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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吴晓，女孩欲言又止。让吴长天想不到的是，她脸上竟还挂出了几分羞涩，全然没有在潭柘寺塔院那天的激动和强硬。她答道：“他一直想回家去看您呢，可您前几天一直不在北京。您找我是想了解吴晓的情况吗，他现在可能还没起床呢，要不要我让他回家去找您？”
吴长天连忙摇手，“啊，不是，我是找你，谈另一件事。”
女孩用目光看他，等着他说。
“呃……你还记不记得大概在一周以前吧，有一天很晚了你来我家找吴晓，我们还聊了一会儿，你记得吗？”
女孩迟疑了一下，点头，“记得，后来我去月光酒吧找到他了。”
吴长天面上保持着平静，漫不经心的样子，内心里却搜索枯肠，措词艰苦，“那天，那天晚上，吴晓和他几个叔叔给我过生日。我们一起吃的晚饭，吃完饭吴晓有事就走了，后来我们公司的人找来几个女同志想开个家庭舞会。你的两个朋友，我记得一个叫艾丽，还有一个叫……叫什么来着，对，叫阿欣，也来了，陪他们跳交谊舞。我是不喜欢跳舞的，那天也很累，就休息了。我一休息他们也就散了。可这两天我听说，你的两个朋友那天晚上好像出了点什么事。你听说了吗？好像那个叫阿欣的找不见了，不知道是不是被人拐卖了。有人怀疑是在我们那儿出的事……这就奇怪了，吴晓一走我就睡下了，我一睡下舞会就散了，她们也就走了，然后紧接着你就来了。我想你能不能帮我回忆一下，你那天晚上是几点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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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生命如此多情》第二部分（20）
这番话，吴长天可谓机关算尽，把自己的意思不着形迹地伪装起来，看上去仅仅像是在找林星核实一下那个晚上她登门造访的时间，但他一上来就有意把当晚各种活动的前后顺序，以及每个当事人聚散去留的时间关系一一排列叙述了一遍，实际上是对眼前这位潜在的证人的一种变相的引导，而且不露声色地在她的记忆中强加进某种印象。林星显然毫无警觉，顺着他的说法答道：
“我去您那儿大概快十点钟了吧，也许是十点多一点。因为后来我从您那儿出来到月光酒吧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吴晓他们正在台上演奏呢，这个我印象特清。”
吴长天说：“对，我记得你来的时候还不到十点吧。我们还在客厅里聊了一会儿嘛，还说到你给我送的生日礼物呢，你还记得吗？对对对，那个睡衣我真的很喜欢。那天咱们大概聊了有半个多小时吧。”
这当然又是一次精心的误导，女孩虽然没有完全认账，但她认同的时间，显然也大大超过了那天他们交谈的实际长度。
“没有，也就谈了一刻钟吧，那天我看你挺疲倦的，就没多坐。”
吴长天做回忆状：“啊，是吗？”话到此处，他心里基本是满意的，关于对事实部分统一口径的目的，已基本达成。接下来，他乘势提出了一个要求，这也正是他今天的真正来意：
“林星啊，将来有关部门要是找我了解情况的话，我可还得找你帮忙啊。我现在的记性真是不行了，你说得比我清楚。有人要是来了解情况还得你来说说，就算是请你给我们当一回小证人吧，好不好？”
林星点了一下头，但脸上挂出疑惑：“您知道艾丽和阿欣到底出什么事了吗？她们好像都离开北京了，她们好像真的出了什么事。”
吴长天含糊其词：“我也是听公司里的同志说起的，好像是这两天公安局的人打电话到公司询问那天晚上她们到我家跳舞的事。那天的事我也记不清了，就想起你来了。早上我上班路过这儿，就顺便停车看你在不在，想请你帮忙回忆回忆，正好碰上你。你的病最近好些了吗？”
吴长天匆忙结束了这个话题，唯恐继续下去会不留神扯出其他难以自圆其说的情节，所以他把话题转到了林星的病上。但马上又意识到问她的病情似乎也不够妥当，因为几天前儿子还把电话打到吉海，口气急切地向他要钱为她治病，他没有答应，坚持等他回京后父子二人当面谈了再说，儿子气得挂了电话。要不是昨天突然跳出那个神秘的敲诈者，搞得他直到现在都坐立不安的话，他今天本来是计划和儿子好好谈一谈的。他还是想说服儿子再慎重考虑此事，他可以同意儿子和林星交朋友，现在的年轻人交异性朋友也不非得是以结婚恋爱为目的。但无论时代怎样不同，终身大事总不能仓促决定。儿子还那么年轻，几年之后再考虑决定自己的婚恋对象，也为时不晚。几年之后儿子和林星大概都不会像现在这么冲动了。而且，说句不免残酷的话吧——几年后这女孩子的病究竟是好是坏，她究竟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也还不一定呢。
说到病，女孩的脸上有些百感交集似的，有点想哭，又忍住了。作为掩饰，她还笑了一笑，说：“还好吧。”又说，“谢谢您关心我。”
吴长天看看表，看表的意思是谈话可以结束了。在这场短暂的谈话中，他像以前一样，对女孩始终保持着长辈的慈祥与和蔼的态度。他说：“今天耽误你上班了，我们以后再聊吧。”他伸出一只手，向女孩告别。
女孩和他握了手，她的手比以往更多了一些软弱。她的目光也多了几分猜不出来由的羞涩，和他对视了一下，却并没有像以往那样急于回避，她说：“我以前，一直不知道该叫您吴总还是该叫您叔叔。现在，我也不知道，不知道该叫您叔叔还是该叫您……还是该叫您父亲。”吴长天愣着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又说：“我和吴晓，我们已经在昨天结婚了。”
什么！吴长天的笑容甚至来不及收回去，一下子僵在了脸上。
因为激动和局促，女孩的脸孔也赤红起来，声音却很平静，不带一点激动地，娓娓道来：“这件事，本来应该由吴晓来告诉您的。因为怕您生气，所以我们没敢请您参加我们的婚礼。我不乞求您祝福我们，但我想请您相信，我会永远永远爱吴晓的，我会尽我全部的力量，让他幸福。我请您相信！再见吧，爸爸。”
这个女孩儿从从容容地，转身走了，她叫了他一声“爸爸”，然后消失在花园的入口。吴长天一句话都没有说，或者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没有祝福、没有责骂，甚至没有来得及表示疑问。他完全被惊呆了。几乎弄不清是梦是醒，弄不清自己此时是何等心情，弄不清这女孩刚才的宣告，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儿子彻底离他而去了吗？他心里空茫一片，慢慢地走回自己的汽车，手指哆嗦得几乎插不进钥匙。在稍稍镇静之后的第一个片刻，他心里生出一种压抑不住的耻辱和愤怒，他不知道该恨这个女孩还是该恨儿子。他们竟然对他以父亲的身份很正常地提出的反对意见，做出如此激烈的对抗和报复。背着他结婚，不通知他就自己举行了婚礼，连个最后通牒都没有，就举行了婚礼！他想不到儿子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忘恩负义！他是他唯一的亲人，是一粥一粟把他养大又那么爱他的父亲，他竟这样地对待他，这样不留余地地刺伤他的感情。儿子这样做等于让他在他所有的部下、朋友和梅启良这样的领导面前，在一切生人和熟人的面前，成为笑柄。他想，毫无疑问，一切麻烦都缘于这个女孩，如果不是有了这个把自己的目标看得高于一切的女孩，这个要做什么就不惜一切都要做到的女孩，这个因为他没有为她的病付钱而被激怒了的女孩，儿子怎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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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生命如此多情》第二部分（21）
他呆坐在汽车里，很久，很久，被恼怒和伤心煎迫着，身上出了很多汗，像病了一样地不舒服。从这个女孩第一次无所顾忌也不懂规矩地闯入他的办公室要求采访的那时起，他在印象中就对她怀了某种反感。他从来不喜欢过于任性的女人。这一点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最富于攻击性的男人也懂得迂回和避让，但女人的攻击性总免不了有点肆无忌惮，常常对他人构成正面的侵犯。到此时，他对这个女孩的痛恨，达到顶点。仔细算算，父子的疏离反目，生日之夜的流血惨案，他遭遇的所有厄运和绝境，似乎都和这个女孩有关，都是因为认识了她才一一发生的。如果这个小星星果真是他命运中的一颗灾星的话，那么今天他找上门来求她帮忙消灾避祸，岂不是自投罗网吗？一种不祥之感蓦然笼罩上来，令吴长天不寒而栗。
一想到头顶上的这个灾祸，他的心情立即收缩起来，思绪也不自觉地，从那位已经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成了他的儿媳的女孩身上移开，陷入了对昨天那个诡秘电话的恐惧中。李大功上午已经带了他的身份证，悄悄到银行提款去了。中午，他将带回三百万现金赶到京西别墅，他们三人约了在那里碰面，然后和那个敲诈者联系。这是他们当前必须全力以赴了结掉的大事，其他一切都应置之度外。吴长天镇定了一下自己的心情，把钥匙插进车锁，打着了汽车。
他先到了公司，在办公室里草草地处理了几件无关紧要的事情，然后早早地，返回了京西别墅去等李大功。
中午，李大功来了。当他拎着一个沉重的大皮箱走进吴长天的书房时，吴长天和郑百祥已在这里等候了多时，中午饭也是让人送进来吃的。三百万的现金分别从几家储蓄所提取，一捆一捆整整齐齐地码放在皮箱里。吴长天看过钱之后，吩咐把皮箱藏进壁橱，然后三个人都坐下来，沉默地抽烟，等待那个敲诈者的电话。
这是一场令人心殚力竭的等待，整整三个小时在难耐的沉默中度过，小小的书房里充满了焦灼的烟气。将近四点钟的时候，那只手机响了，还是由郑百祥接的。对方先是喂了一声，作为试探，接下来便是郑百祥发问：“请问你是哪位？”对方显然听出了他的声音，第一句就问：
“钱备好了吗？”
尽管钱已备好，三百万现钞就在一墙之隔的壁橱里，但郑百祥的话还是迟疑了一下才脱口说出，因为这句话毕竟意味着他们的招认！
“备好了。”
“是三百万吗？”
“怎么给你？”
“你拿着钱，出门打个出租车，别忘了开着手机，除了我之外别跟任何人联络。你可得亲自去。我认得你，我在电视上见过你。要是你自己不来的话，咱们的交易就算吹了。”
电话随即挂断，耳机里一片“嘟嘟”的忙音。三个人面面相觑，李大功说：“吴总，我去？”
吴长天没有说话。
郑百祥对李大功说：“他在电话里没听出不是吴总的声音，肯定对吴总不熟。你在前边跟他接头，我跟在你后面策应，没事儿，别怕！”
李大功点头：“我没事，他不敢把我怎么着。郑总你也带个手机，万一有什么意外，咱们得保持联络。”
他们说着，从壁橱里拎出那只皮箱，还没出门，一直没说话的吴长天叫住了他们。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面无表情地从李大功手里接过皮箱，说：“我去。”
郑百祥和李大功都有点愣，但从吴长天的脸色上，他们看出没有必要再争。
下午四点钟，吴长天拎着皮箱走出京西别墅静静的后门。五分钟后，他站在街头叫住了一辆出租汽车。正是盛夏时节，七月流火，太阳虽已西斜，仍然灼灼地烤人。吴长天高大的身体坐进狭挤的车里，感到很不适应。车里没有空调，闷热得像个蒸笼。他想，这真是个生死不明的七月。
司机问他去哪儿，他胡乱说了一个地点，车顺着太阳照射的方向开去。他目光竭力平静，绝不瞻前顾后，尽管他很想回头看看郑百祥和李大功的车子，是不是已经跟在了身后。
车行不远，手持电话就响了，那人在电话里问：“上车了吗？”他答：“我在车上。”那人似乎并未听出他和郑百祥之间声音的不同，命令道：“现在到国际展览中心去。认识那地方吗？”他答：“认识。”对方便挂断了。
现在还不是交通的高峰时段，车子只开了半小时就到了国展中心的门口。这里正有一个家用电器的产品展览恰巧散场，又有毗邻的“家乐福”超市生意兴隆，因此马路上人车胶着，南北堵塞，吴长天的车子也被挤在其中。
这时电话又响了：“下车，到街对面去换辆车，去中粮广场。”那人的命令简洁明了。
他照办了。下车后，拖着皮箱艰难地穿过人流车流，走到街对面，上了另一辆出租车，朝着与来时相反的方向开去。他当然明白了为什么选这么个热闹拥堵，车辆无法当街掉头的地方让他反向换车。而且对手显然已经达到了目的，郑百祥和李大功已经被彻底地甩得无影无踪了。
二十分钟后，车子开到了中粮广场，电话适时地响起来：“下车，往前走。”他听命下了车，拖着箱子往前走。电话每次来的时间都恰到好处，说明敲诈者无疑就跟在他的身后，对他的行踪了然在目。他不禁左顾右盼，前后都是熙熙攘攘的路人。他的张望只不过是出于一种本能，想要发现那个用电话遥控他的家伙，当然是痴心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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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生命如此多情》第二部分（22）
就这样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他看见了北京火车站。电话再次响起来：“进去，买张车票，301次，去满洲里的，要硬卧。”他刚刚愤怒地问了一句：“到底在哪儿交？”对方已挂断了。
他在火车站新修的站前广场站住了，思前想后了好一阵才再度挪动了脚步。他还是得照着那个人的要求做。那人要的是他的钱，不是他的命，他想他不会有什么危险。那人让他这么来回折腾，大概都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他买了去满洲里的301次直快列车的票。票很好买，也许那人早把这些都打听好了，他没费什么劲儿就在窗口拿到了一张下铺。选择这趟列车也显然是一个用心良苦的预谋，因为距离开车的时间仅仅剩下不到二十分钟了，看来敲诈者早把一切都掐算得准时准点。
此时吴长天确实精疲力竭了，但还是吃力地带着这件着实不轻的行李，匆匆登上了301次列车。他记不得自己有多少年没有坐过火车的硬席卧铺了，对上车验票换票之类的手续，都有几分生疏。他的铺位在十二车厢，是这趟列车的车尾。乘客不算爆满，也上了六七成多，行李架上的大包小包已经横竖摆满，他只好将皮箱放到了铺位的底下。
站台上响起了送别的音乐，广播员的声音带着仪式化的激昂，灌满他的耳朵。吴长天注意地看着走道上来来往往的乘客和急急忙忙下车的送行者，无心细听。少顷，列车就在广播员过于煽情的“配乐朗诵”中缓缓启动，向着橘色的夕阳，咣当作响地开出了北京。
电话一直没有再响，吴长天在他的铺位左右各走了几步，注意观察了隔壁相挨的几拨乘客，似乎每个人都有些形迹可疑、眼神闪避似的，但当他以目光灼灼相逼时，又都是一脸无辜。
一路上没有任何动静，他靠着走道一面的车窗坐着，看京津大地在眼前快速退去，心里无尽的晦气。列车快到天津，广播里报来站名：前方就是天津北，请下车的旅客准备好，列车在天津北停车一分钟。广播员声音未落，电话终于响起来了，吴长天听到了那个人最后的指令：
“到前边车厢去，一直走，别回头，别动行李。”
他收起电话，起身往前一个车厢走去。走了两节车厢，车就进了天津北站。他边走边向车窗外张望，在天津北下车的人不多。天色已经黑了，站台上的人都已经看不清面孔。他走到七号车厢时，车又开动起来，他站下了。尽管没有指令，但他还是快步往回走，一直走回到他的十二号车厢，走回到他的铺位上。有四个人正围着窗前的小桌子打扑克。他坐下来，弯下身子往床下看，果然，皮箱已经不在了。
吴长天是在天津站下的车，他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钟了。他几乎不想对这个行程中的种种细节再做任何一点回忆，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疲惫和耻辱。他唯一希望的，就是这件事情能够就此了结，同时，能够永远遗忘。
在这个历史悠久的老牌杂志社里，虽然林星是个毫无背景的新人，但她结婚的消息在社里受到的关注，却大大超出了她自己的预料。除了因为她的美貌，在四十多年进进出出的编辑记者里，最为夺目；还因为她结婚的年龄，在绝大多数的知识女性中，也实在少见。更何况她现在正患病在身，一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半休呢，何以如此匆忙急迫地择婿嫁人？文人成堆的地方，对一切有违常规的事情总不免要演绎出种种复杂的情节和因果，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