局面。
再次，当古老的民族情绪被具有现代色彩的民权意识所认同时，历史公正甚至是人类自身都将受到最严重的损害。因为在人类的情感发展过程中，除了原始情绪根深蒂固地深埋在人的情感基因之中以外，情感发展还呈现出对这种原始情绪是而背离时而回归这样一种曲线式前进的样式。每一个周期都应是人类更远离原始的自己。鼓吹民权思想无可厚非，但这种鼓吹应具有历史进步性而非鼓吹倒退。
最后，因为国际政治对抗中对民族意识这个工具的反复使用，使它自身不仅得到强化而且发生了多种形态的裂变。特别是当这些变异了的分枝被嫁接到一株株濒死的老树的枝干上时，远缘的和近缘的各种遗传因子共同作用使它开放出强异的花朵，鲜艳、灿烂又邪恶万端。例如，当民族解放的理想、热情与伊斯兰远古经典和习俗传说相结合时，就产生出其式汹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它以势不可挡的力量迅速冲决一些国家政府用权力和暴力筑就的堤坝，漫卷而去，它最终会吞没掉什么这是极为令人担忧的。此外，民族仇恨心理、民族狂妄心理以及民族被虐心理，都极容易寻找到自己寄宿或寄生的适宜的枝干。
民族意识已经给这个世界造成了难以排解的矛盾和麻烦，它总是和战争相联系，这是我们已经熟视无睹的事实。但是，民族意识的根基在于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定势。作为战后（或者说全部人类文明时）的一种重要支配性力量，它必须得到承认、尊重，而且它势必要在更长的历史时期内支配整个人类。
战后的全球政治运作和力量演变，实际上始终是由上述三种重要思潮之间的相互对抗和相互联合的运动构成的，这是世界的复杂性、多样性、进步性的根源，也为世界各个组成部分最终能够相互理解提供了可能性。
我们无法判断这三中思潮中哪一个更合理更具进步性，因为随着时间地点的迁移，它们都在一身扮演着英雄和败类、进步与倒退、维护者与捣乱者这样两种角色。但是，当这三种思想潮流渗入一个特定国家或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并且以法律条文或社会倾向的形式被表现出来时，它们之间的组合方式就使得被考察对象具有了鲜明的特征，而且客观地显示出它在人类整体前进的过程中和民族进步的旅途上所处的阶段性位置。我们因此不仅有可能对一个国家的现状做出理性判断，而且能够准确地预测到它的未来走向。
这是用第三只眼睛观察世界的为以有效的宏观手段（它的基础是微观的技术分析报告和数量统计报告），因为它的前提是排除偏见并且不设理论上的任何标准。
四
在战后，东西方在严酷斗争和对立的过程中，几乎同时接受了马克思先生的学说，并分别进行了伟大的社会实践。这不仅间接地说明了冷战和对抗与意识形态并不必然具有联系，而且鲜明地表现出人类对真理性认识的趋同倾向和服从本能。
这是一个奇迹，但这个奇迹却因为各国均把马克思先生的学说改造成土产货品而被差别所掩盖了。差别不是尘土，不能因为要显示思想的光辉而将它抹去。实际上，一种思想只有能够变异成土产时才显示了它的生命力和真理性。
大多数国家所犯的错误，正是因为它们的政治领袖和理论权威试图恢复思想的纯正性，并用正统的所谓思想指导自己的实践。在这时，思想变得苍白而且荒谬。
东方阵营是以共产党专制政权的形式去实践马克思先生的理想的。在这些国家中，马克思学说与本民族历史传统、民族文化沿习、国际地位、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价值观念相结合，甚至还与其政治领袖的个人性格、兴趣相结合，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共产党专政国家，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
但是，也正由于各国在嫁接马克思先生的思想时它们所采用的母本之间存在着千差万别，所以开放出的花朵也就面目全非，各放异彩。因此，这些表兄弟之间更多地表现出衣帽服饰的近似而并不能真正形成由血缘亲近感维系的完整体系。在每个独立个体的身上都无可掩饰地保留着它们的历史继承性。前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几乎就是沙皇俄国传统的新版本；中国的封闭、孤独、骄傲以及宗法观念和体制，甚至在官场内部权力斗争的样式和手法上，都能清晰地影像出满清王朝时代的印记。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等东欧国家在宣布自己改变颜色以后，仍未能成为平等的大家庭的成员，或者根本没有改变自己在欧洲大陆的传统角色，既受东方大国的压迫，不得不表示臣服和驯顺，又时时刻刻地表现出自己的反抗、背叛以及难以泯灭的仇俄心理。朝鲜（这里指朝鲜人民共和国——译者注）同样表现出两重性，一方面是崇高的民族尊严感使它保持了胡桃般的坚硬；另一方面它又随时调整自己的立场以求得邻近大国的保护，对此而心安理得毫无难堪之感。在历史上，东亚这个半岛国家与其邻居的关系模式可以上溯到公元六世纪的中国盛唐时代。
无可否认的是，在进行了共产主义革命及共产党专制政权建立以后，东方各国和各民族在战后的四十几年里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进步，特别是在经济建设领域，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模式和计划经济体制具有足够的权威，能够方便地集中有限的人才、财力资源进行某个重要产业领域的集中开拓和发展，从而取得在通常情况下看来是奇迹的成就。例如，前苏联在于战争有关的一切工业生产部门都取得了足以与西方先进工业大国一决高下的成绩，令人望而生畏、刮目相看。中国在航天技术、核武器制造技术和少数工业项目上业已取得了与它贫困国力不相当的长足发展。
问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 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
我们很难判断一个国家在对其政权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以后，究竟对其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产生了何种影响。这一是因为各国对外宣布的统计数字（特别是年度增长速度）由于浮夸而丧失了可信性（如把罗马尼亚在１９８６年以前的４０年的增长速度相加，其现今的国民生产规模应已超过英法德三国总和）；二是不具有可比性，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回过头去重新走上另一条发展道路，其结果究竟如何只能是一种臆测，即使借助现代化的电脑模型计算手段，也因其可变因素的复杂性而难以令人信服。
但是，如果不进行对发展速度的测算则无法比较选择的得失，而测算的唯一可信方法仍必须通过大致比较的手段。淡然，这种比较的方法仍有其危险性和不合理性，因为作为比较物的两个对象都有着难以排除的特定因素在发挥作用。但是，如果这些因素中的主要成分是政治性的，我们则可以大胆排除。因为在我们进行的比较研究中是假设在政治真空中进行的经济发展速度，其目的就是检测出政治变量对检测对象的非自然力影响。
如果我们以上海和香港这两个远东大都会城市作为比较对象，以１９４９年和１９８９年作为两个观测点，我们即不仅可能对其在不同政治背景下的发展变化做出宏观的判断，而且可以具体计算出政治变量的是技术良性影响。
二、 质量问题。考察经济建设的质量有两个重要的指标，一是综合效益的评估，二是社会人文指标的评估。
任何一项经济（或工业技术的）成绩都会引起民族国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连锁反应，而只有当这种影响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引起社会政治生活的质量的显著改善时，才可称为重要的经济建设成就。
由于反映经济效益评估的一些专业性极强的概念、公式和数字为一般读者所不熟悉，我们这里将尽可能避免作这种技术上的说明和演示，仅从动机和效果的一般情况做出考评。
动机即发展工业项目时的出发点，一般地说，某项工业、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是人为的或主观的决定因素越少则该计划的质量标准越高。例如，由于是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