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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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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王禹卿签字开具支票,一切款项按票面数额向两家银行兑现,人心稍稍平复。

正当荣宗敬心弦放松之际,王禹卿突然变卦,决定辞任总经理。原来,王禹卿发现申新债务之重远超想象,担心以个人声誉担保会连累自己,拒不签发支票。荣宗敬认为王禹卿不顾大局,出尔反尔,几番争吵,险些爆发肢体冲突。奈何王禹卿主意已定,不为所动。没有王禹卿签名,银行不敢妄动,申新还剩220多万外债无力偿还,之前所签支票也陆续退回。

1934年7月4日,上海各大报纸头版无一例外地刊登出“申新搁浅”的重磅消息,震惊国内。

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申新毕竟牵连面广,尽管债务诉讼不断,荣宗敬却有办法拖延时日。他提请司法部转达上海各法院,凡以申新为被告的案件,尽量压住,这样就不至于逼迫申新破产偿债。官员深知个中利害,居然真的按照荣宗敬所言,给司法系统下达了拖延密令。

稳住阵脚后,7月20日,荣宗敬宣布复出:“窃思敝公司范围较广,事务激笼,接替无人,万难卸责,不得已鄙人即日复职,从事整职工作,对于前欠款项,不沦抵押、信用,自当一律负责偿还。”

国有化风波

1934年夏,荣宗敬复职后立即组织“申新改进委员会”,将侄子荣伟仁推向前台,担任申新改进委员会主席,自己则坐镇幕后指挥,对申新进行治理整顿,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当务之急是筹集资金。荣宗敬找到上海新闻人、《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试图通过他向金城银行等“北四行”“北四行”是盐业、金城、中南、大陆4家北方知名私营银行的合称,盐业银行总部在北京,金城、大陆总部在天津,中南银行总行在上海,4家银行在1922年前后成立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遂有“北五行”之称。借款,史量才与荣宗敬素有交情,当即打电话和金城银行经历协商。几天后,史量才约荣宗敬面谈,传递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北五行”同意放款,但前提是申新改组,废除无限股份形式,撤销总经理职位,改设董事会,荣宗敬任董事长,各行推荐常务董事,共同处理日常事务。

史量才建议荣宗敬将在企业任职的儿子、女婿送到国外深造,他们在申新掌握实权,如果留任,势必影响改组。史量才对荣宗敬说:“企业如果不是公私分明,破除面情,困难就难以彻底解决。”

荣宗敬按兵不动,申新改组一事不了了之。后来,荣伟仁对外声称,荣氏在申新具有号召力,如果改组为有限公司,荣氏不能整个负责,对外信用不免减色。而史量才却认为,“荣宗敬家族观念很深,没有革除旧一套的决心,所以要求‘北五行’支援资金没有成为事实”。

随后,荣宗敬向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官署名。民国元年(1912),南京临时政府始设,受大总统管辖。主官为总长,以次长为估官,设农政、工政、商政、矿政四司。北洋政府改设农林、工商二部,分掌有关事务。民国2年,又合为农商部。民国16年,北京军政府分农商为实业、农业两部,实业部分劝业、商务、矿政三司,职权与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实业部不尽同。财政部、棉业统制委员会日伪统治期间,当局制订《棉花统买统配实施纲要》,于民国33年(1944)2月公布施行,并成立国商业总会棉花统制委员会(简称棉统会),在产棉区设棉花收买同业协会(简称协会),规定棉商必须经棉业化会申报、棉花收买同业协会核转、棉统会登记发证,方可收购棉花,所收棉花信予中日纺织业联合组成的协会会员。呼吁,请求救济。他历数申新发展历程,言辞切切之际,不忘强调“国计民生”,要求准予申新发行500万元公司债,由政府保息。

实业部部长陈公博对此展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他从财政部、实业部、税务署、棉统会等部门抽调人手,到申新及三新总公司进行调查。之后出具《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认为申新组织不良、经营混乱、资不抵债云云,认定“该公司资力、人力,俱不足以经营如此大规模之工业,以致累及方面甚多。长此以往,为害甚烈”,于是决定变“救济”为“整理”。

陈公博提出三项“整理”方案:一、由政府责成申新速行清理,以6个月为限,若清理不成,再由政府派员清查;二、政府召集债权人,组织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申新现有9个工厂,至多以6个月为限,6个月后,依整理所得结果,再定具体办法;三、在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期内,由政府供给300万元为营运资本,6个月结束,所有盈余或亏损,兼入公司债务权以内计算。

陈氏意图彰显无遗,无非是想将申新收归国有,当做升官的政治资本。他公然宣称:“今日仍以荣氏为中心,则外间已不信仰,中心无法可以维持”,“恐又蹈无组织无管理之覆辙。”

得知此事,荣宗敬气愤难当,他说: “他们想拿300万来夺去我八九千万的基业。我拼死也要同他们弄个明白。”荣宗敬致电蒋介石、孔祥熙,痛陈实业部居心不良,同时动员国民党元老出山劝解,竭力阻止申新国有化。荣氏的遭遇在商界引发共鸣,各地商会痛感失望,担心日后“则当无一厂不破产,无一厂不需要收归官有矣”,展开大规模声援,“使申新因救济而重睹兴复”。

重重压力之下,陈公博计谋未能得逞,改为“由荣氏本人大加整理”。除了耗费精力、财力,申新既未被收归国有,也没有得到政府财力支持,激起万丈喧嚣后,又回归原点。好在荣宗敬并未丧失实权,以出让申新一、二、五、八厂部分权益为代价,与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备银行签订借款合同,依靠银团垫款开工。停工多日的申新各厂,传出久违的轰鸣声。

申七拍卖案

然而没过多久,荣宗敬又被泼了一盆冷水。“国有化风波”刚刚消退,申新七厂就成为外资觊觎之物。

说来话长,1928年,荣宗敬收购东方纱厂,以价值500万元的地契、房屋、机械等固定资产作抵押,从汇丰银行借款200万元,办起申新七厂。贷款周期15年,年息8厘。1933年贷款到期,荣氏与汇丰签订押款转期临时契约书,约定1934年年底到期还本。不料,1934年“申新系”动乱不已,申新七厂根本无力偿还借款,荣氏向汇丰银行请求延期,并愿意交付全部利息及押款的一部分。这已是极大优惠,但汇丰不为所动,执意要求申新赎回抵押资产。

令荣宗敬大感意外的是,汇丰明知申新无力赎回资产,竟以合同到期不赎回即有权任意处置为由,不顾中国法律程序,决定绕过法院自行拍卖申新抵押资产。坊间传言,汇丰背后有日商作祟。

荣宗敬视此为耻辱。倘若果真被日商拍得,怕将颜面尽失。他对记者说,中国实业到此地步,前途实不堪设想,自己一家损失事小,对于工人和整个实业界前途的影响事大,如果无法挽回,“不如将各厂一齐停闭,金钱、精神反少损失”。荣德生尚不致如此极端,他异常清醒地指出,申新去处,官也可,商也可,内外要分清,绝不能落入外人手中。

荣氏兄弟动用一切政治、商业关系,希望当局垂怜,垫资赎回。此外,因申新七厂曾被二次抵押,倘若拍卖,将损害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债权人利益,它们联合通过报纸谴责汇丰“仅顾己利,不顾法律”,并向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申请备案,查封申七,禁止任何私擅行为。

与此同时,荣宗敬也试图用法律武器捍卫申七权益。1935年2月,申新七厂律师发布紧急通告,宣布汇丰强行拍卖“有意侵害本厂法益,绝对不能承认”,公然表明,“无论何人买受该厂,当不能取得合法所有权”。

然而,汇丰一意孤行,似乎一切都不能阻止申七拍卖。

2月26日下午3点半,上海北京路鲁意斯摩洋行人潮如涌,水泄不通,200多人静待拍卖开始。这些人中,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多数人是看热闹,真正有意竞购者不多,因此报价不升反降。当拍卖员报出225万元的价格时,坐在台下的日本律师应声而起,竞得申新七厂。

这名日本律师其实只是前台代理,真正标主是日商大连汽船株式会社。荣宗敬对该厂并不陌生,它坐落在上海杨树浦路黄浦码头,东边紧邻申新七厂。该厂老板意欲扩建码头,早就对申七流露觊觎之心,如今借汇丰拍卖之机,侵吞申七厂基,达到扩张地盘的目的。

汇丰仓促拍卖本已蹊跷,勾结日商更添悬疑,激发激烈声讨、抵抗,此事上升到保卫民族产业的高度。

拍卖当晚,申七职工拆除汇丰封条,将机器全部拆除,并备好水龙头等“武器”,准备冲击前来交割的日本人。两天后,申七召开职工会议,成立纠察队以维护工厂秩序,联络报关、团体,表示“厂存与存,厂亡与亡,不惜任何牺牲”。各界闻风而动,掀起声势浩大的舆论谴责。

汇丰拍卖申七,本为弥补亏空,同时对借贷者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与日商并无过深关联。眼见拍卖事件不断升级,国民政府甚至都出来干涉,汇丰自然不会为“捡一个芝麻而丢掉西瓜”,索性做个顺水人情,也为自己留条后路,宣布拍卖无效,将申七还款日期延至1940年年底,年息降为7厘。

宋子文:“申新这样困难,你就不用管了。”

拍卖风波过后,申新并未真正走出危机,反而因为生产困难,陷入极端危险的倒挂境地。

1935年春,荣宗敬将亏空巨大的申新二、五厂“暂行停工”,4000多名工人失业。有职工写信给陈光甫,描绘惨淡光景,“职工流离颠沛,抛妻鬻子,忍饥挨饿,以度此困苦岁月者,姑无论矣。而忍令此每厂六七百万资金所置之生产设备搁置不用,坐视其腐蚀锈坏,未免太觉暴殄天物”。趁申新危难之机,英、日纱厂“加工赶造”,大肆倾销,“以夺我厚利,而我中华民族仅有此区区之纺织工业,竟任其日趋沦亡”。申二、五厂职工呼吁采取紧急措施,及时复工,恢复生产。棉统会与财政部责成荣氏兄弟增加资本,尽早开工,否则将对两厂进行拍卖。荣氏兄弟再次陷于被动。

由于棉花减产,洋纱倾销,“棉贵纱贱”程度不断加深,不但申二、申五复工无望,其余各厂相继告危。荣氏进退维谷——多出一件纱,多亏一成,若不生产,恐永无开工之日。眼看到期债务无以偿还,兄弟二人只能奔走各方,请求宽限。所谓“病重乱投医”,荣宗敬甚至向刚刚履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求援。

宋子文并非善类,国民政府当中,觊觎荣氏家业者众,当中亦有宋氏。早先实业部部长陈公博碰了钉子,却并未扑灭宋的收纳之心。宋子文其实早就开始谋划将申新纳入怀中,但他比陈公博更擅隐藏,更懂得拿捏分寸和捉摸人心,所以才能赢得荣宗敬的青睐。

1935年6月,荣宗敬致电宋子文,请求约定时间、地点,商谈复工。他在信中言辞恳切地说,“一、二、五、八厂与上、中两行及永车庄往来,长此停工,双方均有损失”,恳求予以研究,早日复工。

宋子文不动声色,既不爽快答应,也不明确拒绝,只是看着荣宗敬每日到中国银行苦苦哀叹。等荣宗敬显露倦意,他便放出风声,表示“援助”之意。一天,宋子文终于同意与荣宗敬面谈,荣氏大感欣慰,兴致高昂地到中国银行赴约,不料却听到宋子文这样规劝:“申新这样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2000元的开销由我负责。”既然开口,宋子文便将计划和盘托出。

按照宋氏意思,申新全部由他掌管,然后发行公债偿还旧债。他事先事无巨细地将公债分为五等: 营运借款为一等,不动产抵押其次,钱庄无抵押借款居三等,第四等是个人储蓄存款,荣氏及其他股东存款为末。以上债务,按照等级依次偿还,银行可将利息从1分降至5厘。宋子文胸有成竹,甚至当面向荣宗敬表态,将任命中国银行高管霍宝树为申新总经理。

看着宋子文飞扬跋扈的神态,荣宗敬顿感失望,之前建立的希望瞬间破灭。若说陈公博假公济私,那么宋子文则是公开掠夺,荣宗敬呆立许久,说不出话来,碍于宋氏权势,不敢当面拒绝,推脱回来和荣德生计议,便写信给宋子文: “一、三、四、八等厂,因系股份公司,未经适当手续,似难一时独断。其余各厂系弟个人事业,并无股东关系,自宜酌听尊裁,不敢多持成见。”

对于宋子文的计划,荣氏一族断难容忍。荣伟仁在给姐夫李国伟的信中表达担忧:“政商合办之事,在中国从未做好,且商人无政治能力策应,必致前功尽弃。事关股东血本,生死问题,非努力理争不可。”荣宗敬致信宋子文,婉转拒绝。

宋子文并不放弃,找到陈光甫详谈,希望他站在自己这边。陈光甫心中不悦,不好当面决绝,谎称回去商议,便匆匆告别。

回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与李芸侯分析,认为替宋子文做恶人,不仅在声誉上受损,每年还要亏损,“不能接受”。陈光甫于是对李芸侯说:“我没有办法反对宋子文,你负业务上的责任。明天宋子文在他家开会,你代我出席应付,他问起我,说我有病好了。”

次日下午,李芸侯与浙江兴业银行涂新六、中国银行霍宝树等人到宋家开会。席间,宋子文谈及申新一事,询问在座意见,李芸侯直接回绝。宋子文抬出陈光甫,李芸侯说:“这笔款子是我放的,所以归我负责。照这办法,我行肯定要亏本,还望宋部长大力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宋子文又以中国银行同意为由,继续施压,被李芸侯轻易化解:“或者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借给申新款项转给中国银行,中国银行是发行银行,问题不大。”宋子文脸色大变:“这样就不能再谈下去了。”

与此同时,申新各厂奋起反抗。无锡申新三厂股东发表联合声明称,申三股权独立,不包括在“申新系”之内,并言之凿凿地指出,上海申新各厂欠申三400万余元,申三当为申新债权人。其旨在扰乱局面,让宋子文知难而退。此外,为防备宋子文节外生枝,再出招数,申三股东重金聘请知名律师担任法律顾问,捍卫工厂权益。一时之间,宋子文不敢轻举妄动。

僵持到1936年秋天,局势突然扭转。各地棉花丰收,供应充足,收购价直线下跌;另一方面,消费市场渐趋活跃,棉纱、布价格开始上扬。持续4年之久的“棉贵纱贱”困境随之消解。

市场反映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申新各厂境况好转,申二、申五复工。期间,荣德生在无锡主持公益铁厂,自造机器,日产新式织布机8台,性能不差于日本、英国机器,成本却便宜一半。自产机器在申新各厂普及,渐次恢复繁忙景象。宋子文再未提及接管申新一事。

进入1937年,全国风调雨顺,申新各厂赢利日增,福新、茂新面粉产销两旺,三新财团呈现久违的兴旺之象。

正月十六,荣德生62岁生日,荣宗敬奔赴无锡,与荣德生庆生,并计议企业未来。兄弟互通消息,认为虽债务沉重,但前景看好,正应增加纱锭、添置机器、扩建新厂,力图更大发展。二人勾画企业未来宏图,言谈间,不觉已到三更,仍意犹未尽。然而,数月之后,卢沟桥的炮火将一切美好想象摧毁。

国破山河在,历经劫难的荣氏企业又将面临怎样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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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宗敬之死

在战火蔓延至上海之前,政商两界已作好最坏打算:为避免重大损失,内迁看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1937年8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资源委员会关于拆迁沿海工厂的提案,这意味着企业内迁提上日程。11日,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成立,开始动员上海工厂、企业,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放眼上海滩,一派忙乱景象,在政府规劝下,部分企业拆厂迁移,辗转内地。这些企业多属小厂,员工少、设备简单,纵然转移厂址,也不会动摇根基,花费也不多。而对于上规模的企业则另当别论,盘根错节的供求关系暂且不论,仅拆卸、装运数量庞大的机械设备就是一笔不菲费用,转移之后能否招到工人、站稳脚跟、打开市场,均是未知数。因此,大企业反而不急搬迁,也许是在作最后的决断,也许是在寻找第二种选择,总之,极少者付诸行动。

以规模而论,荣氏三新财团毫无疑问属于大企业集团,荣氏兄弟同样为搬迁问题而费心思量。

单以面粉厂、纺织厂计算,荣氏旗下就有21家工厂,其中14家位于上海,占2/3份额。此外,4家位于无锡,其余3家分布在汉口、济南两地。可见,上海、无锡是荣氏企业的大本营和根据地,如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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