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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回报、放弃之间的整体均衡。我给予你自主地创造财富的自由,你必须以财富的形式回报国家;我放弃硬性的思想控制,你也必须放弃无政府的不负责任的言论和行为。
邓小平在1978年复出以后,出于对自己两次被独裁制度打倒的痛苦经历和感受,在一段时间内不遗余力地鼓吹必须进行民主制度和法制制度的建设。在他的改革日程表上,政治体制改革曾一度被放在了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或并重的地位上。为此,他连续挑选了两位力主实行政治宽松政策的官员担任中共总书记。但是,随着改革的实际进行,多米诺骨牌一张接一张地倒塌,经济管理权的放弃终于引来了政治的自由化呼声,中央权威受到削弱,邓的态度不得不变得严厉起来。在这以后,在中央政府指导下的法制建设和民主制度的尝试,其管理目标都明确地指向了一点,即国家生活的稳定的秩序。发自中央政府的政治化管理措施也由于基层管理网络的削弱而变得强硬起来。至于这种补偿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是否真正实现了管理平衡,中国社会的方方面的现实都在做出证实:一方面是经济连续十年高速度增长;一方面是针对经济的和针对社会的大量犯罪现象的存在;同时,通货膨胀、泡沫经济、技术停滞等恶性经济肿痛也在生成。
这些事实预测者中国最高决策层的两个决策动向:一,受到经济高速增长的鼓励,继续实行以下放中央管理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二,在受到社会秩序瓦解和财政崩溃的威胁时,将重新拾起被过去年代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包括共产党传统的思想威慑和意识形态专政。现任党的总书记江泽民的施政纲领——1990年的“7·1讲话”即表明了这种倾向。
西方各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比较倾向于预测中国政府的国内政策将在今后的两三年内开始向右转向。这不是对外国干预的一种机械式反馈,而是出于对本国经济病态现象的一种积极对应措施。美国《时代》发表了经济学家詹姆斯·沃尔什的文章说:中国“新的繁荣现象有一大部分是虚假的,信贷、物价和货币供应量都已失控”(1993.2.22《时代》)。而日本的专家则分析说,相当大的一部分美元资本投入了中国是受到了那里的法外暴利的吸引。当中国政府终于看到了他的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持主义、官员的贪图贿赂和初始泡沫经济也成了投资环境的“有利”成份时,当它预感到经济过热、失控以及高速度掩盖下的低效益时,当这种虚假繁荣最终激怒了自己的人民时,它除了拿起过去的旧武器之外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邓对政治改革的热情下降还因为另一个重要原因,即中国社会自把农民释放出田土的禁区以后发生了一个非常简单然而是没有预料到的变化。
建国30年来,由于实行毛泽东的禁锢农民的政策,中国社会实际上分成了两部分——具有相当文明程度的城市社会和闭塞、贫困、半文盲的农民群体。如果抛开农民不计,仅从中国的城市社会的经济、教育、生活质量和文化意识等几方面考察,这个社会已初步具备了自然生成民主政治体制的条件。如果仅在工业和商业范围内进行资本主义经济改造,在几年之内酒会培养出一个工厂管理者和商人的阶层。那么,社会的开明程度将由于这个阶层对政治权利的争取而被推动并发展到另一个高层次。
这时,邓完全有理由有条件进行他所热衷的“制度”的改造和建设。
但是,中国社会毕竟是一个整体,比城市人口多出两倍的一个庞大的农民群体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你无法抛开他不计。而这个群体一旦冲出闸门与城市社会混同为一体时,这个整体社会的人群素质就比单独的城市社会下降了几个层次,而这种低素质的人群才是中国社会的真实内容。
在社会分隔被打破以后,原来针对单独城市人群设计的政治方案立即就暴露出它的不合时宜和脱离实际的色彩。这就如同在知识分子的文艺沙龙里你可以整夜地演奏贝多芬和柴柯夫斯基,而在体育馆里举行的音乐会上你必须声嘶力竭地唱那些低级的流行歌曲。凡是不能适时改变自己演唱曲目的那些政治家,如两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们都不是合适的歌手,只好下台去了。
中国的政治家和国际社会的政治家,领导或干预中国,对必须真正地了解中国的农民。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德)洛伊宁格尔
第三章 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孤独的民主斗士
…
内容提要:1957年那个夏季,谁应承担罪责? 知识分子在通向权力的道路上,必须经过一座桥梁。 是毛泽东培养了一代人的反叛精神,这一代人却把怀疑的目光转向了毛泽东。 对文化大革命的清算,清醒者的思考和当权者的隐忧。
写大字报是非法的——彻底断绝了言路? 西单民主墙。 两个目标:新闻与言论自由。 旧式民主活动的终结——1989年北京事件。 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民主理想:自由、自由、自由;政府的有力回击:责任、民众! 苦闷、孤独、下海。
考察中国大陆地区1949年中共建国开始到1989年北京事件的40年中的知识分子发起的全部政治性活动,得出的结论却是非常不令人鼓舞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情况下虽屡遭打击但却始终不懈地追求自己的自由、公正和民主的理想,并发动了多次悲壮的冲击;另一方面,所有的这些斗争运动无一取得过理想的结果,这不是指运动参加者的悲剧性结果而是指的是这些运动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不理想的。明确地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斗争并未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只能得出这个结论。
中国知识分子试图从执政的共产党手中要求更多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并试图用民主来改造权力,并因而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我们只能称这些运动是旧式的民主运动。
首先,这些活动主要是执政党的一种活动,或者是执政党内斗争的一种反映,它的目标是政治权力和政权形式,因而不具有独立性。文化大革命中尽管知识分子获得了一次充分发表意见和呼吁民主的机会,但是他们的热情和勇气最终证明只能是政治的一种工具。
其次,这些活动虽然代表了一种健康合理的趋向并提出过民主政治的要求,但是其发展下去的逻辑结果不仅不会是这些要求的实现,反而是动机的一种必然反动。因此甚至可以说,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知识分子的民主运动往往具有反动性,使他们自己一此次地搬砖运石加固了禁锢自己的院墙。这不是策略问题所致,而是中国具体政治制度的自然发展所必须借助的一种形式。
最后,民主运动并没有造就意志代表某一社会阶层利益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这些活动始终局限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不独立的知识分子圈子以内,因而只能是孤独的、苦闷的、无结果的经历与热情的虚耗。他所产生的只能是几个流亡于外国的焦急、悲伤而又无奈的思索者。
他们在思索中国问题之前,应该更多地思索他们自己的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集团,究竟是什么?
一、 1957年的悲剧:罪责与惩罚
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和学者中只有一个一致的结论: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的感情离异始于1957年初夏的“反右运动”。由于共产党未能平和顺利地渡过这一关,未能把握时机真正地争取到知识分子的理解与帮助,从此这个党也就走上了一条失误多于正确的坎坷之路。
但是对于上述论断相联系的另几个问题,至今没有人得出过令人信服的结论。在1957年初夏之前,中共却由于知识分子真诚合作的愿望和举措吗?这种合作仅仅是一种愿望还是存在着客观可能性?合作破裂的原因,是历史的偶然因素或客观条件所致,还是有其中一方的主观原因?
对于准确地把握中国问题的本质,这些问题的合理解释将是一个关键,我们从中不仅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中共的执政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将准确地认识中国的知识阶层,因为我们把中国的民主化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这个阶层的身上。
1949年,中共从一个农民的反抗压迫的党变成了在全国执政的党。为了适应这一转变,中共不仅需要尽可能地吸引知识分子参加政权建设,同时对自身也要进行专业化、知识化的改造。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他甚至将能否团结知识分子的问题提高到政权是否巩固的高度一再向他的共产党同事们提出告诫。
毛泽东的建议无疑受到了中共党内那些农民出身的将领的挑战,毛泽东的这段话可以证实这种情况。毛泽东说:“有些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不要知识分子也行。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鲁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作用的认识无疑是很清醒的,但是这种认识存在着重大的隐患,如果把毛关于知识分子的另一些讲话也参照进来,我们发现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大致有下列各点: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特别是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有重大作用;他们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他们是否向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投降从而转变立场;因此要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必须保持警惕,特别要保持工人和农民的领导权,知识分子必须接受领导。
毛泽东是个英明的领导人,对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应有的大度和宽容精神,但是他毕竟没有完全摆脱开一个凭枪炮夺得了政权的农民领袖的狭隘立场和高傲心理,这是中共未能顺利通过执政关的一个关键原因。毛对知识分子的有关看法作为指导思想以后一直影响着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
但是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30万知识分子被打成“敌人”而惨遭折磨,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从此不断恶化,与毛泽东认识上的这种偏狭无关。如果说毛泽东必须要为此承担责任,那也只是判断上的一种错误,而错误的原因则是感情、认识与经验的问题,并不是如他后来所说的“引蛇出洞”,由预谋地设伏,引诱知识分子把脑袋伸出来一刀切掉。这些化石无奈中一种并不高明的掩饰。
从知识分子方面看来,他们对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是很高兴的,这不仅因为他们对国民党的腐败早已厌烦、痛恨,而且还主要因为他们盼着有一个和平时期的到来,从而得以施展自己报国甚至是救国的才干。这可以从钱学森先生等一大批海外科技界人士在1949年后纷纷返回大陆这一事实中得到证明。热情、希望以及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的一般心理,这也为以后的悲剧埋下了不详的种子。
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两个方面都倾心结合,并且各自做出了最真诚最有善意的举动,但是在合作的最初阶段就大打出手,以至感情都受到最严重的伤害,从此再也没有亲近过。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就在这里。中国共产党,这个依靠农民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党,这个发誓要依靠工人建设现代化的党,难道与知识分子真是一对天敌吗?
毛泽东的学生、 中共元老之一的柯庆施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这样一番评价:“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
柯是用男子评论婢女的口气去评价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中共另一些地位较低的将领则只肯用品评妓女的眼光去看待知识分子。柯在中共党内有很高的地位,几乎是毛思想的权威解释人和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高级顾问。他对知识分子的这种轻蔑的态度和敌视,在这个农民成份很重的政党内部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并且反映出一种危险的倾向,即执政党在感情上是排斥知识分子的。
毛泽东在感情上也同样排斥知识分子,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理智上做出正确的判断。1956年初,毛已经指出排斥知识分子的关门主义倾向是他的党在执政以后出现的一种危险的不适应症,而这种病症将严重损害政权的质量。毛甚至还发现他的党同时也在脱离工人和农民,他把它归结于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和关门主义,是政权变质腐败的前期征兆。毛在这一时期曾多次与人谈起300年前农民政权大顺王朝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近一个多月就迅速垮掉的历史掌故。他认为大顺朝皇帝李自成之所以很快失掉政权,一是功臣居功自傲,贪图享乐,很快变成了新官僚;二是李自成不该杀李岩,是政权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支撑。
毛在那时隐隐流露出这样一种看法,打江山可以依靠工人和农民,而坐江山绝不能没有知识分子。他虽然为自己得出的这个结论感到苦恼和不快,但还是为此而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号召中央各部和地方各级政府加紧培养“自己的秀才”,毛在亲笔写下的这个通知中强调“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另一个措施是在党内开展反对关门主义的工作,设法打通阻隔知识分子与政权的那堵厚墙,从而使执政党不仅得到知识分子的拥护(或不与知识分子为敌),而且能够领导一个复杂庞大的社会的政党。
公正地说,毛泽东在他的党与社会产生阻隔是,首先是做出自我批评,认定症结的主要责任者和该打板子的是自己一方,并且明确要求中共向适应社会的方向转变,这都是极为难得的。那时,毛甚至有温情主义的倾向。他像一位善良而有耐心的家长,把全中国比作一个可以和睦相处的“大家庭”。家庭内部当然有争论和斗争,但是这种打斗不会出危险伤感情,不是“狂风暴雨”,而是嬉戏般的“和风细雨”耍耍脾气而已。
为了创造出这种气氛和团结的局面,毛泽东严厉地要求他的党开门整风接受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批评。
这绝不是毛泽东的心血来潮式的浪漫举动,在中共党内实际上还存在一个人数不多但势力很大的派别,这个派别强烈要求党能做出适时的转变以求得更新。这个派别的领导人即刘少奇。因此,把国家比作一个大家庭,就不是一个温情的幻想也绝不是带有欺骗性的宣传口号,而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中的一个主体性思想和善良愿望,即认真地平稳地温和地建设自己和全民族共同的祖国,实现中国几代人的强国梦想。
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作了三件意义非同寻常的大事,从而明白无误地宣示了这个党的决心。这三件事是:1.从党章中删除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邓小平甚至公开地提到了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2.明确提出曾指导党取得了战争胜利的毛思想不再继续适用于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3.宣布基本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已经结束,今后的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
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西方学者常常会对中国共产党感到困惑难解。这个党作出的一些决定有时愚蠢得令人不可思议,有时又极其明智准确令人由衷地赞叹钦佩。毫无疑问,1956年中共完全独立地做出的这个决定,是它的历史上的一次最英明的判断和选择。不管是处于什么原因,它能暂时地抛开陈腐的阶级斗争教条,把党的工作目标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说明了这个党具有务实作风和国家利益至上的道德观念。更重要的事,它居然能够在维护了领袖权威的情况下,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弃就图新,并对今后可能出现的个人迷信和个人独裁采取了预防性措施。在全世界所有执政的共产党中,只有中共尝试了自我更新的自体反馈调适,这是罕见的一个例证。当然,如果中国从那时起能够平稳地走上中共为它选定的道路,能够不受干扰地坚持那条八大路线,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也许已经是世界的第一号经济强国了。
22年以后,邓小平在中共11届3中全会上提出的中共的改革路线,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1956年路线的重提而已。而在反对个人迷信和加强集体领导以及实现党内民主决策等问题上,22年前的认识甚至是更自觉的。
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变化的呢?是什么原因使中共在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决议之后立即就偏移了自己的脚步并从此历经坎坷,开始了一连串极其荒唐的错误行动,直至发动文化革命把全民族拖入一场持续十年的劫难之中?现在,人们找出了多方面的原因来解释这次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