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的名单。大家对很多想法做了详尽的讨论。一直到会议快结束时,坐在会议桌远端靠
会议室后墙的鲍勃·亚当斯才犹犹豫豫地举起了手。
顺便说一下,他说。他最近在纽约参加罗素·赛奇基金会的董事会议。这个基金会
为社会学研究出过不少资。在会议期间,他和新上任的花旗银行总裁约翰·里德
(JohnReed)交谈过。亚当斯说,里德是个很有趣的家伙,刚四十七岁,是美国最年轻
的企业主管。他在阿根廷和巴西长大,其父曾在那儿当企业主管。他在华盛顿和杰弗逊
大学拿了一个文学士学位,在麻省理工拿了一个冶金学学士学位,又在麻省理工的斯隆
商学院拿了商学硕士学位,科学知识十分广博。在罗素·赛奇基金会董事会议上,他显
得十分愿意和学术界人物交流思想。
不管怎样吧,在喝咖啡时他和里德谈起了桑塔费研究所的事,亚当斯尽力向他做了
解释。里德非常感兴趣。他当然没有一亿美元可以给他们。但他想知道研究所能否帮助
他了解世界经济。里德说,当面临世界金融市场的问题时,那些职业经济学家就只能编
造童话故事了。花旗银行在里德的前任奥尔特·韦斯顿(Walter Wriston)手下陷入了
第三世界债务危机。花旗银行一年中损失了十亿美元,还有一百三十亿美元的巨款也许
永远收不回来了。银行雇佣的经济学家不但没能预测到会发生这种情况,甚至他们的建
议只是把事情弄得更糟糕。
所以里德认为,也许需要一个全新的对经济学的认识。他问亚当斯,桑塔费研究所
是否对解决这个难题有兴趣。里德说他甚至愿意亲自来桑塔费谈谈这个问题。你们怎么
认为?
潘恩斯说,亚当斯的话音刚落,“对这个提议我只考虑了一瞬间,立刻就说:‘这
个主意太好了!’”考温随即响应。“把他叫到这里来。”他说。“我去筹集所需花
费。”盖尔曼和其他人也纷纷插话表示赞成这个主意。但在座的人心里都清楚,现在把
经济学当作复杂系统来研究,至少提前了二十年。考温说:“这项研究几乎难以界定学
科界限。它涉及人类行为。”但,见鬼去吧,研究所的事照目前这个速度进展,他们已
经没有对任何人说不字的余地了。这事值得一试。
菲尔·安德森在电话上说,戴维(潘恩斯),确实,他(里德)对经济学很感兴趣。
经济学其实是他的一大嗜好。没错,与里德的会谈听起来很有趣。但戴维,我来不了。
我太忙了。
潘恩斯极力游说。他知道安德森不喜欢旅行,于是就说,但是菲尔,如果你把事情
安排好的话,你可以搭乘里德的私人飞机来,还可以带你夫人一起来。你们俩可以一起
享受一下搭乘私人飞机的乐趣。那真是妙极了。那些飞机直接把你送往目的地,从家里
出门到跨进这儿的门,可以省你六个小时的时间。这也给了你一个认识约翰的机会。你
可以和他谈谈研究项目,可以……
好吧,安德森说,好吧。我来。
所以,1986年8月6日,星期三傍晚,安德森和他夫人乔艾思登上了花旗银行的专机
飞往桑塔费。嗯,安德森不得不承认它确实飞得很快,但也很冷。花旗银行的飞机爬上
了五万米高空,远远高于一般商用飞机的飞行高度。但机舱里的暖气却好像对付不了严
寒,乔艾思·安德森缩在机舱后面的一块毛毯下面。安德森坐在前排和里德、以及他的
三个助手,布朗·奈夫(Byron Knief)、尤金尼亚·辛格(Eugenia Singer)和维克
多·麦内泽斯(Victor Menezes)谈论着经济学。一同前往的还有麻省理工的经济学家
卡尔·凯森(Carl Kaysen)。此人主持过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现在是罗素·赛奇基
金会和桑塔费研究所董事会的董事。
安德森发现里德很像亚当斯所形容的那样:聪明、直率、善言。在纽约,他因集体
解雇职员而恶名远扬。但安德森发现,在私下交往中他是一个随和而不装腔作势的人,
一个喜欢在和人聊天时把一条腿翘到椅子扶手上的企业主管。他显然没有被诺贝尔奖得
主给唬住。他说他其实早就希望有这样一个会面的机会。这也正是为什么他喜欢罗素·
赛奇基金会董事会议,喜欢其它学术机构董事会议的原因。“这种事对我来说十分有趣。
这给了我和学术知识界人物交谈的机会。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与我的日常工作大不相同。
从两种不同的角度看世界使我受益匪浅。”里德回忆说,去桑塔费必须考虑怎样对一群
专家学者解释清楚地个人对世界经济的偏颇看法,这使他感到非常兴奋。“这与你对着
一群银行家讲话显然完全不同。”
对安德森来说,桑塔费之行是关于物理学、经济学和变幻莫测的全球资本流动的一
场绝妙的漫谈。他还发现里德的一个助手不只是旁听而已。穿着好几件毛衣仍然在发抖
的尤金尼亚·辛格为里德做了一个对计量经济模型的调查,她这次来是要就这个调查做
一个报告。这些计量经济模型包括联邦储备银行、日本银行和其他银行采用的大型计算
机对世界经济的模拟。安德森立刻就喜欢她了。
辛格颤抖不已并不是因为机舱里太冷。“我是被约翰要我做的事吓坏了!”她笑道。
她除了一张数学统计的硕士学位之外一无所有,尤其缺乏这方面的工作经验。“而约翰
竟要我来对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们做报告!说得客气点,我觉得我在技术上根本不具
备这个资格。”
“这是我第一次对约翰给我下达的任务说不字。但他却轻描淡写、事不关己地说:
‘哎,尤金尼亚,你会做好这件事的。在这方面你知道的比他们多。’”所以她就来了。
事实证明里德是对的。
由亚当斯和考温共同主持的会议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在距桑塔费以北十英里处的一个
旅游牧场召开,只有十几个人参加。与会者中包括考温的老朋友杰里·盖斯特
(JerryGeist)。他是新墨西哥公共服务公司的主席,这个会议的资助者。这次会议并
不着意于科学交流。而是一场阐述和澄明,各方都极力想说服对方,让对方做自己非常
希望对方做的事。
里德首先发言。他带来了一叠投影用的透明薄膜片。他说,他的问题基本上是他深
陷于一种蔑视经济分析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现存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基于这之上的
计算机模型根本就无法在他面对风险和不稳定因素时向他提供做决策所需要的信息。有
些这类的计算机模型极其复杂。其中一个尤金尼亚待会儿会向各位详细描述。这个计算
机模型有四千五百个方程式和六千个变量。但没有一个模型能够真正对付得了社会和政
治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就是最重要的变量。大多数模型都假设操作者会用手工输入利
率、汇率和其他这类的变量,而这些恰恰是一个银行家期望经济模型能预测到的变量。
几乎所有这些经济模型都倾向于假设这个世界永远不会远离静止不变的经济均衡,而事
实上这个世界经常由于经济突变和骚乱而动荡不安。总之,巨型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能够
给予里德和他的同僚们的,一点儿也不比他们凭直觉判断的要多。其结果也许都是想象
出来的。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以1979年卡特总统任命保罗·弗尔克(Paul Volker)为联邦储
备局局长为标志的世界经济动荡。里德解释说,这场经济动荡始于四十年代。当时各国
政府都挣扎在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经济恶果和其间的一次西方经济大萧条之中。在这种
困境之中,各国政府纷纷认识到,世界经济已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赖于各国之
间的合作。这种共识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议(Bretton Woods agreements)中表现
得最为突出。各国在新政之下纷纷放弃了以前的孤立主义政策和保护主义政策,开始转
向同意让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这样的国际组织来运作。结果非常
成功。从金融上来说,世界经济起码持续了二十五年的稳定发展。
但到了七十年代,1973年和1979年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尼克松政府让美元在国际
货币市场自由浮动的政策、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和蔓延肆虐的“经济停滞、通货膨胀”—
—这一切导致了布雷顿森林协议之后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瓦解。资金开始以越来越快
的速度在国际上流动。在那些为降低成本而正把生产线从本土移至海外的美国和欧洲的
公司的支持下,迫切需要投资资本的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借巨款来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
里德说,在他们雇佣的经济学家的建议下,花旗银行和其它许多银行欣然将几十亿
美元借贷给这些发展中国家。当时保罗·弗尔克宣誓就任联邦储备局局长,发誓要控制
通货膨胀,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哪怕这意味着要让利率高到穿透屋顶,导致经济衰退。
但没人真的相信他的话。里德说,事实上,银行和他们雇佣的经济学家们都没有能够及
时注意到,各国政府也都发出了同样的信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无法容忍政府强制的
痛苦,是不是?所以花旗银行和其他银行在八十年代初一直还在把钱贷给发展中国家。
直到1982年,墨西哥首先宣称,反通货膨胀引发的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导致他们无力偿
还贷款。然后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菲律宾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都纷纷如此宣
称。
里德说,自1984年他出任花旗银行总裁以后,花费了大量时间来理清这团乱麻,迄
今为止花旗银行已经损失了几十亿美元,世界各国银行的全部损失约在三千亿美元左右。
所以,他应该寻找什么样的资金运作替代方案?里德并不指望任何新的经济学理论
准确到能够预测到保罗·弗尔克这样的特殊人物会上台。但是更符合社会和政治现实的
新经济学理论应该可以预测到会有像弗尔克这样的人上台——不管怎么说,出于政治上
的需要,他毕竟非常成功地控制住了通货膨胀。
他说,更重要的是,一个更好的经济学理论也许能够帮助银行注意到弗尔克行动隐
含的意义。“任何能够加强我们对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经济驱动力的理解和认识的事
情都值得一做。”就他听到的现代物理学和混沌理论而言,物理学家的一些想法也许能
够被应用于发展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不知桑塔费研究所能否帮忙?
桑塔费方面的人被深深吸引住了。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尤
金尼亚·辛格对全球计算机模型的详细介绍也同样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尤金尼亚介
绍的这些计算机模型包括规划连接(包含六千个变量)、联邦储备局跨国模型、世界银
行全球发展模型、华利商贸模型和全球最优化模型。她总结说,这些模型没有一个是切
实可用的,特别是在对付经济变化和震荡时。
所以这个话题又提出来了,桑塔费能帮得上忙吗?
嗯,也许吧。整个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桑塔费研究所的学者对自己观点的阐述和
说明。安德森谈及涌现和集体行为的数学模型问题,其他人谈到用先进的计算机图形处
理技术来把堆积如山的数据转化成生动易懂的图形,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模拟能够适应、
进化和从经验中学习的动因,以及将混沌理论用于分析和预测股市价格浮动、天气变化
和其它这类随机性现象的可能性。最后,双方自然而然地达到了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
这项经济学研究值得一试。安德森回忆说:“当时我们全都说,将此列入研究计划是有
可能的。当代均衡经济学无法预测里德所谈及的经济震荡,这个经济学究竟缺少了什么
呢?”
尽管如此,桑塔费方面的人还是表现得机智小心。虽然考温和他的同事们急需花旗
银行的资金,但他们十分明确地对里德表示,他们无法保证会有奇迹出现。他们的一些
想法也许会有用,但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计划,也许会一无所获。这个羽翼未丰的研究
所最不需要的是过高的期望和开空头支票。如果他们承诺他们无法办到的事,那无异于
自杀。
里德说,他完全能够理解。他回忆说:“我的想法是,我不认为我们非要实实在在
地得到某种具体的结果。”他只需要一些新的思想。所以他保证不加以时间上的限制,
甚至不限制是什么样的具体成果。如果桑塔费研究所能够开始着手这项研究,并一年年
地取得明显的进展,这就足够了。
“里德的话点燃了我对从事这项研究的热情。”安德森说。他们同意,下一步的工
作是召开一个会议,一个扩大的研讨会,出类拔萃的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可以坐在一起
研究讨论各种问题,拟出一个切实可行的研究计划。如果里德愿意为此捐资几千美元,
桑塔费研究所就可以开始着手这项工作了。
这笔交易就这样谈成了。第二天早上,里德和他的助手们五点钟起床,坐轿车前往
桑塔费机场。里德希望尽早赶回东海岸的纽约,开始一天繁忙的工作。
肯尼思
不,戴维,安德森说,我没时间来组织这个经济学研讨会。
但是菲尔,潘恩斯在电话中说,你在和里德交谈时说了许多有趣的事。这个新的研
讨会将是一个妙不可言的机会。你来邀请物理学家,然后我们再邀请最优秀的经济学家,
组成研讨会的另一半成员。
不行。
听我说,潘恩斯说,我知道这又给你添了一件事。但你想,你会发现这事真的非常
有趣,考虑一下吧。和夫人谈谈看。如果你答应了,我会帮助你的。你不用老是呆在桑
塔费。
好吧,安德森叹道。好吧,戴维,我做就是了。
安德森虽然已经答应了下来,但却不知从何处下手。他从来就没有组织过这样的研
讨会。但谁又干过这事呢?好吧,很显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找一个能挑头为研讨会邀
请另一半经济学家的人。他起码还认识一个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的詹姆士·托宾
(James Tobin),他曾和他上同一个高中,比他高几届,正巧也是诺贝尔经济奖得主。
吉米,他在电话上说,你对这样的事感兴趣吗?
不,我不感兴趣。托宾在听安德森解释完他想让他干的事之后说。他不是一个合适
的人选。但斯坦福的肯·阿罗也许会感兴趣。事实上,如果安德森愿意的话,他很乐意
给阿罗打个电话。
托宾肯定在电话上有一番精彩的描述。当安德森给阿罗打电话时,阿罗确实表现得
兴趣十足。“我和肯在电话上聊了挺长时间。”安德森说。“结果我们发现我们俩的观
点非常接近。”虽然阿罗是当今主流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但他也像安德森一样,对传
统理论持有一些反叛的态度。他太清楚常规经济学理论的弱点之所在了。其实他比任何
批评家都能更明确地阐述其弊端。他偶尔也发表被他称之为“持不同意见”的论文,呼
吁新的思想方法。他鼓动经济学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人类心理学上来。比如,他最近
对把非线性数学和混沌理论应用于经济学十分感兴趣。所以,如果安德森和桑塔费研究
所的人认为能够探得新的方向——“嗯,这听上去没法不是一件有趣的事。”他说。
所以安德森和阿罗就着手开列名单,用与邀请创建期研讨会成员的同样标准为这次
研讨会选择人选。他们需要那些有杰出学科背景,但又思想开放的人参加这个研讨会。
在阿罗这方,他认为他需要一些对正统经济学了如指掌的人。他不介意别人批判常
规经济学,但他们最好要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批判些什么。他考虑了一会儿,写下了
几个名字。
然后,他需要有一个偏重经验的人掺和进来。他想,只有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有坚
实知识的人参加这个研讨会是不利的。你需要有人提醒你注意那些常规经济学对现实的
不能解释之处。让我想想。也许那个去年他听到过他演讲的人会是个合适的人选,就是
那个一直在从事人口统计学方面的研究,一直在谈论报酬递增率的人。他的研究不错。
阿瑟·布赖恩。他在名单上写下这个名字。
第三章 造物主的秘密
1986年秋天,当菲尔·安德森和肯·阿罗正在为经济学研讨会开列参加者名单时,
乔治·考温正在和桑塔费教区的克里斯特雷修道院商谈三年租赁期的交易。这个砖砌平
房结构的建筑物坐落在被称之为坎杨路的一条蜿蜒弯曲的小路上,正好紧挨着画廊林立
的昂贵地段。
该是研究所正式运作的时间了。迄今为止,麦克阿瑟基金会这类的基金组织已经开
始逐笔拨给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