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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官方消息也指出把儒学和自由民主思想融合的可能性。2006年10月12日或许是中国思想界旗手的报纸《南方周末》发表了关于“和谐社会”意义的社论。它引用了《论语》中“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然后，把“和谐”这个词拆开解释，有“禾”入“口”是为“和”，意思是个人和社会安全，人“皆”能 “言”谓之“谐”，意思是民主和言论自由。社论接着说福利国家要求民主和法治作为支持的框架。
儒学强调精英管理，由社会中最有才华，最有公共服务意识的人管理，这可能和民主相冲突，但是一直有把两个想望的东西结合起来的建议。在台湾出版的、题目为《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的书中，蒋庆提出了三院制议会的有趣建议，由代表人心民意的“庶民院”，竞争性考试选拔的儒学精英的“通儒院”和被委托传承文化延续任务的精英的“国体院”三部分组成。最后一个建议…精英来自历代名人和社会贤达的后裔…就像建议重新给予更多的席位给英国议会上院中的世袭贵族，成功的机会几乎没有。但是立法机构两院制，一个由自由和公平的竞争性选举产生的民主领袖组成，一个由自由和公平的竞争性考试产生的精英领袖组成的可能性更吻合儒家精英管理和现代民主管理的承诺。１１
但是哪个机构应该优先考虑呢？情况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在地方层次上，辩论的各方都承认领袖应该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中国政府在１９８８年就引进村民直接选举来维持社会秩序和限制干部腐败，此后在中国出现在大约７０万村庄中，占国家１３亿人口中的７５％。当然，这种选举不是没有问题的。一直有人担心决策的质量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地方选举真正能成功约束地方干部和有钱人精英的权力。作为回应，政府已经支持在地方层次上针对这些问题的审议民主的实验。（参看伊坦莱布（Ethan Leib）和何包钢主编的《寻找中国的审议民主》（The Search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hina）这样的实验支持帮助民主教育过程的诺言，并从过程中获得更公平的结果。一旦民主在地方层次上制度化了，就可以进一步提高到城镇、城市、和省的层次。
但是在全国层次上用民主选举的形式产生领袖就争议很大了。辩论和投票水电费和重新安置农民是一回事，人们期待地方居民最熟悉对密切影响日常生活的选择做出判断所需要的详细情况。但是让选民对实际上非常复杂的议题比如解决跨省冲突或者评价在经济增长和保护子孙后代的环境等等与其生活关系不怎么密切的棘手问题上做出获得全面信息后的判断就是另外的事了。让人们对生死攸关的决定如是否打仗或者如何最好地遏制恶性传染疾病等又如何呢？在国家层次上的决策方面，人们不仅希望代表的公平性和地方团结，而且希望商议者有能力处理大量的信息以及对不同类别的人的利益的敏感性，包括国家政策可能影响到的外国人和子孙后代等的利益。
把撬动中国国家的杠杆给予８亿只受过初级教育的农民的前景不仅让政府感到犹豫、畏缩。在中国大陆大学里教书的学者很少（包括那些自称“自由主义者”）赞同在下个十年左右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民主（在朋友之间喝酒的饭桌上的讨论是完全自由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即使那些批评政府缺乏民主承诺的人背叛了当选政治人物很难调和的原则的某些假设。中国政法大学的蔡定剑写了一篇文章（汉语）题目是“为民主辩护！对当代反民主理论的反应”。这篇论文对中国民主化辩论很重要，是学术上和政治上的贡献。蔡强烈驳斥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的最常见说法，如它对多数人有利、破坏稳定和经济发展、导致腐败等。
但是，为了支持人民的“质量”12不破坏民主前景的观点，他引用新加坡创始人李光耀（Lee Kuan Yew）的观点――新加坡的中国移民（大部分有贫穷和没有受过教育的背景）已经成功建立一个美好的法治社会。新加坡华人能够做到的事情，大陆华人也能做到，不管是法治还是民主。但是新加坡的“法治”依赖控制日常生活详细方面的合法惩罚：正如笑话所说的，新加坡是个“好”（罚款）的城市。像中国现在一样的富裕和教育程度时的新加坡和民主国家相差甚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台湾和韩国）。虽然也有选举，但新加坡式的民主意味着人民行动党的绝对控制，对于反对派政治家的严厉惩罚，从公开羞辱到彻底失败到流亡海外。更让人担心的是，李光耀自己或许是选贤举能的精英管理的最著名辩护者13，其观点有让人怀疑的优生学理论支持。李认为教育是不够的，总有少数人被赋予了更优越的智慧（比如自己的儿子，现在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以及控制经济重要杠杆的其他家族成员），他们应该成为社会的领袖。统治者自己来决定谁是“最聪明的、最优秀的人才”。温和一点，该观点决不是民主支持者应该认可的模式。14
所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不会出现国家层次上的民主管理。最有可能获得那些最有资格实行政治改革15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精英支持的建议是成立根据考试选拔组成的强力立法机构，在机制上凌驾于民主选举机构之上。
这个建议可能获得更多的支持，如果它具有下面的特征：
·“贤士院”的议员通过挑选（考试）可以有７到８年的任期，如果腐败，严厉惩处；
·考试检测儒家经典，基本经济学，世界历史，外语；考试由独立的学术机构随机从中国的大学中选择命题者，在考试过程中他们与社会其他人隔离；16
·贤士院采取任何决定前都有相当程度的商议，多数辩论被电视直播或者在网络上传递给公众；
·庶民院的主要功能是把人民的（相对来说不了解信息的）的倾向和意见传达给贤士院。在省级，市级，城镇，村庄层次，主要的决策者通过竞争性选举的手段来选择，决策在认真讨论后做出，
·媒体自由基本上是保证的，有很多机会提出反对意见，表达对国家代表的不满，
你觉得牵强吗？这种可能性决不比假设中国转向西方式自由民主的情景更少。（因为这两个情形都假设了一党统治的终结），它也解决了对中国民主转型的主要担忧：民主可能导致政府由缺乏教育的人统治。随着更多中国人接受教育、民主价值和实践的深入人心，庶民院可以被赋予和贤士院同等的地位。强大的庶民院在适当的时候可能倾向于废除贤士院，后者至少把它贬低为顾问或者象征性的机构，如果它帮助巩固民主体制的话。17但是当民主过程面临失控的威胁时，有可能出现享有更持久权力的贤士院。在２００６年１０月清华大学的讨论会上，比较政治学家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注意到非党派的机构在解决冲突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旦党派政治人物不能达成为非暴力政治决策充分的共识，中国背景下的贤士院可以发挥作用。就像泰国国王，可以在特殊情况下进行干预。
可能有人担心强大的贤士院体制会像美国的宪法制度变成牢固的、像化石一样，一旦成型很难做出改变。但是如果运作良好，不变又有什么关系呢？议员们可以长久辩论，支持优先考虑贫困者需要的政策。（正如孟子所说的，政府应该首先考虑“鳏寡孤独”者的需要）。他们考虑政策可能影响到的所有人的利益，包括外国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他们倾向于推行能够把工人从艰苦的劳作中解放出来的经济发展，试图限制新技术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18 如果大多数中国人满足于强大的精英统治呢？仅仅因为这个制度和我们的民主管理理想不一致，我们就应该抱怨吗？我们是否应该允许这个如果不比西方自由民主更优越，至少在道德上合法的政体存在的可能性呢？
作者简介：贝淡宁（Daniel A。 Bell）北京清华大学政治哲学教授。本文选自他的著作《自由民主之外：东亚背景下的政治思考》（Beyond Liberal Democracy： Political Thinking for an East Asian Context）（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6）和他为《卫报》写的“自由评论”博客。作者电邮：daniel。a。bell@gmail。
原文注释：
1。 马克思急急忙忙写作和出版《资本论》是因为他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在他有生之年实现，他担心他的理论还没有出版革命就出现了。
2。当然，多数社会民主理论如果不是优先考虑民权和政治权利至少也为其辩护，这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确保弱势群体的利益同时确保对媒体自由的严格控制，以及限制参与政治过程的自由。
3。崔的观点产生了政治上的影响。在1994年，他写文章鼓吹劳资合作的股份合作制（the shareholding…cooperative system （SCS）。政府中的一个领导干部看到这篇文章，决定在中国农村推广这样的制度。一党专政的中央决策体制有很多的弊端，但是其中一个优势是如果高层决策者被说服的话，实施激进的（但是可以辩护的）思想比较容易。
4。我想指出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与本文作者重名，没有亲属关系）提出的意识形态终结的观点一直被广泛地误解。他的影响深远的著作《意识形态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1960年中的主要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在美国已经被耗尽，不是所有标准的意识形态已经或者应该被对技术官僚决策的非意识形态承诺取代。
5。正如彼得·海斯·格里斯（Peter Hays Gries）注意到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呼吁国家处理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而不是把国家本身作为问题的一部分）
6。在台湾比较开放的环境下，孝顺的价值仍然采取很不寻常的形式。我的一个曾经在香港城市大学教书的同事非常惊讶地发现同性恋文学常常集中在与父母的关系上（西方国家的同性恋文学常常集中在伙伴之间的关系上）
7。北京中央党校在考虑把孔子经典作为其核心课程之一的建议，以及另一个建议在校园中为孩子开设课外读经活动。
8。但是孟子提供了合理使用武力来“征”的可能性，相当于古代中国的人道主义干预行动。但是这样的远征行动只能被执行如果满足几个条件的情况下，比如从严重的物质匮乏拯救人民的需要。
9。公务员考试在中国复兴，成千人竞争高级职务。这些考试大部分是根据成绩录取的（意思是分数高的人被录取），但是它们测验政治意识形态的方式是奖励保持一致性而非政治能力。更相关的问题是，被录用者从理论上看是实施政策的人，而非制订政策的人。（和从前的科举考试不同，当时的中举的人是被派到各地担任拥有政治权力的职位的）最近党内的升迁更多看能力水平的因素，但是政治升迁仍然局限在党员内部，那些爬上高位的人至少部分因为（如果不是主要原因）他们战胜对手的手腕，以及避免采取不受欢迎的立场（不是那种被旨在奖励能力和公共服务意识的体制评价的品质）。中共的改革派成员好像更喜欢党内民主选举领袖（和越南的政治改革类似）而不是强调在党内更多的精英管理。
10。在东亚国家中受儒家思想影响最大的国家韩国，儒家知识分子在推动民主的运动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最终导致在韩国建立民主选举的制度。
11。在我看来，如果出现三院制议会，国体院成为独立的反腐败机构就更有道理了，（类似于香港独立的廉正公署），职责就是监督其他两院及其政治社会的腐败问题。
12。在中国人中，评价人的质量（素质）是很常见的。它不仅仅是受教育的精英瞧不起民众的问题。北京紫苏庭（Purple Haze）饭店（我是合伙人之一）的民工服务员抱怨顾客的质量不高，他们大喊大叫，缺乏尊重。
13。李声称是受到儒学的熏陶，但是他受到法律的训练，而不是儒家哲学和儒家经典的熏陶。毫不奇怪的是，他实行的政治制度更多吸取了中国法家而不是儒家的思想。在新加坡严重倚赖恐惧和严厉的惩罚实现社会控制，和强调道德示范和非正式规范和礼仪的儒家理想相去甚远（法律惩罚是作为最后的手段，而不是首先采取的措施）。如果李光耀受到儒家经典的训练，很难想象他会对政治对手表现出如此报复和缺乏人性。
14。我不是想说为新加坡的民主过程的限制性合理化没有说服力。李光耀的优点之一是他公开试图合理化新加坡的政权，不受政治正确的西方观念的限制。我在拙著《东方遇到西方》（East Meets West）中会评价他的观点。
15。这里值得回忆1989年春天亲民主示威者就是中国最著名的大学的学生精英领导下进行的。即使反学术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是名牌大学的学生（包括清华）领导的。
16。非常重要的高考（大学入学考试）的命题人在考试过程中是被隔离起来的，不允许与外界联系，以防泄露答案。不管当代中国的腐败现象有多严重，高考考试过程相对来说是干净的。
17。国家的象征性领袖，或许是精英院的年纪最大者可以从精英院中选举产生。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台湾和韩国的问题之一就是过多的忠诚被放在当选的领袖身上，他们也被期待表现出儒家道德领袖的品德来。领导人因此被给予强大的执行权威，导致权力滥用，腐败和任人唯亲。自然的，幻灭很快就出现，出现民众的反弹，领袖最终身败名裂（参看皮文睿（Randall Peerenboom）给人印象深刻的专著《中国现代化》如果象征性领导人从贤士院选出，人们对于民选领袖就不会有那么多道德表率的期望，可能更理性评价民选领袖，民主制度本身也将更加稳定。
18。在发人深省的记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中前副总统戈尔（Al Gore）注意到他已经反复强调全球变暖的危险几十年，他表现出了美国民主选举出来的决策者对这个问题缺乏兴趣的挫折感。中国再过一些年可能成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根据新的分担额，如果从总体和人均分担额计算的话，美国仍然远远超过中国）采取措施限制排放应该是任何一个看到这个记录片的人都清楚的选择。问题是，谁更可能实行限制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呢？贫穷的农民选出来的首先和最重要关心的是短期经济利益的政治领袖（这是可以理解的），还是贤士院的代表呢？
（译自：“From Marx to Confucius： Changing Discourses on China’s Political Future”by Daniel A。 Bell ＇The original article was published in the Spring 2007 issue of Diss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