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他的关于报酬递增率的讨论“不是经济学”。在学术讨论会上，很多听众十分愤怒：
你竟敢说经济不是均衡的！这些猛烈的攻势使阿瑟深深领教了挫败感。他显然需要同盟
者，需要能够敞开思想、听他说话的人。这个愿望和他所有想回家的念头一起，成为他
重返柏克莱的理由。
所以他们就都坐在学部的俱乐部里吃三明治。汤姆·罗森堡（Tom Rothenberg），
曾经教过他的教授之一，就免不了问他这样的问题：“告诉我，布赖恩，你这一向都在
研究些什么？”“报酬递增率。”阿瑟给了他一个短促的回答，作为这个话题的开头。
经济系主任阿·菲什洛（Al Fishlow）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但据我们所知，报酬递增率并不存在。”
“而且，即使它存在，我们也不得不宣布它不合法。”罗森堡笑嘻嘻地抢过来说。
然后他们就都笑了，并不是恶意的，只是自己人之间开个玩笑。这只是件无关紧要
的小事。但这笑声不知怎地却整个儿粉碎了阿瑟虚幻的期望。他呆坐在那儿，在这一打
击下噤不能言。这是两位他最敬重的经济学家，但他们根本不听他说话。阿瑟突然感到
自己既天真又愚蠢，像一个因为知之甚少，所以才会相信报酬递增率的雏鸡。柏克莱之
行粉碎了他最后的希望。
在接下来的午餐中，他几乎再没有注意到别的事情。当午餐结束，大家礼貌地互告
再见以后，他钻进他那部老旧的富豪车，经海湾大桥开回了旧金山市。他在第一个出口
下道，驶往英巴卡德罗，在他看到的第一家酒店门口停了下来。他走进了这家酒店，在
四周点缀着蕨类植物的环境中开始认真地考虑是否要整个儿地放弃经济学。
当他差不多快喝完第二杯啤酒的时候，他发现这家酒店已经开始变得非常嘈杂了。
那些雅皮士们正来到这儿大举庆祝爱尔兰守护神的节日。嗯，也许该是回家的时候了。
在这里坐下去肯定不会有任何结果。于是他站起来，走出了门，钻进他的车里。濛濛细
雨仍在不停地下着。
他在佩罗·阿尔脱的家，是旧金山市南三十五英里处靠近斯坦福的一所郊区公寓。
当他终于将车开进家门前的车道时，已经是日落时分了。他肯定是弄出了一些响声，他
的妻子苏珊打开了前门，看着他穿越草坪：这是一个瘦长的、头发过早灰白的男人，看
上去衣衫不整，极其疲惫厌倦，一如他目前的心情。
“嗨，柏克莱之行怎么样？他们喜欢你的主张吗？”她站在门口问。
“糟糕透了。没人相信报酬递增率。”阿瑟答。
苏珊·阿瑟以前已经见过她的丈夫从学术论战中惨败而归的情景。“嗯，我猜如果
每个人一开始就都相信它，那就不会是一场革命了，是吗？”她尽力找安慰的话来说。
阿瑟看着她，在那一天里第二次被震得哑口无言。旋即他就无法自控地大笑了起来。
一个科学家的教育
布赖恩·阿瑟操着贝尔法斯特人特有的柔软的升调说，在贝尔法斯特，当你做为一
个天主教徒长大以后，一种叛逆的精神自然而然地在你的性格中形成了。这并不是因为
他确切地感到过被压迫。他父亲是个银行经理，他的家庭是个地道的中产阶级家庭。他
亲身被卷入的唯一的一起宗派事件发生在一个下午，当他穿着教会学校的校服往家走的
时候，一伙信基督教的男孩子向他扔砖头和石块。有一块砖头击中了他的前额。（当时
前额上的血流进了他的双眼，挡住了他的视线——但他狠狠把那块砖头扔了回去。）可
他并不认为基督教徒真的就是魔鬼。他的母亲就曾经是基督教徒，与他父亲结婚后改信
天主教。他也从来没感到自己特别具有政治色彩。他的兴趣更倾向于思想和哲学。
然而，叛逆的精神却仍然像是从空气中渗入了他的性格。“爱尔兰文化并不教你去
领导，而是教你暗中破坏。”他说。看看爱尔兰人都崇拜些什么人：沃尔夫·托恩、罗
伯特·埃米特、丹尼尔·奥康纳尔、佩德雷克·珀斯。“所有的爱尔兰英雄都是革命者。
而最高形式的英雄主义是领导一个绝无希望取得胜利的革命，然后在你被绞死的前夜，
在审判席上发表你一生中最伟大的演说。”
“在爱尔兰，服从权威的号召从来就不起作用。”
他说，正是爱尔兰人的反叛特色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使他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贝
尔法斯特的天主教徒具有极为轻蔑知识分子的倾向。所以嘛，他自己当然就偏要成为一
个知识分子。事实上，他记得早在四岁时，在他远不知道何为科学家之前，就想当一个
“科学家”了。只因为当一个科学家的想法有着妙不可言的诱惑力和神秘感。但是，如
果年轻的布赖恩仅仅只有这样的想法，而没有这样的决心，也是当不成科学家的。他在
学校读书时，从一开始学工程、物理和严格的数学起就投入了进去。1966年，他在贝尔
法斯特的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 in Belfast）获得了机电工程专业的头等奖。
他母亲说：“啊，我想你最终会在哪儿当个小教授的。”其实他母亲很为他感到骄傲。
在这个家族里她这一辈的人当中还没有人读到过大学呢。
1966年，这同样的决心又引他跨过了爱尔兰海峡，来到了英格兰的兰卡斯特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Lancaster），开始攻读运筹学（operations research）这门数
学性非常强的研究生课程——这门工科课程基本上是一套计算技巧，计算如何让一个工
厂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或计算如何保持对一架遭到意外打击的战斗机的控制。
“那时，英国的工业状况很糟糕。我想，也许我们能用科学重组工业，解决眼下的问
题。”阿瑟说。
1967年，当他发现兰卡斯特大学的教授们全都愚蠢、堕落到令他难以忍受——“有
一个爱尔兰人来我们系不错嘛，这给我们增加了点儿色彩。”阿瑟尽力模仿着乏味而势
利眼的英国人的腔调说——他离开了那儿，去了美国安·阿泊的密执安大学。阿瑟说：
“我一踏足美国就感到像回到了家。那是六十年代，那儿的人很开放，文化也很开放，
美国的科学教育是世界一流的。在美国，好像一切都是可能的。”
但不幸的是，在安·阿泊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那就是，那个地方不直接通向阿瑟
喜爱的山和海。所以从1969年秋季开始，阿瑟转学到柏克莱做博士学位。为了获取支撑
他读完学业的钱，他在转入柏克莱之前的夏天，向世界上最优秀的一家管理咨询公司之
一，麦肯锡公司（McKinsey）申请了一份暑期工作。
他的运气好得不可思议。阿瑟直到后来才意识到他有多么幸运。人们你争我抢地想
受雇于麦肯锡公司，而公司却看中了他的运筹学背景和他懂德语。他们需要派人到杜塞
尔道夫分公司去工作，问他是否有兴趣。
他有兴趣吗？这是阿瑟一生的黄金机遇。他上一次去德国时，干的是一份每小时七
十五美分的暑期蓝领工作，这次他又到了德国，才二十三岁，去指教巴斯夫（BASF）的
董事会成员们如何解决石油部门和煤气部门的问题，或如何经营价值几亿美元的化肥公
司。“我从中得知，最上层的管理其实就像最下层的管理一样简单。”他笑着说。
但麦肯锡不仅仅只是为他个人镀了一层金。麦肯锡基本上是个出售当代美国管理技
术的公司（这个概念在1969年听起来并不像十五年后听起来那么奇怪）。阿瑟说：“当
时欧洲公司的特点是，每个大公司都拥有上百个下属分支。他们甚至搞不清自己都拥有
些什么。”阿瑟发现自己非常有兴趣深入到这一类混乱无序的问题之中去，获取形成这
些问题的第一手资料。“麦肯锡确实是世界一流的。他们并不是在兜售理论，也不是在
兜售什么时髦的玩艺儿。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完全卷入到错综复杂的情况中，就生活
于其中，切身地感受它。麦肯锡派出的班子通常会在一家公司一呆就是五六个月，甚至
更长时间，研究一系列极其复杂的情况和相互间的关系，直到把其中的模式摸得一清二
楚为止。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就都围坐到办公桌边，有人就会说：‘这事肯定会是这样的，
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另一个人就会说：‘如果这事是这样的，那么那件事的结果肯定
会是那样的。’然后我们就走出办公室去核对。也许一个地方分支的总经理会说：‘嗯，
你们基本上是对的，但你们遗漏了这一点或那一点。’所以我们又要花费好几个月的时
间一次次地澄清问题，直到完全搞清楚为止。解决问题的答案便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产生
了。”
没过多久阿瑟就认识到，当他面对复杂的真实世界时，他在学校里花费了那么多时
间掌握的漂亮的方程式和花哨的数学仅仅是工具——而且是很有限的工具。最重要的是
一个人的洞察力，看到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能力。不无讽刺的是，正是这种认识把他引
向了经济学。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那是在他就要离开麦肯锡去柏克莱之前。有
一天晚上，他和他的美国老板乔治·陶切开车行驶在德国西部的鲁尔河谷，那是德国的
工业中心。在行车途中，陶切开始谈起他们经手过的每个公司的历史——哪个公司把什
么东西拥有了一百年，整件事是如何有机地、历史地发展起
来的。这对阿瑟来讲是一次新的发现。“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经济学。”如果他
想了解这个如此强烈地吸引着他的混乱无序的世界，如果他想真正改变人们的生活，那
他就必须去学经济学。
所以，阿瑟在那个夏天以后，带着高涨的求知欲，奔赴柏克莱。在对经济学一无所
知的情况下，他宣称经济学正是他所想学的。
其实，他并不想这么晚了再来重新改换门庭。在密执安大学，他已经修完了大部分
运筹学的博士课程，剩下的只是完成博士论文了。每个博士候选人都得完成具有自己独
创性研究的大部头博士论文，以证明他或她已经掌握了这门技巧。但阿瑟还有充分的时
间来写论文：加州大学坚持他必须在柏克莱住满三年，以符合读博士学位的年限要求。
所以阿瑟被允许用他的富裕时间选修所有他能够上的经济学课程。
于是他就这么做了。“但麦肯锡的经历却使我对经济学大为失望。在这里，完全没
有在鲁尔河谷时那样强烈地吸引了我的历史感。”他说。在柏克莱的教室里，经济学就
像是纯数学的一个分支。作为经济学基础理论而著称的“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把这个
多姿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世界简化成了用几页纸就能写尽的一系列狭隘、抽象的法则。
所有的教科书都充满了数学等式。最优秀的年轻经济学家们好像都在把自己的学术生涯
献给对一个个定理的证明，而不顾这些定理和现实世界是否有任何关系。阿瑟说：“经
济学如此重视数学使我感到非常吃惊。对我这个来自应用数学领域的人来说，定理是一
个永久不变的数学真理的声明——而不是用许多公式来包装打扮对琐事的观察结果。”
他无法不感到经济学理论过于简化了。不，他反对的并不是数学的严谨。他喜欢数
学。在费时数年来学习电机工程和运筹学之后，他的数学功底要比他的大多数经济学同
窗强得多。不，困扰他的是经济学的不可理喻的非现实性。计量经济学家们如此成功地
把他们的学科转变成了假扮的物理学，在他们的理论中，人类所有的弱点和激情都被滤
去了。他们的理论把具有动物本能的人描绘成了像粒子那样的东西：“经济人”，像神
一样的存在物。这些存在物的理性思维永远是完美无缺的，永远是冷静地追求可以预测
的自我利益。就像一个物理学家可以预测一个粒子对任何一组特定的力会作出何种反应
那样，经济学家也可以预测经济人会对什么样的特定经济形势作出何种反应：他（或它）
会正好把自己的“实用功能”发挥到极致。
同样，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状况描绘成永远处于完美的均衡之中，供总是正好等于
求，股票市场永远不被疯癫和狂泻所覆没，任何一家公司都不会强大到能够垄断市场，
十全十美的自由市场的魔术总是能够把经济效益发挥到最大值。没有比这种观点更能使
阿瑟想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了。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们把宇宙看成是艾萨卡·牛顿
完美运行定律下的一种巨大的、精确有如时钟的装置。唯一的区别是，经济学家们似乎
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在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操纵下的一个上足了润滑油的机器。
他就是无法苟同这样的观点，即便自由经济妙不可言，亚当·斯密是个绝顶聪明的
人。而且公平地说，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家们已经在基本的经济模式上发展出了各种详
尽的阐述，以涵盖诸如前景的不稳定性和财产继承这类的事。他们已经使经济学的基本
理论适应于税收、垄断、国际贸易、就业、金融、货币政策——举凡经济学家们能想到
的一切。但所有这些都没有改变最根本的假设。经济学理论仍然无法描述出阿瑟在鲁尔
河谷所见到的人类世界的混乱无序性和非理性——或者，像他每天都可以在柏克莱的大
街上见到的那些情形。
阿瑟并没有让这些想法烂在自己心里。“我想，因为我很强烈地流露出对定理的不
耐烦和想学习真正的经济学的意图，所以惹恼了好几位教授。”他说。而且他知道并不
是只有他持有这样的看法。他在参加经济学会时时常能在会议室的过道上听到有类似的
牢骚。
然而，他的另一部分天性却发现新古典经济学自有美妙得令人窒息之处。新古典经
济学知识作为一门绝妙的技艺，能与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相提并论。新古典经济学
的严格性、清晰性和准确性使得有着数学家天性的阿瑟无法不大为赞叹。而且他也可以
理解，为什么前辈经济学家会那么热衷于它。在上一代经济学家开始崭露头角时，经济
学还处于十分糟糕的状况。他曾经听到过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在三十年代，英国的经
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说，你可以让五个经济学家串
在一个房间里而得出六种不同的结论。从各方面的报道来看，他这么说还算是客气的。
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经济学家长于观察，但在逻辑思辨上显得略微逊色。甚至即使他
们的逻辑思维也很强，你仍然会发现他们会在同一个问题上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原来
他们是从不同的、未经阐述的假设来探讨问题。所以在那些与政府政策或商业循环理论
有关的重大问题上，都会爆发不同派系之间的学术论战。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掌握
了数学理论的经济学家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少壮派。他们是一群自命不凡的家伙，决心要
清除经济学的马厩牛圈，使经济学变成像物理学那样严格精确的一门科学。他们成就非
凡，近乎达到了目的。取得了这一巨大成功的少壮派们——他们中间有斯坦福的肯尼思
·埃罗、麻省理工的保尔·塞缪尔森（Paul Samuelson）、柏克莱的杰拉德·德布诺
（Gerard Debreu）、罗切斯特的特加林·库珀曼斯（Tialling Koopmans）和莱昂内尔
·麦肯奇（Lionel McKenzie）——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伟大的老人，新的法典。
另外，只要你想学经济学——阿瑟仍然决定要学——还有什么其它理论可供选择呢？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喂，这儿是柏克莱，卡尔·马克思当然还是有跟随者的，但阿瑟不
是其中之一。在阿瑟看来，能够被科学预测到的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中的阶级斗争进程这
些玩艺儿明摆着是愚蠢的。不，就像某个赌徒曾经说过的那样，这游戏也许是个骗局，
但这是全城唯一的游戏。所以他只能继续修他的经济学课程，决心要掌握这个并不让他
十分信服的理论工具。
当然，在这段时间里，阿瑟也一直在撰写关于运筹学研究方面的博士论文。他的导
师、数学家斯图亚特·德莱弗斯（Stuart Dreyfus），是一个很出色的老师，而且是一
个和他相同的人。阿瑟记得1969年他刚到柏克莱不久去德莱弗斯办公室做自我介绍时，
碰到一个蓄着长发和胡子的研究生刚好从里面出来。阿瑟问他：“我在找德莱弗斯教授，
你能告诉我他什么时候能回�湌m呂mo揕褼；槪希縲炅欧�铢ovH0跎a�5Ｚ*顮貟锰l蜎汼爄y鋽r誒7獡瀬％L＇葑％焙 莌k东拂》v1璈B．�咿赿仯�e o Ixⅰ�3�6BS％特釗（
溮f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