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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那些年长的、较为明智的白宫领导人终于被迫接受了铁的事实。苏联的核炸弹以
约瑟夫·斯大林的名字命名为“约－1号”。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就此拉开了帷幕。
考温说，事情就是这样。不，他并不想对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说抱歉。但反省那些
年他确实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在他看来，科学界集体放弃了对自己所做的事应该负有的
责任。
科学家当然不是从头开始就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也不是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责任。
1945年，一些参与了芝加哥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发起了一场请愿，要求政府在无人居住
的岛屿上试爆原子弹，不要往日本本土投掷原子弹。后来，在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
扔下原子弹，致使战争结束之后，美国许多参与核武器研制计划的科学家开始形成了各
种政治运动组织，游说政府对核武器的使用采取尽可能严格的控制——民间控制，而不
是军事控制。那些年出现了《原子科学家期刊》（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这是一份专门刊登关于原子武器这种新形式的战争力量对社会与政治的
影响的讨论的杂志。还出现了考温也参加的原子科学家联盟（The Federation of
Atomic Scientists），现在改称为美国科学家联盟（The Federation of
AmericanScientists）这样的政治运动组织。“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去华盛顿陈述
自己的意见，得到了很认真的对待。”考温说。“在四十年代，当原子弹出现以后，物
理学家被当成了奇迹的创造者。他们与麦克马洪议案（McMahon bill）的起草，与由此
而创立的原子能源委员会（the Atomic Energymission）、以及将原子能源置于民
间控制之下的思想有很大关系。”
“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完全得到科学家应有的支持。”考温说。1946年7月，在
麦克马洪议案被通过之后，科学家的这些活动基本上就销声匿迹了。他说，这也许是不
可避免的。科学的文化与政治的文化不是很兼容。“去华盛顿提意见的科学家离开那儿
的时候几乎都嚷受不了。”他说。“政治对他们是完全陌生的。科学家希望政策的制定
要以逻辑和科学实验的事实为依据，但那也许只是虚幻之想。总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科学研究人员很乐意地返回自己的实验室里去了，把战争留给了将军们来对付，把政治
留给了政治家来处理。”考温说，在这样做的同时，科学家们失去了一个施加自己的影
响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他们也许再也不会有了。
考温并没有为自己返回实验室的做法开脱，尽管实际上他比大多数人都更多地参与
社会与政治活动。比如1954年，在麦卡锡（McCarthy）的反共政治迫害闹得最猖撅的时
候，他成为罗沙拉莫斯科学家协会的主席，并与原子能源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施特劳斯
频繁见面。当时麦卡锡这位来自威斯康星的议员正在尽力让每一个美国人相信，他们的
国家已经到处都是共产主义分子。考温和他的同事们则抗议以反共为名的政治迫害，呼
吁更大的信息自由，减少实验室的信息保密。他们还尽力为曼哈顿计划的前主任罗伯特
·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辩护——虽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罗伯特·
奥本海默甚至被吊销了安全许可证。理由是，他也许和曾在三十年代参加过共产党会议
的一些人有牵连。
随着考温在贝瑟小组的工作（他在那儿工作了差不多三十年），他开始认识到，华
盛顿是怎样的一个头脑简单的地方，头脑简单到让人心烦。他说，在二次大战结束后的
日子里，美国从战前的孤立主义政策中脱颖而出，清醒地认识到军事力量之至关重要。
但在接受这一教训之后，所有的官员除了发展军事力量之外就不再顾及其他事情了。他
们的观点是，你必须抓住关键。“可我当时却觉得权力就像一个交响乐团，而我们有太
多的人却只会拉大提琴。”
事实上，考温当时很沮丧地意识到，苏联人远比华盛顿懂得权力的复杂和声。“苏
联人好像非常重视权力的知识感召力、以及权力在情感和思想意识层面上的内容。当时
我认为他们很重视权力的科学性。事实证明，我们以为他们只有十英尺高，但其实他们
并不止十英尺高。当然我是从俄国人的视角和我们的视角的比较来看问题的。他们玩权
力就好像是在下一盘大棋，下出多着棋，而我们玩权力好像是在做某种只有单一衡量标
准的游戏。”
考温说，有一度他甚至怀疑，这是科学家没有能尽到自己的责任的另一个领域。
“虽然那时我的意识不如现在这样清晰，但我感到，科学家应该能够用更加全面的眼光
来看待战后世界的本质。”但事实却是，他们没做到这一点。更确切地说，他自己也没
能够这样做，因为那还不是时候。自1949年8月苏联人爆炸了“约－1号”原子弹后，罗
沙拉莫斯开足马力投入了研制威力更大的热核武器：氢弹。尔后，在1952年秋天，当第
一颗氢弹实验成功后，罗沙拉莫斯的实验室继续全速前进，研制更小、更轻、更可靠、
更易于操作的氢弹。考温说，在朝鲜战争和与苏联在欧洲持续对抗的背景下，“大家都
觉得，核武器在权力竞争中起着使天平倾倒向哪一边的作用。核武器的研制因此变成了
一项极端重要的使命。”
最重要的是，考温在罗沙拉莫斯越来越多地承担了管理上的责任。工作的繁重，使
他没有太多时间从事科学工作。作为实验室的负责人，他从事科学实验的时间减少到只
能利用周末。“所以我在科学工作上没有太大的成就。”他不无感伤地说。
但权力和责任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他。1982年，当考温从罗沙拉莫斯研究中心主任的
位置上退下来，并接受了白宫科学顾问委员会（the White House Science Council）
顾问一职以后，权力和责任的问题就完全占领了他的脑海，他甚至预见到科学家获得第
二次机会的可能。
如果没有别的例子可以说明的话，那么，考温参加的白宫科学顾问委员的会议让考
温生动地回忆起为什么1949年那些研究人员们会如此渴望逃回到自己的实验室里去。他
和他的同僚们正襟危坐于会议室：一群威严的科学家围坐在华盛顿新行政办公大楼的会
议桌前，由总统科学顾问乔治（杰伊）·凯华兹［George（Jay）Keyworth II」提出一
系列的问题，征求各位的评述。乔治是前一年被提升到总统科学顾问这个位置上的。在
这之前，他是罗沙拉莫斯的年轻的部门主持人，在考温手下工作。考温不得不对自己承
认，他对所提出的问题无从评述。
考温说：“那时对艾滋病的议论还不多，但大家已经感觉到一种突然而至的警觉。
艾滋病是每次会议的一个议题。便坦白地说，对如何面对这个问题我感到非常困惑。”
艾滋病是关于公众健康的问题？还是一个关于道德的问题？它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
当时对此的解释还不是很明确。
“另一个议题是关于有人操纵的太空飞行与无人操纵的太空探险的争论。他们听说
议会不打算投票通过无人操纵太空探险的方案。但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真的。这与其说是
个科学问题，还不如说更是个政治问题。”
然后就是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战略防务提案。这是一个用基于太空的盾，来保
护美国免受大规模核导弹袭击的设想。但这在技术上可行吗？实施起来会不会导致美国
经济走向崩溃呢？即使星球大战计划能够被实施，但这样做明智吗？这样做难道不会动
摇权力均衡的现状，而导致世界进入新的一轮毁灭性的军备竞赛？
还有核电的问题，又该如何解释呢？在核反应堆熔化的危险和处理核垃圾的困难，
与确凿无疑是由燃烧化石燃料而造成的温室效应之间，你又该如何平衡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没完没了。考温发现这段时间的经历令人非常沮丧。他说：“这些
在科学、政策、经济、环境，甚至宗教和道德方面有着相互关联的问题，给了我们很具
挑战意味的教训。”然而他发现自己无能提出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来。美国科学顾问委
员会的其他学者型顾问好像也提不出太好的意见来。他们又怎么能提得出来呢？这些问
题只有具有很广泛知识的专家才能回答。而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作为科学家和行政官
员，都是以毕生精力成为某一个方面的专家的人。科学工作需要合作，这是科学的文化，
这一文化要求他们成为某一个方面的专家。
考温说：“通往诺贝尔奖的辉煌殿堂通常是由还原论的思维取道的。”也就是把世
界分解得尽可能小、尽可能简单。你为一系列或多或少理想化了的问题寻找解题的方案，
但却因此背离了真实世界，把问题限制到你能发现解决办法的地步。“这就造成了科学
上越来越多的碎裂片。而真实的世界却要求我们——虽然我讨厌这个词——用更加整体
的眼光去看问题。任何事情都会影响到其它事情，你必须了解事情的整个关联网。”
更令他沮丧的是，他感觉到，到了年轻一代科学家那里，事情变得越发糟糕了。就
往来于罗沙拉莫斯的年轻科学家来说，他们既聪明绝顶又生机勃勃，但他们在延续科学
的文化，这种文化一直在强行把科学智慧分割成越来越多的互不相干的碎片。
从科研机构来看（与政治正好相对立），大学保守得令人无法相信。年轻的博士们
不敢打破传统。他们不得不把他们最好的时光耗费在拼命追求在系里谋到一个终身教职。
这意味着，他们最好从事那些会得到终身教授委员会认可的研究。否则，他们将会听到
这样的话：“你与生化系的学者们干得很努力，但你怎么表明你是物理学这儿的学术带
头人呢？”而年岁大一些的研究人员不得不一睁开眼睛就拼命去争取研究经费。这意味
着，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研究计划归整到让基金会可以认同的范畴。否则，他们就会听
到这样的话：“乔，你的主意非常好，但糟糕的是，你的研究计划不属于我们这个部门
管。”每个人都必须争取使自己的论文被权威的学术刊物接受和发表，而这些权威的学
术刊物几乎只登载属于被认可的领域的论文。
考温说，就这样几年折腾下来，强制性的狭隘视野变成了一种不再被人们所意识的
本能。他的经验告诉他，罗沙拉莫斯的研究人员越是沉湎于学术世界，就越是难以让他
们参与团队工作。“我已经与这种状况抗争了三十年了。”他叹道。
然而，当他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时，他感到，最令人沮丧的是这种碎裂的过程对
科学整体的侵害。传统学科已经顽固和相互孤立得好像要自己窒息自己。你视野所及，
到处都有太多的科学良机，但太多的科学工作者似乎对这些漠然无视。
考温想，如果需要例子的话，只需要看看现在正敞开着的机会——晤，他现在还真
无法给这件事想出一个好的名称来。但如果他在罗沙拉莫斯的所见所闻有任何启示的话，
那么，有某件大事正在酝酿之中。在过去的十年中，他越来越感到，传统的还原论的思
维已经走进了死胡同，甚至就连一些核心物理学家也开始对忽视现实世界复杂性的数学
式的抽象感到厌烦。他们好像正在有意无意地探索某种新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他们
正在以他们过去这些年，甚至这几个世纪都从未有过的方式跨越传统的界线。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灵感似乎是来自于分子生物学。这是大多数人都不会
认为一个武器实验室会感兴趣的领域。但考温说，物理学家从一开始就深深地卷入了分
子生物学。分子生物学领域中的许多开拓者其实刚开始都是物理学家。他们转入分子生
物学的一个很大的驱动力来自于一本薄薄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生命是什么？》
（What Is Life）。该书出版于1944年，在这本集子中，奥地利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
发明人之一欧文·薛定谔（ErwinSchrodinger）对生命的物理和化学基础提出了一系列
富有挑战意味的思索。（薛定谔逃出希特勒的魔掌以后，二次大战期间一直安全地隐藏
在都柏林。）深受这本书的影响的人之一是弗朗克斯·克拉克（Francis Crick）。他
在1953年与詹姆斯·华生（James Watson）一起，利用从X光结晶中提取出来的数据推
演出DNA分子结构。X光结晶是早在几十年前物理学家发展出来的一种亚微观的想象技术。
事实上，克拉克起初是学实验物理学出身的。五十年代初，匈牙利理论物理学家、宇宙
起源大爆炸理论的最初提出者之一乔治·加莫（George Gamow）也开始被基因密码结构
所深深吸引了，他鼓动了更多的物理学家投入了这个领域的研究。考温说：“我听到的
第一堂关于生物化学的真正有见解的课就是加莫上的。”
他说，从此分子生物学一直深深吸引着他。特别是七十年代初，DNA重组技术的发
现使生物学几乎能够一个分子一个分子地分析和操纵生命的形式。所以1978年当考温成
为实验室研究中心主持人以后，他就立即开始支持在生化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计划。这
项计划在形式上是研究放射线对细胞的伤害，但其实是使罗沙拉莫斯的物理学家在更广
阔的范围内介入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他回忆说，那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在七十年代，罗
沙拉莫斯在哈罗德·阿基纽（Harold Agnew）的主持下扩大了一倍，而且向更多的非传
统的和应用领域开放。考温对分子生物学的强调正好适宜于当时的情况。结果，他支持
的那个项目对那儿的人们的思想，特别是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考温说：“从定义上我们差不多可以这样说，物理科学是一门以概念的优雅和分析
的简单为特点的学科。所以你就会以此为优点而看不到其它方面。”确实，物理学家对
社会学和心理学这些致力于探索真实世界的复杂性的“软科学”的轻蔑是众所周知的。
但分子生物学出现了，它是对复杂到不可思议的活系统的描述。这些有生命的系统受着
深层规律的支配。考温说：“一旦你和生物学交上了手，你就放弃了优雅，放弃了简单，
你被搅得乱七八糟。但从这开始，渗入经济学和社会问题就变得容易得多了。一旦你已
经沉入了一半，你也许就此开始游泳。”
与此同时，科学家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对复杂系统进行思考，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能够
做这种思考了。当你用笔和纸来解答数学方程式时，你能够对付多少变量，同时又不至
于陷进去出不来？三个？或四个？但当你具有了足够的计算机能力，你可以爱对付多少
变量就对付多少变量。到八十年代初，计算机已经非常普及了。个人电脑大量出现，科
学家们纷纷安装上了台式高效绘图工作站，大企业的实验室和国家实验室如雨后春笋般
地冒了出来。突然间，含有无数变量的无数个方程式看起来没有那么繁杂了。比如，从
救火皮带般长的数据中提取信息不显得那么不可能了，数行数行的数字和几英里长的数
据带可以被转化成以颜色来表示的农作物收成图、或埋在数英里深的石头下的蕴藏石油
的底层带。“计算机是非常好的记帐机器。”考温用很轻描淡写的低调说。
但计算机能做的远远不止记帐。也许经过编程以后，计算机可以变成完全独立的世
界。科学家们可以在计算机上做各种方式的探索，从而大大开阔他们对真实世界的理解。
事实上，到了八十年代，计算机的模拟功能就已经变得非常强大了，有些人甚至已经开
始谈论计算机是介于理论与实验之间的“第三种形式的科学”。比如，计算机模拟的雷
暴雨可以像是一种理论，因为除了描述闪电、风声和水蒸汽声的方程式以外，计算机里
不存在任何别的东西。但这种模拟同时也像是一种实验，因为这些方程式太复杂了，根
本不可能靠人力来解，所以科学家们在自己的计算机上观察模拟雷暴雨时，可以看见他
们的方程式以他们也许根本不可能预测到的方式展开。有时，甚至最简单的方程式也能
产生令人吃惊的行为效果。雷暴雨的数学实际上描述了一阵阵空气如何相互推挤、每一
滴水蒸汽如何凝结、又如何蒸发，以及其他类似的小规模发生的事。这里没有清晰明确
的论述，诸如“一柱上升的气流和雨水冻结成冰雹”，或“一股寒冷而潮湿的下降气流
突然穿透了云层底部，降落到地面。”但当计算机用�