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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色”的超然态度：“色”不过是一种家常便饭罢了，无甚说得。而实际上，你可以问人：“你吃饭了吗？”却不能把“你做爱了吗”作为问候常挂在嘴边。你可以邀请人下馆子吃大餐，却不能直呼“某某，我们做爱去”。圣者的超然，很有些掩耳盗铃的味道。
古典小说中，写做爱的也不少，但却多半是雾里看花，隔靴搔痒。《醒世恒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有两句“分明久旱受甘露，胜似他乡遇旧知”，虽是写做爱的，却言不及义，让人错觉为两位老友重逢，畅谈人生理想。一件俗事，作者为了撇清，非要用雅文来描写，令人啼笑皆非。如果文字中涉及“挺矛拨草，游蛇入洞”，虽然并没有“露骨”，还须读者用充分的想象配合，也通常会被□□□□代替，恰似人的嘴被强制戴了口罩，并郑重提示：此处有口臭，看官宜回避。至于“翻云覆雨”超过五百字，那就是连口罩都不可救药的了，只好株连九族，满门抄斩，被列为禁书。
对做爱“说”起来讳莫如深，真正“做”起来也不爽快。中国有五千年悠久的文化，照理是“道德”得不行，在做爱这件事上却可以看出中国人很有些小人。正如某位贪官想收受贿赂，便以生日为借口，一年可以“生日”好几次。男人做爱，也多半以爱为幌子，同时可以“爱”很多人。一般来说，当某个男人说“我爱你”，其实他的潜台词就是要和你上床。似乎“爱”才是主题，“做”只是形式。如此一来，做爱便可正大光明。
闲读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有一则故事很有趣，文字不长，抄录于后：“京师一宅近空圃，圃故多狐。有丽妇夜逾短垣，与邻家少年狎。惧事泄，初诡托姓名。欢昵渐洽，度不相弃，乃自冒为圃中狐女。少年悦其色，亦不疑拒。久之，忽妇家屋上掷瓦骂曰：‘我居圃中久，小儿女戏抛砖石，惊动邻里，或有之，实无冶荡蛊惑事。汝奈何污我？’”明明自己和别人做爱，偏偏要赖到狐女身上，以狐女做幌子，也算天下奇闻了。可见，做爱，说不得说不得。要说，也要拉块遮羞布。俺既然说这件事，已经算不得正人君子，却还不敢“流氓”到底，把标题直做“做爱”，只好学学古人的东拉西扯，以雅谈俗，取名“停车做爱枫林晚”，虽然言不及义，到底“做爱”两个字没有那么显眼，总算把耳朵掩住了半边。
猪样年华
第三部分茶底书话
猪样年华
第30节男人那话儿不想上床
王朔出了本书叫《不想上床》。此王朔非彼王朔，乃一女子。这本书俺没有翻看，倒觉得这个书名很有意思。食、色，性也。想来床笫之事还不至于被人大方地遗弃，不想上床，按我的理解是地点的厌倦，自有文明以来，大抵翻云覆雨之事就从野地延至床上。文明和野蛮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私有化——把以往无须避讳，在大庭广众做的事情，搬到私人的地方。床上有被，被外有帐，帐外有屋，是私人得不能再私人，也文明得不能再文明了。
文明也有一个坏处，就是顾及了公共秩序的同时，灭杀了个性。风水轮流转，山水有相逢，现代人文明得乏味，于是追求起人性的解放来。人性解放，当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从人的性上解放，在床上做了几千年，也该换换地方了。于是，野合成为了一种刺激，不少城市都有一两块树林，早上清洁工能扫出一大筐避孕套和卫生纸。
前几天更在新浪看到一条新闻，据说某浪漫之国，一对夫妻在开车回家的途中，突然“性”起，按捺不住，两人就在街边大搞特搞，招致路人投诉。警察责问，丈夫的回答竟是“妙极了”。可见不上床确实有不上床的快感。
漂亮
刚从同事黄莺手里拿来这本《电光幻影》，翻开第一篇《演员》就看到一句大实话：“漂亮这回事抽象得很，各人有各人的水准，我认为好看，别人不一定觉得美丽。”我觉得蔡澜就很漂亮。翻开今天的《都市快报》文娱版，黄莺的报道《香港才子蔡澜来吃茶》，题图是蔡澜的照片，应该也是60来岁的老头了，眼睛眯缝着的笑。感觉这种笑很纯洁，是历尽世事一切浊重沉淀以后留下的纯洁的笑。有这种笑的人，恐怕不会对世事抱有顽固的成见，不会以好与坏去判断人，应该有一颗包容的心。这张照片是同去的专刊编辑李莉拍的，业余拍摄者抓住的，往往是对象瞬间闪现出的真性情的东西，我想蔡澜这一刻的表情多少也会让拍摄者心动。
“才子”恐怕是很少用的词了，作家、明星等等似乎更有光环，但我更喜欢这里的“才子”这个词，似乎还带那么点古典的纯真的意味。
蔡澜突然让我想起我喜欢的汪曾祺，喜欢汪曾祺也是那么点古典的纯真。一些在失去的东西。
现在的人太计较，得与失，荣与辱，关注与失落，内心渐渐被外界左右。香港作家的作品往往恬淡温情，当然跟他们的物质环境与社会环境有关。而内地的作家，作品里基本都能读出一个“怨”字。已经过去的无法改变，现实的很多无法左右，其实保持一份恬淡的心情更重要。唯一遗憾是，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的这个版本装帧太差，每篇文章的排版都显得很逼仄。
蔡澜的《电光幻影》讲起一部真人真事的影片。一个日本小餐馆的女招待和老板一起到一个小城市的小旅馆，要生要死地做了一个星期的爱，女招待用腰带把老板勒死了。警方抓到她的时候，发现她怀里揣着她剪下来的男人那话儿。这里的信息很不明确，以至于无从得知她剪下那话儿的动机——是憎恨还是喜爱？不管何种感情，这种表现形式总显得极端。
她只被判了5年刑，5年中接到200多封慰问信，据说绝大部分是家庭妇女的来信。蔡澜认为这些家庭妇女有和女招待一样的欲望。
想起来真可怕！
不过，剪掉那话儿也未必会干净。晚年的女招待，据说很寂寞。寂寞也许是蔡澜的想象，也许那话儿还一直在女招待心里揣着。
突然想知道餐馆老板的那话儿是不是一只巨物，虽然这样未必就会有答案。
猪样年华
第31节如厕书·枕边书
两种情况下必看书，雷打不动：如厕中，临睡前。
如厕是一件很通俗的事，我却大抵喜欢看古文。古文照例是极雅的，想来古人多半是沐浴焚香后妙手得之，我却在厕所臭烘烘的气味中读得津津有味，实在于心有愧。
我是个很闷的人，活了三十多年，居然男人应有的两件本领都没学会：烟，酒。很多人喜欢在如厕时抽烟，以驱除异味。我不能，只好看书。寻常的书，注意力不能十分转移，惟独古文，于我有几分生涩，不十分专注，往往不能读懂，倒是驱臭的良方。
如厕所读之古文，并不是《古文观止》所选一类华章，我是俗人，那类美文于我，更可能的作用是催眠。厕上所读，多是鬼狐怪谈，短，奇，趣。往往如厕的主题已经完成，还兀自蹲在那里继续副业。一部《聊斋志异》，我全是在厕所里看完的，后来不知被谁借去，没了踪影（借书之人大概不知道这本书的遭遇，否则，恐怕放手不迭）。然后便重读《史记》，但除了列传，甚无趣味，厕所便突然臭起来。直到后来搜寻到《搜神记》、《梦溪笔谈》、《阅微草堂笔记》等几本书，厕所才变回原来的厕所。
临睡前也是必须要翻一翻书的，有时困倦之极，实在不能读，翻开书，闻一闻书香，也能酣然入梦。所以枕边书必须是新书，否则没那个味儿。有一段时间，耽于网络，于书的情分日浅，很长时间没进过书店，只好放本旧书在枕边。文章还是那些文章，读起来却怎么也不是那个味儿了。关灯，睡觉，却总不塌实。枕边书喜欢看名家小品，清新雅致，齿颊留香。最爱周作人、沈从文、汪曾祺，淡淡的人生，很适合夜晚的心境。林语堂也不错，但是他幽默得有点油滑，夜晚的平和往往因此破坏，所以我的枕边一般倒不放他的书。
周作人、沈从文、汪曾祺被我翻得太多，终于由新书变为了旧书。前几天在重庆解放碑精品书店闲逛，翻了两个多小时的书，终于还是只买回了这三人的散文选。内中的文章，绝大部分已经看过，买，大抵便是买那点书香吧。
唉，这种本末倒置的读法，说来，我实在算不上是个真正的读书人。
陋习难改，罢了。
猪样年华
第32节消夏最宜裸读书
一想到夏天，心里就难过。难过是因为我是个胖子，胖子怕热。
家里那台破空调早就不断给我脸色看了，先是装病咳嗽，上气不接下气，见我不理它，干脆使小性彻底罢了工。请了修理工来看，到处拨弄了一阵，花了两百大元，好了！谁知，修理工前脚走，后脚它又歇菜，跟政客一样狡猾。天气也恰到好处地配合，来了个井喷行情，一下从三十一度蹿到三十八度。看到大楼里其他人家的空调都转起来，我唯有感叹：“唯空调与女人难养也！”电扇多日不用，早已布满尘土，提不起精神为它净身。于是找了把蒲扇消暑，谁知道这厮是个绝对的功利主义者，它为你付出多少，你就得给它回报多少。虽然得了风，但是出了力，正负相抵，该出的臭汗还照出不误。罢罢罢，既来之，则安之，心静自然凉，我倒要看看你能热出朵什么花来！
我冲了个凉，刚刚穿上内裤，汗就毫不留情地出来了。老婆带孩子回了娘家，难得独守空房，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来个一丝不挂，倒也通透。顺手抓了本《阅微草堂笔记》，躺在床上乱翻，卷一便是《滦阳消夏录》。以前不明白这几辑故事为什么叫消夏录，以为是纪昀在滦阳消夏，无聊之极时的胡思乱想。今日一读，果然这是消夏良药——读来，身心早已沉浸在鬼狐世界，神游万里，哪里还识得“热”这个字！正是“偷得浮生半日裸，三十八高温只等闲”。纪昀他老人家功德无量。
曾闻晋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名士刘伶放荡不羁，天气热时，每常在家中裸体作文，有友拜访，亦不避讳。友是正人君子，哂之。刘伶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心极向往。此时，便觉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精神上“名士”了一把，快哉快哉！可惜不曾有人敲门，否则在以后的文章里写上一句“夏夜裸读，有友入裤”，虽有盗版之嫌，也不啻为一件赏心乐事。
心一静，身便凉，臭汗该出不出，便转换成了尿液。猛觉尿急，急急如厕。打开门，好一阵凉风，扑面而来，与肌肤亲密纠缠，这次第，怎一个爽字了得！心里暗自得意：如不是裸体，怎得如此凉意！尿半，忽听得身后“嘭”的一声，心叫不好。出来一看，老天，卧室竟给锁上了！此时，衣服、钥匙全在卧室，老婆更是远在千里之外，且叫门外一裸男如何是好？
刚才还跟凉风卿卿我我，郎情妾意，此时，便是布什和拉登，势不两立了！
猪样年华
第33节你好，汪曾祺先生
1991年10月16日，这个日子还干过其他什么事我记不得了，它留在我生命里的唯一印记就是我在这天邂逅了汪曾祺。
手头这本汪曾祺的《晚饭花集》已经很旧了，一是因为我买来的时候，它已经是旧书；二是这么多年来，我翻过它很多次。初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我以为是一本散文随笔集，没想到翻开一看，全是小说。小说照例是故事为纲，可是看完了，我满脑子里只有人，没有故事。“正街上有一家豆腐店，有一头牵磨的驴。每天下午，豆腐店的一个孩子总牵驴到侉奶奶的榆树下打滚。驴乏了，一滚，再滚，总是翻不过去。滚了四五回，哎，翻过去了。驴打着响鼻，浑身都轻松了。侉奶奶原来直替这驴在心里攒劲，驴翻过了，侉奶奶也替它觉得轻松。”（《榆树》）看“驴打滚”，这叫故事吗？不叫。“李小龙每天放学，都经过王玉英家的门外。他都看见王玉英。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没有一点声音。
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晚饭花》）一个小小子，看见一个姑娘，后来这个姑娘嫁了，“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这叫故事吗？不叫。
汪曾祺小说里的人都像屋檐上的瓦楞一样，守着自己的本分，一本正经又无所谓地活着，不以卑微而丧气，也不以替人遮风挡雨而自喜。有时候看着，觉得真是太平淡了，文嫂、李三、陈四……连名字都那么其貌不扬，真气人。可是，合上书，脑子里又端端正正地坐着一个王玉英、看见侉奶奶的皱纹因为驴翻不过身而哆嗦了那么一下。真是奇怪。
汪曾祺的小说像是没有开封的窖香的酒，那香气总是慢慢地渗出来，若有若无，有意在最后开封时造成冲击。《晚饭花集》里的第一篇小说《鸡毛》，前面用很大篇幅不紧不慢地写了文嫂的日常生活、写西南联大、写西南联大的学生、写他女儿嫁了个好女婿可是女婿后来死了……看了大半，不知道“鸡毛”是什么意思，只知道文嫂是一个平平淡淡的妇女，有着普通妇女的艰辛与隐忍。小说结尾：“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尖叫了起来：床底下有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啊呀天哪，这是我呢鸡呀！我呢笋壳鸡呀！我呢黑母鸡呀！我呢芦花鸡呀！……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呢鸡呀！……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呢鸡呀……我的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呢鸡呀！……”她那么伤心，那么悲痛，仿佛鸡毛便是她一生的委屈、不幸、孤单和无告。
汪曾祺的文字很平淡，但有意无意地，总有一些句子让人觉得奇崛，心里突然那么会心地微笑一下。比如上面举过例子的《晚饭花》：“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前面已经有个“多得不得了”，后面又重复一个，照理是作文的大忌，读着，你却不会突然被“硌”一下，觉得真是“多得不得了”啊！还有，他说“王四海很‘四海’”，这如果选进小学课本，一定会作为病句让老师剔出来，可是，在这里，你还真想不出别的词可以这么恰到好处、不无幽默地说明王四海的豪爽和善于交际。
汪曾祺的小说很宽容，他小说里人物都是一些卑微的小人物，也有着这样那样人性的弱点和劣根，然而他都以一种“有趣”而略带赞赏的笔调写他们。他对自己小说中人物的态度是这样的：“王淡人就是这样，给人看病，看‘男女内外大小方脉’，做傻事，每天钓鱼。一庭春雨，满架秋风。“你好，王淡人先生！”
1991年10月16日，一本《晚饭花集》谦和地挤在一堆旧书里，我不知道晚饭花是什么花，随手把它抽出来，问老板：“这本书多少钱？”老板懒洋洋地回答：“一元。”我看了看定价，才一元四，想讲价，又没有，掏出一块钱买下它，捧在手里，又看了看：汪曾祺，没听说过。那天天气很闷，《晚饭花》绿色的封面让人心里凉丝丝的。
你好，汪曾祺先生！
猪样年华
第34节走，弄一千打鸡蛋到道生去！
杰克·伦敦被很多人称为美国第一个无产阶级作家（即使他本人觉得这顶中国帽子戴在他头上不伦不类），于是我在那个书籍并不丰富的年代，有幸看到了他的小说。
杰克·伦敦出生于1876年，正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大变革时期，他当过流浪汉，做过水手、洗衣工、淘金者……后来的小说，也大部分以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为主人翁。这一切，似乎很符合“无产阶级作家”的头衔。
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看到他的小说，是1983年，当时，可供阅读的书籍极度匮乏，我正读初二。学校图书馆第一次开放，大家蜂拥而至，以至于根本无法仔细选择。当轮到我的时候，很多我所熟悉的名著都被一借而空，后面的同学又在不断催促，我只好仓促地指着一本看上去很厚的书，说：“就借这本。”（当时只是想这本书够厚，可以看好几天了。）
随后的几天，无论我走在路上，坐在教室里，排队打饭，蒙在被窝里……都捧着这本书。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看这本书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