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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敢质疑和反抗的，哪怕他们的理念与我们的阅读经验和常识相去甚远。现在是将被扭曲的理念回归到正常状态的时候了。李建军先生在此书中表现出的质疑的勇气，正表现了这种回归的努力。
第二，我特别注意到“交流”一词在此书中的核心地位，我想这个词表达了作者最基础性的理念。交流是小说作为大众文体这种定位的逻辑展开。尽管也曾有人关注过“交流”的重要意义，但把“交流”提到基础性理念的地位，却是这本书的一个理论创见。李建军先生把“交流”当作贯穿全书的思维线索，他说：“完全无视读者的小说写作，或完全无视作者的小说阅读，都是不利于实现小说修辞所追求的沟通和交流的终极目标的。”在这里，交流是被置于小说修辞的“终极目标”地位来予以认识的。交流既是作者对读者的尊重，也是读者对作者的尊重。绝对地说，小说不是作者纯粹地自我陶醉的存在物，没有读者，就没有其存在的意义，意义存在于阅读之中。20世纪西方文论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认为伟大的艺术品是不顾及读者的，一个真正的诗人只是一个自言自语者。这种理念的支撑之下，许多现代主义作品以形式的艰深为自我表现的方式，排斥读者，拒绝交流，以至将形式主义作为文学本体，一个作家如果不往这个方向进行努力，而写出了好读的作品，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在这种文学理念中，那种形式主义的创作才配称为纯文学。连小说这种大众文体也被贵族化了。排斥读者，拒绝交流，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文学，这种文学理念既不符合人们的常识，也不能解释人们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从《红楼梦》，甚至从唐诗宋词那里获得的阅读经验。但这种理念竟然可能成为西方现代文论主流，并给不少中国文学家批评家以强烈影响，对他们的创作和批评产生牵引。如果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么其合理性就在于创新的冲动。既然是创新，那么这种冲动在创作和文论中表现出对传统的偏激态度，也具有可理解之处。但问题是，这种创作和文论中的偏激居然引领20世纪西方文坛的潮流，成为正宗，并以自身的力量排斥传统，这就使事情离开了其正确的方向。我们坚信时间会来修正这种偏激。当形式拓展的空间日益狭小的时候，也就是形式的游戏到了尽头的时候。这时，传统表现出了自身强大的修复性力量。此书提出的纲领性口号是“向伟大的传统致敬”，表现了这种修复性力量的不可抗拒，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见强劲。
第三，此书在给小说以恰当的文体性定位，并强调其交流功能的基础上，正确地指出这种交流并不是非功利非目的性的，而是一个作者对读者的“说服”过程，这种“说服”，就是小说修辞的意义和目标所在。作者说：“小说修辞是小说家为了控制读者反应，‘说服’读者接受小说中的人物和主要价值观念，并最终形成作者与读者间的心照神交的契合性交流关系而选择运用相应的方法、技巧和策略的活动。”从基本理念上来说，小说以至整个文学都承担着价值传递的功能，这种功能既是对人的关切，也是对人的尊重。在人性和人道之外去寻求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可以是一种例外，也应该允许这种例外存在的权利。但如果这种例外成为基本理念，那么事物就走向了反面。西方现代文论家认为，寻求艺术的目的是可笑的，艺术是游离效用、道德以及一切实践的价值面独立的。这样的观念既无法面对文学史，也无法指引创作实践。如果艺术无功利无目的无实践价值，我们又怎么能够理解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理解《离骚》、《红楼梦》，理解鲁迅，甚至许多现代主义作家如卡夫卡等等？小说不是开在山野的花朵，它是人按照特定目标创造出来的。小说表达着特定的价值观念，而修辞的意义就在于使这些观念得到最佳的表达，从而被读者接受。为了完成这一使命，作者的适当介入是必要的。我们看《红楼梦》、看《孔乙己》和《祝福》等小说；尽管是非常客观的描写；但作者对人物的情感态度，仍然是有迹可寻的。李建军先生将《小说修辞学》的作者布斯对小说价值意义的阐发做了结合中国式语境的拓展，并在肯定布斯理念的前提下指出了其理论的若干不足之处，使小说修辞在价值传达方面的意义得到了更加完整的理论表达。
同时；这部理论著作在体系上的完整性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内在结构逻辑严谨，又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叙事学在价值层面的空缺状态，理论的表述也相当清晰、准确、精当。我注意到这部著作是作者在大量的阅读和研究的基础之上完成的，它所涉及的理论著作和小说文本有数百种之多。因此，它是在一个坚实的理论平台上完成的，这个平台保证了此书既有开阔的理论视野，又有丰富的作品阅读量。比如；像《尤利西斯》这样艰涩的小说，哪怕是从事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认真地读过，更不用说将它读透，谈出自己独特的见解。李建军先生就下了这个功夫，并把这部天书式的书当作小说修辞病象的个案，予以批评。对这样的小说。中国的作家和批评家大都聪明地敬而远之，谁敢说个“不”字？李建军先生就说了，而且说出了自己的道理。不论这种道理是否充分完整，其勇气都是令人感佩的。本人也属那种敬而远之的“聪明人”，但还是感到了中国文坛的确需要几个敢于去细啃那些硬骨头，并说出真实想法的“傻子”。
由于上述理由，我已经决定了，以后就将这本书作为自己“小说理论”研究研究生课的基本教材，这是我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的一本合适的著作。
（原载《文艺争鸣》2004年第4期）
第54节 我的阅读主张
李国文
阅读，并不都愉悦。
有愉悦的阅读，也有不是那么愉悦的阅读。
人的一生，其实阅读的最大一本书，是生活，是现实，是社会，是命运。年过古稀的我，这本大书，读了快一辈子了，差不多也该读完了，总结起来，无非碰过钉子，翻过跟头，无非挨过板子，打过屁股，从来也不曾阅读出来什么愉悦。不过，都是已经过去的事了，不值提起，也不必提起。一个人，在大时代里，不过沧海一粟。
在那些含垢忍辱的日子里，也就只有于阅读之中，赖所获得的愉悦，聊以自适。
每本书，都是一个独特的天地，当你沉埋于这个用文字建造起来的虚幻世界里，你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到的，被打板子也罢，被踢屁股也罢，钉子碰得七荤八素也罢，都会在阅读中暂时忘怀，久而久之，这种阅读的愉悦；就是对于身外一切纷扰的遁逃。
中国的读书人，这些年来，大致都经历过，一，无书可读的禁绝时代；二，只有一种样式，一种体系，一种规格，一种思想的书，而无其他书可读的设限时代：三，才是今天这种基本上什么书都有可能读到的逐步放开的时代。
至今我还记得，上世纪60年代中期，红卫兵运动波澜壮阔之时，在我劳动改造的工地，西南某县城的街心广场上，亲眼目睹红了眼的小将们，将县剧团的戏箱，抬来付之一炬的“革命”场面。那些书被中学生撕碎开来，当作引火柴用，实在让我心疼。
我还记得，70年代，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旁边，有心人会记着那扇常常虚掩着的门。门口无任何标记，只有知情者；才知道这是专售内部出版物的门市部。这便是中国式的读书生活了，书，可以供燃烧用，可以供擦屁股用，书，也可以奇货可居，也可以千金不易。推门而入，便是楼梯，拾级而上，凭一张内部购书证，可以在那里买到不陈列在书店里公开出售的图书。因为我曾经靠朋友引荐，获此殊荣，故而得以像地下工作者，进入那里。那种神秘兮兮的感觉，比后来到小西天看内部电影还要牛皮一些。
人，大概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没有，想得到，但得到了，也就拉倒了。过去无书可读的时代，哪怕一本没头没尾的书，对识字的人来说，都会拿起来，要翻一翻，看一看的。而到了什么书都能弄到手的今天，读书的欲望；倒不具无书可读时期的那股劲头了。
从一些知青作家的成名史看，他们几乎无一不是在那个无书可读时期，贪婪地，甚至冒着风险阅读那些被视为封、资、修的四旧文学书籍，走上文学道路，写出成功作品的。为什么很多知青作家；在随后的日子里，创作力有接续不上之虞呢？原因当然很多，但我想，当有了许多可读的书以后，那种如饥似渴的阅读冲动，显然已非当年。
生活，现实，社会，命运这本大书，带来太多的愉悦以后，阅读的愉悦，势所必然地次而次之了。
一般来说，凡阅读，目的有二：一，求知，二，消闲。
只要打开一本书，总会给你带来学问。我一向认为没有不可看的书，只有看不到的书。然而，对于时髦的书，流行的书，炒作的书，五个人以上穿一条裤子齐声叫好的书，就只好遗憾，放弃阅读了。
我的阅读主张，说来简单。那些有学问对我有用处的书，我用吃橄榄的办法阅读，反复咀嚼，徐徐品味；那些有学问然而对我用处不大的书，我用吃甘蔗的办法阅读，啜其甜汁，吐其渣滓；那些没有什么学问也没有什么用处的书，也许在某些正经人看来，不属大雅的书，视若敝屣的书，我就用吃石榴的办法来阅读了。固然，石榴这东西，能食的部分极其少，不能食的部分尤其多，但此物之苦之涩之酸外的，偶然一得之甘旨，忽然意外的清香，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口味。
有时，阅读一本闲书的愉悦，所带来的身心充实胜过很多灌输的学问。
我想起一个忘了出处，但总是砥砺着我的读书故事。
那应该是一本革命回忆录；应该是一位革命前辈的亲身经历。上个世纪的30年代，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时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他，被抓进苏州反省院里。在关他的单人牢房的墙夹缝里，挖出来一部未被狱卒发现的、已很零散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显然，这是前一位关在这间牢房里的难友，有意留存下来的。他在那几年的关押反省期间，这部可以说是相当枯燥乏味的哲学书籍，是他惟一可读的书。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党把他营救出来，嗣后，他竟然成为一位研究《反杜林论》的哲学专家。
我由此推想过，若是处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将会携带一本什么书籍，走进班房呢？根据我个人从1957年开始，直到1979年为止，长达22年的阅读经验，一种处于基本上相似的班房状态下的阅读经验，我会在下列两种书籍中择其一：
一，曹雪芹的《红楼梦》；
二，鲁迅的杂文集。
这是我读了一辈子的书。
《红楼梦》和鲁迅的杂文，给我所带来的阅读愉悦：一，不论从哪一页翻开来阅读，不论从头往后读，还是从后往前读，都能很快进入角色：二，不论读过多少遍以后，再捧起来读下去，都能找到与前不同的，每读每新的体会；三，不论时间和空间发生什么样的变革、变迁、变化，甚至变异，这两部书籍之所以不朽，就在于永远有话好说的强大生命力上。
在我阅读的全部历史中，差不多有22年，这两位大师的书籍，总是与我的行李，背囊，吃饭的搪瓷盆，粮票，菜金在一起。那些日子里，我发配到修建铁路新线的工程单位劳动改造，差不多走遍大半个中国。幸好，即使在最为严峻的“文化大革命”岁月里，这两位大师也不在禁绝之列，于无奈的孤独中，只有阅读他们，是惟一的慰藉。
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中，优秀的文学作品，与史传是可以画等号的。曹雪芹的书，鲁迅的书，其实就是形象化的一段历史记载；而优秀的历史著作，譬如鲁迅称司马迁的《史记》，为无韵之《离骚》，也是对其极高的文学价值的肯定。我记得，80年代后，中国出版事业的空前发展，各种史籍、类书、集成的大部头图书的推出，过去没有的，现在有了，过去藏在深闺人不识的，现在广泛传播了。于是，活到老，学到老，便是浪费了青春，荒疏了学业的我们这一代，“亡羊补牢，犹未晚也”的要务了。
说到底，中国人的阅读，是和汉语中特有的“学问”这个词语密切相关的。
何谓“问”？无非不知，不解，不懂，不会，为了求知、求解、求懂、求会，所以要“学”。因此，学问全从问来，无论是吃橄榄式的阅读，吃甘蔗式的阅读，还是吃石榴式的阅读，先问一声“为什么？”最为关键。
学问的问，是获得阅读愉悦的最为重要的一点。
（摘自《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6期）
第55节 今天为什么还要阅读经典
刘梦溪
今天的国际与国内的现实环境、社会与经济与政治与文化的特殊景观，一句话，今天这样的时代，还需要读中国古代的经典吗？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的确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多重性格的时代。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加以解读。比如你可以说，现在是一个大力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时代，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是知识过剩的时代，当然也是一个文化垃圾充斥的时代；还可以说这是一个形式超过内容的时代；是过去、现在与未来拥挤在一起的时代；或者换一个说法，可以说是过去、现在与未来互相脱节的时代；还可以说这是一个消解文字的时代，一个读图时代等等。
那么身处如此繁杂、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不用说中国古代的经典，宽泛些说，我们还需要读书吗？我是指文字的文本阅读，现在还有它的价值吗？
实际情况是，现在在我们中国，很多人已经不喜欢读书了。不读书的“理由”据说可以举出很多，比如因为现代社会节奏快，文本阅读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快节奏要求；也可以说由于工作太忙，腾不出读书的时间；还由于诱惑太多，其他方面已占满了自己的精神空间，不愿意再把时间花费在读书上。尤其电视的影响力大得不得了，传媒视觉形象的冲击远远超过文字阅读的魅力。何必还来读书呢？
可是我想说的是，文本阅读是不可缺少的。要说现代化，欧洲、北美总比我们更现代化得多吧？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是良好的读书风气。火车上、飞机上、轮船上，到处都有人安静地阅读。他们的习惯是不说闲话，只读书。我们相反，只说闲话，连闲书也不看。读书风气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风气，甚至也是一个社会的道德风气的反映。因为读书不仅使人获得知识，还可以使人变得安宁，减少浮躁气。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可以说充满了浮躁气。扎扎实实做事情的人少了，走捷径、取巧的人多了。包括大学、研究机构，也染上了肤浅、浮泛的学风。人文科学已大大贬值。此种情况下，培养文本阅读的兴趣、形成读书风气，尤为重要。如果说人们往往喜欢追求时尚的话，读书也应该成为今天的一种时尚。
问题是怎样培育读书风气？首先是社会应有所提倡。但比提倡更重要的是，社会应该形成普遍重视学问、重视读书人的风气。如果读书人受不到重视，提倡读书就少有效果了。我们所以长期未能形成读书风气，一个重要原因是读书人的社会地位太低，以至于极端的竟有“臭老九”之称。中国传统社会读书人的地位是很高的，士、农、工、商，“士”居四民之首。近百年不断激进地反传统的结果，知识分子的价值被严重弱化。特别在今天，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地位，正在直接受两种势力的挑战：一是“官本位”的挑战，一是社会普遍商业化的挑战。大学、研究机构的建制也套行政级别，教授、研究人员的工资待遇，竟然与行政挂钩，这是“官本位”挑战读书人社会地位的显例。至于全社会商品化的挑战，更是不言而喻的了。官、商对知识分子成钳制、挤压之势，读书人的无力与无奈，随时随处可见。这种社会的与文化的结构，要想造成普遍的读书风气，不用说自是困难重重。所以，我认为要培育读书风气，前提是要造成全社会普遍重视读书人的风气，使大家都能够珍惜文化、重视学问、尊礼大儒。或者换一个说法，最主要是社会各阶层的官员、国家的指导者，应该有读书的习惯，懂得读书人的价值，奖励读书，优礼读书人。如做到这一层，全社会普遍读书风气的形成必将指日可待。
那么我们应该读些什么样的书呢？难的是要有读书的意愿，如果有了读书的意愿，读什么书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简单地说，读总比不读好，也就是古人说的开卷有益。当然认真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