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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了起来；
最后，发动农民参加文化革命与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的设计并不矛盾。因为毛深信精神成果势必会转化为物质成果。抓革命促生产，促进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发展，这些口号和实际做法证实了这一点。
毛没有估计到的只有一点，几亿处于半文盲状态的农民凭借什么武器去清除旧的道德和思想文化呢？他们又根据什么去区别好干部和坏干部呢？
很闲谈，中国农民在这里同样是贫穷的，几乎一无所有。因为农民固有的传统思想意识本身就在被批判和清洗的范围之内，而他们在学习记载着毛思想的小红书时，除了死背硬记一些条文外，其基本内容往往用自己的思想道德观念加以了彻底的改造。应该被清除的东西披上了毛思想的战袍，从而光芒四射，这大约就是文化革命在农村的一种成果。农民们就是以这样的思想为武器加入毛的战线投入战斗的。
于是，他们只能给毛帮倒忙。（自从毛在建国以后决定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并在工业建设与农民之间最终选择放弃农民以后，农民似乎从未在一件事上真正帮了毛泽东）。
关于农民在文化革命中得可笑、可耻、愚昧、罪恶以及破坏等行为，西方国家的报纸曾做过大量披露。而中国即使在邓小平彻底否定文化革命以后仍坚持对此秘而不宣。这样作为以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行为实在太黑暗太丑恶，以至于一旦为人所知将使中国党和政府的形象蒙受太大的损失，尽管主要责任应由过世的毛泽东承担。
由于得不到中国官方的准确数字，我们无法确知在文化革命初期那几个月里湖南省南部各县一共有多少名“五类分子”（地主、富农以及其他可随意加之与任何人的身份）被屠杀了。因为中共在土地改革是为了准确辨明阶级阵线，曾给每个家庭都划定了成分。所以，屠杀的对象全市以家庭所有成员为目标的，妇孺皆不免。屠杀全家还因为农民传统的“斩草除根”意识和毛思想中“防止阶级敌人复辟”思想在起作用（这是对毛思想加以改造的一例）。这股屠杀之风像野火一般瞬间挂遍几个县的乡村集镇，枪击、活埋、集体焚杀，至少有上百个家庭和几千人被杀掉了。当大批军队被派来制止住屠杀以后，一位解放军的下级军官说：“这种悲惨情景令人感到仿佛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
稍后一些时候类似的屠杀也发生在了内蒙古草原甚至是北京的郊县。与湖南的情况不同，内蒙古屠杀的对象几乎全是牧民中的中共党员和干部，而屠杀的目的却是要保卫党！起因是一则谣言。有人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个谣言称，内蒙古地区存在一个秘密的党，该党的宗旨是争取内蒙独立。于是开始清查并对受审者施用私刑，许多人受刑不过而胡乱招供，这样一连串的“坏人”就被找了出来。这些“坏人”全部受到酷刑，其中一部分在刑讯中死亡。
公允地说，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本质动机是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有群众参与的民主的政治机制。如果不承认毛的这个动机，就无法解释他对工人和农民无政府行为的放任鼓励以及为什么他在一夜之间将全国各级官吏全部罢免。事实上，毛在建国以后特别是由于“人祸”而发生的６０年代初期的大饥荒以后，对中共的中下级官员产生了普遍的不信任感甚至是愤恨情绪。同时，由于处在这些人的包围中而不能接触到基层的人民，也使他孤独并有被人阴谋架空的猜测和潜意识。有材料说，毛泽东曾秘密派出身边的保镖去一些省份的农村“访贫问苦”，但因这些人一出门就被下面的官员收买了，发生了多吃多拿的问题，毛不仅未获得渴望知道的真实材料发而更加觉得情形的严重与可怕。（毛自己出钱为这些人做了退赔）。
中国的决策体制必须民主化，这是毛泽东的一贯说法，也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但是他自己身居在一个宗法性极强的官僚体制中而且成了最高家长，这是他根本无法由上而下地推行他的设想，只好转而发动民众以造反的形式把各级官吏达到，希望由这个过程中自然地形成类似巴黎公社似的民主权力机构和民主作风。但是文化革命初期的混乱和破坏使他的这一愿望落空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努力。在文化革命中组成的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时毛泽东坚持要实行“三结合”，使一大批普通工人和农民跨入权力的大门。他自己也把上海的一个青年工人吸引到身边来，亲自鼓动中央委员会把这名工人选为党的副主席，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加以培养（在那一时期见过毛泽东的外国领导人大多都在毛身边见过这位相貌英俊、循规蹈矩的青年）。但是毛的良苦用心又一次被他的工人和农民深深地伤害了。这些人或者原来就是破皮无赖、品行不端者，仅凭着能言善辩敢于出人头地而爬上了高位（担任副主席的青年即属此类），或者很快地被权力所腐蚀，成为以权谋私的霸王。少数真正纯朴本分的一般民众即使当上了官员也很难发挥作用，因为他们既没有文化也缺少政治阅历和官场斗争经验。那位当了副总理的大寨农民在国务院会议上几乎一言不发，度日如年。
毛去世前的最后一个生日（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６日），他在中南海的家里会见了一位旧相识的农妇。农妇向他哭诉的仍然是吃不饱肚子。这与他在１９６０年听到的情况完全相反。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经过一场翻天覆地、震惊世界的文化革命，农民景况依旧、官员照样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一个健康的民主的领导机构仍然未能建立起来，毛泽东就是在这种沮丧而无奈的心境中溘然长逝的。他无法瞑目。
西方公众和政治家们把毛泽东看成是一个狂热的极端专权的共产党皇帝，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其实，这个任何中国的大多数人以及西方的公众一样，都希望有一个合理的公正的政治秩序，而且都把这种希望寄托在建立民主决策和民主制约的政治体制上。但是，毛泽东在中国根本无法做到这一切。
以毛泽东的威信、权力和政治经验，都无法做到，这大约说明在中国尚不具备建立这种政治体制的自然条件。没有条件而又要强行去做，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去碰撞，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悲剧，也使他个人的不幸。
毛泽东尚且做不到（指建立科学合理的决策体系——译者注），美国人的干预能起作用吗？
毛泽东用暴政的办法把农民稳定了３０年，即使大饥荒饿死了许多人，即使文化革命杀了不少人，农民毕竟始终被禁锢在中国的黄土地上，没有对艰难成长的中国工业社会造成破坏性冲击。这是毛的功绩呢，还是一个难以原谅的过失？
下面该轮到邓小平了，他怎样对待中国的农民？
邓小平的方案：释放农民的力量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在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中因言行不当而被赶下了台，但他给中央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封号“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却一直被沿用下来。西方公众对邓头上的这顶桂冠颇不以为然，因为它与毛泽东的那顶“舵手”的帽子一样，都有阿谀奉承之嫌。而且，从政治决策的角度看，把某种带有绝对权威性质的东西加之于一个人身上，既不科学也不明智。邓是个英明的政治领袖，但也是个８０多岁的老人了。
实际上。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决定实行他的第一项改革措施——在农村实行家庭联系产量的承包制时，他的改革思想是非常朴实和本分的。他的思想是：
ａ．守住毛泽东的遗产， 只对那些必须改变的东西加以认识并改革， 也就是“不冲击毛泽东所作的一切”；
ｂ．中国的改革不是来自政治家的恩赐，不是来自知识分子的智慧良知，而是被饥饿逼迫的；（也即毛思想的穷则思变）
ｃ．把政治问题变成经济问题来解决，不被马克思、列宁或毛规定的原则或教条束缚纠缠。
邓的这几条改革“宣言”几乎可以成为人类一切有志于改革者的盛典。同时，有时所有政治家可以借鉴参照的最充满智慧因而又是最狡猾最强硬的政治谋略佳作。
邓绝不妥协，他公然宣布要改变毛泽东的一些东西；但是又绝不伤害许许多多忠实的共产党员的情感（中国整整两代人固有的毛泽东情结），不是改革处在大多数人的攻击下而遭致失败。而改革的起步点或突破口，又选定任何人都回避不了的“饥饿”问题，这或许是一个借口，但以次为口实则改革的确可以在人民的拥护下在反对派哑口的情况下开始。
对于西方各国的政治家来说，邓所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是“把政治问题变成经济问题来解决”的真正唯物主义策略，避开“主义”和“阶级”的争论，让事实最终选定社会应有的主义，选定真正的主人。
这是中国目前唯一可选用的道路，也是西方日夜盼望的，中国最终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决策体制的一个中间站或台阶。
农民的力量无疑是一把双刃宝剑，它技能用来击中目标，也会伤害到自己。邓小平的“被饥饿逼迫”出来的改革政策，显然对此并没有充足的思想准备。预想中的在坚持毛的大部分政策的前提下进行改革，虽然充满着智慧但却并不实际。毛的中国农村政策完全是一个紧密联结着的整体，一根钢筋的抽动都会引发整体结构的松垮。企图由毛的一部分政策以解决农民的温饱和发展问题，这种一厢情愿的幼稚想法完全把问题简单化了。毛泽东留下的是一座完整的大厦，而不是一座用枝条搭就的小屋。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了这一步，使邓面临着一个严峻而又痛苦的选择：要么全盘继承，要么彻底否定。似乎没有从两盘菜里挑捡出一些的余地。
邓非常清楚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我是毛泽东的同代人。”同代人之间在基本方面是共通的，推翻毛泽东的问题只能留给后代人去做了。但是，他又不能什么都不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试着找出第三条路来。
邓的两名最倚重的部下赵紫阳和万里率先在中国西部的四川省和东部的安徽省进行了未经中央讨论批准的反饥饿试验。虽然未经批准，但相距两千公里的这两个省份的试验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方法进行。暗示者他们有着共同的后台或幕后策划者，这个人物后来被证实是“设计师”邓小平。
邓是政治家中那种顽石办坚硬的厉害角色。你既无法拉拢他，又不能压服他。在中共党内，默不作声、先斩后奏、不过多进行理论争辩和是非争吵以及胆大妄为，使邓一向的工作作风。他在挑选宠物猫时从不注意猫的皮毛颜色及血统，而只重视猫的嗅觉和牙齿的尖利程度。对于邓的这种务实、功利、强横作风，已故毛泽东常常感到无可奈何，只是深知其人地感叹说：“他历来如此，总是老一套。”
四川和安徽的试验获得了预想的成功，但是也引起了农民和城市阶层在认识上的对立。
中国农民的反应迅速、强烈并且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他们立即把邓小平认作了自己的政治领袖，并给他取了一个绰号——邓青天。这个绰号的政治意图是再明显不过了：只有邓掌握了国家的权力，这个国家的天空才会阳光普照。（这个绰号与毛泽东是“红太阳”的美誉在汉语的意义上完全相同，但是后者是农民在建国初始时对毛的称誉，以后农民并不真心地这样看待毛泽东了。）
与此同时，另一个意味深远的政治性民谣迅速在全国农村传播：“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民谣如果翻译成美国式的竞选语言就是：你们要吃饱肚子吗？请投赵紫阳和万里的票！
根据中国的史书记载，任何王朝在崩溃前都有民谣去显示征兆。民谣传播的速度和广度等于盖洛普民意测验的数字结果。农民强烈要求邓和赵紫阳、万里这一批试行动摇旧体制的人掌握国家权力，从而为农民的解放开辟道路。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压迫最深，反抗最烈。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农民是最落后的一个阶层，只是由于３０年的饥饿政策，使农民成为了中国政治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始的支持者和推动者。农民的呼吁，完全是现代民主政治运作的一种原始萌动。
城市的干部和工人却对此忧心忡忡。他们一方面承认农村的新制度的确是粮食有了增长，另一方面又很敏感地看到这种试验对既定秩序的破坏性冲击。一位老资格的退役将军流着眼泪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九死一生，就为的是社会主义。我知道社会主义这面大旗上只写着两行字：公有制、共同富裕！”另有许多人指斥邓“不要社会主义”，攻击赵紫阳是“自毁万里长城”。
邓立即进行了反击，他说，应该允许一部分人现富裕起来。他并且解释说，这样做实际上是共同富裕的一个步骤，可以带动整体的富裕。
邓在此是绝不会想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和理论，恰恰是整座长城倒塌的开始。邓是否将过共产党员应带头富裕的话，我们无从查证了。但是，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他对农村党的队伍的纯洁性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怀疑，面对改革过程中农村基层党员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则是肯定的。
农村自全面实行了承包制以后，被释放出来的农民的力量开始分流，从两个方面开始了对“长城”的冲击。
破坏生产力。
农民在改革初始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如同当年分地主的土地是一样兴高采烈。但是他们同时也存在着很深的顾虑：共产党的这种政策能持续很久吗？为了造成既成事实，也为了迅速拿到现实的利益，许多地区的农民连夜对公有财产进行了毁灭性的瓜分。其中最严重的是对山林的砍伐。农民将分配到自己名下的林木伐倒卖掉，当钱票子揣进自己的衣兜里以后才放下心来。
原始的平均主义公正观念和短见浅识随处可见。官方通讯社的一位记者曾描述他亲眼看到的一幕：一个生产队的耕牛太少无法平均分配，引起争吵。队长接受了村民的建议，将耕牛杀死，把肉煮熟后平均分配给全体村民，又把牛皮和内脏换来酒。当夜，全生产队的人欢宴庆贺旧时代的结束。
另一个例子更壮烈更荒唐。为了不让村干部获得有利可图的机械磨房的承包权，几个青年农民趁夜暗用炸药将磨房连同设备炸得粉碎。他们在村民中成为有正义感的英雄。
在新政策被强制推行的过程中，受损害最大的是大型农业机械设备和水利设施。由于田地被分割成无数块界线分明的小地块，耕作和收割机械完全失去了作用，全中国在２０多年里建立起的几万个机耕站在一两年内全部瘫痪，其中属国家所有的大马力履带式拖拉机和收割机几乎全数锈蚀成废铁。灌溉与排水设施也因没有必要的劳力投放而损失惨重。１９９０年华东地区的洪水灾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排水系统的人为性损坏而加大了灾害的损失的。
一般认为，中国农村从１９７８年开始的这场为吃饱肚子而进行的革命使中国农业的技术水平倒退了１０年左右。这种倒退对中国农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中国人多地少的实际状况使得农业技术装备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奢侈品。事实上，经过改革，农业的粮食总产有了提高，农民的吃粮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更重要的事，生产队解体，使农民获得了劳动自由和人身自由。
这种倒退对中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对农民的有效管理却是致命的。
８０年代中期，当中国政府着手建设第二条纵贯南北的铁路干线时，预算的总投资额已比８０年代初期高出近３倍。而到了９０年代初这条铁路开工施工时，总概算又提高了２倍多，而到３年后铁路通车时，实际投入的资金总量肯定还会有更大幅度的增长。建设费用急速增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通货膨胀造成的原材料涨价；二是征用农民的承包土地是农民的漫天要价。如果把费用增长的农业因素和工业因素加以比较的话，尽管工业因素的变化速度很快，但由于羊毛出在羊身上，不会给政府造成摧毁性后果；而农民漫无节制地提高地价则象一个无底洞，政府的任何一项对全民有利可图的建设计划都将因农民的难以对付而显得困难重重、难以举步。仅此一个因素计算的结果是，该条铁路线如果早开工１０年，费用仅为现在的２５％。这笔钱，原本可以修４条同样的铁路！
另一个例子更有趣。中国农村中有首富村出现在深圳附近。这个村的农民将土地出卖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