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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这个变化，也是时代社会心理的反应。转型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更加商业化，个人欲望极度膨胀，金钱成了社会的主宰，当下文坛也在很大程度上市场化、消闲化、市民化了。市民审美趣味已占据了当下文坛的广阔领域，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报刊和出版业走问。池莉的作品充分满足了当下部分读者尤其是市民读者在飞速变化的时代急于握住现实，甚至猎奇猎艳的心理。她越是走红，越说明她的叙事策略的“媚俗化倾向”，也说明了当代读者审美品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在我看来，池莉如此走红，既是正常的也是不正常的。说正常，是从现实的客观的实情出发；说不正常，是从理性价值判断出发。在一个普遍媚俗的时代里，本来就媚俗的大众“媚” 上了特会媚俗的作家，是自然而然的；但文学不应媚俗，理性不会媚俗。理性要对媚俗说“不”！理性从来不会庸俗地套用黑格尔“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名言。
四
尽管池莉多次表白，不在乎他人的批评，但批评家不应沉默，沉默就是失职。文学批评家应该举起左手来指出作家的描写特点包括缺点，还应该举起右手指导和提升读者的审美趣味。
我认为，就题材而言，池莉市民题材作品的贡献在于对市井生活作了精细的描绘，对于认识转型期中国市民社会众生相有极大的价值，这是同时代其他任何作家不能比拟的，但她过多地认同了市民生活的价值观念，无助于当代精神生活的提升；她注意到了知识分子中的某些消极病态因素，具有一定的警醒意义，但在具体整体观照和具体描绘中有着诸多失误之处，尤其是存在着较为严重地贬抑知识和贬抑知识分子的不良倾向；其爱情题材作品涉及到当代中国人情感生活的诸多形态，尤其注重对女性生活与命运的展现，但明显带有用干瘪浅白的理念说教来图解纷繁复杂的两性世界的缺点，未能深入到人物的隐秘心理和非理性层次，因而难以表现当代情感生活的精微之处。
池莉的作品，不能丰富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她的人生三部曲只表现了某一时期某一群落的中国人的某种生活状态，表现出无奈地屈服环境，沉溺于“生物性生存” 的人生态度。没有对人的“存在” 作一种价值揭示，当然也不能唤起人对诗意生活的进取心。她较细致地描绘了人不得不陷于其间的“真实的生活” ，但由于缺乏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怀疑意识和批判眼光，因而不能唤起中国人对理想的应该如此的“真正的生活” 的热忱。她在世纪转折期的都市传奇中，尽管力图突破“烦恼人生” 阶段单一性格、“扁平人物”的缺陷，力图写出人的复杂性，写出“圆型人物”，但缺乏对市场经济与当代社会的独到理解，缺乏对人性繁复状态的心理学把握，因此只能写出人性的表面对立，不能写出人心似海的动因，不能揭示人的理性与非理性、欲望与现实的紧张冲突。只好过分沉醉于离奇的故事情节和享乐场景的描绘上，只好过多地运用悬念、偶然等手法安排人物命运。
在池莉的作品中“人文精神”处于一种弱化的状况。“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作家张扬的现代性——自由、民主、理性、人权等价值在池莉的作品中是非常薄弱的。她笔下的人物，要么是环境的奴隶，要么是金钱的奴隶，没有自由意志，没有人性的飞扬。诚然，作为一种生存状况，这种生存的被动性甚至是依附性是一种实际的存在。但作者基本上采取了一种认同的态度，这就缺乏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批判精神。
我们说池莉的创作缺乏现代意识，只举一两个小例。在《老武汉》中，她对几位“父母官”顶礼膜拜，在《小姐你早》中对受国务院副总理接见这一细节的反复渲染赞叹，都可看出作者缺乏一种平等观念。说池莉的作品缺乏理性精神，既表现在她笔下的人物往往屈从环境的压力化苦为乐，也表现在作者对环境缺乏批评的态度。她只写无奈不写无赖、只写失败不写腐败。她笔下只有小痛苦，没有大悲剧。只有金钱，才是池莉笔下改变生存环境的灵丹。只有清官和突如其来的鸿运，才是池莉笔下改变人物命运的主宰。鲁迅曾经谈到，被迫做奴隶是痛苦的，而安于奴隶生活，赞美它，寻出诗意来，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
池莉的作品，也很难说有多少独特的审美创造。题材由凡俗仿真到趋新时髦，情节由细琐平实到曲折离奇，议论由浅平空泛到即兴发挥，语言风格由平易写实到华丽圆活。是一种适合市民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唠叨文体”。
何况她的作品还存在着那么多的明显硬伤，这既包括情节失误，也包括议论的失当，甚至还有很多常识性的错误。这更表明她缺乏一个大作家所必要的知识准备和艺术准备。（参见本文作者《池莉论》第六部分：《池莉作品的100处硬伤》，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关于池莉李建军 一锅热气腾腾的烂粥
一锅热气腾腾的烂粥
——评《看麦娘》
□李建军
池莉的小说，总是受欢迎的。只要是她写的东西，一旦发表，要么被转载，要么得“大奖”，要么被改编成电视剧，要么给评论家提供命名的依据或玩话语戏法的道具，绝不会是悄没声息、无人喝彩的。这也不奇怪。池莉的小说确实很对某一类读者的胃口，确实能满足某一种批评家的需要。她似乎了解市井贫民的“烦恼”，似乎写出了他们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无奈，但这是假象，因为，这些“烦恼”和无奈离真正的“人生”，实在太远，离沉重而纷乱的现实生活，实在太远。池莉的写作，属于温吞吞、轻飘飘的那种：既不大喜，也不大悲；既不大怨，也不大怒；既没有深刻的思想和凌厉的锋芒，也没有成熟的技巧和圆练的语言。她献给时代和大众的，是温柔的话语抚摸，是逃避“今天”的幻想，这种关于未来的幻想，虚妄而渺茫，具有白日梦的性质，就像《烦恼人生》结尾所写的那样：“印家厚熄灭了烟头，溜进被子。在睡着的前一刻他脑子里闪现出早晨在渡船上说出的一个字：‘梦’，接着他看见自己在空中对躺着的自己说：‘你现在所 经历的这一切都是梦，你在做一个很长的梦，醒来之后其实一切都不是这样的’。他非常相 信自己的话，于是他就安心入睡了。”（《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池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8页，第349页，第323—324页，第359页，第305页，第297页）这种自欺式的自慰，幼稚而虚假，与其说是人物的心理活动，不如说是出自作者的不敢面对现实的想象。坦率地说，在我看来，池莉的小说，既是一种残缺的价值图景，一种病态的趣味现象，也是一种消极的社会心理现象。同许多被市场绑架、被体制挟持的作家一样，池莉的写作，也是一种异化性的写作，一种“社会订货”性质的写作。她缺乏被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当作“任何真正才智的首要条件”的“一颗深沉严肃之心”（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22页，第49页，第103页，第150页，第206页），缺乏从容不迫的写作姿态和决心自食的深刻体验，缺乏永不停歇地超越自我的强烈冲动，因此，她的创作始终滞留在封闭而单调、粗糙而浅薄的状态里。
《看麦娘》是她的一部半生不熟的中篇新作，典型而集中地表现了池莉小说创作上的问题和病象。问题尽管是很多很明显，但这并不影响它刚一出笼，就被几家选刊性杂志在重要位置转载，就被阐释为由“新写实”向“心写实”的飞升，就获得了商业意义大于文学意义的第四届“大家·红河文学大奖”。
那么，它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
一 粗
池莉小说的语言，既没有宗璞的渊雅圆熟，也没有王安忆的清通严整，也没有张洁的飘逸流丽。她的语言，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粗，是粗糙的“粗”，是粗砺的“粗”，总是一副生硬滞涩、拖泥带水的样子，实在缺乏成熟的风格和丰饶的韵味。让我们依然老老实实地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来考察池莉这篇小说中的语言病象。
一是用词不当。用词不当，是因为用心不够，是因为缺乏成熟的语感，是因为缺乏对同义词进行辨析的耐心，是因为对词语的内涵理解得不对，把握得不准。
父亲戴着他上过桐油的大斗笠，手持放大镜，（酷似）在地里寻宝。（池莉：《看麦娘》，《大家》2001年第6期；引文据《中华文学选刊》2002年第1期，以下引文凡出自此文者，只在引文后注明页码）
“酷似”的意思是指甲与乙在神态、相貌、气质等方面非常相似，具有直接肯定的性质，不能用来引导一个比喻句。
我也真的是有一点生气了。因为于世杰与我彻底的（南辕北辙）而生气。……我们一生做了多少事情？可有多少事情会（顺藤结瓜）呢？（第17页）
“南辕北辙”一般是用来描述或形容所愿与所为、目的与行为的分离或对立，因此，池莉的用法，是讲不通的；“顺藤结瓜”，显然是套着“顺藤摸瓜”的模式生造出来的一个词，让人费解不知所云。
（这难度）早在我还没有出门之前（就开始了），于世杰就是这（难度当中的一分子）。（第18页）
“难度……开始了？”“难度当中的一分子”？这句话怎么看，怎么别扭。
我从来不隐瞒自己，全都是人们在（混淆）我。（第24页）
“混淆”的是什么意思？是“误解”之义吗？一般来讲，“混淆”之后是两种意思相反或相对的词，如“混淆敌我”，“混淆是非”等。
外地人在北京，开销大，还得（防范）一些（意外）开支。（第28页）
“防范”、“意外”二词，皆非恰当用语，还可用心推敲。
二是由于语序混乱、搭配不当造成的罗嗦累赘及表义不明现象。
在深夜的枕头旁边，脑门窝在丈夫温暖的颌下（？），夜色模糊了眼睛，细细的慢慢的说话，倘佯（徜徉）在自己的记忆里，我是很愿意这么说话的。（第16页）
这句话东拉西扯，不仅显得疙里疙瘩，而且给人一种空洞无物的印象。
人们从他们的角度和认识来看待我，我有什么办法？（第24页）
“从……认识”是很少见到的搭配，既不妥当，又显多余。
现在这个世界，如果（单就强弱大小），单就（生命）的表象，人类谁能够救谁呢？（第31页）
由于这个复句的前半部分属于语义不完整的表述，致使后半句的反问落到了空处，从而给人一种圆凿方枘、驴唇不对马嘴的感觉。这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复句，也是一个性质不明的复句。
上官瑞芳用她全部的青春和生命反对我的平庸，我却还是那么地理解她和心疼她。（第29页）
这句话在逻辑上、情理上是不通的。这两句话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具有否定意味的转折关系。
上官瑞芳和容容，是我伤口深处的伤口，是她们，保持了我对于疼痛的敏感和对于自己平庸的发现，因此，我无法不（动员）呵护她们，呵护她们就是呵护我自己。（第29页）
这段充满感情色彩但颠三倒四的文字，同样存在严重的语法问题（“保持了……发现”的搭配是不当的。）
房间里出奇地安静，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表现容容的踪影。在任何风景旅游区出卖的浮浅简陋的少数民族风情，已经残败、褪色和开裂，失去了任何装饰意义，生殖器图腾孤伶伶地戳在哪儿，像只风干的大茄子。这是一个作废的工作室，一个被放弃的临时卧室。（第27页）
这段文字中加点的字，要么搭配不当，要么措词不准确，要么显得多余，总之，都有问题。两个“任何”都给人一种武断而笼统的印象；用“浮浅简陋”形容“少数民族风情”，则给人一种“浮浅简陋”的感觉，“表现”了池莉的有待提高的语言能力。
楼道里又响起了巨婴般的哭声。（第27页）
“巨婴般的”是什么样的？实在想象不出来。
三是错别字和常识错误。
男的灵活得赛过了万象（向）轮，女的还是从前的有轨电车——一条道走到黑。（第13页）
电视开着，不相干的人在屏幕上晃动，不相干的（地）说话，也就成了一片嗡嗡的嘈杂声。（第14页）
于世杰叹了一口气，……因为她被迫招供不该（想？）招供的密（秘）密。（第17页）
家里恰好没有其他（它）鸡蛋了。（第20页）
她小口小口地喝，模样很老道（到）。（第22页）
使得他晕晕糊糊（乎乎），无法拒绝。（第24页）
就因为米缸的大米神密（秘）地减少，我们醉心的事业很快就被我母亲发现了。（第24页）
我被上官瑞祥那经过专业训练的歌喉所震憾（撼），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第25页）
郝运为了说服我在北京攫（掘）地三尺地寻找容容，他把我带到了北京与通县之间的一个生活小区。（第25页）
在池莉的这篇小说中，同错别字相映成趣的，是那些常识性错误。
于世杰酷爱小车，收藏名车牌照，购买靓车杂志，可是我们没有经济能力购买私车。（第14页）
“牌照”是汽车合法运行的证件，是不允许收藏的，再说，全国各地的汽车牌照都大体相同，似乎并不具备太大的收藏价值。于世杰收藏的或许是各种小车的车标？
乔万红掰起手指历数容容的事迹：策划崔建在工人体育馆的音乐会；北京万人出动，到大西北去绿化荒山；请马拉多纳来中国踢球；鼓捣歌星李娜出家当尼姑；筹划千集跟踪电视剧《一个北漂少女的三年》，等等。（第21页）
不管池莉是出于怎样的目的写下这段文字，她的目的都注定是达不到的，因为，这些违背常情的虚言狂语，实在太离谱了。
如果说上官瑞芳是被男人害苦了的话，那么容容可要害苦男人了。原来这世界上的一切，却原来还是阴晴圆缺啊！（第28页）
用“阴晴圆缺”来评价“这世界上的一切”，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牵强附会，缺乏常识的感觉。“原来”本就没来由，再加上一句“却原来”，更显擀干不通。
二 乱
池莉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显然有驾虚行危、另辟蹊径的勇气，但是遗憾，效果不好。无论叙述、结构，还是人物、主题，都给人一种杂乱无章的印象。这篇小说的主干情节，是叙述“我”上北京寻找朋友上官瑞芳的在演艺界混得很风光的女儿容容。但是作者似乎并没有耐心叙事、写人。她的叙述缺乏中心感和力量感，缺乏自觉性和目标感，而是天上地下，有一搭没一搭的；一会儿是对无关宏旨的知识卖弄，一会儿又插入可有可无的回忆或联想，一会儿是琐屑、苍白的议论和抒情。这就稀释了小说的美感浓度，影响了叙事的严整和内在张力，败坏了读者的胃口。
从结构和叙述策略上看，池莉硬是要把一个短篇小说的素材，拉成一个中篇小说，于是，她只有通过改变结构和叙述方式，来把一个简单的情节变成繁复而杂乱的话语拼凑。换言之，她就不得不在小说中掺入大量的情节因素，用议论等修辞手段来填充事象之间的巨大空隙。例如，关于“六月二十一号”这个日子，她就花了一千多字来议论，由父亲到死，到上官瑞芳“一丝不挂”地喂怀里的孩子吃大便，到儿子参加考试时表忽然停了，到“义和团弄得很凶”，到维多利亚女王去世，到美国死了两个总统，絮絮叨叨，强聒不舍，不厌其烦。那么，池莉写这些东西要传达什么样的意思给读者呢？那就是“数学是一个魔幻奇妙的东西”，还有，它可以成为“我这样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女人的糊涂信仰，以便靠什么来寄托自己的哀思、怨尤以及内疚悔恨之类的杂乱思绪”（第11页）。“我”的“杂乱思绪”也许有了“寄托”，但是苦了读者：他们从这种“糊涂信仰”中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导致池莉这篇小说混乱、芜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根本就没有剪裁、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