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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主张可能会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如果大多数人的经济、物质利益与少数人的精神利益矛盾，我认为价值的取舍应该在多数一边。这么理解不准确，多数和少数值得考虑，但质量和数量孰轻孰重，是需要认真掂量的。我还有更重要的理由。
谈到自由，我们会面对十分复杂、深刻的问题。比如有一种哲学自由观，黑格尔把它表达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由此可以派生出一种美学上的自由观：人的本质是自由，人认识到自己的本质和实现自己的本质就是获得了自由，这就要求人要成为真正的人，即人性完美的人，而人性的最高境界是审美情趣。当代许多著名的哲学家，比如阿多尔诺（T。 W。 Adorno）、马尔库塞（H。 Marcuse），都把审美视为人性的最高境界和自由的最终标准。按他们这种标准，一个人就算衣食无忧，如果他的趣味比较低级，被流行的、时髦的东西左右，比如他不会听古典音乐、看不懂高雅的绘画，只对肥皂剧和广告感兴趣，那么这个人是不自由的，因为他的本质——即审美能力——在商业社会中被遮蔽了，或者说丧失了，他自以为他的爱好是出于他自己，但实际上是被商业和利润法则支配，被广告设计人员牵着鼻子走。
上面这种自由观受到了另一些哲学家的批评。罗素挖苦黑格尔说，一个人被关在监狱里，我们从常识和直观上断定他是不自由的，在黑格尔看来，但如果他是哲学家，通古今之变，那么他非常自由，因为他认识了必然性。显然，我们不能把常识意义、法律和政治意义上的自由和哲学上的自由混为一谈。我想进一步说，哲学上的自由定义对于自由来说是一个坏定义。
对上述自由观作出更深刻分析和批判的人是另一位英国籍哲学家依撒亚·伯林（Isaiah Berlin）。他指出，关于自由有两种概念，一种是“消极自由”（negative freedom），即不受压制和束缚，没有外力强迫的自由；另一种是“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即人能够自我实现，即有做到什么的能力。与历史上许多认为消极自由太基本，积极自由更有价值的人相反，伯林主张消极自由。他的理由是，积极自由可能孕育一种危险，即有人对人性更有洞察力，他比你本人更清楚你的自我是什么，你的真正的需要、本质的目的是什么。群众可能受蒙蔽，随波逐流，而某些先知先觉可以替你规划，告诉你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很容易看到，某些领袖人物，某些艺术家往往自命为这样的先知，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力规划芸芸众生的生活。伯林说，20世纪的许多人类悲剧，都与这种积极自由的概念有关。
当王安忆说：“我现在特别担心大陆上的年轻人。他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很危险，他们自己并不意识到这种危险……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很可怜。他们生活在强烈的暗示底下，他们以为他们有选择，其实他们没有什么好选择的。在我看来，他们的生活非常无聊，完全没有内心的一个人的生活。”这一方面表明她在社会转型期和商业大潮中有一种清醒，坚持自我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如果把握不好界限和分寸，就容易滑向积极自由的概念，以为自己比别人更清楚他们的本性和需要，可以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可以替别人作人生和生活方面的规划。
我针对王安忆发表了这么多议论，我希望大家不要以为我是在把她的观点当成靶子来批判。我重视她的这篇谈话，它引起我深深的共鸣。刚读到它时，我觉得不但我的感觉和她一样，连表达都一样。但经过思索之后，我发现转型期的精神文化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我们面临的不是单纯的精神上的堕落，而是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带来的两难局面。事实上，我和王安忆一样感到担忧和悲观。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有人认为，只要经济基础的转型顺利完成，上层建筑方面、精神方面的问题也会随之而解决。我认为事情决没有怎么简单，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对此作单向的、简单的理解，我们就会对转型期的许多重大问题视而不见，迷信什么事情都可以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而迎刃而解。
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现代化，而是要什么样的现代化。世界上已经和正要实现的现代化有不同的模式，有宪政民主的、法治的、公平正义的现代化，也有威权主义的、家族式的、黑金政治的、任人巧取豪夺的现代化。有讲究诚信、提倡美德的现代化，也有人欲横流、见物不见人、见钱不见人的现代化。我们随时都要作选择，不然，最后算总帐就晚了。我们的问题并不简单，不是只要好的东西，不要有害的东西就能行。我们的难题是必须在各种难于兼顾的价值之间进行选择和保持平衡，确定优先顺序。我坚信，中国作为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不应该，也不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失去审美维度，我同时坚持，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机会和平等发展权利，是最根本的价值标准。
“作者意志”苍狼 阳光和玫瑰花的敌人
阳光和玫瑰花的敌人
——致王安忆君的一封公开信
□苍 狼
尊敬的王安忆君：
我是您的一名读者，先给您拜个晚年。
2003年的春节前后，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是读着您的书守岁的，一直延续到正月初八，我才终于读完了《长恨歌》，但尚有您的早期作品《本次列车终点》、《富萍》、《妹头》等三篇未读。您的作品量真大，不愧为“中国当代第一才女”；以至于我原计划在春节前后读完的几部名著：雨果的《九三年》、托马斯·曼的《魔山》、赫尔曼·海塞的《荒原狼》、大江健三郎的《个人的体验》以及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等书被迫搁浅。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知识的海洋却是无尽的。作为一名读者，想到尚有那么多的名著未读，心里总是沉甸甸的，以至于常常失眠。作为一名作者，想到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名著，就经常拿不起笔，因恐慌而不敢动手，世界上不缺我这一本书，又何必去制造文字垃圾，无端占用别人的宝贵生命呢？
王安忆君，您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代表性人物，著作颇丰，影响甚大。但是，费了这么大的工夫读完您的作品后，心里非常酸楚，非常 懊恼，简直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原来被陈思和王晓明们称誉的“准大师级作家”竟是这般模样，本不打算写批评文章，一来怕得罪您和您的“追星族”（包括我的师友钱理群教授、葛红兵教授、章德宁社长、刘庆邦先生及何玉茹女士），二来怕和那些编撰所谓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名流学者们发生大面积“流血冲突”。而我乃一介书生，如何敌得过他们？但是，我内心的良知告诉我，您的艺术已得了“不治之症”，而且具有弥漫性。我必须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充当那个《皇帝的新衣》中的孩子，告诉您问题所在。其实，心有灵犀一点通，伟大和愚蠢只一步之遥，就仿佛某单位改革一样，如果老者都退，高龄一把手也退，那高龄一把手就成了真正的改革家；如果老者都退，就高龄一把手一个人始终不退，那高龄一把手就变成了很滑稽。
写到这儿，我想起了一则关于美国歌唱家的笑话。他唱的第一支咏叹调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听众喊道：“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他又唱了一遍。可是听众还要求他再唱一遍。接着他唱了第三遍，第四遍……最后，他累得精疲力竭，气喘吁吁地问观众道：“这支咏叹调我还得唱几遍呀？”人们回答：“到你唱准了为止。”王安忆君，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总觉得您还没有唱准，所以还要继续唱下去。这既是一名普通写作者对您的严格要求，也是广大读者对您的殷切希望。
王安忆君，您要努力啊！
一 肤浅中的深刻
——王安忆早期作品分析
王安忆的处女作《谁是未来的中队长》于1979年发表于《少年文艺》第四期，说实在的起点并不高，大约相当于中学生作文的水平，无论是语言还是人物都非常平庸，还谈不上小说。但是，在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能写出季小苏、张莎莎和李铁锚这样的人物，而且有一定情节和心理描写，实属不易。
王安忆的成名作《雨，沙沙沙》于1980年发表于《北京文艺》第六期，故事写了一个向往美好爱情的姑娘雯雯对爱情和美梦的渴望，并在一个小雨沙沙的夜晚遇着了一个神秘而可靠的小伙子。情节非常简单，也不具备优秀小说的要素。但是在冰雪初消的中国大地能够唱出邓丽君的歌，主题超前，成名有其道理。
王安忆的代表作《小鲍庄》和《叔叔的故事》，从艺术的角度上来说，比其成名作高多了。《小鲍庄》属时代的产物，主流意识形态色彩太浓，尤其是结尾县委书记的出场，使其艺术价值大打折扣，有“宣传家”和“帮忙文学”之嫌，不值得做文本分析。但《叔叔的故事》则不同，于1990年在《收获》第五期发表，时间上比《小鲍庄》晚了五年，艺术上却大有进步。按笔者的观点，在王安忆的早期作品中是最重要的代表作。《叔叔的故事》在叙事结构上，采用双层叙述模式，即小说中的“故事”。不仅是叔叔的故事，也包括了作者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虚与实相对，主观与客观融合，强化了个人化观点，开创了一种新的叙事模式，有人认为在模仿杜拉斯的写作手法。故事大意是这样的：叔叔在学生时代由于一篇描写毛驴的文章有影射攻击合作化运动之嫌，被错划成右派，并被遣返回乡，在苏北的一所小镇上的学校里劳动改造，起先是做校工，接着看门、打铃、扫院子、起茅厕、种菜、喂猪，摘帽后开始教书。后来，一位学生的姐姐嫁给了他，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有趣的是，叔叔后来离婚了，究竟是由于感情破裂还是第三者插足，清晰而模糊。总之，叔叔是一位高大英俊，浪漫多情，而又多愁善感的知识分子。伴随着他忧伤的二胡曲子，曾在乡下度过了屈辱而痛苦的时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叔叔的流氓问题平反了，右派问题改正了，风华正茂的叔叔开始写散文和小说，逐渐成名，被调往省城。在先后经历过几场爱情故事后，叔叔彻底堕落了，成为一具行尸走肉，造就了许多独身的女人，独自过着寂寞而无聊的生活。离婚多年后，儿子大宝长大了，并到省城来找他。由于感情的隔膜与相互的仇视，父子间爆发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差点断送了叔叔的性命。在这篇小说中，充分显示了王安忆娴熟的叙事技巧和高超的文字功底，以及深刻的思想。小说一开始就引用了叔叔的警句：“原先我认为自己是幸运者，如今却发现不是。”进而演绎出叙述者自己的思想：“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快乐的孩子，却忽然明白其实不是。”文本的过人之处，就是用虚构和真实的重叠来拆解和阐释这一思想。在重叠的分析性叙述中，叔叔还牢记了一则俄罗斯童话，关于喝血而活三十年的鹰和吃死尸则活三百年的乌鸦故事。当鹰尝了一口死尸的腐肉之后，腾空飞起说道：我宁可喝鲜血活三十年，也不愿吃死尸而活三百年！这一句有力的话语成了叔叔赖以生存的座右铭。尤其是在结尾，尽管叔叔打败了自己的儿子，但他自己的内心中却有了一种自己被打败的感觉：“将儿子打败的父亲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叔叔不止一遍地想：他再也不会快乐了。”这种灵魂的自我扣问反复出现，叙述者和小说的主人公交相呼应。叔叔这一代人背负着思想的苦役，主观地认为自己的受苦一部分归因于选择了错误的思考方式，而没有意识到人所受到的制约是多么不可违抗，若说是人选择了思想方式，不如说是思想方式选择了人。我们以为什么都可随心所欲，做游戏也可不遵守规则。小说这世界给予我们的是假象，我们以为现实也如小说一样，可以任意指点江山；我们以为现实和小说一样，也是一种高智力游戏。小说给予我们和叔叔的迷惑是一样的，它蒙取了我们的信任，以为自己生活在自己编造的故事里。这一个虚构的世界蒙骗了我们两代人，还将蒙骗更多代的人们。如今的叔叔已不再会激动与痛苦，悲恸只是一个文学的概念。他在小说中体验和创造了人生，他现实的人生不再上演悲喜剧了。这是一个短暂的自由的日子，给予人们许多随心所欲的妄想。待这日子过去，叔叔才可明白他做一名彻底的纯粹的作家原来是一个妄想，是一场漫长的白日梦。到了那时，他会想：我原来是想从现实中逃跑啊！这流畅而富有哲理的大段大段的心理分析，发生在“八九风波”之后，自然使人感慨万千。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她可以在飘忽不定之间，表达人们对现实的认识，无疑是大胆而深刻的，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王安忆的深刻恰恰就在这里。
但是，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有利一定有弊，过于聪明就成了愚蠢。王安忆的愚蠢就在于虚构和真实之间的度她没有把握好，尽管她知道该怎么写，但终究露出了匠人的人工痕迹，而不是浑然天成。于是，深刻就变成了“肤浅中的深刻”。再加上她蜻蜓点水式的罗嗦叙述，表面上细腻深刻，其实她精心搭建的阳台，每一处都可建成一座花园。复杂之极归于平庸，游戏之极无何可用——恰恰是充溢着力量的人的理想，是“稚气”。神的稚气是嬉戏着的儿童。
用王安忆自己的话说，我们总是追求深刻，对浅薄深恶痛绝，可是又没有勇气过深刻的生活，深刻的生活于我们太过严肃，太过沉重，我们承受不起。但是我们可以编深刻的故事，我们竞赛似地，比谁的故事更深刻。
小说是讲故事，并不是编故事，编出来的故事总有破绽，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脱猎人的眼睛。从主题上来看，王安忆试图从叔叔的故事中表达对时代的反省，但王安忆的反省是没有力量的。首先对叔叔来说，从小对他震动最大的是鹰和乌鸦的童话，也就是说他宁愿喝鲜血三十年，也不愿吃腐尸三百年，追求一种有自由、有质量、有尊严的生活，但这种尊严从来没有在他身上生根发芽，既没有在婚姻中自己把握，也没有在爱情中自我选择，离婚前的两次重大事件中都没有鹰的表现。既没有在“婚外恋事故”中为女学生一枝花负责，任凭学生的父兄和悍妇妻子玷污他们的爱情（否则，他不会从此堕落），也没有在家庭生活中扬眉吐气，前次是“脸色苍白，眼神惶乱，他的膝头打着颤，想说话却说不出声”，后次是当妻子污辱他时，他只能站在那里无声地哭泣起来，然后弯腰拾起掉在地上的书来，默默地去读书。沉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堕落的理由吗？如果说这两次丧失“鹰”的尊严，是由于右派而抬不起头，那么他平反后在对待大姐和小米的爱情上就有理由再一次“不负责任”吗？他不爱小米，可以由于生理需要而和小米睡觉，那么大姐呢？仅仅是一次早泄或心理的矛盾就能让美好的爱情付之东流吗？这又和时代有多大关系？真正的悲剧是敢于直面苦难，并勇敢地承担苦难，否则就成了丧失灵魂的空心人，或者欲望的工具。最不可思议的是，当叔叔面对自己的儿子时，他既没有良知和怜悯来同情帮助自己的亲骨肉，也没有尽自己一个做父亲的责任，而是躲避或冷漠，甚至无耻卑鄙到当着年幼的儿子和一个年轻女人寻欢作乐。一个大作家、高级知识分子、精神领袖怎么能堕落到这种地步，难道也是时代的原因吗？一种理由是这个主人公没有灵魂，一种理由是作家让主人公堕落。这就是虚构出来的生活，说白了，就是胡编滥造。胡编滥造出来的深刻，是虚假的深刻，肤浅的深刻。
王安忆的特长就是能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叔叔的故事》是一个右派题材，右派题材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很少有人涉猎，王安忆的体察是有先知先觉的。可惜的是，她没有闯禁区的勇气，也没有体验苦难的自觉，更没有在沙漠中开发绿洲的胆识。正如她在《叔叔的故事》的开头所写：在我们村庄里，关于这场饥饿的故事流传了很多年，并且将一直流传下去。有一些人饿死了，又有一些人撑死了。这些撑死的人是在长期的饥饿之后忽然得到吃的，便暴食而死。这些吃的都是偷窃而来，或是仓库里留存的来年的种子，或是地里半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